今天是  星期

《太一生水》的“水”与万物之生成

——兼论《太一生水》的成书年代

白奚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3期)

 

郭店楚简佚籍《太一生水》篇记载了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以“太一”为终极存在和起点的宇宙生成论,在这个生成论中,“水”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本文拟通过对《太一生水》中的“水”在万物生成中的重要作用的探讨,还原隐含于其中并被其所吸取的更为古老的“水生论”,并通过同《管子·水地》篇的水生论的对比研究,探讨《太一生水》的成文年代并揭示其在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发展过程中的理论贡献。


    一、“太一”、“水”、“岁”与万物
    《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其第一步是“太一”“生”出“水”,然后由“水”来“反辅”“太一”以“成天”,再由“天”来“反辅太一”以“成地”。此后依次出现(“成”)的是“神明”、“阴阳”、“四时”、“凔热”、“燥湿”,最后“成”的是“岁”,即“成岁而止”。这是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相当完整、系统的宇宙生成论。在这个宇宙生成论中,“太一”是起点,是天地间一切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终极原因。这个“太一”并不含有任何宗教祭祀和天文学的意义,而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概念。


    这个宇宙生成论以“太一生水”为起点,以“成岁”为终点,这是一种极为有特色的思想,为迄今所仅见。为什么要以“岁”为终点呢?这需要考察“岁”的含义。中国古代的“岁”字有多种意义,其一是星名,即“岁星”或“太岁”;其二指一般意义上的年或年龄;其三指年成,如“国人望君,如望岁焉”(《左传》哀公十六年),“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管子·小问》)。“成岁而止”,当是指“年成”意义上的“岁”,而不是指一般时间意义上的“岁”,因为在“岁”之前已经有“四时”生成了,四时作为一个循环的周期便是一年。


    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解释万物的终极来源,多是从某个终极性的起点为始,而以万物的生成为终,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传》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而《太一生水》却是“成岁而止”,没有讲到万物,故而显得很特别。这是不是话还没有说完呢?当然不是。其实“岁”字在这里,除了表示时间的周期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示有收成。在正常的情况下,自然界季节变化的一个周期下来,农业生产一定会有收成,这是人们赖以生存之本。这个意义上的“岁”,与“年”字的初始意义是一致的。“年”字古文作“季”,象形兼会意,是由上面一个“禾”字和下面一个“千”字构成,此“千”字即是人身体的象形之简写形式。古人称禾谷一熟为“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收获时节,身负收割的禾谷,即是“年”,意为有收成。因而正常的年成亦称“岁熟”或“岁丰”,不正常的年成称为“岁凶”。而对于人类来说,作为“岁熟”的标志物的五谷,是万物中同人类的生存最为密切相关者,理应成为万物的代表。在《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序列里,虽然没有提到万物,而是从“太一”到“成岁”,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事实上已经涵盖了万物,因为“成岁”的周期性持续,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最重要的条件。在“成岁”的同时,所有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也都完成了它们生命的一个周期或阶段。因而,既已“成岁”,其他万物是否提及便成了无关紧要的了。


    事实上,《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在其他地方也提到了“万物”,其描述“太一”的运行时说:“周而或[始,以已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这里的“万物母”、“万物经”仍是在追问万物之所由来的问题,“太一”就是万物的终极来源。这里的“周而或始”、“一缺一盈”,似乎表明《太一生水》在这里不但是在追问万物的终极来源,还在表达宇宙万物运动的周期性及其表现形式,思考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存在的普遍规律。而“太一”的“周而或始”、“一缺一盈”,则可以看成是对“成岁而止”的继续思考,万物在“成岁”之后,还要在“太一”的主导和驱动下进行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周期性运动。这样看来,《太一生水》涉及的问题就不止于宇宙万物的生成,而且还包括宇宙万物的存在形式及其运动规律。事实上,在古代先哲们的思想世界里,宇宙万物的生成同其存在的状态和运动规律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需要一并思考并回答,只不过在回答的次序上有先有后而已。


    如果我们再细读《太一生水》关于万物生成的次序和各个环节的表述,就会发现其中几个重要的环节都同“水”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以五谷的成熟为代表的万物的生成即“成岁”,都是离不开“水”的。继“四时”之后出现的“凔热”和“湿燥”两个环节都同“水”的存在密切相关,不经过与“水”密切相关的这两个阶段,“岁”就不会“成”。“湿”和“燥”指空气和物体中所含水分之有无与多寡,这里不必多说。需要讨论的是与“热”相对的“凔”。“凔”的本义是“寒”,《说文·仌部》曰:“凔,寒也。从仌,仓声。”“凔”亦作“沧”,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曰:“凔,通作沧”,段玉裁亦曰:“凔,与水部沧音义同。”“沧”的本义亦为“寒”,《说文·水部》曰:“沧,寒也。从水,仓声。”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寒不是泛指的寒,而是专指水之寒或与水有关的寒。《素问·虐论》“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张志聪集注云:“水寒曰沧。”宋戴侗《六书故》卷六曰:“沧,千刚切,水清凉也。”此其一也。“沧”又训为“泠”,形容水之清凉澄澈,如“泠,清冷水也”(《广韵·青韵》),“泠者,水澄清貌也”(《慧琳音义》卷五十三“清泠”注引《苍颉篇》)。此其二也。古籍中出现的“沧”字,也每每与水密切相关,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凄沧,其化清谧,其政凝肃。”又如《汉书·枚乘传》载枚乘谏吴王书曰:“欲汤之凔,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此其三也。与“沧”字组成的固定词组如“沧海”、“沧浪”、“沧流”、“沧瀛”、“沧池”等,亦皆与水意义相联。此其四也。由以上训释可以看出,“凔”意为湿冷、湿寒,与“热”互为对文,表示与“水”密切相关的气温变化。农业生产经验表明,在一年四季中,只有经过了湿度和温度的节律性的变化,农作物才能生长以至成熟。至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太一生水》安排“凔热”和“湿燥”作为万物创生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在为“成岁”准备条件。


    以上我们对“凔热”和“湿燥”这两个环节的考察,可以引发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推论。“凔热”和“湿燥”同“水”的密切相关性,使我们明白了“太一”为什么要首先“生水”。“水”在反辅“太一”生成“天地”后,并不是把生成万物的接力棒交给了“天地”便与己无关了,而是在后续的各个环节中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作为其最终结果“成岁”的载体的五谷,其生长和成熟也都离不开“水”。而“水”的这一系列作用,其背后还有更高的、决定性的存在“太一”,“太一”生了“水”,再借助“水”而生成万物。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深地理解为什么作者要说“太一藏于水,行于时”了。《太一生水》的宇宙万物生成论,从其起始点,到各个中间环节,再到最终结果,都贯穿了“水”的重要作用,因而这种宇宙生成模式可以归结为“水生论”。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凔热”和“湿燥”乃是“四时”之节律变化的具体表现,“四时”变化的动力乃是“阴阳”之消息赢缩,“阴阳”的消长又是被“神明”所决定的,“神明”又是“天地”所生。由此我们综观《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的各个环节,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天地”间发生的一切变化和相互作用,其最终结果就落实在“成岁”上,都是在为“成岁”准备条件。由此我们似可得出另一个结论:《太一生水》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思考万物生成的,它反映了以农为本的我国先民的哲学智慧。


    水对于万物的重要性不仅在经验的层面最早被人们所重视,也引发了人们对万物起源同水的关系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各大区域都普遍存在。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就提出了水是万物的始基的思想,认为万物皆由水生成而又复归于水。亚里士多德对泰勒斯的这一思想的成因进行了解释,黑格尔引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他说:“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一个推测:泰利士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也许是因为他看到一切的养料都是湿润的,而温度本身也由这种(湿润的)东西生成,生物皆藉湿润以维持其生存。但是为一切事物所从出的那种东西,就是一切事物的原则。因为这个缘故,同时也因为一切种子都具有湿润的本性,而水又是一切湿润物的本源,所以他得出了这种思想。”①古希腊哲学家注意到了“生物”、“种子”同水的密切关系,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同《太一生水》的“成岁”联系起来思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从生物的生长来思考万物的起源的,都是把生物、农作物视为万物的代表。不同的是,在泰勒斯那里,水是万物的始基,水本身就是最高的、终极性的存在,而在《太一生水》那里,水对于“成岁”固然十分重要,但还只是具体的存在物,在水之上还有水之所从出的终极存在“太一”。两相比较,《太一生水》的哲学抽象程度显然要高于泰勒斯一个层次。


    二、《太一生水》的成文年代——以《水地》篇为参照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管子》的《水地》篇也从“水”与万物的关系的哲学层面上思考了“水”的意义。《水地》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的思想:“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这是先秦时期关于万物本原的最清楚明白的论点。但《水地》又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对“地”的描述同对“水”的描述几乎完全一致。在作者眼中,“水”与“地”都是“万物之本原”,对于万物、诸生乃至人类社会的价值系统同等的重要,这种哲学倾向可以归之为一般所说的二元论。有趣的是,《水地》只论“地”而基本不谈“天”②,这在古代的学说中很特别。至于“水”与“地”之间的关系,《水地》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这是借用人之血气流通而有生命来表达“水”对于“地”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一点,《水地》还有水“产于金石,集于诸生”、“集于草木”、“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万物莫不以生”等说法,作者在这里其实是在表达这样的思想:“地”之所有物产,从无生命的“金石”,到有生命的“草木”、“诸生”乃至“人”,都离不开“水”,都可以归为“水”的不同存在形式。
    然而,所有这些对“水”的描述,表达的都是万物离不开水和水是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的看法,用《水地》自己的词语来说,就是“水,具材也。”“具材”无非是说“水”是一种“万物莫不以生”的基本物质,但无论如何也不过是一种具体的“材”而已,并不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存在。因而,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水地》的“本原”并不真正具有“本原”的意义,其关于“本原”的思想仅止于“原素”论或万物构成论的层面,并没有继续追问“水”又是从何而来并由何决定的问题,没有超出“天地”的范围而上升到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的高度,还不能算作一个真正意义的、完整的宇宙生成论。这同《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显然不属于同一个理论层次。《太一生水》是在“万物莫不以生”的“水”之上继续追溯到更“本原”的、最为终极的存在——“太一”,这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宇宙生成论。


    人类的哲学思辨能力是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一步步提升的,因而,对一部古代典籍中的哲学思维水平进行评估,可以作为判定该典籍之年代早晚的一个重要依据。庞朴先生有一个论断可以作为我们判断《太一生水》和《水地》创作年代孰先孰后的出发点。他说:
    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的疑问:为什么太一要先生出水来,然后再生天、生地,而不直接生天地?水何以有如此重要的先于天地的位置?这里面,大概有一个历史演化的痕迹。就是说,这个宇宙论,可能是脱胎于此前的水生论;而“太一”这个绝对物,则是后来加上去的。③庞朴先生的疑问和判断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大都是先设定一个“太一”这样的“绝对物”,由这个“绝对物”开始演化的过程,首先生出“天地”或“阴阳”、“两仪”这样两两相对又互相依存的事物,由它们再演生出更复杂、更多样的事物。如《易传》的宇宙生成图式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帛书《黄帝四经》的宇宙生成图式是:道(一)、天地、阴阳、四时;《文子》:太一(道)、天地、阴阳、刚柔;《荀子》:大一、天地、四时、万物;《吕氏春秋》:太一、两仪、阴阳、四时;帛书《易传》;大恒、两仪、四象;《礼记》:大一、天地、阴阳、四时;《淮南子》:太一、阴阳、四时。④而《太一生水》首先生出的却是一个独立无匹的“水”,继“水”之后依次出现的才是两两相对的“天地”、“神明”、“阴阳”、“四时”、“凔热”等等。这种现象表明“水”对于《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图式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我们暂时撇开最高的绝对物“太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标准的水生论,《太一生水》就是由这样的水生论脱胎而来。根据这样的逻辑分析,笔者认为《水地》篇的水生论就是中国古代水生论的代表,《水地》还没有在作为“具材”的水之上找出一个“绝对物”,就其哲学抽象水平来看,尚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太一生水》的太一论则是由这样的水生论脱胎而来,其思辨水平显然是更高的,这样的作品应当是较为晚出的。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中,水不过是五行之一,因而《水地》的水生论总体上仍不脱五行说的范畴,不过是于五行中更为强调水的特殊地位而已。五行说是中国先民解释万物构成的学说中最早出现的一种,认为纷繁多样的万物可以归结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的物质原素。由于金木水火土都是有形可见的具体物质形态,且五行说并没有继续追问这五种基本物质形态的由来,因而五行说代表了先民对宇宙万物的本质的最早的哲学思考。《水地》篇不过是于五行中选取了水,并赋予其所谓“本原”的意义,用来表明万物皆离不开水的看法。水在五行中确实是最为特殊的一员,万物特别是生物的存在同水有比其他四行更为密切的关系,但《水地》对水的重视和强调并没有消解或代替其他四行的存在,作者说作为“地之血气”的水“产于金石”,但毕竟没有把“地”和“金石”归结为水。因而,把《水地》的水生论看成是五行说的一个延续或变种,应该是比较恰当的。当更深刻、抽象思维程度更高并能更好地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本质的哲学理论出现后,五行说便失去了理论优势,而仅仅作为一种思维框架而存在了,诚如有学者所言:
    《水地》篇的思想可以说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种个别,因而在《水地》篇之后,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思想就难以为继。而且,这样的思想一般出现得比较早,当气生天地或气生五行的思想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后,它再出现就不太可能了。⑤


    既然《太一生水》的太一论乃由《水地》的水生论脱胎而来,那么考察《水地》篇的年代就有助于我们为《太一生水》的思想断代。关于《水地》篇的年代,黄钊先生于二十年前写就的论文《〈管子·水地〉篇考论》⑥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黄钊先生认为,《水地》篇提到了“齐之水”、“楚之水”、“越之水”、“秦之水”、“齐晋之水”、“燕之水”和“宋之水”,这表明《水地》篇成文时中国境内主要存在上述七个国家,由于提到“越”而没有提到“吴”,说明此时吴已被越所灭,越灭吴是在公元前355年,因此《水地》成文的下限应为公元前355年。黄钊先生又认为,“齐晋之水”之“齐”字应为“叁”字之误,因为此两字古文写法仅一笔之差,形极相似而误,如此则“齐晋之水”应为“三晋之水”,由此断定《水地》成文的上限在三家分晋的公元前376年之后。于是,黄钊先生就把《水地》成篇的年代锁定在公元前376年至355年之间。下面笔者就围绕黄钊先生的观点和论证展开一些讨论,以期对《水地》的年代问题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


    关于“齐晋”,郭沫若先生在《管子集校》中曾有这样的考证,他认为“齐”字应属上句读,作“(秦之水)……其民贪利罔而好事齐”,“事”字于此读为“剚”,“齐”字训为“翦”,“好事齐”谓“好杀伐”也。黄钊先生认为郭沫若的训释是画蛇添足,笔者认为郭沫若的训释虽然迂曲,其结论却也符合秦人的性格特征。按照郭沫若的断句,“齐晋之水”就成了“晋之水”,如此则《水地》的成文年代还有可能提前到三家分晋以前。笔者以为,“齐晋之水”也好,“晋之水”也好,“三晋之水”也好,其实都不排除另一个可能,那就是这里的“齐”、“晋”指的是齐地、晋地,而并非一定要对应齐国和晋国。《水地》所论涉及的“楚之水”、“越之水”、“秦之水”、“燕之水”和“宋之水”也是如此,应该理解为某个地域之水。


    黄钊先生根据越国灭吴的时间断定《水地》成文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355年,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仍然不周全不严密,大有商榷的余地。因为:第一,《水地》篇成文的时间不大可能正好是在越灭吴的公元前355年当年,要是把它定位为在此之后的某年,可能性倒是大大地增加了,也更容易令人接受,因而把这一年作为该篇成文的下限,显得过于刚性。所谓下限本应指不晚于某年,而按照黄钊先生的推论方法,这一年恰恰却成了上限,即不早于这一年。至于比这一年晚多长时间,那就难说了。第二,黄钊先生没有论及《水地》中与“越之水”并列的“宋之水”,既然以灭国为参照点考证了越国,就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和方法来考证宋国,而黄钊先生却置宋国于不顾,难避有意绕开之嫌。宋国于公元前286年为齐国所灭⑦,此年晚于越灭吴七十年,如果按照黄钊先生的论证方法,这一年才应该是《水地》成文的下限。可见,黄钊先生的论证和结论有明显的问题存在,不足为据。


    如果把齐、晋、吴、越、宋等不是当作实体国家而是当作特定的地域来对待的话,黄钊先生遇到的问题也就都不存在了,他的论证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由于频繁和持久的兼并战争,先秦历史上列国的疆土总是经常变动的,而某一地域的代称却是相对长期和稳定的,《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史书上论及齐、越、楚等也都是将其作为某一地域来使用的,这些用法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影响。


    那么,既然《水地》提到的地名乃是指特定的地域,该篇成文的大致年代是不是就成了无法讨论的悬案了呢?恐也未必。《管子》一书非一人一时之作,这一点学界早已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其书中记述的某些内容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是齐人对齐桓管仲之传闻佚事的历史记忆。《管子》书中反映的思想内容虽然年代跨度久远,但该书的主体内容反映的是战国时期的思想,该书应该是百家争鸣时期齐地的本土学者们为了同来自列国的外来文化争夺话语权而托名管仲编撰而成。《水地》是《管子》中的重要篇章,记录了齐地先民对天地万物的基本看法。该篇也提到了管仲,其文曰:“是以水之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则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作者认为,人人都习惯于水的存在,而只有管仲能从水中总结出法则并遵从它;人人都与水同在,都拥有水,而只有管仲能掌握水的法则并运用它。这是齐人对管仲由来已久的称颂和对管仲之事功的追记,并将齐人对水的哲学认识同管仲联系在一起。这些情况表明,齐地的思想文化中可能存在着一个由来已久的重视水并对水进行哲学思考的传统,《水地》篇就是这一传统的结晶而被收入《管子》一书。《管子》虽成书于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但《水地》中以水为万物本原的思想却更为久远。


    《水地》还提到了“精气”一词:“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作者把“精气”和“水”看成是人的生命的基本构成原素,认为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心之能虑,都是由于水和精气的作用。“精气”一词和有关精气的思想主要见于其书的《内业》、《心术下》、《五行》、《侈靡》篇。“精气”论是《管子》的特色理论,学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道家的重要思想,《水地》的“精气”概念,亦应属于精气论的范畴。作者虽然把人的生命的本质归结为水,但并不认为有了水就有了人的生命,而是加上了“男女精气合”这一条件,这反映了作者受到了稷下道家精气理论的影响。作者还认为,水有“精粗浊蹇”之分,“能存而不能亡”,这同《管子》对“精气”的描述相似。因而,虽然《水地》篇的水生论其理论渊源甚早,但该篇的成篇年代应该定位于齐国稷下学宫活跃的战国中期为宜。


    在对《水地》篇的成文年代进行了以上讨论之后,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再回到《太一生水》。同《水地》的“水”相比,《太一生水》的“太一”其抽象程度显然要高出一个层次,从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和延续性来看,《太一生水》应该是晚于《水地》的作品。任何思想理论的出现都离不开之前的思想成果的积累和启发,《太一生水》也是在《水地》代表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提高的产物,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太一生水》中容纳、吸收了《水地》篇的思想成果。《太一生水》虽然吸收了《水地》篇的水生论,但作者所要解决的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来源问题,其关注和思考的焦点显然已不在“水”上,而是在更高、更本原的“太一”上,因而虽然在“太一”生成万物的过程中伴随着“水”的作用,但“水”在《太一生水》中已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从作者对从“成岁”到“太一”的逆向倒叙中省略了“水”这一环节即可以证明。《太一生水》曰:“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凔热之所生也;凔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作者在全篇的开头讲“太一”首先“生水”,然后才生天生地,而在倒叙这一过程时却没有提到“水”,这恐怕不能解释为作者的笔误或疏漏,而是说明“天地”归根到底乃是“太一”所生,“水”这一中间环节是可以忽略的。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在解决天地万物的终极来源这一更为根本的哲学问题上,“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绕开“水”的作用,并不妨碍人们对宇宙生成的问题进行终极性的探索。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太一生水》的作者依然把目光纠结在“水”与万物的密切关系这一问题上,就会妨碍他对宇宙生成问题的更深一层的思考,而只有容纳了水生论的思想成果并超越了水生论,才能由原素论上升到生成论的高度,实现新的哲学突破。这正是魏晋玄学所揭示的“得兔在忘蹄”、“得意在忘象”的道理之所在。
    以上我们考察了《太一生水》同《水地》的思想联系,我们的结论是:《太一生水》的“太一”论容纳并吸收了《水地》的水生论,将对万物的哲学思考由原素论的层次提升到生成论的高度,因而从产生的时间上看,应该是晚于《水地》的成篇年代。如前所论,《管子》一书成书于稷下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后期到三世纪前期,而郭店楚墓竹简的下葬年代学术界论定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正好处在稷下学宫最繁盛的时期。考虑到《太一生水》在入土前一定有一个流传的过程,因而我们可以论定,《太一生水》和《水地》的成篇年代应该是相去不远或正相衔接。


    《太一生水》容纳了《水地》的水生论,是因为后者代表了古代先民思考万物本质与来源这一哲学问题所经历过的一个特殊的阶段,是以《水地》的思想为分析这一发展阶段的样本,而不是认定《太一生水》的思想来自于《水地》或是对《水地》思想的直接发展。因为这其中还有一个某一思想学说流传的地域问题。《管子》成书于齐地,这是没有问题的,而《太一生水》则出土于楚地,其原创于何地?先秦时期是否曾在其他地域流传?均不得而知。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只能肯定这两部作品分别代表了古代宇宙观发展的两个递进的阶段,就其思想脉络来说是有前后相继的关系的,尚没有材料证明《太一生水》的思想直接传承自《水地》。因而,庞朴先生关于《太一生水》的宇宙论“可能是脱胎于此前的水生论”的论断,只能是在思想史发展的脉络和阶段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庞朴先生关于“太一”这个绝对物“是后来加上去的”论断,表明的正是中国古代宇宙论的理论形态由原素论到生成论的提升。

 注释: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82-183页。
    ②《水地》篇只有两处提到了“天”,一是“(水)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一是对龙的描述:“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这两处提到的“天”都止于日常用语的层面,不涉及哲学上的万物本原问题。
    ③庞朴:《一种有机的宇宙生成图式》,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3-304页。
    ④《鹖冠子》可能是另一个例外的情况,其宇宙生成图式为:太一(道)、元气、阴阳、天地、日月、四时、万物,这是一个同水生论的哲学思维水平约略处于同一个层级的气生论的宇宙生成图式。然而不同的是,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气从来都是分为阴阳或清浊的,因此,气其实也是一个两分的结构,这和独立无匹、不可再分的水是有重要的不同的。
    ⑤李存山:《从郭店楚简看早期儒道关系》,刊于《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⑥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⑦参看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8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稿      来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12-05

版权所有者:中国儒学网    Copyright (c) 2003—2011 www.confuchin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序号:蜀ICP备050322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