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本性与人的居住

——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张贤根

      (武汉科技学院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基于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海德格尔揭示了:在贫乏时代,荷尔德林诗在克服语言的技术化,把语言保存在其纯粹性之中,实现诗与思的合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意义。诗作为接受的尺度,意味着思想对语言的倾听。诗人是存在之家的守护人,只有在语言家园中,才能实现诗意的居住。

    关键词:诗的本性;诗思合一;接受尺度;语言家园;诗意居住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4)01–0136–04

 

 

荷尔德林(J.C.F.Hölderlin,17701843)是海德格尔极为推崇的德国诗人,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为诗人的诗人,并著有《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收入海德格尔全集第四卷)。通过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海德格尔阐发了自己的诗学、美学和哲学思想。荷尔德林的诗歌对海德格尔思想起到过极大的启迪作用,荷尔德林的诗歌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已融为一体。本文基于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等著作,就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展开评析,力图揭示海德格尔思想与荷尔德林诗歌的密切关联性。

 

一、贫乏时代与诗人的重新发现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认为,哲学家应成为“王”,诗与诗人则没有什么地位。在柏拉图看来,诗的迷狂关联于灵感,而不是智慧,文艺是理智的迷失。他甚至还认为,应把诗人从“理想国”驱逐出去。自柏拉图以来,诗一直未受到与理性和理论同等的重视。这表现在,从古希腊到近代,理性成为思想的规定,只是理性的表征方式略有不同。理性在古希腊为理论理性,在中世纪为实践理性。到了近代,理性成为创造理性。一般把思看作是理性的,而诗则被归为感性之列,思与诗是分离的。思想处于至尊的地位,而诗更多地受到的是贬损。

荷尔德林是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先驱,他幼年在教会学校学习,后来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之后,他一直致力于古希腊哲学、历史的研究以及诗歌、文学创作。荷尔德林生性忧郁、孤僻,后患精神病,深受疾病折磨。荷尔德林生前和身后很长时间未受到人们的关注。虽然,狄尔泰曾最早研究过荷尔德林的诗作,但尚未引起人们对荷尔德林及其诗的足够重视。直到二十世纪初一批诗人和哲学家重新发现了荷尔德林。荷尔德林诗作遗稿出版后,产生了极大的反响,遂掀起了“荷尔德林热”。尽管对荷尔德林的诗已有不少阐释,但海德格尔仍然认为,几乎没有人知道荷尔德林的诗的本性究竟是什么,这也表明荷尔德林诗阐释的巨大难度。

荷尔德林之所以被重新发现,其诗受到特别的重视,基于荷尔德林诗自身的意义和那个时代的特征。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技术的时代,海德格尔称之为不思的时代,也是荷尔德林所说的贫乏的时代。在这个贫乏的时代,存在被遗忘,诸神被驱逐。作为诗人,荷尔德林早就看到了这个贫乏时代之弊端。在这个贫乏的时代,海德格尔更感到纯粹之诗的弥足珍贵。正因为这样,荷尔德林也才受到海德格尔的如此亲睐,这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荷尔德林,并非因为他的作品作为众多的诗歌作品的一种,体现了诗的一般本质,仅仅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性。在我们看来,在一种杰出的意义上,荷尔德林是诗人中的诗人。”[1]荷尔德林之所以成为诗人的诗人,真正的诗人,在于他言说了诗的本性。这是他不同于与他同时代和先前许多伟大诗人之处,也正是荷尔德林的诗给予了海德格尔思想以独特的启示。

这里的时代,指荷尔德林具有历史经验的时代。而且,我们今天的高科技与信息的时代仍然属于这个时代,或者说并未走出这个时代。现代科技使人类昧于天命而处于最高的危险之中,人类中心论又把人类推到了生态毁灭等各种全球性灾难的边缘。荷尔德林所说的时代之所以贫乏,在于“上帝之离去,‘上帝的缺席’规定了时代”[2]在荷尔德林那里,上帝的缺席意味着,上帝不再把人与物聚集在其周围,而这种聚集是世界、历史与人嵌合一体的前提。上帝的缺席,到来的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技术主义的时代,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一个无家可归的时代。总之,一个贫乏的时代。

   在哀歌“面包和酒”中,荷尔德林问道:“……在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3]世界黑暗的贫乏时代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上帝的缺席决定了世界的黯淡无光,也由此规定了这个时代的无家可归,而无家可归折射出了存在自身的悖论。诗人究竟能为这个贫乏的时代做些什么呢?“在贫乏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探寻远逝诸神之踪迹。” [4]在这个时代,上帝缺席,存在被遗忘。传统形而上学导致了存在的遗忘,这在于形而上学把存在作为范畴看待时,已经开始把存在当作存在者来对待了,存在及其意义由此迷失。在海德格尔看来,要对存在及其意义展开探索,还必须找到恰当的存在论背景。诗人的使命旨在关切存在,思存在之命运,并为诸神(存在)的重临作准备。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也许正是诗人尤其是像荷尔德林这样的诗人之于这个贫乏时代的根本意义。

 

二、诗:从持存的创建到尺度的接受

 

    近代以来,在人类思想中,形而上学及其语言开始了泛化与滥用,思想和存在遭受损害。诗人以其独特的诗性语言,向形而上学发难,阐发诗歌与存在的深切关联。海德格尔在“纪念诺伯特·封·海林格拉特”一文中提到了荷尔德林的五个中心诗句。在这些诗句中,荷尔德林说道:“但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5]这个诗句位于他的“追忆”一诗的结尾,这里的“持存”(Bleibende),即是“存在”(Sein)。诗是存在通过语词确立自身的方式,这里的存在不是指存在者,而是指存在者的存在,更是关联于存在自身。

   存在不是现成之物,而是发生与涌现。诗人的天职在于,通过命名诸神,保持神圣,进而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从而创建持存。海德格尔认为:“作诗是对诸神的源始命名。”[6]只有基于这一前提,即诸神本身为我们带来语言,诗意的词语才能命名。那么,诸神又是如何道说的呢?

   荷尔德林在《恩披多克勒》的第四卷中说:

                 “……而且自古以来,

                  诸神的语言就是暗示”。[7]

  对诗人来说,至高之物就是神圣者,是一切喜悦之本源,是极乐。诸神既是朗照者,更是祝福者极乐或至乐相关于存在,“至乐的统一,存在,在这个词的惟一意义上,对于我们已消失,如果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它,我们必须失去它。”[8]只有失去的东西,我们才更感珍贵。那么,诗人又是如何相关于存在之创建呢?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之创建维系于诸神的暗示。”[9]这里的“创建”相关于捐赠、建基和开端。“当海德格尔解释荷尔德林的诗的时候,对他来说,问题既不是诗的审美价值,也不是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不以语言学上的注释为目的。他认为,荷尔德林的诗是由创作诗的本质的诗人的使命所支撑的。”[10]海德格尔看到了,荷尔德林的诗歌诗意地思了存在之真理。

诗与语言又有何关联呢?一般把诗作为一种文学之样式,诗是语言运用的一种方式。海德格尔却认为:“所以,诗从来不把语言当作一种现成的材料来接受,相反,正是诗本身才使语言成为可能。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11]诗之本性总关联于一特定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相应于某时代。在海德格尔的中、后期思想中,诗意的含义也有差异。在中期,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与创建相关联,当然,创建不同于具有浓厚主体性色彩的创造。到了晚期,海德格尔把诗意看作是尺度的接受,他说:“在诗中发生着尺度的接受。从严格的语词的意义上来理解,作诗乃是接受尺度。凭此,人才首先为他的存在的深广接受尺度。”[12]人作为要死者而存在,诗相关于思想对存在的倾听。

基于词与物的关联,诗人正是在词语上取得了本真的经验。只有词语才能把关系赋予物,在这里,诗人之经验表明了词语让物显现的独特意义。诗使语言成为可能,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诗与语言的亲缘性,表明它们共属一体,无关于因果性与逻辑推理。当然,这里说的语言指未受技术影响的纯粹语言,只有这样的语言才具有和能保持诗意之本性。同时,也只有诗才能使语言保存在其纯粹性之中。

诗并不受制于理性与逻辑,诗具有诗自身的本性,有其独特的表达,“诗作是从一种模糊的两义性来说话的。但诗意的道说的这种多义性并不转化为不确定的歧义性。”[13]歧义性指语言对某种确定性的丧失,而多义性却属于语言自身。诗意语言与经验,更易超越形而上学的、论证的、概念的与体系化的东西,更好地切近存在自身。诗的语言显示出语言之为语言的特质,正是诗使语言成为语言,并使存在居于原创性的语言之中。在奠基和开端的意义上,原初的命名就是给万物以最初的尺度,诗的这种对尺度的给予依凭诗人对语言的倾听,从存在那里接受尺度。在这里,接受之于给予是更本源性的。

 

三、诗与思的邻近与合一

 

诗与思的关联,一直是海德格尔思想关注的重要问题。从早期、中期到晚期的著作中,都贯穿了“诗——思——语言”这样一个问题圈。[14]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的诗歌中发现了对诗与思的密切关联的独特而深刻的揭示,而且,这种关联还蕴藏着及其深远的启示。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之中,作为摆置的聚集,座架使人以订造的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去蔽。在技术时代,事物不能作为事物自身而存在,技术把事物变成了加工的对象和统治的客体,事物被开掘和耗尽在人类无限增长的欲望和绝对的需要中,技术需要成为事物被处置的唯一尺度。更为严重的是,技术上的专制必定导致语言的技术化,从而使技术语言流行开来并被广泛接受,使语言失去了语义的丰富性和鲜活的生命力。

摆脱语言的技术化的根本之途在于,让语言自身道说,而这既有赖于诗意语言对技术语言的克服,又是通向语言的道路的应有之意。防止语言的技术化,让语言永葆诗意之本性是至关重要的。诗有助于技术主义之克服,这在于“诗的本质,即快乐的聚集和淡然处之、与诗的留居方式紧密相联。海德格尔认为,后者是在走出技术危险的出路。”[15]与海德格尔把技术语言看成是诗意语言的对立面不一样,罗蒂企图将这两种语言结合为“技术的诗篇。”[16]但这里的问题在于,罗蒂却没有看到这两种语言在本性上的不相容。

海德格尔在逻各斯的意义上讨论思,他认为后世的形而上学正是从源出于逻各斯而后又与其分离的逻辑来规定思想的。自柏拉图以来,思对象化,成为了知识,受制于概念。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和科学都远离了真正的思。诗与思都与语言密切关联,互为近邻。但形而上学使诗与思相分离,而诗与思的对话无疑会促成形而上学的克服。正因为诗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海德格尔才这样专注于荷尔德林诗的解读,并希望用诗去敞开被语言技术化的形而上学所遮蔽的思想。诗可使语言保有其本性,而语言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人离不开语言,更在于人受语言的规定。荷尔德林在一个残篇草稿中说:

“因此人被赋予语言,那最危险的财富……”[17]

那么,语言何以成为人的财富呢?作为人的所有物,人支配语言,在海德格尔看来,这里的财富相关于把语言视为一种实用工具。但海德格尔透过荷尔德林诗看到,语言的本性却不只在于成为理解的工具,因为作为理解的工具根本不可能触及语言之本性,而只是语言的本性的一个结果而已。作为工具的语言,赋予人,成为人的财富,却是最危险的财富。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作为工具之所以危险,在于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由此可见,语言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重要性。在中期,他把语言看成是存在的家园,而到了晚期,语言甚至成为存在与思想的根据。

诗与思的近邻关系不是对道说的模糊的混合,诗思对话敝开语言之本性,只有作为语言的语言即语言本身,才能克服形而上学对思想的限制,让思想成为存在之思。荷尔德林曾把思想家与诗人比喻为在“相隔很远的两座山上彼此接近”,海德格尔凭借荷尔德林的诗和前苏格拉底的思找到了诗与思合一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合一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是语言的规定性,正是诗使语言成为可能。在诗中存有思想之本性,思之隐与显关联于诗。思应力保诗意之灵魂,不应再受理性的规定,而是思存在。语言作为存在的家园或根据,表明诗之于存在的重要性。诗与思在存在之境域相关,在人们倾听诗歌时,词语之神秘向人们允诺,进而实现合一。荷尔德林作为诗人在其时代之所以重要,在于他的诗揭示了作为艺术本性的诗性,且把作为道说的诗与思相关联,并规定了那个时代。

 

四、诗人还乡与人的诗意居住

 

从荷尔德林那个时代起,“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一种世界命运”[18]无家可归是技术时代的致命病症,而还乡与守护家园变成时代最为迫切的任务。然而,“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19]当海德格尔借用荷尔德林这诗句时,他旨在表明,正是陷入危险之中,才使拯救成为可能。荷尔德林诗歌诗意地命名了存在,在荷尔德林的“如当节日的时候……”一诗中,荷尔德林用“自然”所命名的东西,贯穿了全诗。该诗的第二节如是说:

“自然的轻柔怀抱培育诗人们,

强大圣美的自然,它无所不在,令人惊叹,

但决非任何主宰。”[20]

自然之于诗人有何意义呢?在此荷尔德林表达得很清楚,自然培育了诗人。自然在一切现实之物中在场。自然之所以强大,乃是因为它是圣美的。在这首诗中,荷尔德林的“自然”的希腊文含义指生长、涌现,它所隐含的真理诗意地表达了自然之本性。在无家可归的贫乏时代,诗人的还乡更具有特别的意义。荷尔德林在“还乡——致亲人”一诗中,描写了还乡之途所见到的各种日常事物,如庙宇、小道、山谷、森林以及那些随遇相逢的人。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可爱。荷尔德林从康斯坦茨旁边的图尔高镇,经由博登湖,回到故乡施瓦本。荷尔德林在诗歌中,描写了一次快乐的还乡之经验。返回故里,一直是诗人之梦想,“可是,以‘忧心’一词为基调的最后一节诗,却根本没有透露出这位无忧无虑地回到家乡的人的欢快情调。”[21]虽然,故乡的人和物给人以亲切而熟悉的感觉,但是,“还乡者到达后,却尚未抵达故乡。”[22]这又是何故呢?

荷尔德林在“希腊”一诗中,揭示了大地与天空之间的隐秘关联,表达了对希腊的爱慕之情。对此,海德格尔的阐释是这样的,大地之为大地,仅仅是作为天空的大地;而天空之为天空,只是由于天空高屋建瓴地对大地产生作用。天地人神四种声音在鸣响,而大地与天空及其关联,归属于天地人神四元。各元之间密切关联,没有其它三元,任何一元都不可能独自存在。荷尔德林在“还乡——致亲人”一诗中说:“你梦寐以求的近在咫尺,已经与你照面。”[23]在诗人看来,虽然到处是熟悉的物和亲切的人,仿佛回到了故乡。但是,诗人却尚未经验故乡,也即在存在的经验里,诗人未能与故乡相遇。

在“帕特莫斯”一诗中,荷尔德林说:

“让我们以最忠诚的情感,

穿行其中,返回故园。”[24]

在同一首诗中,荷尔德林还说:

“神近在咫尺,却又难以把握。”[25]

怀着强烈还乡愿望的诗人,回到了故乡,却不能把握近在咫尺的神,人与神的距离,不是空间上的。神虽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尽管诗人回归了故里,诸神还是隐匿不现。诗人呼唤诸神的到来,“……但仅止于‘呼唤’而已,却并未使上帝露面,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在这上面取得过成功。”[26]无家可归的经验,是海德格尔解读荷尔德林诗歌的基础,“虽然海德格尔在他的不同阶段尝试了通往荷尔德林诗歌的不同通道,但无家可归的经验对于他来说是本源性的。”[27]在无家可归的时代,诗人还乡寻找家园以实现居住。居住又关联到建筑和思想,建筑的本性在于让居住。同时,思想与建筑以不同的方式属于居住,也以不同的方式为了居住。

荷尔德林在一首长诗中写道: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

居住在此大地上。”[28]

何谓诗意居住呢?一般人只把诗与文学相关联,尤其是像荷尔德林这样的诗人,晚年连生活都难以应付,何以谈诗意居住?海德格尔却从荷尔德林的诗句中,发现了诗人与诗意居住的独特关联,这种关联发生在诗意与居住的本性上,使诗意的居住成为可能。家园与人的存在是本已相关的,家园无关于人的住宅,有的人身居豪宅,却无家园;有的人人在旅途,居无定所,浪迹天涯,却总是在家。其实,道路本身就是家园。语言是家园之根基,“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于其住处。”[29]通向语言的道路,就是向诸神的切近,就是回家。在语言家园中的居住,基于一种四元合一,而也正是语言使四元合一成为可能。“诗的言说乃是一种与剥夺或馈赠相适宜的经验。它把一切保持在关系中,正如海德格尔所引用的,作为阅读荷尔德林的主导词的独特术语,即‘一切都是亲缘。’”[30]诗人是语言家园的守护人。同时,只有在语言的家园中,才能实现诗意的居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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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arc Froment-Meurice. That Is to Say: Heidegger’s Poetics[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90-91.

 

 

 

The Nature of Poetry and Man’s Dwelling

——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Hölderlin’s Poetry

Zhang xiange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Wuh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3, Hube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ölderlin’s poetry, Heidegger revealed that Hölderlin’s poetry has a unique significance in overcoming technical language, preserving poetry in its purity, realizing the identity between poetry and thinking etc. in poor time. As received measure, poetry means that thinking listens attentively to language. Poet is the defender of being’s home, only in the homeland of language, man can realize poetic dwelling.

 

Key Words: The Nature of Poetry; Identity between Poetry and Thinking; Received Measure; The Homeland of Language; Poetic Dwelling

 

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第一期

来源:作者赐稿

2004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