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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极端之间的中道与厚道

何怀宏

为“纲常”正名

人物周刊:自五四后,“三纲五常”是一个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腐朽、封建、压迫的名词。在谈重建中国伦理道德的时候,用“新纲常”这个词,有没有特别的用意?

何怀宏:我我想首先可以给“纲常”正名。它被泼了很多污水,被污名化,我觉得应该到洗清的时候了。“纲常”其实就是道德的一些基本原则,它首先是社会伦理,是要求社会上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履行的规范,这就是“纲常”。没有这种道德的基本要求,一个社会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维系。中国历史上一直叫“纲常”、“纲纪”等,包括陈寅恪在内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定义。

    这个词至少是可以看成中性的。它有历史价值,历史上就是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它也有现实意义,任何社会必须有一些大纲大常。你把这个东西扔掉了,没有这些约束,会带来很多灾难。20世纪的教训正是如此。

人物周刊:从五四开始,尤其是1949年以后,儒家已经式微和边缘了。从传统伦理中提取“新纲常”的概念,能够为中国大陆的道德重建提供思想资源吗?

何怀宏:知识分子要尽言责,就是你应该把研究或思考中认为正确的东西说出来,不用去太多考虑是否能马上起作用、马上有很大的影响。我当然希望它能被比较多的人关注,听到或者讨论。但这要有一个过程,也可能就被淹没了,也可能换成一种提法,都有可能。但是,在各种各样合理的探讨中,我是力求把握住一些共同的东西。

    另外,思想是不怕式微、不怕边缘的,只要有文字留下来,你很难设想它在某个时候兴起。孟子一百多年后读到孔子的著作,他忽然兴起,对孔子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式微了很多年,儒家的弟子像李斯都从儒家出走转到法家去了,又加上秦朝的焚书坑儒,一度相当的边缘化。但到了两汉,又重新兴起了。

    思想者不像从事政治或商业的人,当世不成功就永远不成功。即便是含有真理的思想,它发挥作用也需要时间和中介,还有机会。如果它发生作用了,功不在我,我觉得也挺好的。遗憾的是等到大灾难之后,大家才认识到一些基本道德原则的必要性,付出了惨痛的流血代价,这比较悲哀。

谁也不能凭空代表人民

人物周刊:“民为政纲”被你列为新三纲之首。60年来官方话语中,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名词就是“人民”,一旦说“代表人民”,就具有某种岿然不动的“合法性”。然而,你特别提出要对这个“民”有所区分。

何怀宏:在“民为政纲”中,我是对?“人民?”有仔细的分析的,不太用笼统的“人民”。所谓“民为政纲”,主要是说制度和官员要“以民为纲”。且公权只能为公众服务,必须是公开、公正的履行。但官员确实同时也属于“民”,他除了政治家的责任,也必须履行公民的义务。官员的队伍也应该是流动的。之所以特别强调对官员的约束,因为他有权力,他在制度中很突出,人与人的权力等级是不一样的,他批个字就能够影响到很大的资源,可能影响到全省甚至全国。所以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和警惕这种权力?,要采取严格的制度措施防范公权私用和滥用。

人物周刊:如果以“代表人民”之名来压制、阻挠来自民间的呼声,这算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诈力么?

何怀宏:我觉得谁也不能凭空代表人民,至少一定要经过一定的合法程序。这点甚至好像跟《环球时报》最近有篇文章都有共识,这篇文章也说“人民”不能随便代表。为了防止笼统的说“人民”可能带来的危险,还不如说是“公民”,甚至说“利益群体”都比较好些。你说你要兼顾、平衡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兼顾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或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官员。

人物周刊:你在新正名里提到了“官官”之说。然而在现实中,官员不断曝出种种不堪。道德伦理是很柔性的东西,让他们进行自我道德约束,会不会太天真?

何怀宏: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什么是道德?我们现在把道德的概念都等同于个人道德,那是传统的道德范畴。我说的道德伦理,首先一定是制度伦理,就是说制度的正义性,这个制度怎么去约束人,首先是权力者,这种约束必须是硬性的、强制的,而不是说来教育大家,让大家一起学习“民为政纲”或是别的伦理,大家都来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自身品德。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没有用?总好一点吧,但不起根本作用,所以有学者说,还不如让官员公布财产,这就是制度。制度最起作用。比如官员要提拔到重要岗位,就必须先公布你的家庭财产。这是大势所趋,全世界都走这一条路。这是制度,这个也叫道德,不是简单的法律政治措施,它们后面有道德的含义。

    制度伦理要求你若掌握一定权力,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为什么不去公布老百姓的财产?你去公布就是侵犯别人的隐私。也没有哪个国家要求商人公布个人财产,但要监督公司财务活动不违规。为什么要求官员公布呢?因为他掌握公共资源,这就是道德上的一个要求。你要么选择不做官,要进入官场,你就不能想既当官又发财,甚至就是为了发财来做官。权钱名要分流。

人物周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是鼓吹制度的,民主、法治,您提出了道德重建。在中国的现实中,制度变革和道德重建有什么关联?

何怀宏:我觉得制度重建、社会重建、道德重建,其实基本是重合的。拿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例,他的两条正义原则(平等自由原则,机会的公正平等与差别原则)都必须体现在制度上,尤其是在社会的基本结构上。这表现为法律制度。这也是一个道德要求,现代社会以来,所有文明国家的宪法都会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制度概念,也是普遍的道德要求,同时是制度又是道德。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执政党和政府也一直在谈道德伦理建设,但效果好像并不明显。

何怀宏:为什么呢?因为不尊重道德的独立性,把政治话语、意识形态的话语和道德混和甚至捆绑在一起,没有真正在社会中生根。大家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话语已经产生了疲劳感。尽管用心是好的,但在学理上没有根基、没有论证,逻辑上不能自洽,进入不到人的心里头去。

    道德比政治更永久。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变化王朝更迭,“三纲五常”没有变,一直都是这样。直到现在社会大变,它才不得不推陈出新了。但它比政治已经更永久了。

让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成为主流

人物周刊:同样是社会变革,在一些国家以很温和的方式进行,譬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有些国家就以暴力的方式进行,法国是动荡的大革命,俄国是更加激烈的社会革命。若从伦理的角度,怎么看待社会变革的路径?

何怀宏: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会不由分说地把大多数人卷入其中,有一种“裹挟”,不光是把一些无辜者变成受害者,也把一些普通人变成加害者,造成双重悲剧。我觉得,无论英国、美国、法国、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有一种大势所趋。但采取什么方式或手段,这个应有伦理的考量或至少有事后的道德评价。从伦理的角度看,哪怕时间长一点,慢一点,但是方式和手段缓和、平和一些,不去强制,而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总意味着某种强制,甚至意味着有时候在肉体上消灭一些人,这是悲哀的。

    为什么我会把生命原则提到首位?不管新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比传统更好,哪怕我承认更好,你也不能够采取强制,尤其是对一些已经习惯了传统或者旧生活方式的人,你也不能轻易地强制他们改变。你看电影《再见,列宁》,老人已经习惯了崇拜领袖,你怎么办?你不能强行扭转她,甚至要欺瞒她,让她度过最后的平静日子。所以,对“全盘打破”也不能采取“全盘打破”的方式。

人物周刊:手段的正当性甚于目标的重要性?

何怀宏:对,伦理学是很重视手段或者说行为的,目标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手段,就是你抱有什么样的目的,你的手段一定要正当。急于求成者往往会采取一些很激烈的、强制的、暴力的,甚至欺诈的手段。

    我觉得好的方式,首先防止了直接的伤害,万一目标错误,最多伤害自己,就像甘地用绝食反抗不公。其次,好的方式、手段往往带来好的结果,也是真正好的目标。手段和目标必须完整,不光求好的目标,还要求好的手段,好的方式、手段才能够使好的目标真正成功。

人物周刊:不择手段的话,目标也会走样?

何怀宏:是,目标也会异化,以暴易暴,经常会带来反弹,一个社会就老处在动荡中。所以,为什么我说要让比较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成为主流,不是冤冤相报,而是“仇必和而解”。我对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也有含蓄的批评,他们有时候太不宽容了,甚至把一些本来应该是朋友的人推到了对立面。宽容应该是自由主义者首要的美德,宽容就是让别人自由,哪怕对方和你不太一样,也许没有你这么彻底、这么单纯,但你不能强制他,不能去攻击、批判,应该有比较宽广的胸怀,比较宽容的态度。

盯紧坏事,慎说坏人

人物周刊:你特别强调“纲常千万年不得磨灭”。如今,台湾基本完成社会转型,传统的伦理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何怀宏:传统社会的个人道德和现代的公民道德都有相通的地方,它要求的素质和公民素质有相通的地方,洁身自好也好,关心他人也好。台湾一直强调传统道德,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痛心疾首,平行地推进了一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没有去打压破坏传统。孙中山的“五权分立”,选举和监督后两权就是从中国传统中来的。台湾人比较温文有礼。而我们经过百年斗争哲学的洗礼,看什么都是阴谋和危机,要想方设法地战胜或吃掉对方。到现在还看到这种强大话语的影响,无论是哪一派,左派表现得更激烈,自由主义者也不宽容,这都是问题。孔子是讲宽容的,儒家是最不像意识形态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比较宽容。

    在今天的大陆,谁拥有最强的话语权?不是活着的人,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不如两个去世的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相当一部分人仍崇拜毛主席,甚至在有些否定他的人那里,也同样是他的斗争思维。鲁迅有他深刻的地方,但他也有一种好斗的东西,“一个都不宽恕”。要站在一个多高的道德高点才能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的话语在中国非常强势,强势到什么程度呢?现在中小学教材动他一篇文章,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和批评。这就像鲁迅自己说的:中国人要改什么,在房间里搬动一个桌子椅子,也会引起轩然大波一样的。鲁迅今天也成了一尊神。

人物周刊:鲁迅有一句话,常常被今天的人们引用——“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

何怀宏:是有些人爱揣测动机,而且是从尽量坏的方面揣测。别人其实没那么坏。我最近有一个话叫“盯紧坏事,慎说坏人”。别人做了坏事,说谎、打人什么的,我觉得要盯紧,尤其官员的贪污腐败这些行为要盯紧。但是,对人要慎重评价。且不要轻易牵涉动机,动机是很复杂的,一个人的人格更难一下全盘论定。

有一种超越的存在

人物周刊:在改变个人的道德伦理上,宗教信仰是最强大的力量。借用宗教的话语,灵魂实现了“救赎”、“重生”。在道德重建时,该怎样安放宗教信仰呢?

何怀宏:让它们自然而然地起作用,不要压制各种宗教。它是自然而然地生长,你不应当“神道设教”,也已经不可能借助政治权力去推行某一种信仰或者是宗教,一定要借助人们心灵的一种自愿。

    我觉得,传统和宗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两个弱项,可能因此导致完美主义、激进主义,追求人间天堂,是乌托邦和激进主义的根源。他们对传统和宗教不够了解,甚至持相当排斥和敌对的态度,这是造成激进主义的原因。

人物周刊:在《道德?上帝与人》里,读到你对基督教信仰、善和美的理解与亲近。中国传统读书人说“安身立命”,你的“人生基本问题”获得解答了没有??

何怀宏:这个要有一种缘分。但我无论如何不会居高临下地看待宗教,而宁可说是仰望,说仰望,首先是因为其中有一种美的、感人的、神圣的东西。我以前写过,教堂的钟声是最美的钟声,在夕阳中,在旷野上听到那钟声,让人产生一种超越存在的感觉。我觉得有一种超越的存在,还有一种冥冥中的敬畏。人有他的知识局限,也有一些可能是超越他的认知能力。我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认为我一定能知道这个神秘,但我对它有一种尊敬。

    但你说的“洗涤”,包括“忏悔”、“救赎”,我都觉得太强势了。宗教主要是自己的事,是内心的事。你如果感到不安,就去寻找,首先是自我的寻找。现在有些人动不动要求别人忏悔。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对“文革”进行忏悔,马上有人提出:你还忏悔得不够吧?我觉得这太过分了。

  总之,我认为我们立身处事的道德信念是应当坚定的,但对人的态度和行为是应当与人为善和正当温和的。我们要寻求各种极端之间的中道和厚道。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人物周刊。执行编辑: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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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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