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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中庸〉学阐释》

乐爱国

    作者简介:乐爱国(1955年—),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朱子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宋明理学、朱子学。出版著作:《儒学与科技文明》、《走进大自然的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为天地立心:张载自然观》、《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宋代的儒学与科学》、《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管子的科技思想》、《中国道教伦理思想史稿》、《道教生态学》、《王廷相评传》等;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厦门大学乐爱国的乐爱国著《朱熹〈中庸〉学阐释》近日出版。

导 论

     清人全祖望称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朱熹讲“天人合一”之道,察乎天地,涵括世间万事万物,至大而无外,可谓“广大”;深入具体事物,洞悉隐微,涵养心性,至小而无内,可谓“精微”;汇汉考据、词章之学与宋义理、心性之学于《四书章句集注》,集诸儒之大成,可谓“综罗百代”。
     朱熹重视读书,尤重“四书”,以为“四书”乃“‘六经’之阶梯”。而且,在朱熹看来,读“四书”应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他还说:

    盖不先乎《大学》,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无以融贯会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

    在朱熹看来,《大学》是纲领,《中庸》是大本;同时二者又相互贯通。这就是他所谓“《大学》是通言学之初终,《中庸》是直指本原极致处,巨细相涵,精粗相贯,皆不可阙,非有彼此之异也”。
     因此,要真正了解朱熹以“四书”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就应当起始于他的《大学章句》,而终结于《中庸章句》,以揭示朱熹“致广大而尽精微”幽深玄远的“天人合一”之道,展现其“综罗百代”继往开来之深邃意蕴。
     儒家《中庸》学兴盛于宋代。宋初大儒范仲淹、胡瑗、陈襄、欧阳修等,都对《中庸》有所研究。此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解说《中庸》,并对《中庸》的思想作了深入阐发。尤其是“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从理学的角度诠释《中庸》,对《中庸》的思想作了富有创新的发挥。二程门人吕大临、苏季明、游酢、杨时、侯仲良、谢良佐、尹焞等,共同切磋,相互砥砺,也对《中庸》作了各自的解说。
     朱熹自十五、六岁时开始读《中庸》,三十岁左右而有《中庸集说》。三十五岁前后,朱熹对杨时门人张九成的《中庸解》作了批评。此后,他热衷于《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未发”、“已发”问题,经历了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四十八岁时,朱熹成《中庸章句》,并撰《中庸或问》和《中庸辑略》;六十岁时,正式序定《中庸章句》,从而构建了精到的《中庸》学体系。
     朱熹《中庸》学是对“北宋五子”尤其是二程《中庸》学的继承和发展。但由于二程没有留下传注《中庸》的完整文本,而且在朱熹看来,二程门人也没有能够很好地继承二程的《中庸》学思想,因此,朱熹继承二程《中庸》学思想作《中庸章句》,这本身就是对于二程《中庸》学思想的新贡献。
     重要的是,朱熹《中庸》学在吸取二程《中庸》学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创新,从而把儒家《中庸》学发展到新的阶段。与作为汉唐《中庸》学代表的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相比,朱熹《中庸章句》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重要观点和思想,主要有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与郑玄、孔颖达只是从经学角度解说《中庸》不同,朱熹《中庸章句序》以为《中庸》是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进而提出了“道统”概念以及从尧、舜、禹至孔子、子思、孟子,再到周敦颐、二程的传道系统。而且,朱熹认为,这个传道系统所传之“道”在于“心”,在于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他作《中庸章句》正是为了接续这个传道系统。这就把《中庸》摆到了“道统”的位置上加以解说,使之具有了更为深层的理学意味。
     第二,与郑玄、孔颖达把“中庸”解说为“中和之为用”而把“中庸”之“庸”诠释为“用”或“常”不同,朱熹《中庸章句》讲“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而且,朱熹把“庸”解说为“平常”,也不同于二程讲“不易之谓庸”,是对二程的“中庸”解说的创新。尤其是,朱熹特别强调“中庸”的“平常”之意,反对把“高明”与“中庸”二者分离开来,片面地讲“高明”,而是倡导一种“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境界。
     第三,与先秦以及汉唐儒家强调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区别不同,朱熹《中庸章句》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解说为人与物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并“各循其性之自然”而有其“道”,又由于气禀的不同,而其性、道各有差异,所谓“修道”则是圣人依据“道”而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既讲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共同性,又讲二者的差别性,从而将视野扩展至更加高远的人与自然的统一。
     第四,与郑玄、孔颖达把“慎独”理解为“慎其闲居之所为”、“慎其独居”不同,朱熹《中庸章句》认为,《中庸》所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意在“未发”时戒慎恐惧,旨在“存天理之本然”;“君子慎其独”意在“已发”时谨慎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旨在“遏人欲于将萌”。这就把“慎独”理解为谨慎于“己所独知”的内心活动,把关注点直指人的行为背后、更为精微的心灵。
     第五,与郑玄、孔颖达把“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解说为“人君所能至极中和,使阴阳不错”则“天地位、万物育”不同,朱熹《中庸章句》以为“致中和”就能达到“静而无一息之不中”而“吾心正”,“动而无一事之不和”而“吾气顺”,因而能够把握“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在此基础上,通过“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就可以实现“天地位”,“万物育”。
     第六,与郑玄、孔颖达将“君子之道费而隐”解说为“道德违费则隐”不同,朱熹《中庸章句》将“费”释为“用之广”,将“隐”释为“体之微”,进而阐述了道兼体用、体在用之中、用是体之发见、体用一源等问题;特别是通过讨论道之用广以及体在用之中,以说明道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并且要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极其至”,达到“天地圣人之所不能尽”。
     第七,与郑玄、孔颖达把“诚”理解为“信”而内涵于“三达德”、“五达道”之中不同,朱熹《中庸章句》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既是“天理之本然”,又是圣人之德,从而把“诚”看作是“三达德”、“五达道”的形上学基础,并进一步讲“诚”所以“成己”,“成己”然后“成物”,引领儒学进入了新的高度。
     第八,与郑玄、孔颖达把《中庸》第三十三章引《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中的“不显”解说为“显”不同,朱熹《中庸章句》以为这里的“不显”意在不显,以此推崇圣人的“不显之德”,以阐发圣人幽深玄远之意和“不显之德”的成德之序,因而要求在极盛之时,不求人知,然后“反身以谨独”,“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从而达到“中庸”之极致。
     第九,与郑玄、孔颖达把《中庸》分为上、下两篇不同,朱熹《中庸章句》把《中庸》整合为首尾一贯的完整一篇,并且强调《中庸》前半部分讲“中庸”,旨在讲“中即诚”,后半部分讲“诚”,旨在讲由“诚”而“中庸”;从而提出“诚”为《中庸》之枢纽,以“诚”贯穿于《中庸》之始终,把儒家《中庸》学推向了又一个更高的层次,体现出“诚”是朱熹学术的最高境界。
     除此之外,朱熹还对《中庸》中所提出的其它许多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诠释,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想。例如:
     对于《中庸》讲“未发”、“已发”,朱熹讲心的“未发”、“已发”,以为“未发”时“心具众理”,“未发”与“已发”不可截然分开;同时,又在此基础上讲“敬”,讨论“敬”与“未发”、“已发”的关系,要求以“敬”贯穿于“未发”、“已发”之始终,并且还进一步认为,“诚”比“敬”更为根本。
     对于《中庸》讲“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朱熹通过分析“君子”与“小人”对于“中庸”的不同作为,进一步讨论了“知、仁、勇”及其与“中庸”的关系,认为“知”应当知而不过,并且兼行而有仁;“仁”则在于能择、能守,不仅出自真知,而且需要“无一毫人欲之私”;“勇”就是坚守到底。所以,朱熹认为,知、行依乎中庸,并且能够坚守,不半途而废,这就是“知、仁、勇”的中庸之德。
     对于《中庸》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朱熹讲“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不可偏颇,并且强调“以尊德性为本”、“以尊德性为主”,同时又十分重视“道问学”,强调二者“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在如何“尊德性而道问学”问题上,朱熹讲“存心”与“致知”交相发明,“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既强调“存心”在于“敬”,以“敬”为致知之本,又反对把持敬与致知割裂开来,并且还认为,涵养与致知“本不可先后,又不可无先后”,要求既“以涵养为先”,又不可“专于涵养而不致知”。
     对于《中庸》讲“至圣”、“至诚”,朱熹把二者统一起来,讲圣人至诚,而能尽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能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并以此阐述圣人与天地同体、同用、同德,至圣与至诚互为表里,至诚之道与至圣之德并非二物,从而以“诚”把圣人之德与天地之道合二而一。
     由此可见,朱熹《中庸》学不仅深入阐述天道、人道,探讨心性、修养,最能体现朱熹的学术思想,而且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思想,是中国古代《中庸》学的新发展。尤其是,朱熹《中庸》学从人与自然统一的视野强调人与物的共同性,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强调真诚、真实,这些对于我们今天舒缓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现代学者对于朱熹学术的研究,大都先是从一些哲学概念出发,研究朱熹的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论、理欲论,诸如此类。近年来,学者越来越注重研究朱熹经学,特别是研究朱熹“四书”学及其与理学的关系,其中也涉及朱熹的《中庸》学。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上探讨朱熹经学与理学二者的相互关系,对于其中具体的思想内涵、概念转换和内容阐述,尤其是对朱熹如何通过经学阐发理学的概念和思想,实现从经学向理学的过渡,还缺乏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至于更加具体而直接地从朱熹《中庸》学入手,研究其与理学的关系,则尚待展开。
    “中庸之难行”,“《中庸》之书难看”,朱熹《中庸章句》亦难读,但是,又不能不读。本书运用大量翔实的资料,深入分析朱熹《中庸》学的学术背景、思想来源;通过朱熹《中庸》学思想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以及“北宋五子”及其门人《中庸》学的比较,展示朱熹从理学角度对《中庸》的独特解说和创造性诠释,尤其是对于中庸、天道人道、心性、慎独、已发未发、诚等诸多概念的发挥与创新,全面系统地阐释朱熹《中庸》学思想及其对于儒家《中庸》学的继承和发展,从新的视角揭示出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丰富思想内涵,以及朱熹理学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

目 录

导 论

第一章 《中庸章句》的形成
第一节 学术背景
第二节 学思历程
一、初读《中庸》
二、批评张九成《中庸解》
三、中和旧说
四、中和新说
第三节 成就新篇
一、《中庸章句》草成
二、《中庸章句》的完成
三、《中庸章句》的阐释

第二章 子思作《中庸》
第一节 《中庸》为子思所作
第二节 《中庸》旨在道学之传
第三节 《中庸》的篇章结构
一、篇章的编排
二、段落的划分
三、后世的流传

第三章 何谓“中庸”
第一节 二程及其门人论“中庸”
第二节 “中”:兼中和之义
第三节 “庸”:平常则恒常
第四节 “极高明而道中庸”

第四章 《中庸》之体要
第一节 论“性”“道”“教”
一、人之性与物之性
二、人之道与物之道
三、“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
第二节 “戒慎恐惧乎其不睹不闻”
第三节 “君子慎其独”
一、什么是“慎独”?
二、“己所独知”与“独处”
三、“慎独”与“戒慎恐惧”
四、朱熹“慎独”解之源流
第四节 “未发”“已发”与“敬”
第五节 “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

第五章 “中庸”与德行
第一节 “中庸”与君子小人
第二节 “中庸”与知行
第三节 “中庸”与“知仁勇”
一、“知、仁、勇”的内涵
二、“中庸”与“知”
三、“中庸”与“仁”
四、“中庸”与“勇”

第六章 “道不可离”
第一节 道之体用
第二节 “道不远人”
第三节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第七章 “诚”之道
第一节 “诚”之界定
第二节 “诚”与天道人道
第三节 “诚”与“三达德”“五达道”
第四节 “诚”与“成己”“成物”

第八章 “尊德性而道问学”
第一节 “尊德性”与“道问学”
第二节 朱陆“鹅湖之会”
第三节 如何“尊德性而道问学”
一、“存心”
二、“致知”
三、“存心”与“致知”交相发明

第九章 “至诚”与“至圣”
第一节 “诚”为圣人之德
第二节 “至诚”与“尽性”
一、“尽性”
二、尽人、物之性
第三节 “赞天地之化育”
第四节 “与天地参”与“至圣”

第十章 “不显之德”
第一节 “不显之德”幽深玄远
第二节 “不显之德”的成德之序
一、“衣锦尚絅”
二、“潜虽伏矣,亦孔之昭”
三、“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
四、“奏假无言,时靡有争”
第三节 “不显之德”与“反身以谨独”

第十一章 “诚”为《中庸》之枢纽
第一节 《中庸》之枢纽
第二节 《中庸》与“诚”
第三节 由“诚”而“中庸”

结语:“诚”是朱熹学术的最高境界
一、《大学章句》格物为先,以敬为本
二、《中庸章句》的“至诚”与“至圣”
三、道统在于“心”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何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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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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