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张力

——记第七次“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学术研讨会

 

      通过对经典的不断诠释来传承与拓展一种思想传统,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的一大
特色。在当代学术的背景下,聚焦中国经典的“解释经验”,可以从一个更切近的角
度,捉摸传统的思想脉络,并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寻求基础。为此,台湾
“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课题组,同广州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于
2001年6月23至24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第七次“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
统”研讨会,交流相关的研究成果。会议由台湾大学历史系黄俊杰教授、中山大学哲
学系冯达文、陈少明教授主持。台港粤三地共有22位学者在会上发表论文。会议多数
论题集中在儒家经典的解释经验上,但由兹引发的讨论,既有中国学术史中的特殊问
题,也涉及解释学的一般理论。下文分若干方面,对会议讨论的问题作粗略的论述。

  一、解释的张力

  所谓解释,简言之,就是解释者用更浅白的话语,把隐涵在文本中的思想传达出
来。但是,由于文本、作者、语言、时间、背景、解释者及读者(解释传达的对象)
等诸多卷入“解释”的因素,不少都是变项,因而造成解释的困难或歧向,以及推动
克服这些障碍的努力。这种状况,或许就是所谓“解释的张力”。会议不少论文不约
而同地提及这一问题,首先是黄俊杰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在《论东亚儒家经典诠
释传统中的两种张力》中提出:“第一是经典中的普世价值与解经者身处的时空特性
之间的张力;第二是解经者自身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前者既
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紧张性,又表现为解经者与经典互动时的紧张关
系;后者则具体展现东亚思想史中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
性。”讨论中,陈少明教授认为,第一个张力是一般解释经验中存在的现象,而第二
个张力更具儒学的特色。陈立胜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四句教”的三次辩难
及其诠释学意涵》则通过对阳明后学一个论辩案例的分析,揭示心学传统“演化过程
中权威(圣经、圣人、圣传)与个体体验之间、经典与诠释之间、正统与创新之间存
在的种种互动与张力”。任剑涛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以戴震的《孟子字
义疏证》与康有为的《孟子微》为例,提出“解经”(文本)与“解释”(思想)的
紧张,以及这种张力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趋势。龚隽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哲学
研究所)则借对佛学传统中经师与禅师的角色的分析,揭示“经法”与“心法”的紧
张,丰富我们的认识。

  二、解释的断代与向度问题

  儒家经学史源远流长,清代以来陆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期说明,如纪
昀、皮锡瑞等,现代学者如周予同也提出过自己相应的看法。这次会议再次有论文提
出断代分析的问题,如景海峰教授(深圳大学文学院)的《儒家诠释学的三个时
代》,认为从先秦到中唐是以经为本的时代,六经是诠释的中心;从中唐开始至南
宋,是重点从经向传记转移的时代,标志是以四书为中心的解释系统的形成;而入元
以后,诠释逐渐进入从文本训诂走向意义理解,书写式走向体证式的时代。讨论中,
杨儒宾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提出,儒家经典诠释中,对传统存在两个不同的
回归层次,一个是对古典文明的回归,一个是对“轴心文明”的回归,前者是立足六
经,后者则着眼于四书。陈立胜教授所引李光地“天下之道尽在六经,六经之道尽在
四书,而四书之道尽在我心”的说法,道出前人对经典意义理解的三个层次,与上述
分期也有相对照之处。
  解释的向度同解释的张力是密切相关的问题,所不同者,张力常得涉及相反的向
度,而向度则也可取单向诠释的意义。刘小枫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对
纬书文化的讨论,甘怀真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对六朝隋唐时期君臣间的敬礼及基
经典诠释的研究,都非常注意经典诠释同政治实践的关系。黎红雷教授(中山大学哲
学系)对丘浚《大学衍义补》的讨论,揭示《大学》注释中重“外王”的另一向度。
陈立胜教授的论文概括出解释的四个向度,它们分别是圣人的权威、经传文本、工夫
践履及心的体验。讨论过程有学者提出工夫践履与心的体验合一看待的建议,黄俊杰
教授则在肯定这一区分的意义的前提下,提出用刘勰原道、忠经、争胜的架构来整合
这四向度的可能性。

  三、解释的方法

  聚焦中国经典的解释经验,离不开对解释方法的探求。但解释方法包括两个不同的
层次,一个是传统解经的方法,另一个是今天研究经典解释学的方法,后者有受来自
西学的解释学启发,或有与其相汇通之处。黄俊杰教授认为,中国的经典诠释学,不
是本体诠释学,而是实践诠释学,故探讨其方法十分重要。陈昭瑛教授(台湾大学中
文系)的《孟子“知人论世”说与经典诠释问题》,提出如何通过从儒家的解经传统
中汲取思想与方法资源,以为建构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基础的问题。除“知人论世”
外,涉及传统解经方法的讨论还有,辨名析理、主客交融及得意忘言等问题。冯达文
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以朱子与阳明对《大学》的理解为例,认为朱子解《大学》
所走之路为“辨名析理”,而阳明则是“主客交融”。陈立胜对“四句教”辩难的分
析表明,在心学那里,文本诠释就是身心的体验之学,这也是一种主客交融的表现。
得意忘言的观念源于《庄子》而成为魏晋玄学的解经方法,李兰芬教授(中山大学哲
学系)的《论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探讨汤用彤对“言意之辨”的分析在现代
魏晋玄学研究中的意义。此外,还有几位作者的论文讨论考据方法及意义,分别是郑
吉雄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高郵王氏父子对〈周易〉的诠释——兼论诠〈易〉
方法与经传的关系》,古伟瀛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顾炎武对〈春秋〉及〈左
传〉的诠释》,以及张永义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考据学中的经典解释问题—
—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例》等。
  讨论中,刘小枫教授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在以西学作参照讨论中国经典解释经验
时,必须重视传统解经学同现代解释学的区别。

  四、儒学以外的经典解释

  除儒家经学外,在中国思想传统中,道释两家的经典解释也有自己的特点。同时,
儒道释三教的经典解释,无论从思想到方法,都存在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现象。讨
论这一相关现象,成为部分与会学者论文的主题。陈少明教授的论文《〈齐物论〉注
疏传统中的解释学问题》,围绕着对《齐物论》言述方式寓言及隐喻的关系的探讨,
揭示解释方式同文本语言风格的相关性,并论及宋明儒者以儒解庄的问题。李大华教
授(广州社会科学院)则讨论成玄英对《庄子》解释的意义。另外,蔡振丰教授(台
湾大学中文系)和李兰芬教授的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论及魏晋时代经典解释中儒道思
想的交涉。蔡振丰教授强调魏晋何晏对《论语》所作的《集解》,实际是以《易传》
解《论语》。但与汉儒以《易经》解《论语》不同,何晏受老、庄影响,其解释摈除
阴阳五行观念的杂染,使儒经中“天道”的理解,开始由宇宙论式的思考逐渐趋向形
上学的思考。故何晏的《集解》,应可视为过渡到魏晋玄学的作品。李兰芬教授借汤
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的理解,指出魏晋玄学通过王弼、向秀和郭象所体现出来的儒道
两家经典的互解,不仅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而且
使儒家经典所蕴涵的普遍性品格得以发掘,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此外,龚隽教
授的论文《经师与禅师——从解经学的立场看》,则分析了佛教方面的经典解释经
验,为我们理解中国的经典解释学提供新的向度。

  五、进一步的问题

  会议发表的论文题目,几乎都是针对特定经典解释经验的讨论,然这些论文所蕴含
或作者想揭示的则多是普遍意义的问题。据黄俊杰教授的总结,我们可以把会议引发
而又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归纳为下列四个方面:第一,经典解释的多样性及其限
度。经典作为历史文本,在时间脉络中接受解释,从而落实其在思想领域的影响。但
是,如何防止脱离解释规范,漫无边际,便成一个问题。陈少明教授的论文提到“诗
与哲学”的言述风格,以及解释者对文本整体性的取径尺度对解释的影响,就涉及解
释的“合法性”问题,并由此激发出对解释的无政府状态的讨论。即解释的无政府主
义是否可取,为什么?第二,解释社群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依青年马克思的观点,解
释者不是作为一个范畴而存在的,而是参与生产的、活生生的人,其观念必然受现实
的权力结构的影响。甘怀真教授把中古时代的君臣作为一个解释社群,分析他们如何
引经据典讨论各种礼仪,就是这方面的个案研究。任剑涛教授研究表明,《孟子字义
疏证》、《孟子微》二书的思想趋势,反映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解释社群
与权力结构的关系,还涉及解释者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及相应的解释策略的选择等有
待继续探讨的问题。第三,解释的语言性,在技术层面上便是解释者如何进行表述的
问题。吴展良教授的论文《朱子之鬼神观述义》,尝试用与经典相似的语言风格进行
表达,认为它是与经典作者交流的有效形式。这也是一种有趣,同时也被认为需要进
一步考量的尝试。第四,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问题由陈昭瑛教授引起,但也
是整个讨论中接触最多而且也是最大的问题。黄俊杰教授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索,
需要敞开心胸,吸纳西方的理论与经验,尤其是要研读西方的诠释学。只有在一个比
较的脉络中,才能确定什么是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特色。反过来说,我们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