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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克立先生致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信

 

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
郭齐勇、杨祖汉主席
吴根友、周博裕执行长:
    收到了会议主办单位寄来的邀请函,谢谢。来函将我的名字也列入筹备委员会“顾问”之中,实不敢当!
    我因身体情况欠佳,不能出席此次会议,请原谅。
    关于新儒学研究,我有一点看法,愿意提出来与各位学者共同研讨:
    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从“五四”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认为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因此我建议在继续推进对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时,还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对儒学和新儒学的未来发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开展对大陆新儒学的研究,我认为至少要关注以下问题:
   一,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的关系。蒋庆早就将儒学的现代发展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为“传播反哺期”,即港台新儒家“将儒家思想传播于海外,反哺于国内”的时期。在一定意义上说,大陆新儒学的出现,正是港台新儒家进行“反哺”的结果。《新原道》第一辑(《原道》第八辑)“编后”说:“港台新儒学是《新原道》同人从正面走近传统的接引者。最近与其代表者《鹅湖》杂志建立起了学术上的合作关系,乃是一件十分叫人兴奋的事。”这里不但坦言了大陆新儒学的思想来源,而且还表达了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合作的意愿。然而大陆新儒学作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毕竟还有其不同于港台新儒学的特点,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它至少有两点“新发展”:其一是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其二是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二者都表现为从精神学理层面向实践操作层面、从个人修养领域向公共生活领域的大力推进,力图积极实现儒学转化政治、转化现实社会的功能。
    二,大陆新儒学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十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对于有异于港台新儒家的‘大陆新儒家’来说,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解决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关系到大陆新儒学能否在中国大陆生存、发展的关键问题。蒋庆十六年前就明确主张:“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在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康晓光最近在《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一文中也提出了“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的主张,对主流意识形态采取公开挑战的态度。也有一些大陆新儒家学者比较认同杜维明的“马列、西化和儒家三者健康的互动,三项资源形成良性循环”的观点。他们虽然以“体制外”力量自居,但是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所以尽量避免与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抗,而更多地是采取打擦边球的策略。能否在认同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宪法要求)的前提下来发展儒学是对后者的一个考验。
    三,大陆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蒋庆一直批评中国近代以来走上了一条“以夷变夏”的西化道路,认为其结果是“国”保了、“种”保了,但是“教”亡了、文化亡了。康晓光也认为在中国,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他们都对自由主义西化派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自由主义派学者也频频抨击大陆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和作为,这两派之间可以说一直争论不断。但在去年的读经之争中,有一些“中道自由主义者”秉持哈耶克重视传统价值的理念,对大陆新儒家发动的读经运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大陆新儒家立即抓住了这一牵手的契机,去年12月《原道》十周年座谈会即以“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视域中的儒学”为题。陈明自称“我是一个儒者,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认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需要携手并行,并育不相害”。也就是说,在这两派之间除了对立和紧张之外,也有相互融通、联合、一致的一面。
    四,大陆新儒家组成团队集体出场的政治文化背景。
    五,大陆新儒家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设计及其实现的可能性。
    六,大陆新儒家的运作方式及其影响。
公开打出“大陆新儒学”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举办学术会议,出版著作和《原道》辑刊,创办标榜“儒家立场、儒学理念、儒教事业”的《儒学联合论坛》网站,推行读经运动,酝酿组织儒教团体等等。他们很认同杜维明讲的“一定要储备社会资本,重视杂志、报刊、学术论坛这些不能量化的东西”的观点,目前主要就是在做“储备社会资本”的工作。其影响虽然没有他们自己估计的那么大,但已是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陆新儒学虽然是一新生事物,目前还缺乏成熟的表现和厚重的学术成果,但它已是一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并已表现出现代新儒学运动之新阶段的若干特征,特别是它不满足于道德文化建设的功能,而是力图改变中国现实发展道路(“以夏变夷”)的鲜明政治主张,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而成为一重要研究对象。新儒学研究也不能不适应这一客观进程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能注意到现代新儒学发展史和研究史中的这一重要转折而开始重视这一新的研究课题。
    祝会议圆满成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方克立
                                                 2005年9月1日

转自:儒学联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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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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