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星期

 

《原道》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

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的座谈

陈  明

 

时间  2004521 星期五

主讲   

主持人:黄玉顺

出席  陈明、黄玉顺、熊林、高小强、余平、丁元军、李蜀人、成先聪、吴兴明、赵勇、杨曦凡

题目 《原道》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

 

主讲人发言

 

自从我昨天来到了成都,一直到今天,我和各位都一直在谈同一个问题。但是,并不是我一个人在说,而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有推进性的对话。所以说,我已经尽我所知,现在颇有一点自我想法,陈述结束之后的空虚感。今天下午的话题是《原道》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这是黄玉顺教授给我定的题目。我就在这个话题上再次谈谈。

我们今天对于儒学的研究,不仅仅应该是一种学科似的研究,而是应该从儒学同民族文化的内在相关出发,来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研究。我在四川大学,感受到了这种浓厚的气息,这是我觉得很亲切的地方。

今天就只是随便谈谈一点关于《原道》的事情。现在一些学者们说,《原道》是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其实没有他们所说的那样。我在谈论《原道》的时候,不会采用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实际上,《原道》的个人色彩很浓厚,并没有大家所夸赞的具有一面旗帜一样的地位。

89年以后,我的很多同学都下海经商。到了93年,由于大家毕竟还是知识分子出身,所以就提议办一个刊物。而恰好我当时刚刚博士毕业,就牵头做这个事情。我的一个朋友出资5000元,买了一个刊号。他是董事长,而我就象是总经理这样一个角色。我和一些学者联系约稿,比如李泽厚、庞朴等人。但是,文章收集回来以后,我的朋友,也就是出资方却觉得这些稿件和他开始的设想并不一样。他所期望的并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原道》这种性质的刊物。于是,就决定退出。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一个闲置的刊号,如果不加以利用,就是一种浪费。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很多给我稿件的老先生那里,我也觉得很过意不去。就这样,我和一些朋友就决定先出了这一期再说。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几个人凑钱出了第一期。没有想到的是,居然在学界、媒体反响很强烈。甚至于有人说我陈明就此“暴得大名”。面对这种局面,就有了后来的几期。今年是《原道》十周年。这十年以来,我们《原道》的发展很困难。没有资金,没有固定的出版社。不过,还是走过来了。

现在回头看来,当时命名为《原道》,是出于我对当时学界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当时北大有《原学》,主要的特色在于朴学方面。另外还有《学人》,主要的特色在于思想史方面。这两个刊物可以代表当时儒学研究的两种路子,或者是目标。一方面是利用传统文化的研究,使传统文化上升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高度,用来对抗当时所说的西方的和平演变的。另外的一个方面,类似于清学之于宋学的关系,是一种由于西方的压迫之下的生存空间的缩小,而进行的反思。他们的工作作为一种启蒙意识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他们的话语需要调整。我会说,儒学不仅是“原学”,而是“原道”。我命名为《原道》,就颇有和《原学》对抗的意思。

从今天来看,《原学》、《学人》都早已停刊了。而《原道》却坚持了下来。其中虽然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不过还有一些必然的东西。(我们所面对的)传统并非是简单的知识。《原道》第一个方面,表示了对传统的正面认识;其次是经世致用,是面对现实的。(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层面上)契合传统。所以现在,《原道》越来越受到包括知识界、传媒等等的关注。此种关注不仅是儒学内部的关注,而是象自由主义者、新左派等等都开始自觉地和我们有一些对话。很多的知识分子,比如在座的黄玉顺教授,还有一些博士、博士后等都义务参与到《原道》的工作中来,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原道》已经不再是一件个人色彩很浓厚的事情了。我们现在不得不反思这样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原道》的年轻人们提出来的,比如:你如何看待传统?你和传统是什么关系?传统和中国又是什么关系?

今年7月有一个保守主义的会议,他们也算我是其中一个。我倒是觉得利用这种机会,我们可以谈谈保守主义的底线和共识到底是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差别。有一次蒋庆就和我说,你我都是保守主义,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为我辩护呢?我的回答是“我是保守派,而你是顽固派”。他个人的符号意义比较强。就是说,把他本人视为现在这个时代儒学认同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比较强。

我现在试着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我的看法。这是一个西方的故事。约翰的爷爷做了一把斧子,因为他们一家搬到了山里面居住,不得不依靠伐木为生。到了约翰的父亲的时候,斧子的手柄坏了,于是约翰的父亲就换了一支手柄。到了约翰的时候,斧头也坏了,他就换了一个斧头。我们的问题是:这把斧头还是原来爷爷的那把斧子吗?在物理学上来讲,斧子当然已经不是原来的斧子了。但是,斧子是他们一家维持生计的工具,对于他们来说,斧子的意义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今天的儒学。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圣人之法”,而是“圣人之所以为法”。这也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意义所在。而我们学界的现状是守成多于开创,继承多于发展。

(为什么这么说儒学的“一以贯之”的意义所在呢?)我们就人的问题来说。在西方,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自然的,认为人就是猴子变的。从DNA上,还是从其他科学材料上,都比较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另外一种是人文的,认为人是某一个神圣者的作品,比如说基督教说的上帝造人。他们就是在绝对理性和人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却不是这样。我们说“祖先崇拜”,这是儒学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这可以被称为是人文的说法。但是,儒学还说“祖有功、宗有德”。我们可以说,所谓祖先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功德”崇拜。所以,儒学的“祖先崇拜”是一种自然和人文的统一。

我们回到约翰那里。假如有一天,生活发生了变化,比如约翰一家离开了山里,来到了湖边,不能再依靠伐木为生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做为谋生工具的斧子,已经失去了原先“一以贯之”的意义。我们说,斧子可以做为一个符号来保留。纪念自己的爷爷或者是曾经伐木为生的生活。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谋生是必要的。这才是今天儒学必须要承担的工作。

鲁迅先生说:“如果要保存国粹,首先就要国粹能保存我们自己。”这句话暗含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国粹不能保存我们自己。当国粹不能保护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有权力不去保存国粹。作为一个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一脉相承的国家,我们民族的复兴必定要在本民族内部去开发,去寻找资源,而不是从外部。所以,我们说,今天要过好,就必须不能抛弃原有的传统。这一点,我不会赞同鲁迅先生的看法,国粹一定能够保存我们自身。但是,又要如何在今天来做到用传统保存我们自身呢?

今天的儒学必须应对一些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应对现代性的问题,如何应对民主、科学这样的问题。第二个是如何应对全球化的问题。第三个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高度分工的情况之下,如何解决我们安身立命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即用见体,即用证体。”

自从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就面临着一个被知识化,被做为知识形态的问题。从冯友兰为代表的那一批学者以来,未加反思地把儒学的文本哲学化。这个哲学当然是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哲学观念,认为儒学的价值不高,或者称之为政治哲学,是专制制度的辩护者。但是,作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它都一定是统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恰恰就是把文化割裂开来对待,只看其中的一部分,那么,这就不再是文化本身了。比如说:火药的构成是由硝、硫磺、木炭按照一定的比例合成。如果仅仅看到的是或者说仅仅就只在看硝,或者仅仅看硫磺的话,那么看到的就不是火药本身了。儒学也是如此。对于儒学的内在特征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证。我们承认其中有政治哲学的成分,但是还有安身立命等其他的部分。好似一座大桥,这种种部分都是大桥的桥墩。如果过分地批判其中之一的话,会造成其他部分的缺失和遮蔽。

中华民族之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在于,我们生活的土地没有改变过。生活的主体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很强。正因为如此,文化呈现出了多重特征,这就是文化的相对性、特殊性。中国是农业文明,强调长老、宗法。而我们看到,宗法制有相当大的人类学的合理性。(宗法制中的)礼仪和人的情感是相称的。在面对去世的亲人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行跪拜这样的礼仪,这在人类学(甚至是医学上)都是可以找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的。而后来礼仪的神圣化,是神道设教的产物。那是因为汉代去古未远,天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神圣的意味,可以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寻找根据。灾害、天象等等对老百姓还有一些威慑,于是就会有这种产物。如果到了今天,在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还要搞这些,傻啊!

回到儒学的研究问题上来,面对今天的情况,儒学如何来承担现实的任务呢?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变鲁的问题,更不是变道的问题,而是能否成为齐的问题。所以说,霸道是现实,而王道只是理想。我最近在说“以义为利”,就是要讲制度。儒学今天要做的不只是一个个人修养的问题,而是制度的调整。就是制度在今天情景之中的“合宜”。所谓制度的合宜,也可以被比喻为制度的“收益”,就是制度正义。我们现在的制度是否合理,这是很多学者在探讨的话题。他们会认为我们的制度是模仿西方,从而不合理。但是,人性是普遍的,不是东方人有东方人的人性,西方人有西方人的人性。也有学者说,比如持有马克思主义制度阶段论的人的看法,西方处在了资本主义制度,就比东方的封建主义要高明。现在反过来,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的制度就有比他们高了优越性?可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国家最近的号召是什么?已经不再谈论什么实现“共产主义”之类的话题,而是说“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转变。所谓制度的阶段性如何如何根本就是不能成立的。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凝聚、自信和自觉得以可能的关键。现在进行政治批判,不仅是要和自由主义者们对话,而且还要和当局对话,要他们放弃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因为做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缺乏我们民族的文化认同)不能在民众那里寻找到合法性。同时,当局所持有的这个立场,也不可能在国际上为中国谋得更大的利益。

面对现在的情况,儒学是(唯一)可能实现这一目的的。任何文化都是自足的文化,儒学不能振兴,不仅是儒学的失败,更是这个民族的失败。但是,如果儒学不能承担现在我们面对的社会问题、制度问题、国际问题,儒学就不能复兴。

但是在这个立场上,同样不能认为中国的文化、儒学就是最优秀的。认为西方的文化是在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上建立起来的,然后根据财产和奴隶的多少等等标准,从而在一小部分人群中间形成所谓民主。而这种文化是带有暴力倾向和掠夺倾向的。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中国是君子的文明,而西方是暴力的文化。中国是王道,而西方是霸道。(事实告诉我们的)并非如此,中国的历史就是从王道走向霸道的历史。有很多的学者就是如此。对于这些儒者来说,儒学已经被符号化了,也就成为了他们个人的道德的饰物。儒学无非是他们个人得以炫耀的虚荣罢了。

文化并不是人生来固有的,而是后天的建构。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很有荀子学的色彩。很多狼孩、狗孩的例子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所以说,我们能作的首先是在现实层面上的呼喊,而后再来进行文化哲学的补充。

 

 

熊林:你是如何来看待张祥龙的工作呢?

陈明:我首先承认和我张祥龙的私交比较一般。我们在一起开过很多次会议。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无法进行对话。所以,对于他的工作我无法评价。我不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高尚、很不得了的人。我不会以为天生就会有一种传统在我生命里面。所以我说,我首先是一个现代人,然后我是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去接近传统。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至于张祥龙很有代表性的“建立儒学生态保护区”,他的格局就已经太小了,就是要把儒学印第安人化。就像动物园里面的熊猫、老虎等等动物,他们被搁置到了笼子里面之后,他们的尊严何在?就儒学来说,一直就是主流。只有是珍稀的,或者说是边缘了的东西,才能够被圈养,儒学却并非如此。张祥龙的说法,其实就是把儒学自我降低。对于我来说,儒学“不主流,毋宁死”。这不是一个可以妥协的问题。

熊林:我同意你第一个看法。我承认我们首先是现代人,然后才能够去接近传统。假如说在现代我看到有人穿着长袍去上课,我会认为他很耀眼,很炫目。但是,我也会觉得他过于矫情了。不过,我之所以问你对张祥龙的看法,是为了了解你的一个看法。我的问题是:你自己承认,对于将儒学知识化的进路你会保持警惕;但同时,你对于儒学信仰化的进路会表示拒斥。那么,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呢?如果有,是如何可能的呢?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认同的普遍主义如何和功利主义相协调?在我看来,普遍主义者就一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陈明:你最后的一个看法不对。怎么可能划上等号呢?这个我不同意,所以我不回答。对于头一个问题所指的二种进路,知识化实际上是分解,是把可以做为整体的儒学去解构。而相反,信仰化的进路则是不加反思地信受。我首先来说,感觉到的是一个文化的缺失,而后在这个层面上,儒学是最好的选择。

熊林:在当今社会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应对你所说的问题的时候,你是如何来判断儒学就是最好的呢?

陈明: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首先就是一种类化。他们所说的自由或者是民主,完全是特定群体博弈的结果。他们认为,在西方实现了的民主,只要搬到中国来,就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在(现代中国的)情景性中来考虑的话,中国就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自由主义者们所说的)西方的那种民主可能在中国实现吗?所以说,考虑问题一定是在情景中来考虑。比如,孟子可以说“望之不似人君”这样的话,但是那是在战国一个分裂的时代,各个君主都要依靠吸引人才来实现自己国家的强盛的。假如在专制时代,比如孟子面对的是秦始皇的时候,还可能这么说吗?所以我们看到,董仲舒就做出了妥协,而后儒学实现了独尊。在具体上来说,儒学在安身立命上和文化认同上都有其优势,每一个族群都是自恰的,(文化)代表了群体利益。这在基督教那里就表现为褫夺。文化是软权力,是软实力。儒学恰好就可以承担这些。

熊林:那么就是你已经降到了经验主义的层面,已经是功利主义了。

陈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和任何主义都是不矛盾的。实用主义者是什么主义都不认的。在文化弱势的时候,会强调相对性、独特性。当只有一个中心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被中心所决定的。

熊林:但是(实用主义所说的)管用和善不善、好不好,是不同的。当神圣的东西被降低到了经验层面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可能衡量善了。

丁元军:你刚才承认你是普遍主义者,同时又承认自己是功利主义者。但是,在普遍主义下降到功利主义的过程中,尚有一个很广阔的空间,这里你是否没有表达你自己的建构呢?这个问题是接着熊林刚才的问题问的。

陈明:儒学讲:耻言过其实。这句话是对的。现在我们的现实是:我们还没有成为齐。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是“变为齐”。至于说变为鲁还是变为道,那是明天和后天的事情了。今天来谈论变为道,是不是过于不现实了?这种过于就在于没有建立一套规则,从而奖励最好的人。在今天就谈论明天、后天的事情,是不是太奢侈了?是不是太没有悲剧感了?我在川大哲学系感觉到的是一种很乐观的态度,但是,是不是过于乐观了呢?我承认我们要“变为道”,但是不是先天或者眼前的事情,那只能是放在心里面的,也只有如此,才有一种悲剧感和绝望感。就像动物园里面的狮子、老虎一样,他们过于的尊贵了,才会显得那么的悲凉和懒惰。而动物园里面最开心的是猴子,它们没有尊严、没有廉耻。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引入荒诞,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心理平衡。儒学必须要放置到一个历史的脉络中去理解。回到生存环境中去理解。可能性是由需要推动的,不存在需要之外的可能性。我反对把学科做为根本的学科本体化的倾向。有朋友问我,目前知识界缺乏的是什么?我说:立场。要么就是寻找上帝的全知全能的视角,要么就明确认知活动是由生存活动决定的。回到情景中去,实际上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生活不过是生存竞争,丛林规则就是生活的唯一规则。

熊林:完全的丛林规则所指导的生活,对恶的良知反思何以可能呢?

高小强: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讲“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如何来反思“已经发生的事情”呢?

陈明:人性。这个很清楚啊!

高小强:如果建立在完全功利的基础上,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还有什么规则呢?如果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现实的规则,那么,我可以拿来持守它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你所举的例子,把文化当作杯子一样的东西,可以吗?如果可以,那当然好了。但是文化本身是很复杂的,这个也是你自己承认的,可以用杯子来代表吗?

陈明:我不否认有人在持守什么。但是,那不是现实的规则。对于传统来说,我只是说现在我们要建设一个房子。别人在做别人要做的,而我的工作是要我搬砖头,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高小强:你自己说立场很重要。那么,你的立场的基础在那里?在你所说的文化传统中,你的立场又处于什么地位?你所批评的学者和你的立场相比,他们处在什么地位?如果他们的立场并非是主流,又是从何而来的?你一直在用事实反驳一个道理,你在强调事实的时候,理已经被悬搁了。

陈明:我正是以实用主义的立场,来对待当今社会对儒家的期待。

丁元军:你说的第三条道路是否也会用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来表达呢?而你是否也会因此而没有悲剧感呢?

陈明:我只是反对在路上把目标遗失。就像过江一样,对岸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能在船到江心的时候,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学科本体化。

高小强:你真正的立场不是实用主义。“不实用,毋宁死”才是你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你就不可能走到道。

陈明:重要的不是道,而是道的寻找。道在周公那里是礼乐,孔子那里是仁,孟子那里是仁义,荀子那里是礼法,董仲舒那里是天,朱子那里是理,阳明那里是良知。

丁元军:按照你的思路来说的话,孔子的时代也是霸道的时代,为何不变鲁为齐?而是要变齐为鲁呢?“天理和良知”难道就只是一种生存策略吗?

高小强:你用实用主义来反省,用的是人的局限性,理性。在事实那里,是以实用为标准的,是否理想主义被实用主义更有局限性?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黄玉顺:我来简单说两句。可能诸位对陈明的思想不够了解。我用他自己的说法来介绍一下吧。他这个“实用主义”不是一个好的表达。他最近的一个重要的新提法,他刚才也提到的,是:“即用建体,即用证体。”“体用”这一对范畴是我们一直在共同使用的。现在首先要来清晰一下这对范畴。这是中国传统上一对很基本的范畴。自思孟以来,基本上就被表达为“明体达用”的思路。简单说,有一个先行的东西,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本体建构,是一切的开始。但是陈明恰恰不承认这样一个先验的设定。他不会承认的是:有一个现成地摆在那里的、或者是自己首先去设定的东西,然后认为这就是“本”或者说“体”。他认为,“体”的设定必须从生存层面的“用”出发。

熊林:你一直在说你办《原道》是一种“玩”,但是十年办《原道》也是玩吗?这十年的艰难你也和我们表达过,难道就真的是你说的那样吗?要我来看的话,这确实是你的自谦之辞吧。

陈明:不是自谦。是自嘲。如果我真的如同别人说的一样崇高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是不是就太黑暗了:我在做一件崇高的事情,却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我不是自嘲是什么?

熊林:你的自嘲,是一种张力的产物。同别人的狂热是一致的。用和体之间有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

陈明:这些事情是只足为同仁道,不足以外人道也。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黄玉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如何才认为自己为儒学?

陈明:“圣人之所以为法”是最重要的。儒学就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是。

高小强:黄老师所说的“体用”,是在中国哲学意义上才有的对立。什么是先验的原则?是否为一物的起点?所谓“即用建体,即用证体”,今天复兴一个文化传统,过去的一切圣人在心中有地位,但他们的体一定是要到今天的生活的,要是没有去证体,则体是没有的。

陈明:我不预设绝对有效性,尽管我愿意承认自己愿意他是有效的。但你们的说法是不是过于乐观了呢?

丁元军:如果没有一种体用论先行成立的话,你的“即用建体,即用证体”怎么可能?按照你的思路,是“以用灭体”。

黄玉顺:很多时候的发生争论其实只是表面的,实质是背后的许多感悟性的东西不同,它们在支撑着我们的争论;但我们都没有谈出来。就陈明而言,他有一种和钱穆的勾联。就是一种关怀,一种焦虑,一种民族文化生命。不过是表达过于直白而已。所以陈明的“体”可以类似于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可以表达为需要。

陈明:这里的体不是实体,而是原则。我的原则是最有效、实用就可以了。李泽厚的“西体中用”,中国人的东西可以用的,才能拿来用。如果是拿来只能带来负面作用,可以把我搞死的,我为什么要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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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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