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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白山書院夏季講習簡報

长白山书院

 

长白山书院由 鞠曦 先生二〇〇五年创办於长白山山脉的卧龙山主峰龙头山下,长白山书院以“正本清源,承续传统;中和贯通,重塑传统;中学西渐,开新传统”为思想理念,致力於承续华夏历史文脉、复兴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

为增进身心的修持与性命的通达,为探讨中国哲学与儒学的学术理路及发展前景,西历2006年7月25日~8月11日(夏历7.1~7.18),长白山书院在龙头山下举办了主题为“易学、儒学与中西哲学”的夏季讲习活动(为期十八天),二十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及长白山当地的人士参与了讲习活动,讲习活动由北京大学博士生翟奎凤及通化 籍张予 女士召集,隋 洪波 先生主持。

来书院参与讲习的外地人士有:长春米继军、徐州林夷山、长春隋洪波、长春杨洋、北京郭丽卿(女)、北京翟奎凤、北京路振召、常州黄晓兵、常州林毅、长沙钟武强、长春李斯思(女)、北京王素丽(女)、南京杨艳香(女)、北京周艳萍(女)、北京周莉萍(女)、北京李静(女)、长沙朱敏(女)、北京张予(女)等。8月7~9日,台湾籍上海商儒、学者 赖鸿标 先生与珠海平和英语学校校长、珠海平和书院院长 洪秀平 先生,亦远道来书院参与了讲习活动。

讲习活动每周讲习五天(周六、周日休息或旅行,期间共四天),每天四个时段。早课、上午课、下午课、晚课时间分别为4:30~6:30、8:30~11:30、2:00~5:00、7:00~9:00,早餐、午餐、晚餐时间为7:00、12:00、5:30;早、上、下、晚的功课分别为寝床静坐、 先生主讲、专题讨论、学员主讲与讨论。讲习活动的主场所设在一个四五十座的房舍里,正对龙头山,下临松江河,景色优美,空气清新,桌上的水瓶插满了每日从窗外采撷来的鲜花……

讲习活动主要围绕“易学的正本清源”、“儒学的中和贯通”、“中西哲学会通与中学西渐”三大专题展开。山长 鞠曦 先生着重阐发了他以《易》学为核心的时空论、形而中论以及对“自以为是”的哲学批判论,并带领大家精心研读《帛书周易》的《说卦传》、《系辞传》以及乾、坤两卦的卦爻辞、彖、象、文言;对咸、艮两卦所蕴涵的儒家养生之学亦多阐发,把《易经》“生生”哲学推定到了以“恒→既济→损→否”与“咸→未济→益→泰”为基本演绎模式的损益之道上。

长白山书院山长 鞠曦 先生经历坎坷,淑世情深,数十年治学如一日,中外藏书万余册。他以《周易》、《道德经》、《黄帝内经素问》三部经典为起点,对中国传统之学的儒、道、医有广博会通之研究,对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形态与历史有充分的了解与理解,精通中医、电子、物理等科学领域。在 鞠曦 先生的主讲与学员的讨论下,书院夏季讲习活动获得圆满结束,兹将相关学术结论陈述如下:

一、易学的正本清源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汉唐以来,《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一直备受中国学术界的推崇,但“两派六宗、互相攻驳”的易学史也表明《易》学思想的统续无宗。如何理解孔子作《传》解《经》的本义,如何在整体上把握《周易》的思想体系,从而正确推定《周易》的性质,使《周易》真正成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源头活水”,这是会讲中大家着重关注的问题。

“子贡三疑”和“后世之疑”入手,或可分析出孔子与《周易》的真实关系。“子贡三疑”之说来源於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出土的《帛书周易》,据《要》篇记载:子贡“一疑”是孔子为什么到了老年对《周易》产生浓厚的兴趣(所谓“晚而喜《易》”)“二疑”是孔子不以卜筮为用,却去研究卦爻、系辞的理论形式,此是何原因?“三疑”是孔子对《周易》卜筮性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鞠曦 先生通过解读《要》篇认为,“子贡三疑”非常有代表性地表明了孔子重视《周易》的原因,对《周易》卜筮性质的扬弃以及其对“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正确预见。孔子针对“子贡三疑”明确阐释了他作《传》解《经》的基本目的有三:一、研究《周易》言之有方、论之成理的逻辑关系和思想形式;二、如何使《周易》成为人们遵循的能普遍运用的思想方法;三、不能利用《周易》的卜筮原理,而要掌握“吾求其德而已”的道德原理。

“子贡三疑”显示了孔子一以贯之的易学思想体系当时属无人能理解,由此而引发的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后世之疑”——失落了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也失落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和命脉……

《说卦传》的承诺与推定——如何澄清“子贡三疑”和“后世之疑”?如何通过孔子而正确推定《周易》的性质与思想体系?鞠曦先生认为“遍览道儒释,尽在《说卦》中”,只有《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形式承诺了易道“穷理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的价值关怀;以《说卦传》为纲,运用“承诺推定法”,在逻辑、形式、范畴与本体、主体和价值的“承诺与推定”相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在整体上重新认识《周易》。

因此,首先要对《说卦传》的主体论承诺与形式进行推定,也就是反思《说卦传》的“说卦”者及由“说卦”者“说卦”所运用的范畴及逻辑关系是什么。通过对《说卦传》思想形式和内容的解读, 鞠曦 先生得出三点结论:

1、昔者作《易》与今者作《易》是一个历史过程,今者作《易》在理论形式上实现了由卜筮之《易》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周易》的转化。

2、“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由所谓“六位成章”、“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及其“乾坤三索”等具体以“数”为形式的文理章法所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作《说卦传》的目的。

3、孔子将“昔者圣人”作《易》的原理与他自己对“生生之谓易”、“圣人之大宝曰位”的《易》理之推定,形成了《说卦传》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乐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的思想形式。

所以,应该在思想形式与基本前提上把“圣人作《易》与“孔子作《易》”区别开来,是乃“同途而殊归”与“同归而殊途”之谓也。

易道的终极关怀——只有承诺生命的终极关怀并正确推定生命的存在形式,才是哲学、科学与宗教的终极目的。也正是由于哲学、科学与宗教具有这样的承诺,才奠定了它们在人类知识系统中的主体性地位。鞠先生则通过推定《周易》的思想形式,并由《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内容推定了“天地损益、人道损益”之“损益之道”的逻辑关系和思想内涵,并重新校正了通行本《周易》的卦序,以在终极关切的意义上理解易理和易道。

他认为,对于主体的“以至于命”而言,益之道始于《咸》卦。因此,正确推定《咸》卦的意义,对于理解《周易》的思想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咸》卦的重要性,孔子不但对《咸》卦以《彖》《象》进行推定,还以《系辞传》对《咸》进行整体统一性的推定,以形成终极关怀的理论架构。《易》之《咸》表明,天、地、人三才之道溶于《咸》卦于一体;《咸》卦取象于人体以承诺生命的主体性价值,由此形成了令人惊叹的《周易》生命科学思想体系。

鞠曦 先生指出:中国生命科学的形上性原理与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证明了现代易学的研究进路应以推定《周易》“穷理尽性”的哲学原理、实现“以至于命”的终极关怀相互整体统一为基本旨趣,达致《系辞传》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知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的人生至境,解决“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虚,天下何思何虑”的问题。

二、儒学的中和贯通

儒教、工商儒学、君子儒学——21世纪初,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2005年以来,重建儒教、政治儒学、工商儒学、少儿读经等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在本次会讲中,由珠海平和书院院长洪秀平先生介绍了中国儒教复兴的背景和现状;由台湾籍上海商儒赖鸿标先生主讲了工商儒学的构想;由长沙理工大学钟武强先生介绍了全球少儿诵经运动的开展和传播情况;鞠曦先生则谈了他的“君子儒学”思想与上述问题的关系。

洪秀平 先生认为:儒教的“教”既有中国文化中“礼乐教化”与“道德教育”之义,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义;既有信奉“天道性理”、“良知心体”的超越信仰之义,又有实现“神道设教”的治世功能之义。儒教是一种与西方宗教不同的独特教式,它能够确立国家的文化自主性,可以形成当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共识和精神信仰。 先生谈吐幽默,娓娓道来,把复兴中国儒教的当前思想力量款款讲述在听众面前。

赖鸿标 先生认为:应从民主社会和工商企业界的现实层面出发,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革。而改革则要直接承继孔子,并主张援法入儒、援墨入儒、援西入儒,重构传统儒学体系。他不欣赏孟子、宋明至现代新儒家一系的心性儒学之理路,他说他从数十年的商业经历中观察到传统心性儒学与现代工商社会有许多冲突乃至“悖论”,而恰恰“王霸并用”、“理法并称”才是现代社会亟需的儒家模式。 先生关于工商儒学的构想令人耳目一心,仿佛18、19世纪日本儒学的改革、转型在这里得到了某种回响。

鞠曦 先生“君子儒学”儒学理路与此不同,他强调只有君子的修为,才能避免“小人”的自以为是,从而自在、自为地走向“和中为是”的应然人生。他说:“君子儒学”首先是对《论语》、《周易》等经典文本的哲学化和学术化处理,在“正本清源、中和贯通”的前提下,明晰天地人生的损益之道,以“益道”匡正自己的言行,才有可能真正发扬儒学的善义理、真精神。

“儒道相绌”与“内道外儒”——传统儒家与传统道家有何种渊源与联系?当代儒学、道学及其文化形式应如何中和贯通?儒学当怎样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是讲习期间大家多次讨论与辩难的话题。

鞠曦 先生认为,孔子对作《传》解《经》所进行的儒学转化,形成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体系,但由于“尽性知命”的“性与天道”之理在孔子之后的失落,加之两汉之际儒学独尊和以象数解《易》形成的误区,儒学从此失去了对终极关怀的可靠承诺。因此,在孔子之后,中国文化对终极关怀的承诺是由道学来推定的。

就道学终极关怀的进路而言,是由“无为”到“有为”,由“先命后性”到“先性后命”,最后整合于“性命双修”——道学的这一过程是历经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直至宋元之际才最后成熟于“内丹术”的形式的。作为对“自以为‘是’”的自觉,《道德经》和《周易》两部原初的儒道经典著作,以其特有的理论形式共同承诺了对“自以为‘是’”的自觉,并给出了“和中为‘是’”思想推定,由此表明儒道显然是同源、同归的。

他说:产生“儒道相绌”的错误理解,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握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的内在逻辑和理论体系。所以,他提出“内道外儒”的观念:知“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之理,行“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之道,达“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之生命境地,此谓内,道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职志,此谓外,儒也。

可见,“内道外儒”乃首先要做到“知命”,使生命和中成道;内道已成,学贯中西而形上形下,厚德载物而通今博古,生生不息而兼善天下——不言而喻,若要在当代全面复兴儒学,首先应培养“内道外儒”式的优秀人才,这也正是本次讲习活动以青年学子为主的原由所在。

三、中西哲学会通与中学西渐

对于哲学定义、哲学问题的反思——由于哲学是以本体论为根本形式的,所以人类自身的许多本在性困惑,正源于哲学在本体论上的谬误或歧途。因此,首先必须对“哲学是什么”或“哲学应该是什么”进行合理的推定;而“哲学是什么”关系到以往的哲学形态,“哲学应该是什么”则关系会开出什么样的新哲学。

讲习期间,大家共同讨论了中西哲学史上关于“哲学”的若干经典性定义,诸如: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是反思批判性的理论学说;哲学是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自觉;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大家认为,研究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必须与哲学的起源,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以及哲学史的进路一以贯之。

鞠曦 先生讲解时说:运用“承诺推定法”,对哲学的定义进行重新反思,发现“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的统一”、“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的统一”、“价值论承诺与范畴推定的统一”以及这三者的中和贯通,才能称为成熟的而非“自以为是”的哲学体系,并且这一定义应是中西哲学的中和贯通。由三个“承诺与推定”的统一性所决定,哲学是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哲学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说。

鞠曦 先生进而认为:“时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自以为是”是哲学的根本问题,“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他说: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时空的主体效应性使主体具有时间能动性,能动性生成了主体的自以为是;使“人”成其为人,人才具有了主体能动性。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史进路表明,对前期哲学家的“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并给出是其所“是”,是西方哲学的理性动力。但是,后期哲学家反思批判前期哲学家的“自以为是”之后,在给出新的是其所“是”的哲学建构中,又走向了自以为是,使自以为是——是其所是——自以为是的哲学走向了自身的终结。

先生认为这一关于“哲学”的定义和对哲学问题的判释,同样适合于中国哲学的理论形式。中国哲学给出的不是“是其所是”而是“所是其是”,即“和中为是”;“和中为是”的哲学理式主要以《易》和《道德经》为代表形式。他认为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不但避免了自以为是,而且给出外化了的“和中为是”之思想体系和内化了的“形神中和”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目的,此是西方哲学力所不逮的哲学成果。

中西哲学与人类文明——另外,大家还对西方哲学的理性路程进行了相关总结与反思,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展望:

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一直沿着两条逻辑思路发展:一条是从泰勒斯开始的以寻求万事万物“始基”和“本源”为线索的自然哲学,他们承诺自然界存在着某一实存的“物”为世界的本原,他们的使命是要追寻作为认识对象存在的“实在”到底是什么并给出证明。

另一条线索发端于巴门尼德,他以“逻辑化”和“形式化”的方式对“存在”本身进行探讨,注重概念、范畴和逻辑演绎。前者,由苏格拉底进行了主体论的转化,他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命题,把哲学从天国带还回人间。后者,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对“是其所是”、“在者之在”进行研究的逻辑化、体系化和学科化的任务,并由此决定了西方哲学两千年多来的思想进路,并敞开了批判与反思“自以为是”的理路。

近代以来的笛卡尔哲学、休谟哲学、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都从批判或限定“自以为是”入手,以承诺正确的“自其所是”为目标,但最后又都陷入了“自以为是”的哲学史怪圈,以至于现代哲学家宣告这是一个“哲学终结”的时代……

现代哲学是以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现象学及后现代主义为主流的哲学时代,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大行其道。但如何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走出“自以为是”,他们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反而在“思”与“在”的关系问题上,使哲学“诗化”或成为“厮杀的战场”。

以《易》为代表的儒道哲学,通过“生生”的时空方式,内化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体系,使中国哲学成为自恰的理论体系,并根本上解决了人类“自以为是”的问题。在《易》学的“和中为是”看来,中西哲学都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但各自的哲学理路和历史进路却存在着重要差异。

西方哲学接着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理路进行思辨,从而陷在“穷理”的层次不能自拔,更弗论“尽性”;而对于“以至于命”,则只能望而兴叹。而中国哲人只要掌握“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原理,以“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方式进行解经传道,以“内道外儒”的修为方式进行学理守护,则可走向去遮、去执的“和中为是”之大道。

(撰稿: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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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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