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学的“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


梁涛

 

孔子创立的儒学形态如何,是当前儒学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一般用“子学”和“经学”对儒学作阶段性划分,认为先秦儒学属于“诸子学”,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则确立了儒学的经学形态。冯友兰先生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即采用这种划分法。然而这一学术界通行的看法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因为按照这种划分,先秦儒学主要讨论的是孔、孟、荀等思想家个人的思想,包括人性论、天人观、民本、仁政等等,而汉代经学则讨论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学,讨论的是今文经、古文经这些内容。即使是象董仲舒这样的思想家,也要说明他是属于汉代经学中公羊学的系统。这样人们不由会产生一种疑问,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儒学的形态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作为“子学”的儒学和作为“经学”的儒学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的联系何在呢?

看来有必要对儒学形态重新作出检讨,而考古发现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在最近公布的上博简中,有《孔子诗论》一篇,揭示了孔子后学中对《诗经》的一个解释系统。在马王堆帛书《易传》中,则谈到孔子“老而好《易》”,说明孔子的《易》学观在晚年有所变化,否定了学界长期流行的孔子与《易》无关的说法。郭店竹简的一些篇章,则对《诗》、《书》、《礼》、《乐》等六艺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讨论。如《性自命出》提出:“《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 《语丛一》认为:“《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书》,……者也。”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早期儒家那里,实际存在着一个经典的解释传统,所谓经学有着更早的渊源,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一线索以前被我们忽略了而已。

我们知道,孔子在历史上的一大贡献,是他顺应了“学移民间”的历史潮流,创立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格局,使古代学术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孔子讲学,以《诗》、《书》、《礼》、《乐》为基本内容。“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诗》、《书》、《礼》、《乐》本属于古代王官之学,其传授也限于贵族之间。至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于是孔子对其进行了编定、整理,并运用于教学之中,使其由贵族的学问垄断一变而成为一般民众的知识修养。孔子晚年对《周易》产生浓厚兴趣,又根据鲁国历史整理、编纂《春秋》一书。这样,《诗》、《书》、《礼》、《乐》、《易》、《春秋》经孔子的整理、阐释和理解,乃成一新的知识系统,六艺之学构成儒学的一个基本内容。但孔子创立儒学,决不仅仅是因为对古代文献作了整理和解释的工作。孔子生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乱世,却向往建立上下有序的“有道”社会。他倡导仁,重视礼,以仁、礼为解决人生困境和社会矛盾的良方,建立起包括人生修养、伦理政治等内容的思想体系。故从孔子开始,儒学实分有两途:一为六艺之学,一为社会人生之学。

六艺之学是关于《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的学说,包括文本的整理、意义的阐释等等,属于孔子的学术思想。六艺在孔子之前已存在,孔子以后也不为儒家专有,如墨家也常称引《诗》、《书》等,但孔子在创立儒学时,对六艺进行了系统的编定、整理和“意义”的阐释,并用来教授徒众,这样便形成儒学内部传授的一套学问。汉代以后“独尊儒术”,这套学问便称为“经学”。社会人生之学则是孔子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和看法,是孔子改革社会政教的主张和方案,是孔子的思想创造。仁在六艺中虽然已出现,但孔子却赋予它不同以往的含义,使其成为儒家的终极信念和人生理想,“孔门之学,求仁之学也”。礼也是六艺中经常出现的概念,但孔子对其作了重新论证,提出以礼为核心的社会改革方案。由于孔子是以新兴的“诸子”身份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故他的社会人生之学又称作“子学”。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在思想上存在着联系,但在学术形态上二者又有明显的差别:六艺之学是对经典的理解、诠释之学,突出、强调的是经典的思想价值。社会人生之学则是对人生意义、社会理想的探讨,注重的是力行实践和思想创造。在儒学内部,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存在着不同的传授,六艺的传授重师说,往往形成儒家内部的传经系统,如《史记》、《汉书》中记载的《诗》、《书》、《礼》、《易》的传授系统等。而社会人生之学则重视思想的承继,如《荀子·非十二子》批评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等等。六艺中除《易》外,一般均为公共科目,个人可以根据偏好和需要进行传授。如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孟子荀卿列传》),荀子则对《诗》、《书》、《礼》、《乐》大部分经典进行了传授。而社会人生之学虽为孔子所提出,但孔门弟子却会因所处时代及思想倾向而有不同选择,甚至表现出某种对立,如孟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仁,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等等。

这样,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就不仅仅是一单纯的思想、理论体系,同时还包含一学术传统,形成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的双层结构。只不过作为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家,孔子主要关注的不是一典籍、知识的问题,而是一思想信仰或“道”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社会和人生困境的问题。故在早期儒学那里,子学是一条主线,而经学或者六艺之学则是一条辅线。而汉代以后推重经学,实发展孔子六艺之学,而把子学降到附属的地位,看作经学的附庸或者传记。有学者可能会以为,汉代以后重六艺,故这一时期只有经学而无子学。其实,《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记录的汉代著作就有《陆贾》二十三篇、《贾谊》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儒家言》十八篇等多种,这即是当时的子学著作。与早期儒学一样,汉代儒学实际同样存在着经学和子学的双重结构,只是二者的地位较之以往发生了变化而已。

说到经学,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思想僵化、经验教条之类,其实,这可能只适用于汉代以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经学末流,而对早期经学来说,则完全不是这样。早期经学虽然也把六艺尊为基本的经典,但它对经典的诠释是自由的、开放的,同时由于存在一个子学的系统,可以自由地进行思想创造,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这样,它不但没有压制思想创造,反而造成“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而它对于六艺等经典的尊重,则使其在思想创造的同时,并没有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保证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促使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凝聚。 

2004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