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星期

 

豪华落尽见真淳

——我所认识的余敦康先生

 

说来惭愧,虽然早在《文化:中国与世界》辑刊中就看到过余敦康先生论儒家伦理思想的文章,也逐渐了解到余先生在玄学和易学等方面的杰出研究,但真正对余先生的人本身实有所感,竟是通过陈明博士论文出版的导师序言。

那篇序里,余先生对弟子在答辩会上的表现,很是批评了一番。其实,“狂妄”也好、“浮躁”也罢,到底是有“激情”与“自信”的底色,老师的批评更是一种警醒和鞭策,背后掩不住的,终归是关爱与欣赏。平时看惯了四平八稳的名家序言,哪里想得到,导师给学生作序会这么写,这不是“见心见性”是什么。短短一篇序言,学生的少年狂气跃然纸上,先生的真性情与师生关系的平等、自由、放得开,也是不言可喻。一老一少,两个有个性的人,就这样在脑海里留下了印象。

陈明那本书是从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功能方面入手,范式转换的意识很浓,文风充满锐气,却又深入浅出,很朴茂。在书后所附大陆玄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中,陈明即从范式转换——由认识论到文化学——的角度,对老师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学问离不开人,或者说,比学问更为根本的是人,“对现实敏感”、“对传统文化的命运和民族的发展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云云,才真正见出余先生的人来。

回过头看《原道》辑刊初创时,几乎每一期都有余先生的文章,不用说,老师对弟子是鼎力支持的。陈明执着追问中华五千年一以贯之的“道”的愿力和努力,老师肯定也是嘉许有加吧。“生子当如孙仲谋”,得徒如此,先生一定感到欣慰。

第一次见到余先生,是在今年春节前的后海湘菜馆“岳麓书院”。陈明与老师定期碰头,聚餐、饮酒、闲聊。师徒二人那种直率、真性情,确是让我开了眼。以前就觉得陈明身上颇有些孙大圣的影子,天上地下都去得,没想到在老师面前他都没个学生样,争到激动处,扯着嗓子大呼小叫、拍桌子捋袖子,真是浑身猴气。余先生就那样稳稳地坐着,含笑看着浮躁的弟子,不为所动,关键之际沉喝一声“陈明”,然后三言两语将其驳倒。弟子哪儿肯服啊,又跳将起来,而老师宽容的目光依旧……。“新松恨不高千尺”,对陈明,余先生可说是许其识、嘉其气而恨其懒、笑其狂。

对生命元气的强调,在师徒二人是共同的。陈明一贯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才、不是学、不是情,甚至不是识,最重要的是气。有充沛之元气,乃有酣畅淋漓的文风,也才会致力于使文化生命获得康健畅达的现实形态。余先生的气象,不像陈明那样是夏风畅爽、清活奔逸的,而是高山泰然、老树浓荫,自有一种历经世事之后的苍劲、清厚与淡定在。但生命之气的足与厚,较之年轻人更为苍韧与深沉。

在厚厚的镜片后,余先生总是那样眯着眼,宽厚地看待这个世间,紧绷的嘴角又似乎表征着他倔犟的个性,仅有的两颗门牙更活现出老人的憨朴与敦实。余先生的笑,是开怀大笑,那样天真烂漫、稚趣天然。余先生的饮,是水流不断、杯杯相续。酒后还能吃饭,更是余先生一大本事,他是自始至终都不紧不慢的,该饮就饮、该吃就吃,嘻笑怒骂,都是那么活脱自然。

那次聚餐时间很长,余先生谈了很多很多,从儒家的核心理念“亲亲”、“尊尊”,到禅宗与庄子的关系,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到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政经形势……老人七十四了,谈笑间却无丝毫衰暮之气,忧患意识在他这里,与积极向上的朝气、刚健有为的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未来,他有一种大无畏的乐观。

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外来宗教大规模发展的看法。就我个人来说,可能是宗教感较浓,很关注宗教间的对话,对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蓬勃发展,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中国会不会基督教化?中华文化会不会被外来文化阻断?这是我一直深忧于衷的问题。没想到,古稀之年的余先生洒然一笑,“没关系”。数十年在社会底层锤炼出的经验和智慧,使老人对我们的文化生命抱有强烈的自信,“如果中国基督教化了,变的将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教!”寥寥数语,简劲有力,真是万水千山走遍,沧海流云只等闲。

老人的话,让我很激动,更有一种源于生命深层的感动。中华文化的风貌,不就是悲慨又从容,刚健又沉着吗。

第二次见到余先生,是中秋过后的八月十六。干春松老师备下酒席,《原道》几位同仁席间对余先生作了一个访谈。陈明和我去接余先生,途中问老人,现已过了孔子的年纪,对夫子有什么新的理解?余先生认真的说,觉得孔子很亲切,也会犯错,也会生气,是生活中真实的人。释伽和庄子也都很好,但还是觉得孔子最亲。老人很朴实很平常的几句话,令我非常感慨。想起上月与诸友拜望庞朴先生时,庞公深含感情地说起母亲的情景。七十六岁高龄的庞公说,我现在越来越想我的妈妈了。我们满怀敬意和爱意地看着庞公,心里是融融的温暖。余先生这话也激起我同样的感情。是的,中华文化至为根本的,正是这绵永温醇的大亲情啊。

访谈很随意,余先生一杯一杯自斟自饮,在拉家常般的对谈中,他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和宇宙人生的看法,就这么不经意地流淌了出来。余先生对心性儒学的反应给人印象很深,他坚决不同意对儒家作泛道德主义、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解,特别强调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儒学绝不能离开政治,理和势要互相结合,使权力的运作不断地改进,这才是以天下为己任,才合儒学经世济民的宗旨。谈到少儿读经,他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把振兴儒学的希望寄托在小孩子们身上,行吗?”后来,陈明说,老师并不是反对读经,而是希望我们这些新一代学者眼界要更高,气魄要更大,并希望有高层决策人士接受儒学理念,“以理转势”。

席间余先生反复提到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认为该书有力颠覆了新儒家那套理解,突显了社会政治领域中秩序重建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儒家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新儒家对宋学的那套解读,是从黄宗羲那里来的,而用哲学解读儒学,则是五四以来西方中心论和知识中心论的产物。其实,三代王道的重建,才是北宋五子直到朱熹、陆九渊进行思想学术探讨的起点和目标。我读过余先生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名字就叫《内圣与外王的贯通》,跟美国的余先生一样,他强调儒家的心性学说不是虚的、空的,而是紧扣历史时空、现实世界。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才见出儒者迎难而上、愈挫愈奋精神的伟大所在。

对传统文化的宏扬,余先生主张取法乎上、先立大本,必须从文化战略上有个通盘考虑。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要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做时代最尖端的问题,琐琐碎碎不是儒者的风气。北宋儒者真正关心的是“国是”——秩序重建,南宋虽然向内转,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与天下,要在社会政治领域见得儒者之效。谈到这儿,余先生提高了嗓门,“搞儒学不考虑战略的问题,是根本不配搞儒学的!”一字一顿,掷地有声。在他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在世界全球化的格局中间,中国应该占有个什么地位,怎么样面对美国、欧盟,面对俄国、日本,面对印度,怎么样解决台湾问题,怎么样迎接现代化、迎接全球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都应该有个文化战略,对此,中国人应该形成一个文化的自觉。而这里面,又都有一个儒学内在价值的取向和应对。

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国的文化战略是什么呢?余先生认为就是文化本位,真正把文化主体意识确立起来,就能以我为本主动去迎接、拥抱全球化。这需要开放的胸怀和现实感,理想不能离开现实,没有开放就没有创新。所以儒家传统一定不能搞成泛道德主义、复古主义,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儒学绝对是个强大的精神动力,但这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又要分清主次本末。余先生认为,文化的本质是力量,培固起自身的强健体力,就可以迎接苦难,泰山压顶不弯腰。中国讲王道、讲以德服人,其实德本身也表现为一种力量。中国文化的力量跟西方不同,不是一味刚猛的“强”,而是儒道结合、刚柔相济的强。这种强可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处处留余地、柔弱胜刚强,就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落实到每个中国人来讲,文化不是虚的,可以变为人格,人格也不是虚的,而是一种力量。有了中国文化培育的这种力量和元气,可以走遍世界,有招无招、左右逢源。余先生特别强调,一定要有这种自信。

要确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就得对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有一个反思。传统是丰富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读,归根到底是要有利于现代。说到这儿,余先生对陈明近来提出的“即用见体”颇为赞许。“用”,就是要落实到社会政治领域中,落实为战略规划与秩序重建,但这不是个建构的过程,而是与历史文化的自然发生相承续的,是由秩序生出天道来——由用生体。儒学强调政治性的操作,政治性操作一定要有合法性,有政治理念,社会、政治秩序要有根据,这些方面正是儒学优长所在。儒学由用生体,从生活方式和历史积淀中来生发价值理念,这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自生自发所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是打不倒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的文化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方式。从制度上说,儒学确实是解体了,但儒学的“魂”还在,儒学和中国文化价值本体不会死,它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必然要寻找新的落实形态。

针对以专制主义责难中国文化的观点,余先生激动地说,中国文化绝对不是专制主义,儒家一直对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和调整。任何东西的异化都不可避免,中国儒道被政治所异化是历史的通例,但异化不影响这个文化的超越性、崇高性、永恒性。他笑着对陈明说,你批评刘泽华的王权主义说,招式太笨了,“你要理解人家的用心。我就只是跟他开玩笑,搞解构主义——这叫无招胜有招”。

至于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科学、民主,余先生认为这不重要,也毋须考虑。做事情要看未来、看现实,不要看过去。没有,会有的。没有科学、没有民主,会有的。

整个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余先生生命里充溢着一种刚健的精神,这种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呢?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一切的今天,余先生对儒学和传统的这种自信,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很简单,来自生命、来自生活、来自人生。

余先生说他从小就爱看武侠,练铁砂掌,可能酒喝得有几分好了,说到这儿,老人徐徐推出一掌,还真有那种架势。他说:为人在世,我是最欣赏男子汉气概的,对权威的东西敢于反抗。不管女人男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就是活一股气,气的底蕴在文化。中国人没法学习西方人的文化,也没法学习印度人的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必须从自身文化的良性资源中转化出新的道路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脊梁骨,不举农民的例子,就说打工的人们在城市里,受尽了气,但他们坚强地活下去。活下去,这本身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可以应付一切。

对中国这片土地、对先民创造的文化,余先生带有深沉的眷爱,由此出发,他信守儒家的立场,因为儒家与生活相通相俱,是深深含藏在民族土壤和民族生命中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我和他们是共命运、共呼吸。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在底层生活多少年了,我知道。我的立场就是儒学。”有了这样的襟怀和气度,才能挺立起主体性,勇于接纳、融汇各种思想学说,找到儒学和它们的结合点。不必争论、不搞对立,重要的是因应,从实实在在的层面证明儒学对于促进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以及树立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的作用。这才叫文化上站起来了。余先生认为,新左派在中国的表现实际上是个民族主义,它肯定了这五十年来,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努力。这一点不容否认,但在文化上能不能站起来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就要解决。自由主义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有它的批判功能,而且这个批判的功能大于儒家,这值得儒家反思。说到当代儒家,余先生断然否定当代中国有儒家,不管是他这一代人,还是五六十年代人。他寄希望于来者。

大陆学界七十上下这一代老学者,经历大都很坎坷,余先生对此非常感慨。谈话中常常提起美国的余英时先生,虽然在立场、观点上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对这位同龄人所取得的成绩和致思的方向,他是衷心佩服的。两位余先生的人生轨迹在四九年以后的不同,确实发人深省。除了余英时先生,一边吃臭豆腐,一边还提到了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罗蒂,也是余先生的同时代人,他们是世界级的哲学家,而自己什么也不是,不可能形成体系。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是四九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而且我还不是人,连人的权利都没有,在这样的境遇下,我能凭我的力量,能够挣扎着活下来,并从这里面领悟到中国文化内在的深厚,也可说是一大幸事了。”其实在我们看来,学问或有高低、影响或有大小,但人格的自我完善自有其重要的意义在。余先生走过这七十多年的曲折历程,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慢慢转化为一位儒家,他尽了自己的力,无怨无悔,而且人、学俱老,如他所说,“老了以后,懂了分寸,从心所欲不逾矩”。

陈明提到了钱理群先生研究北大右派的文章,余先生特别高兴,“它把我作为一类,与谢冕、张炯他们比较……”后来我找到文章,觉得余先生“这类”的真正特点在于,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儒者,他对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如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同样从心底接受、信奉。

也许正因为思想的底色有此不同,余先生的思想言行,都散发着性情的光彩,开放而不自恋,保守而不顽固,深刻而天真。他们这一辈大陆老学者,李泽厚先生是笼罩一代;汤一介先生谦诚温宁;庞公如春风和化;余先生则是温而厉、威而不猛,刚健有生气。余先生很清楚同时代人的心路历程,再三说大家不容易,汤一介、庞朴、萧萐父都脱胎换骨,一再转换思路,后人要同情地理解他们。但是有一点,余先生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乡愿,我们活得都很难、很无奈。尽管中国人在几千年中无奈,在二十世纪更无奈,但中国人坚强地活下来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胜利。韧性!应该对中国人感到自豪。至于自己,余先生表示他非常看不起自己,总是不满意自己,因为他是乡愿。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是时代的扭曲。但也正是在曲折中他认识到,精神的力量就是在人的生死关头、苦难关头才能显现出来。中国文化的力量尤其体现在苦难关头。一句话,人生是磨炼,不是修炼,在“磨”中安身立命、泰然处之,就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对于《原道》和陈明这十年的努力,余先生表示了肯定,并抱有更大的期许,希望能够从至高点上提出文化战略,以海纳百川的襟怀将各种思想、学说、观点都汇拢来,形成良好的对话、交流与互动。最终目的,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有终极理想、现实关怀,有学统、有担待意识,没有这个气派就不配搞哲学。

易道玄风济世忧,苍松老健立寒秋。微醺一笑人如酒,挥却浮云万古愁。悯时济世的情怀,在余先生这里没有表现为感慨与悲情,而是充满了一种刚健奋发的精神,一种植根于民族土壤向前看的底气和朝气。这样令人振奋的精神和朝气,在一位年过古稀、饱经沧桑的老先生身上,显得尤为可贵。“庾信文章老更成”,“豪华落尽见真淳”,对余先生,我是这样看的。

余先生的自我评价很客观:“我很清楚,垂垂老矣,做不出更多的事了,想做而不可能。但没关系,我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这一个月来,出生不久的小孙子天天哇哇哇地叫,我什么事也做不了。但未来是他的,尽管我写了好多书,未来的世界不是我的,是他的。所以啊,我应该服从于他,为他让路。这才是一个生活的态度。生生之谓易!易学的本质在这里。”

这是整个晚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我不能忘怀白发苍苍的余先生,在说这些时脸上的欣悦。这是走过风雨人生的老者,对新的生命的祝福,是晚霞对朝阳的祈愿。

余先生年轻时就爱看《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书对他影响很深。最末一部《复旦》的结尾是这样的:圣者克利斯朵夫在渡河,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一夜,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在激流澎湃中,他只听见孩子的平静的声音,——他用小手抓着巨人额上的一绺头发,嘴里老喊着:“走罢!”——他便走着,伛着背,眼睛向着前面……早祷的钟声突然响了,无数的钟声一下子都惊醒了。天又黎明!黑沉沉的危崖后面,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来源: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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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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