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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钧集》与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

陈寒鸣

 

    明代中后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阶层的兴起,加以王阳明心学思潮的激荡,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民间,由经院之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经典儒宵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其突出标志就是王艮(1483—1541)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崛起于民间,并在社会各阶层产生广泛影响。

    在绵绵数百年泰州学派的传承过程中,影响最大并因之而引导起时人及后世史家高度关注的是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一系泰州后学。颜钧(1504—1596)是泰州后学中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钧,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后因避成历帝讳而更名铎,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三都中陂村人。25岁时,得仲钥自白鹿洞书院抄回的王阳明《传心录》,读至“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覆卵”四句,感奋不已,决意实行,遂静坐七日夜,闭关悟道,自觉一时豁然,心性仁智光明洞开。读《大学》、《中庸》,一目了然。在家乡组织“三都萃和会”,传室引家,宣讲儒家伦理要义;又在吉安府境内遍访阳明门下士,皆无所得。北上至京,遇贵溪徐樾,从学三载,复由樾荐而赴泰州王艮门下,受传“大成仁道”(即“大成学”)。颜钧上承王艮,下启罗汝芳、何心隐,为泰州学派重要传人,也是一位颇有思辨头脑的哲学家。但其著作在当时未能行世,故其人其学虽在当世很有影响,然后人知其思想全貌者甚少,甚至对其生平行事亦不能有全面、真实的了解。虽如史学大家黄宗羲撰《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亦因未能获读颜氏主要著作而只能对之作概略性介绍;至于现代史家的思想史名著,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国思想史纲》下册、《宋明理学史》下卷,容肇祖先生著《明代思想史》,嵇文甫先生著《晚明思想史论》等,虽都很重视泰州学派,对之有极高评价,但又都由于缺少必要资料而未能对颜氏思想展开论析(有的干脆不涉及颜钧)。这在学派系统中无疑缺失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如今,这憾缺终于可以得到弥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宣民先生近年经多方努力,自江西永新颜钧12代孙学恕先生处庐访觅得清咸丰六年(1856)颜氏族刻本《颜山农先生遗集》。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稀见典籍(1)。黄先生以三年之力加以标点整理,又编著《颜钧年谱》,广求史乘资料,辑为资料比较完备的《颜钧集》(2)。这不仅使人们可以清晰地了解颜钧其人其学,而且更加深了人们对以泰州学派为主体的平民儒学的认识。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平民儒学自有其特色。笔者曾对此举出六端:其一,抛开传注,任意解释经典;其二,打破封建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强调学术的平民性,将文化与学术社会化、普及化,命名儒学真正深入民间,渗透到普通民众日用生活之中;其三,以平民利益为出发点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其四,启迪大众,使之“乐学”向善;其五,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建其思想体系;其六,无论是思想内容,或者是传道方式,都有明显的宗教色彩。(3)黄宣民先生在《颜钧集·前言》中更精辟地指出:颜钧“继承了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传统,思想上具有鲜明的平民性格”。他从“传道对象面向平民大从”、“简化儒学理论”、“心性自然化倾向”、“传道活动的神秘色彩”、“道德化的社会理想”五个方面对颜钧以至所有平民儒者的思想特色予以深刻论析。信然!

透过颜钧,不难看出,平民儒学同经生文执掌的经典儒学确有很大差异。比如,宋代理学家表彰《大学》、《中庸》,将之从《小戴礼记》中抽取出来,与《论语》、《孟子》相配而成所谓“四书”,并以这《四书》为儒门《六经》之阶梯,要求学者必须认真研读。《大学》、《中庸》从此具有经典意义。平民儒者也很重视《大学》、《中庸》从此具有经典意义。王艮称“惟《大学》乃孔门经理万世”的一部“完书”,同“《中庸》、《论》、《孟》、《周易》洞然吻合,孔子精神命脉具在此矣”(4)。颜钧受之启发,从《大学》、《中庸》阐释儒学基本精神,提倡大中之学,但他别出心裁地把“大学中庸”四字作为各自独立的范畴。所谓“大自我大,中自我中,学自我学,庸自我庸”(5),而且相互间加以错综,如谓:“大中学庸,学大庸中,中学大庸,庸中学大,互发交乘乎心性,吻合造化乎时育”,乃至以之与《周易》六龙相配,“所谓时乘六龙以御天,独造化也。”在他看来,“如此晰大中大易,以变化学庸”,“自将迸灭百代蓁芜,千家注集之麋滥也”(6)。他试图以此对儒学作番改造革新,一扫传统儒学的教条习气和空疏无用的烦琐学风。而他鼓倡的这“大学中庸”,又有着他所赋予的独特涵义,此即如程学颜《衍述大学中庸之义》所述为:

大:“自我广远我外者,名为大”;

学:“自我凝聚员神者,名为学”;

中:“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

庸:“自我妙应无迹者,名为庸”。

这里,突出强调“自我”,重在唤醒人心良知,提倡把握命运,自作主宰,奋斗不息,诚如颜钧所宣言的:“志气硬如铁,精神活如水,身子软如绵,双瞳炯炯察于日月之并临,枢机发动察于四时之不忒,立达己人察于霖雨之时布,遂亦七日来复,利有攸往,三年有成,如孔显设,将信时乘六龙以御天造命,不违终食,造次颠沛之必于是焉者也。”(7)这种被他自认得孔门真传,并且最富有生气的“仁神正学”,显然不同于理学家讲求的寻孙格物致知、修齐治平、道心人心、天理人欲、道统神圣等经典理论,而具有平易笃实、易知易行的特点。可见,尽管同样都很重视《大学》、《中庸》,平民儒学实与经典儒学有着显著区别,这就难怪正宗儒者要将之斥为背离孔门、违反中庸的“小人之无忌惮”了。

    平民儒者多起自社会底层,其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而与反映着统治者利益意愿的庙堂儒学迥然有别。王艮倡导“百姓日用之道”,认为:“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失其本而非学也。”(8)他深切同情呻吟于封建制度重压之下的劳苦大众,把衣食不足、礼义不兴的原因归之于统治者失去了“教养之道”,提出以“人人为君子,刑措不用”的“王道”社会替代现实的“刑不胜刑,罚不胜罚”的专制社会的理想。颜钧进一步发展王艮的这种思想,谓:“今天下四十余年,上下征利,交肆搏激,刑罚灭法,谥人苛烈。赋税力役,科竭蔀屋。逐溺邦本,颠覆生业。触变天地,灾异趵突。水旱相仍,达倭长驱。战陈不息,杀劫无厌。海宇十室,九似悬馨。墟野老稚,大半啼叽。近代专制,黎庶不饶,一民尺土。士仕以上,朝市以下,俱未有一事一难,倘成侵逼,何士何市何官何吏亦尝苦辛,经操危虑,而皆知此病痛险阻,置思援拯,同恻恻耶!”(9)下层民众苦难重重,上层官吏却对之莫关痛痒,独享安逸,不思救助,故而,严重的社会危机,显然“责在君臣”(统治者)。所以,他认为,要救“天下大溺,赤子大众”,必须“大赍以足民食,大赦以造民命,大遂以聚民欲,大教以复民性……如此救溺,方为急务。”(10)颜钧本此思想而四方奔走,到处呐喊,借讲学为民请命,充分展现出“志气硬如铁”的英雄本色。

    这样的平民儒学,自然难以为统治者所容,所以,凡具“异端”性格、战斗精神的平民儒者无不残遭迫害。嘉靖丙寅年(1566),颜钧即曾被捕入狱。他是因讲学独忤当道,被官方目之为“少正卯”而想加以诛杀,才遭捕入狱的;所谓“盗卖淮安官船”,是在反复查证,“并无一处指证”其过犯的情况下作出的“强诬”之辞。封建专制政治下,“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颜钧身陷囹圄,受尽折磨(“刑棒如浆烂,监饿七日,死三次,继遭瘟痢,共将百日”),幸喜未死,终经其弟子罗汝芳多方设法,募金“完赃出戍”(11)。而其学生何心隐则无此幸运,不得不因反对明廷文化专制、捍卫讲学自由而献身、谷应泰记之曰:

     永丰梁汝元聚徒讲学,吉水罗巽亦与之游。汝元扬言张居正专政,当入都颂逐之。居正微闻其语,授意有司捕治之。已,湖广、贵州界获妖人曾光,窜入汝元、巽姓名,去谋不轨。汝元、巽先死。湖广守臣具爰书,下法司讯之,并曾光亦非真也。第具律论罪。(12)

邹元标《梁夫山传》亦谓:何心隐“居燕畿聚徒讲学,因与司业江陵张公(即张居正——引者注)屡讲不合,遂构衅端。比江陵柄国,即首斥讲学,毁天下名贤书院,大索公、凡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即唐之清流、宋之朋党是也。公归,葬两尊人,遂庐墓焉。未逾期年,而南安把总朱心学辑之,获解楚。巡抚王夷陵惟知杀士媚权,立毙杖下”(13)。泰州学派另位传人,同颜钧、罗汝芳、何心隐具有共通的“异端”精神,并对之景仰之至的平民儒者李贽(14),其遭遇更为惨烈。他“掊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15),以至其一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万历二十五年(1601),明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行烧毁,不许存留”(16)。次年,这76岁高龄的思想斗士在狱中以剃刀自刭,用鲜血和生命向封建统治者作出了最后抗争。

    与之相对照,平民儒者受到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激起强烈反响。他们讲学于世时,从之游者动辄千数百人,获得很大成功。如颜钧初在家乡设“三都萃和会”,“乡闾老壮男妇几近七百余人”,听其讲学耕读孝弟,众皆“各透心性灵窍,信口各自吟哦,为诗为歌,为颂为赞,学所得,虽皆刍荛俚句,实发精神活机……众皆通悟,浩歌散睡,真犹唐虞瑟僴,喧赫震村谷,闾里为仁风也”(17)。嘉靖十九年(1540),他在江西南昌公开张贴《急救心火榜文》(18),讲学传道,一千多名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听其宣讲“大成仁道”,深深为之吸引,罗汝芳即由此而拜其为师,成为颜钧的著名弟子。颜钧曾自述其事道:罗汝芳“年廿六,适赴庚子秋试,未遇。遇耕樵衍讲同仁急救心火,芳听受二十日夜,言下悟领旨味,鼓跃精神,归学三月,果获豁然醒,如几不可遇者。一日,弄笔泻文数篇,新异悦人,乃翁究竟何以致?芳曰:‘此即豫章颜师所传,儿叩际会。’翁喜甚,焚香向西南(引注:永新位于南城西南)拜谢樵恩。此可以观父子知信而用服也。次科癸卯(1543),果中乡试,甲辰(1544)联捷(即中进士——引者注)”(19)。其后,颜钧又在大江南北四处讲学,皈依其“大成仁道”者几千百众。其讲学活动所引发起的强烈社会反响,可以想见。

    而且,平民儒者的人格精神也赢得真正学者的由衷敬重,其悲剧性的人生境遇更得到学者们的深深同情。比如,杨夷思辑《怀师录》,以其师何心隐为中心,将颜、何一系泰州后学的生平行事及具有“异端”特质的平民儒学思想公之于世。顾宪成读后,满怀深情地说:

    梁汝元,落落布衣也。其生也,不能富人,不能贫人,不能贵人,不能贱人,樵儿牧竖且相与狷身在赴之,至胄鼎镬蹈白刃而不恤。张江陵,堂堂相君也。其生也,能以人贫,能以人富,能以人贱,能以人贵,公卿百执事侈口诵功德焉。比其死也,人皆快之,为之党者且相与戢身以避之,唯恐影响之不悬以蒙其累。是何两人之处世显微判然,而得失之效更自相反,何也?此以心服,彼以力服也。呜呼!昔一时也,为江陵献媚者,杀永丰(何心隐)如杀鸡豕,盖若斯之藐也,布衣固无如宰相。何也?今一时也,为永丰雪愤者,疾江陵如疾豺狼,盖若斯之凛也,相君亦无如布衣。(20)

    顾宪成本不理解、更遑论赞赏颜钧、何心隐、李贽等平民儒者的“异端”思想,曾批评“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21),更斥李贽“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22)。但他在这里将“落落布衣”何心隐与“堂堂相君”张居正相比较,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无疑是对前者人格的赞赏、悲剧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后者及“为江陵献媚”而“杀永丰如杀鸡豕”之徒的鄙视(23)。又中,张维枢谓:

    邵樗朽乃驵侩之豪者,迹其为高新郑谋相市官爵见压,把持守令长短,江陵修新郑之憾,并怒其事,属巡抚张君徕毙之狱。此自有榷谲豪横取死处。至颜山农、何心隐以讲学中法,心隐至杀身,王弇州推与邵樗朽并列江湖大侠,似为不伦。夫太(泰)州王心斋,固阳明先生之徒也;心斋之后为颜山农,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何心隐,此其衣钵颜有承受处。弇州谓山农与赵文肃(赵大洲)为患难交,以计取其财不遂而弃取之;尝以罗近溪为门人,强使勿廷对,至南京挟诈人财事发,被捕笞坐戍,近溪为营救,纳赃始脱。又谓心隐师事山农,例受三拳而后拜,及密司山农淫村妇,扼之,亦殴三拳使拜,削弟子籍,因纵游江湖,以计挟吴兴富室数百金。……此果足尽二布衣平生乎?文肃、近溪何等气魄识力;山农果污农妇,文肃安肯行为患难交?近溪如贪一廷对,岂山家所能笞而强,至生死不相负,营脱之狱免祸乃已?此不惟见近溪师友谊重,山农亦何以得此于近溪,则道学渊源素必有中心悦而诚服之。至心隐家世饶财,弃家学道,危言危行,独往独来,特以聚徒讲学吉安、为江陵所怨,且平日有“得志必杀我”之语传播四方,及揭榜通衢,列心隐罪状,众观者咸指其诬,由祁门而江西而湖广,无不嘘呼代冤。……弇州史笔多出自私心,山农、心隐之传据其爰书而为之。至如吾邑吕相得其润笔千金,不难得其竭力回护,此亦已矣。(24)

    按:王世贞将颜钧、何心隐与邵樗朽并称为“江湖大侠”,惊呼他们“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计……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25)。他又尝撰《国朝丛记》六卷,内中或亦有颜、何之传,其书著录于《千顷堂书目》卷五,惜今未见。王世贞所述山农、心隐事,以及对之所作的评论,乃本之“爰书”,即记录囚辞的文书。张维枢不相信官方在狱中搞逼供信记录下的那些文字材料,竭力为颜钧、何心隐辩诬,指出所谓“挟诈人财”、行为“污丑”等皆为污蔑不实之辞,颜、何实际是“以讲学中法,心隐至杀身”,并讥斥“弇州史笔多出自私心,山农、心隐之传据其爰书而为之”。这无疑为公允平实之论。与张维枢持同一立场的黄宗羲也指出:“今之言公(指颜、何等泰州后学)者,大概本弇州之《国朝丛记》。弇州盖因当时爰书节略之,岂为可信?”(26)他撰著《明儒学案》,特设《泰州学案》,详记王艮思想资料,更一洗“爰书”之词,以史家的谨严态度为颜钧、何心隐等人立传,大体展现了颜、何一系泰州后学的思想风貌。这在学说思想史上是一非常重要的贡献。

    无论当时或后世,平民儒学思想都有广泛影响。如王艮“以自然为宗”,视“天理”为“天然自有之理”,认为“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唯有合乎人的自然本性才是“圣人之道”(27)。其后学发展他的这种思想,批判理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如王栋谓:“察私防欲,圣门从来无此教法。”(28)徐樾曰:“圣学惟无欺天灭性”,“人不自灭其性,而不自作其聪明,其谁不圣人乎?”(29)夏廷美亦曰:“‘天理’、‘人欲’,谁氏作此分别?侬反身细求,只在迷、悟间。悟则‘人欲’即‘天理’,迷则‘天理’亦‘人欲’也。”(30)颜钧提出“制欲非体仁”,“体仁之妙,即在放心”(31)。何心隐揭示“存理灭欲”说非孔、孟本旨,实为佛、老之论。李贽更倡“人必自私”说,以“民情之所欲”为“至善”,而以“非民怀受害所欲”为“恶”(32),并公然袒护素来为儒者不齿的追欲逐利的高贾阶层(33)。他们这种一脉相沿的进步思想,乃是稍后以反理学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启蒙思潮的先导。又如,何心隐提出著名的“师友”论,主张以平等的师友之道统率社会人际关系,对传统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关系予以改造(34)。李贽称曰:“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于身于师友圣贤之间。”(35)稍后,黄宗羲撰著《明夷待访录·原臣》,也说臣不同于子;君臣关系不可与父子关系并称,父子关系以血亲为纽带而形成,是“不可变”的;君臣关系以“天下之责”即“以天下为事”为纽带而结成,是“可变”的。不仅倘“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而且“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改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他又依据这种认识而做“臣不臣之辩”,说:“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呢者之事也。”他们的这种思想,显然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性质。这种启蒙之论,乃是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先声。近代的谭嗣同继承发扬这种思想传统,立场“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36),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为思想武器,大胆抨击封建主义君权、父权、夫权、族权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尤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予以猛烈批判,指出:“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37)由此可见,启蒙犹如一根红线贯串着明代中后叶以至近代的中国进步思想。

    当然,泰州后学并非都象颜钧、何心隐、李贽那样是具有“异端”性格、战斗精神的启蒙思想家,其中甚至还有背叛泰州平民儒学传统,自觉充任专制政权帮凶的伪道学者,耿定向就是此类人物中的一个典型。由颜钧《自传》所述其蒙冤受难经过看,颜钧是被耿定向诱捕的,所谓被“耿定向所擒获,意欲送至盛汝谦手搥死”。何心隐冤案,或与其无直接关系,且如其自述,还曾致书抚台“辩其学盖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如人所言有他,则重诬也”,并“遇书李司空为之解”,但亦如其所自述,一旦有人对其言“政府左右且藉此中公也,公兹从中救人耶”?遂不敢为之援手,而依违其间,听任心隐被“毙楚狱”(38)。这就难怪李贽要愤而责曰:

    然公款何心隐)岂诚不畏死者?时无张子房,谁为活项伯?时无鲁朱家,谁为脱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谈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观,彼其含怒称冤者,皆其未尝识面之夫。其坐视公之死反从而下石者,则尽其聚徒讲学之人。然而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谈道无真,故必欲划其出类,又可知矣。夫惟世无真谈道者,故公死而其文遂丧,公之死顾不重耶?(39)

    对耿定向在“何心隐狱”上,因恐“犯江陵不说学之忌”,而“不敢沾手”(按:耿本“与江陵善”,“且主杀心隐之李义河”,又其“讲学友”),李贽固然深恨之(40),但李贽更不满意其伪善,这由刊入其《焚书》中的与耿论学的多封信件可见。耿定向对此自感愧愤,遂作《求儆书》进行反噬,又指使其学生蔡毅中著《焚书辩》攻击李贽,更唆使地方士绅诬蔑李贽为“左道惑众”,并加以恫吓和驱逐,致使李贽无法再在麻城安居。不过,泰州后学中,象耿定向这样的人并不多见,多见的乃是颜、何式有着铮铮铁骨的英雄,以及朱恕、韩贞式以德行著称,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布衣儒者。颜、何一系与朱、韩一系,是泰州后学的主流。后者虽不具备前者“赤后搏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精神,但承袭了王艮注重平民教育的传统,无愧为明代中后叶平民儒学的主要代表者(41)

    [注 释]

1)李学勤先生称:“这是我们三十多年来屡次访求而不能得的孤本秘籍。”见李氏《颜钧集序》。

2)该书已于1996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3)参阅拙作《论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载《河北学刊》1993年第5期。拙著《中国文化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亦有专节论析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可资参阅。

4)《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三《答问补遗》。

5)据程学颜:《衍述大学中庸之义》,见《颜钧集》卷九,第76页。

6)《耕樵问答·晰大学中庸》,见上书卷六,第49、50页)。

7)《论大学中庸》,见上书卷二,第17页。

8)《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三《语录》。

9)《耕樵问答·急救溺世方》,见《颜钧集》卷六,第53页。

10)同上,见上书第53—54页。

11)《自传》,见上书卷三,第27—28页。

12)《明史纪事本末》卷二。

13)见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附录》,第121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14)李贽自谓:“心斋之子东崖公,贽之师。东崖之学,实出自庭训。”(《续焚书》卷三)他称颂颜、罗、何的言论甚多,兹难详举。《林李宗谱·卓吾公传》更明确以其与心隐接近。

15)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三。

16)《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

17)《自传》,见《颜钧集》卷三,第24页。

18)其文今见《颜钧集》卷一,第1—3页。

19)《著回敢死事》,见上书,卷五,第43页。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亦记有罗汝芳问学拜师经过,此不赘引。

20)《重刻〈怀师录〉题辞》,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二三。

21)《小心斋札记》卷十四。

22)《顾端公文集》卷五。

23)以顾宪成为代表的在野学者重建东林书院,开展讲学活动,亦受张居正为代表的明廷迫害,但其不同于颜、何、李等平民儒者,仍属正宗经生文士。笔者拟另文专析二者间的异同。

24)《静观轩琐言》,见《明文海》卷四八○。

25)《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五《嘉隆江湖大侠传》。

26)《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序》。

27)据《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心斋语录》。

28)《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

29)见《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徐波石传》。

30)同上《夏廷美传》。

31)据贺贻孙:《颜山农先生传》,见《颜钧集》卷九,第82—83页。

32)参见《李氏文集》卷一九《明灯道古录》。

33)说见《焚书》卷三《又与焦弱侯》。

34)其说详见《何心隐集》卷二《师说》、《论友》。

35)《焚书》卷三《何心隐论》。

36)《仁学·自叙》。

37)《仁学一》。

38)耿定向:《里中三异传》,见《明文海》卷三九九。

39)《焚书》卷三《何心隐论》。

40)此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耿定向传》所说。

41)近年,黄宣民先生整理并系统研究颜钧资料,在完成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同时,又以明万历本《乐吾先生遗稿》和清雍正本《韩乐吾先生集》为基础,重新整理、编订成《韩贞集》,并附于《颜钧集》后一同出版,为人们了解和研究朱恕、韩贞一系泰州后学的真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关于朱、韩之学,笔者拟另文专析。

转自:学说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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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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