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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象数派儒家的人文情怀

张其成

 

摘要:汉代象数学家历来被认为是只参天象不释人事,本文以孟京学派和《易纬》为例,通过对其象数学的深层分析,认为孟京讲卦气、讲气象的目的正是为了察人事、定人伦以明王道;《易纬》更显示了教化人民的道德意识和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前者以经学形式、后者以神学形式表达了各自强烈的人文情怀。

关键词:汉代;象数学家;天道观;人道观

 

历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易传》之后的象数派儒家与义理派儒家,在天道与人道的关注重心上是不同的,象数派重天道,义理派重人道。如唐代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说:

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竟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弼)、郑(玄)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则折杨黄华,嗑然而笑。物以类聚,其在兹乎!

认为王弼的义理之学“诠释人事”,郑玄的象数之学“多参天象”,这是就两派的学术特点而言。在对两派的评价上,认为“人事近而易习”,“天象远而难寻”,带有褒象数而贬义理的感情色彩。但尽管如此,仍强调“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天道与人道不可偏滞,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应该互补、并重。

现代有学者指出,象数派的易学过分强调自然之理而忽视人文之理,蔽于天而不知人,长于天学而短于人学;义理派的易学过分强调人文之理而忽视自然之理,蔽于人而不知天,长于人学而短于天学。(余敦康,象数易学发展史序,齐鲁书社1998)

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如果就汉宋象数学派各自的学说特征及学术目的看,汉代象数学派虽然偏重天文之学,“多参天象”,但目的却在于以天道论人道,以阴阳灾异论人事吉凶,以卦占定人伦、明天道,宣扬五常伦理,表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政治理想。宋代象数学派则更是参合天人,避免天学与人学相割裂的弊端,或由太极以立人极,或由物理、自然之理而论心学、性命之学,从而建构了一个宇宙与人文同构同序的理论图式,表达了鲜明的人文价值理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人道观角度对象数学派进行深入研究,以给象数派儒家一个全面而公正的评价。

一、借卦占以定人伦明王道

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汉代象数学派倡卦气说,大讲节气、物候、天文、历法,看起来是只讲天道不讲人道,实际上讲天道正是为了讲人道。

从唐一行《卦议》记载的孟喜易学材料看,只讲卦爻配四时节气,没有讲人事伦常。不过,孟喜在易学上是一个“改师法”(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既对汉初儒家义理易学有所扬弃,又对战国取象占筮法作了修正。将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天文、历法、物候等)融入易学,减少了易学的神学色彩,增强了人文理性。虽也讲灾异,但因为吸收了当时的科学知识,已大大不同于占筮取象的随机性、任意性。虽没有讲人事伦常,但从其卦气解《易》目的看,却是为了讲人事的吉凶祸福以及怎样避凶趋吉。

到了京房,则直接提出《易》的目的就是“考天时,察人事”,“定人伦,明王道”,将《易》不仅看成占筮之学,更看成是一种天人之学,为了建立一种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新秩序,需要神道设教,借此以匡其主。《京氏易传》卷下说:

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六爻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卦。

京房易学突破了其师焦延寿以及师祖孟喜的筮法体系,不仅最大限度地吸收干支、五行、历法、物候、天文、星象等当时已有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由天时而考察人事的筮法体系,即融合纳甲子、世应游归的八宫卦体系。在这套体系中,表示社会关系的六亲——父、子、兄、弟、夫、妇,被归纳为五种关系,即生我、我生、克我、我克、比肩(不生不克),具体地说就是生我者父母,京房又称为“天地”;我生者子孙,京房又称为“福德”;克我者官鬼,京房又称为“鬼”;我克者妻财,京房又称为“财”;比肩者, 京房又称为“同气”。受《淮南子·天文训》“子生母为义,母生子为保(宝),子母相传为专,母胜子曰制,于胜母曰困”的母子生克思想的影响,京房对六亲与六爻的关系作了说明:

八卦鬼为系爻,财为制爻,天地为义爻,福德这宝爻,同气为专爻。(《京氏易传》卷下)对“六亲”的属性作了规定。所谓“系”,即《淮南子》所说的“困”,是束缚的意思;“制”是制约的意思。“系”为被动,“制”为主动。“义”与“宝”皆说明相生,京氏以父母(天地)为“义”,《淮南子》以“子生母”为“义”;京氏以子孙(福德)为“宝”,《淮南子》以“母生子”为“保”(即“宝”)。

在京房看来,卦是本位,是“我”;爻是关系位。爻与卦的关系,无外乎“生我”、“我生”、“克我”、“我克”、“比肩”(同我)五种。这五种关系,实际上是五行相生相克思想的体现。京氏将卦和爻都作了五行的规定,这样“六亲”关系就自然形成了。以乾卦为例,乾卦为本位的“我”,在五行属金,六个爻则视与它的关系而定,如第一爻为子,属水,子水与乾卦“我”金的关系是:我(金)生者子孙(水),故为子孙,其余五爻以此类推:

乾金(我)

戌土——父母(天地—义爻)

申金——兄弟(同气一专爻)

午火——官鬼(鬼—系爻)

辰土——父母(天地—义爻)

寅木——妻财(财—制爻)

子水——子孙(福德—宝爻)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通过五行被一一配上六亲,由此建构了一个家庭、宗法、社会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的确立是为了筮占的需要,它冲破了《周易》卦爻辞所既定的吉凶规则,抛弃了文字的束缚,用自己发明的方法另外创造了一套吉凶规则。虽然这套规则有人为主观因素和程式化、僵化的缺陷,但它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依托于严密的逻辑推理,在思维方法上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尤其是关注人事吉凶,蕴含趋吉避凶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京房还给一卦六爻分成六等,各以人事比拟,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 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从元士到宗庙的等级是固定的,但世应却是不确定的,不同的卦有不同的规定,两者配合,就出现了各种组合,可能是元士居世、诸侯为应,也可能天子居世、大夫居应,从而构成复杂的组合关系,反映了社会人伦的不同等级、不同功用及其不同的地位、关系。京氏常以此注解《周易》卦爻辞,如初爻元士居世,四爻诸侯在应,为“尊就卑”,因为元士本为卑反而居主位,诸侯为尊反而为辅。如四爻诸侯为阳爻,则“坚刚在下,阴气处下”(姤卦注)。如四爻诸侯为阴爻,则“素尚居高,侯王无累”(贲卦注)。表明京氏正人伦、明王道,调节社会矛盾、追求政治秩序的人文理想。

事实上,京房不仅仅是一个易学家、象数学家,而且首先是一个有着强烈的人文情怀和政治理想的儒者。据《汉书·儒林传》记载,京房因以阴阳灾异推论时下而受到皇上的赏识,元帝时被立为博士,官至魏郡太守,他在为官的八年中,用“灾异说”作为武器,与奸臣石显、五鹿充宗等展开斗争,揭露奸党的阴谋。并冒杀头的危险向元帝发问用人之道,指出君主任用不明才导致“日月失明,星辰逆行……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这已不是什么“勇气”、“胆量”一类词语所能解释,而只能是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道义感才能使然,最终京房因以“灾异”劾责石显遭谮害而被处死,死时年仅四十一岁。由此可见,他言阴阳灾异只是一种手段,匡正时弊、清明政治才是最终目的。

二、五常伦理与政治神学

如果说京房将“易”看成是“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立五常”、“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首次表达了象数派儒家的人文精神,那么《易纬》则再一次强化了这一精神,进一步宣扬了儒家政治伦理主张,并企图将它变成一种神学宗教。《京氏易传》还属于经学范畴,《易纬》则具有神学特色。

《易纬》言九宫、言卦气,不仅仅是时空合一理念的体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伦纲常治国安民的政治理念的反映。

1.“不易”的社会等级位序

《易纬》提出“三易”说,即变易、简易、不易。《乾凿度》认为:“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为道德苞蘥。”易道兼有的这三义,是道德的纲要和关键。所谓“变易”是指:

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季节相和……君臣不变,不能成朝……夫妇不变,不能成家。

以气运、五行、四时说明“易”的变化。又认为天地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均处于变易之中。举出纣行酷虐,周文王讨伐,以周灭殷,推动了历史发展的例子,说明人道变易的必然性。

所谓“简易”,又称“易简”,《乾凿度》解释是“通情无门,藏神无内也。光明四通,仿易立节……不烦不挠,淡泊不失”,“仿易”《周易正义序》引作“简易”,意为《易》的德行在于无心无为、清净淡泊。这种德行不仅作用于天道的照耀天地、分布日月星辰、运行四时五节、调列音律历法,而且作用于人道,作用于君主治理国家、统治天下。这一点在《易纬》发明的“不易”说中得以展开。

关于“不易”的概念,《周易》中并没有提到,为《易纬》首次提出,《乾凿度》的解释是:“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万物之宝。至哉!易一元以为元纪。”可见“不易”是针对天地的上下秩序和君臣、父子的社会地位而言,就是说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尊卑地位是不可改变的。

从表面上看“变易”和“不易”是一对矛盾,其实在“理人伦而明王道”的总纲之下是统一的,“变易”是就改变扰乱了社会等级秩序而言,“不易”是就维持正常的社会等级秩序而言,因而并不矛盾,而只是立论的视角不同罢了。

《易纬》的三义说,对后世影响重大。不仅是象数派易学家,而且是义理派易学家,大多采用此说。如属于义理派的孔颖达即将此说引入其《周易正义序》中,宋代程、朱依易有不易说提出“阴阳定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从而将儒家伦理本体化、形上化。就象数学派而言,则以东汉的郑玄为代表。

郑玄系统解释了《易纬》,对“三易”说作了发挥,认为“易道统此三事,故能成天下之道德。”五行迭终、四时更废的“变易”之道,更是人类社会所应该遵循的。尊卑贵贱的社会秩序、等级地位作为“不易”之道是“天地之元,万物所纪”,“天道如之,而况于人乎?”“天地阴阳,尚有先后尊卑次序,而况人道乎?”

2.八卦、九宫、五行数与五常伦理

值得注意的是,《易纬》及郑玄无论是言卦气、爻辰,还是九宫、卦位,其目的都是为了正人伦明王道,因而都配上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以说明一年气候的变化、九宫数理方位的变化皆体现了人伦之道。《乾凿度》说:

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则五气变形。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而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

接着,以《周易·说卦传》“帝出乎震”的位序(北宋邵雍称它为“后天文王八卦”位序)分别配上五常:东方震卦为仁,南方离卦为礼,西方兑卦为义,北方坎卦为信,中央为智。乾坤艮巽四卦,在四维,“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中央所以绳四方也”。《乾凿度》总结说:

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

《易纬》将易数——天地之数、卦爻数,与九宫数、五行生成数结合起来,是对刘歆《三统历》易数五行说的发展。其九宫数按八卦的方位排列在八方为八宫,中央为中宫,其中四位即左东为三、右西为七、上南为九、下北为一,分别为木、金、火、水,配上五德分别为仁、义、礼、信,中宫为土、为智。九宫数图在宋代被刘牧称为河图,被阮逸、蔡元定称为洛书。

郑玄进一步揭示了九宫数图的人伦意义,以父母六子之义解释九宫数的流转过程:“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亦言无偏也;自此而从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于巽宫,巽,长女也;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而从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从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这个流转过程可简述为:

坎—中男坤二母→震三长男→巽四长女→中五→乾六父→兑七少女→艮八少男→离九中女

为什么要从中男开始到中女结束?郑玄解释:“因阴阳男女之偶为终始,云从自坎宫必先之坤者,母于子养之勤劳者;次之震又之巽,母从异姓来,此其所以敬为生者;从息中而复之乾者,父于子教之而已,于事逸也;次之兑又之艮,父或老顺其心所爱,以为长育,多少大小之行,已亦无施。此数者合十五,言有法也。”说明从家庭伦理看,这种流转次序,符合父母教养、子女代劳之理。

对五行生成数,《易纬》将《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的五行次序改变为水、木、火、土、金的相生次序,以此解释《周易》“天地之数”,《乾坤凿度》说:“天本一,而立一为数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数,合而成性。天三地八、天七地二、天五地十、天九地四,运五行,先水,次木生火,次土及金。”郑玄解释:“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为后。木生数三,成数八,但言八者举其成数。”(《礼记正义·月令》引)以五行生成数解释天地(奇偶)之数,“天地之气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数也;二曰火,地数也;三曰木,天数也;四曰金,地数也;五曰土,天数也。此五者阴无匹,阳无偶,故又合之。地六为天一匹也,天七为地二偶也,地八为天三匹也,天九为地四偶也,地十为天五匹也。”(《春秋疏》引)早于郑玄的扬雄即以五行生成数解天地数,并与五德相配:“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性仁”,“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性谊(通“义”)”,“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性礼”,“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性智”,“五五为土,为中央,性信”。扬雄五德配五行与郑玄不完全相同。五行生成数——天地阴阳数图在宋代被刘牧称为洛书,被阮逸、蔡元定称为河图。

作为一部具有浓厚神学色彩的谶纬之书或政治神话之书,《易纬》与其他纬书一样,目的是宣传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级伦常,以此强化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持并完善儒家政治体系。这一点在上述“不易”之义与五常规定中已有说明。此外,《易纬》还提出一些图式,如河图、洛书、帝王圣人受命图表等。

《易纬》反复宣扬在帝王、圣人兴起之时,天必降祥瑞,河图、洛书即是一种祥瑞,《乾凿度》说:“帝王始起,河洛龙马皆察其首。”《是类谋》说:“河龙雒图龟书,圣人受道真图者也。”“圣人起有八符,运之以斗,税之以昴,五七布舒,河出录图,洛授变书。”《坤灵图》说:“圣人受命瑞应先见于河。”将河图洛书看成王者受命的象征。但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样子,《易纬》并没有说明。尽管《易纬》一面大谈河图洛书,一面又大谈九宫数(图)、五行生成数(图),但毕竟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不过或许正因如此,才使宋人提出河洛数图说吧?在《易纬》看来,帝王受命是天意,为此《乾凿度》、《稽览图》还编造了一个帝王受命的图表,该图表以易卦为次序,十二辟卦和六子卦表示在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年中,帝王受命易姓四十二。

河图洛书和帝王受命图表、轨数,构成了一个比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更为精致、庞大的神学系统,此固然是为了迷惑百姓,强化帝王受命的合理性、神圣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对君主权力意志又是一种制约和消弱,因为包括群主在内所有的人都必须按照八卦之气、九宫五行之数行事,如有违背,必然灭亡,而灭亡以前也同样有征兆,那就是八卦之气不应,《是类谋》就专门讲了八卦之气与朝代兴衰、君主兴灭的交替关系。告诫君主不可逆气而动,否则就会出现灾异,天下就不得太平,自己也遭报应。从而以神学作为工具劝勉君主,行正道、治国平天下,也劝勉百姓遵循五德伦理、趋吉避凶。

来源: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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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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