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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韩德强

 

如果给中国古代历史选定一些关键词,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小农经济,专制,中央集权,腐败,吃人,人身依附,禁锢,愚民政策,愚昧,停滞,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创新,服从,假道学,王朝周期性崩溃,农民起义,士农工商,重农抑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会则是工业社会,民主,法制,文明,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创新,个性解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开放,持久稳定,联邦,廉洁高效。“孰优孰劣,清清楚楚!”

这种东西方黑白分明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学界、政界、工商界的主流舆论,甚至成为国人的常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尽管从政治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建国后多次知识分子挑战政权,要求走西方化的道路的运动,其信心正来源于此。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各界几乎都默认西方化的政策选择,其依据也正在于此。

作为80年代睁开眼睛四处张望的新一代,我当然也接受了这份黑白鲜明的东西方对比图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随着对市场经济理解的加深,随着新史料的出现和旧史料的重新解读,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史,并进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有了新的理解。为激发更多的讨论,现不避粗陋,概述如下。

一、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

如果《管子》有史料价值,则中国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据《管子》记载,夏朝有一次连续五年大水,贫民不得不卖子求生。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商朝有一次连续七年大旱,汤王用庄山的金铸币,赎回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孩子[1]。这说明,私有制已经确立,劳动力或人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货币已经出现。私有财产已经“神圣不可侵犯”,以至君王都不能改变交易。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 (《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使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尚农除末”,商业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这里必须作一些说明。在这里,我将大商人和大地主都看作是商人,是“重农抑商”的对象。为什么?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而土地和劳动力则是最大宗的资产。当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任意买卖时,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能够购买、拥有和经营生产要素的,则是大商人。至于说这种生产要素是工厂,还是土地,还是劳动力,从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则并不重要。事实上,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可见,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农业,抑商者,既抑制城市商业流通,亦抑制农村土地兼并。其实,做丝绸、粮食、皮毛生意的大商人,本身亦可能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反之亦然。这正如在现代社会中,零售商、批发商和生产商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甚至合为一体。布罗代尔证明,在西方社会中,最顶层的大资本家从来就不会专营一业,而是什么产业利润高、风险低,资本就流向什么产业,兼营生产、流通、金融、土地。布罗代尔甚至揭露,现代西方的大资本家,正如古代中国的大资本家一样,从来就是依靠垄断地位发财,从来就是与国家政权相互倚重、勾结的。

在古代经济思想中,重农抑商等价于“重本抑末”。“本”是生产,“末”是流通。事实上,重生产而抑流通,“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这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都必须采用的政策。市场鼓励创新,能够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进,商品的丰富,大型组织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强大,但同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发生动荡。怎样才能保留市场的创新性和丰富性,又抑制市场的两极分化特性呢?这就必须“重农抑商”。欧美国家的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以及相应的失业救济、养老金等福利措施,工会集体讨价还价制度,客观上就是在抑制商人成长的速度,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抑制两极分化的程度,因此,实际上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当然,似乎“重产抑商”的提法更直观一些。此外,还有战后德国、日本企业高速成长的秘密武器,加速折旧政策,也是一种“重农抑商”措施。加速折旧后,企业可分配利润大幅降低,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却异常充裕,这难道不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吗?

孙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欧美,发现欧美社会虽然强大,但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劳动人民终年当牛作马,生活朝不保夕,设想未来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要害在于节制资本。这是富有远见和哲理的政策。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也不是放纵资本。这正如重农抑商,不是消灭商人,也不是放纵商人。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和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实等价于西方经济学中国家干预与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前提都是市场经济。争论之所以是长期的,因为推动争论的社会机制和动力是长期的。受益于市场的大商人总是主张放任自由,而受害于市场的生产者,农民和工人,则总是主张国家干预。

二、重农抑商是否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达,其实并非什么奥秘。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是不是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

其实,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是缺乏史料支撑的一种情绪性的印象。至少从各王朝兴起到灭亡的200、300年间,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考虑到王朝更替,则人口、经济、技术呈螺旋发展态势。春秋战国时,人口约2000至3000万;经过多年战争,秦苛政,楚汉相争,汉初人口下降至约600万。但西汉人口增长迅速,平均年递增率达1%左右。至西汉末年,人口达近6000万[2]。如此螺旋增长。清朝前期人口增长率与西汉接近,约150年时间内从1亿左右增长4亿(1700至1850)。在人均消耗资源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由于技术的进步,从瓷器、陶器到竹器、木器、铁器,从棉花、水稻到苹果、桃子,产量和质量都在提高,人均消耗资源在增长,则经济增长的速度将超过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市场交换的发达,并由此推动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至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技术的流向主要是从中国经阿拉伯向欧洲流。在炼钢、铸铁、造船、水轮联动擒纵机构、转换直线和圆周运动的机械装置,当然还有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上,中国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至十几个世纪。一些对西方极为仰慕的中国学者很不高兴看到李约瑟的著作,甚至千方百计加以否认,因为李约瑟发现了一个繁荣、增长迅速、富于创新、技术先进的古代中国。但是,如果承认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我们就应该懂得,无论是否有某位亚当·斯密赞美市场,市场都会促进技术进步。走进任何一个中国历史博物馆,吃、穿、住、行各种生活用品的制作精美程度在不断提高,早期只有宫廷才能使用的器物,如瓷器、丝绸、茶叶、桌、椅、床、铜镜、马车、钟表等,时隔不久就能够普及到民间。

不妨设想我们作为商人生活在其中任意一个朝代。我们会发现,和平是漫长的,经济是日益繁荣的,城市规模是不断扩大的,高档消费品是供不应求的。西汉末期,首都长安有人口约1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67%。可以比较,今天的北京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将全国分为十大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都有一个中心城市,若干个次中心城市,以及乡镇集市。如此,则全国的城市化率至少将超过10%。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单是每天粮食、肉类、水产品、水果、蔬菜、皮毛、香料的供应就将形成繁荣的市场,城市郊区势必形成产业化的种植和养殖,并在城里形成制鞋、帽、衣服、车辆、木器、竹器、瓷器、陶器的各种手工业。当然,还有餐饮业、旅馆业和娱乐业。例如,在宋朝首都汴梁城内,有大小酒店3000多家,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戏曲演出中心——桑家瓦子——有50多座戏场,其中最大一个戏场竟可以容纳1000多人,在当时的音响和灯光条件下,这是令人震惊的。自北宋起,中国流通纸币长达400年之久。《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北宋首都汴梁城内的市场繁荣景象。

不错,每次王朝更替时,人口都有大幅度缩减,但新王朝一确立,人口和经济即恢复迅速增长。事实上,这恰好说明中国古代经济体制具有高度的活力。

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呢?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如果采用放任自由政策,则一个王朝将在30、50年内完成两极分化过程,引发农民起义,中断土地兼并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则王朝寿命可能达长200、300年,相应地,资本积累周期将放长,积累规模将变得更加巨大。经济史料支持这种逻辑分析。清朝时期,广东怡和行商的伍秉槛拥有资本达26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当今欧美各国也没有哪一位大资本家能够拥有如此比例的巨额财产。伍秉槛的财富并非鹤立鸡群,同期的一位宁波商人拥有2000万两白银,晋商、徽商拥资千万两白银的亦不鲜见,至于拥有百万两白银者则不计其数了。放到国际范围看,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资本家都没有如此巨额资本。在19世纪中叶,欧洲总人口仍远少于中国,又被各国疆界所分割,市场狭窄,即使有工业革命之助,可以掠夺世界范围的财富,也仍然不能与中国市场上的大资本家相比。据贡德·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入了中国,购买中国的工业品[3]。弗兰克认为,在这长长的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相反,欧洲则是当时世界经济结构的外围,靠了美洲的金银才能登上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的列车。

落实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社会机制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序列。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使商人地位低下,总想改换门廷,买官置地,从而阻碍了扩大再生产,阻碍了商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我不否认有古代商人有这种倾向。但是,由于“士”的社会地位高于“商”,还产生了另一种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倾向。混合经济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防止权钱勾结,或者说提高权钱勾结的门槛。在“士农工商”序列下,当官的士人有社会地位的尊严感,在商人的金钱诱惑面前有一定的抵抗力。如果把士和商的位置颠倒过来,那么士就守不住相对于巨商大贾的清贫。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特点。商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当官的都急于把权力换成金钱,结果权钱勾结十分容易,本来用于放慢两极分化的政治机制成了加速两极分化的有力手段。许多房地产商都深有体会,用权钱勾结的方式赚钱太容易了。赚这种钱是“吃人肉”,吃过“人肉”以后就再也不想吃草了。什么是吃草?搞发明创造,改进产品的性能和生产工艺,发现消费者的新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可见,“士农工商”序列实际上使社会上存在两套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治国平天下的士人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个人眼前利益的商人价值系统。两套价值系统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衡,使社会能够取得稳定和发展的平衡。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替代古代社会的士人价值系统,与民族资本家的价值系统相制衡,理论上也可能使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较长时期。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两套价值系统并存的社会至少是仍然存在剥削的社会,无非是剥削程度较轻而已,搞得不好剥削程度会日益加重,重蹈历代王朝覆灭的老路。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建国初期,商人价值系统自发地、主动地、积极地向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渗透,大批共产党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被腐蚀掉了。这样,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毛泽东才下决心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商人价值系统并不因私有制的取消而消失。因为,商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物质性密切相关,士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精神性密切相关。如果不能使党的干部真正具备士人价值系统,则商人价值系统在政府内将会变形出现,表现为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大跃进失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批农民由于干部欺上瞒下行为而饿死,充分说明了商人价值系统在党的肌体内的顽强存在。最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商人价值系统并没有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消失,相反正在强烈地改变着党员队伍的精神实质,党的干部队伍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反观可知,士人价值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很不容易。历史王朝的覆灭并不是士人价值系统过于强大,而是过于弱小,无法抵御商人价值系统的侵蚀。

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序列使中国人都热衷于吟诗作画,阻碍了发明创造活动。这种说法也是经不住拷问的。直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的识字率约在10%左右,识字中能够粗读四书五经的,又是10%,能够考中举人秀才踏上仕途的,还是10%。因此,读书做官的道路,最多只能吸取社会智力资源的1%左右。大量的智力资源到哪里去了?或者是学手艺去了,或者是经商去了。正是靠着这些智力资源,以及利用智力资源、促进技术进步的市场机制,中国古代的技术水平才能长期领先于世界。须知,瓦特、爱迪生、福特等西方技术的关键推进者,都没有进当时教授拉丁文、学习宗教和哲学的名牌大学。这正如鲁班可能不识字一样。

因此,逻辑和历史相互印证,重农抑商政策的确并没有阻碍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市场的发达,人口、经济和技术的增长,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什么是资本主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理解。一种定义是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定义的。手工磨产生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机器磨产生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只有地主、领主、奴隶主,没有资本家。但是,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16世纪后半叶的尼德兰革命,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刚刚发生、还远没有影响到法国经济时,1789年的法国革命,又都被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马克思还有另一种定义,即从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来定义资本主义的。大体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则该社会是奴隶社会;是领主与农奴制的关系,则是封建社会;如果是资本家与自由雇工的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身份是奴隶,则是奴隶社会;是农奴,则是封建社会;是自由雇工,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正是按这个定义,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才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发动并受益的资产阶级革命。

仍然按此定义,则中国古代社会各王朝前期,农民从国家分得土地,既可理解为农民直接受雇于国家;亦可理解为农民都拥有私有土地,是自我雇用,只需要向国家交税,不受地主、领主或奴隶主剥削。但这两种理解都无法纳入上述三种社会形态,倒是接近新中国土地改革后的社会。到了王朝后期,自耕农大量失地,流入城市或进入大庄园,成为大资本家或大庄园主的自由雇工,则社会性质当可归入资本主义社会。仔细辨认尼德兰、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人们很快会发现,他们是一些商人、工场主、船东、银行家、庶族地主、自耕农。在中国唐、元、明各朝中后期,汉、宋、清各朝全期,同样的社会阶级蓬勃发展,茁壮成长,实力之雄厚,远非欧洲各国可比,为什么不能叫资产阶级?

人们会说,中国古代社会的资产阶级不掌握国家政权,受到重农抑商政策的调节,因此中国古代有资产阶级,却不是资本主义。换言之,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社会。然而,按此定义,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北欧各社会民主类型的政党曾经长期执政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也受到种种重农抑商政策措施的调节,如高额累进所得税、加速折旧、强大工会、高工资、高福利、高社会保障等,就将被排除在资本主义之外。事实上,这些国家也往往自认是社会主义,或者回避主义,自称是福利国家。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基本生产单位仍然是企业,基本生产关系仍然是资本家和自由雇工。因此,这些国家仍然属于马克思定义下的资本主义。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家一旦赚了钱,就购土地、置房产、买爵位、奢侈消费,而不象西方的资本家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中国的资本家具有封建性。但是,仔细阅读西方企业史会发现,除美国以外,欧洲的资本家,无论是英国、德国、还是法国,赚来的钱同样会购土地、置房产、买爵位、奢侈消费。理由很简单。随着利润不断投入生产,市场空间越来越狭窄,风险越来越大,而房产、土地则是垄断性产业,风险较小,购买爵位则相当于是买政治保险。在生活方式上,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一样,都羡慕贵族的生活方式,住宅和别墅的风格都刻意模仿欧洲贵族,甚至地名、街名、人名都常常用欧洲贵族来命名。无论是现代西方还是古代中国,只要资本积累规模增加,因地理、产品、技术、规模等各种因素而导致的垄断程度就会提高,与各级政权勾结的程度就会加深。随着垄断利润滚滚而来,企业在竞争性阶段的节俭就变得毫无必要。事实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正是威尼斯商人讲排场、比阔气、高消费的产物。西方各大企业家族或企业王朝,例如,福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梅隆家族,杜邦家族,罗思柴尔德家族,蒂森家族,等等,哪一个家族没有成群结队的私人飞机、游艇、庄园、高档轿车?既然现代西方和古代中国的资本家无论在资本积累和消费方式上都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为什么欧美的资本家不具有封建性?

更加不公平的是,中国的资本家群体被称为“帮”,什么山西商帮,安徽商帮。“帮”暗示着黑社会。而执行着同样社会功能的欧洲资本家群体,尽管在经营规模和资产上都比中国小得多,却被称为资本集团——暗示着文明和进步。如果说中国资本家群体会有官商勾结的倾向的话,所以叫“帮”;那么当代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与美国国防部勾结,美国大石油公司与白宫勾结,更进一步,美国的大企业通过政治捐款系统地与政府勾结,是不是也有官商勾结倾向,也应该叫“帮”?如果说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商品流通,方便资金筹集和融通,是资本集团的功能,那么中国的资本集团同样具备上述象征着文明和进步的功能。

由此可见,只要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只要该社会一部分人拥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一无所有,只有劳动力,则该社会就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基本上都有一次土地改革,或者平分,或者承包,使每个家庭都拥有一份土地。这时,有市场经济,但缺乏大规模的失地农民,也许可以叫做小资产阶级社会,甚至可以叫社会主义社会。大体上,经过30、50年后,由于水旱灾害、生老病死等各种变故,贫穷的农民只好出卖土地,或流入城市打工,或流入大农场,成为大地主的雇工,社会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性质就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

再回到重农抑商的命题上来。如果上述叙述成立,则可以看出,在王朝初期,重农抑商政策的确将放慢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的步伐,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倾向极其强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要顽强地到来。从各王朝中期起,以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力量,这种力量最终将摆脱政府的调节,将政府权力市场化、资本化,使社会崩溃。

也就是说,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机制,导致了资产阶级财富的积聚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壮大。与此同时,权力体系也日益失去制约,权力集中到少数谋求短期私利的权臣、宦官或外戚手中。资本的积聚与权力的积聚相互推波助澜,社会财富完全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社会必然崩溃。

四、资产阶级可以与任何政治制度结盟

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会想,资本主义经济应该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即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管理委员会的政治。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可以与王朝政治相联系?

事实上,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阶级。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政权,但是,如果别的政权一样允许他们积累资本,发财致富,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掌权呢?其次,如果政权掌握不好,或者政权的运作成本过高,或者在各阶级之间达不成政治妥协,反而会引火烧身。第三,无论谁掌权,都需要避免社会两极分化,都需要使最下层的群众能够勉强生存下去,使其反抗的机会成本高。这就需要支付税收,而且肯定是越富有,掏钱得越多。第四,如果不掌权,一旦社会发生动荡,还可以用脚投票,逃离或隐藏,掌了权反而跑不了。所以,资产阶级愿意与任何允许他们积累资本的政权合作。如果这个政权采取放任自由政策,招商引资,亲商亲资,那当然最好;如果这个政权重农抑商,节制资本,也可以接受。反正节制资本的种种政策是由官员来执行的,资本家有的是办法腐蚀、拉拢官员,使节制政策失效。第五,在多数人普遍自利的情况下,任何政府,哪怕是敌视资本家的工人政府,都不得不允许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从而允许资产阶级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费劲心机掌握政权?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既可以接受专制政府,例如新加坡、香港、台湾、南朝鲜,也可以接受社会民主党政府,例如欧洲,还可以接受王朝政府,例如中国古代。英国女皇、日本天皇可以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顶礼膜拜。资产阶级甚至可以接受部落酋长的领导,例如在沙特、阿联酋。

还是由于这些原因,资产阶级才是真正无祖国的阶级。18世纪,荷兰的资本家把资金投到英国,使英国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荷兰本国经济却衰落了。19世纪,英国的资本家又把他们丰厚的垄断利润投向美国,使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形成强大的钢铁、化学、汽车工业,而英国却成为二流工业国,不但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德国和日本。

事实上,纯粹追求本阶级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资产阶级还不一定会掌权。例如,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后,美、英两国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最后不得不让位于代表本国中小资产阶级及部分工人的克林顿和布莱尔。又例如,南美的资产阶级长期掌握政权,但满足于开发南美资源,交换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品。结果,南美各国长期依附于欧洲和北美,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军事政变不断,资本外逃严重,社会失去希望。

因此,中国古代的资产阶级接受王朝政治的调节,在王朝政治下发展,并腐蚀王朝政治,最后与王朝政治一同被周期性地消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五、农民起义与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中国古代社会各王朝后期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顺理成章地,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定义,同样,对无产阶级也有两种定义。从生产关系看,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劳动力的,即属于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失业者是劳动力的后备军,因此也是无产阶级。按照此定义,则古代中国的佃农、雇农和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所谓流民(即失业者),都属于无产阶级。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

另一个定义是从生产力方面看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产生于现代工业。相应地,也只有在现代工业条件下,才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分。资产阶级无法支配现代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支配现代生产力,生产资料公有化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代表着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顺此逻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认为,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代表着旧的生产力,是旧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只能完成王朝更替、历史循环。

这两种定义对革命的动力、时机、方式、结果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按照前一种定义,革命的动力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阶级分化达到极点时,该社会就将爆发革命。革命的方式是形成革命组织,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推翻反革命政权。革命的结果则取决于领导集团的思想。当领导集团是陈胜、吴广时,革命将只能完成王朝更替。当领导集团是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者时,革命政权就可能成为人民政权,就有可能使社会财富分配倾向于劳动者,并且使劳动者联合起来,兴修水利,建设工厂(如果有现代工业),改进技术,还有可能使旧社会遗留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得到重大改变。但是,当然,如果领导集团中毛泽东少,而陈胜、吴广多,则经过一段时间后,社会仍将恢复王朝时代。

按照后一种定义,革命的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还可以发展时,哪怕剥削、压迫多么深重,都不可能产生革命,也不应该革命——因为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革命的时机是旧生产关系容纳不下新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方式是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夺取工厂、政权,不需要结构分明的革命组织,也不需要长期的革命斗争,甚至不需要斗争策略。革命的结果则是无产阶级对内民主、对敌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计划经济,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共产主义的实现。

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从生产力出发的革命定义有极大的问题。首先,它削弱了革命的人道性、正义性,把自由、平等、人权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并且,赋予生产力发展以过高的地位,埋下了修正主义的种子。其次,它剥夺了革命的主动性和自发性。既然生产关系是否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是判断革命的时机的关键,广大受剥削压迫深重的无产者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革命,什么时候该忍受。谁来判断这个时机呢?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展开无休无止的辩论,例如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时候两者冲突到不可调和,俄国是不是资本主义,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等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壮大以后再革命(即二次革命论),还是直接动员农民推翻封建统治搞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表明,无论在德国、俄国、中国、还是北朝鲜,这种辩论客观上不是使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推动历史进程,而是成为百无一用的空谈家,成为吸纳社会反抗能量的黑洞。在革命成功后,这种空谈家也并不能够帮助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掩盖新的阶级分化倾向,从而帮助资本主义复辟。第三,它使革命者忽视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既不注意对资产阶级的分化瓦解,不注重形成统一战线;也不注意无产阶级自身的分化可能,不注意价值观改造。它想像了一场自发的、无组织的、无领导的革命,把资产阶级的危机直接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到来。这既无助于革命成功,更不会注意到革命成功后社会重新阶级化的可能。第四,正是由于忽视价值观转变的复杂性,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可能转化为官僚专政、权力私有制和权力斗争的温床,从而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潜力被极大抑制。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失败后,强调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因为没有遵循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规律,在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搞了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的早产儿,因此注定要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工业资本主义发达的美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才是能够持续的。或者说,只有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发生全球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成熟的、够格的、可以持续的。如果他们的逻辑成立,则革命就将变得遥遥无期,世界各国深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就只能逆来顺受了。即使如此,革命是否需要领导,资产阶级是否会自动交出统治权,革命后的政权是否会变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可见,从生产力出发的无产阶级定义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需要。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与具体的生产技术或生产力没有关系。不但可以有工业资本主义,还可以有农业资本主义;不但可以有工业无产阶级,还有可以农业无产阶级。相应地,如果资本主义有一天能够消失,它绝不会是生产力发展的自动产物,而是尖锐、复杂、长期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战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产物。

因此,古代中国农民起义的失败,并非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是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相应地,如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变,哪怕发生在最先进的工业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哪怕全球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也只能是改朝换代、历史循环。

六、封建社会之说从何而来?

如果说,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在各王朝的中后期甚至是大资产阶级群体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一说从何而来?

封建者,“封国土,建诸侯”也。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完整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臣僚,还有可世袭领地。有的诸侯统治有方,开疆拓土,贸易有无,人丁兴旺,逐渐成为一方霸主;有的诸侯内廷分裂动荡,外廷争权夺利,公卿势力坐大,统治无能,逐渐依附、衰落,成为蚕食、鲸吞和瓜分的对象。如此数百年后,西周王室逐渐丧失中央权威,中原大地诸侯争霸,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交通、文字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百代都行秦政制”,“封土建国”的时代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说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趋势、历史规律的话,从孤立、分散到联系密切,从小国寡民到大国众民,从承包制到直线职能制,从邦联到联邦,从弱联邦到强联邦,从封土建国到中央集权,一句话,从混沌到有序,倒是一个真正的、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类组织的共同历史趋势。欧洲各国内部的废封建、置郡县过程大约完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和管仲改革。内部整合一经完成,便为对外征战称霸奠定了基础:先是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接着是俾斯麦德国征服法国,时隔不久,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开始合纵进程,先是煤钢共同体,后是欧共体,再是欧盟,直到目前出现欧洲宪法框架,统一欧洲货币。美国则想方设法破坏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用英国牵制法、德,用新出现的东欧诸国牵制西欧大国,让法、德两国相互猜疑,令人想起秦国对山东六国的连横战略。

可见,把秦以后的中国当成是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恐怕是很难有解释力的。对此,中外历史学家多数还是有共识的。那么,为什么还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头上呢?

有一种典型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超经济强制,因此是封建社会。然而,什么是超经济强制呢?其实,任何社会只要存在政府,就需要征税,就存在超经济强制。如果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超经济强制而是封建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欧洲各国、日本都是封建社会。

为什么会把超经济强制的存在认作是封建社会的标志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存在超经济强制呢?一个不存在超经济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连亚当·斯密都不敢想象的没有政府的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也就是说,把存在超经济强制的社会当成是封建社会,实际上是透过亚当·斯密型的有色眼镜才能得出的结论。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观居然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观,是商人的历史观,是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对此,我有着颇为痛切的感受。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危害,但是,出了经济学界,应者寥寥。在历史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哲学界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普遍流行着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面对着日益加深的剥削和压迫,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学界普遍以为,这是中国摆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代价,是历史进步的代价。这种态度固然与学界被廉价收买有关,但不能不说,也与新自由主义历史观的长期熏陶有关。

封建说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段。中国历史在这一序列的哪个位置呢?是共产主义吗?显然不是。是资本主义吗?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机器磨,怎么能是资本主义?是此前的奴隶社会吗?中国农民有人身自由,有拥有和买卖财产的自由。所以。也不是奴隶社会。排来排去,只有封建社会的帽子勉强可用。然而,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注意到,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有市场经济,也有资产阶级。怎样使封建社会的判断与这些事实相容呢?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按照这种理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断萌芽,又反复随着王朝更替而中断发育。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扼杀了资本主义的发育,阻碍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出现,阻碍了中国的强大,罪莫大焉!

然而,这种学说不仅在回避了封建政治与中央集权政治的差别,而且不能解释各王朝后期大地主、大商人富可敌国的事实,不能解释大地主、大商人对政治的腐蚀能力和控制能力都十分强大的事实,恐怕是削中国历史之足而适欧洲历史之履的学说。

真正的历史恐怕是,从西周到春秋,从春秋到战国,从战国到秦帝国,中国在2000多年以前已经在相当程度预演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相应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也预演了近代东西方的学说纷争。

当然,新自由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内在还有着密切关联。

七、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从道义上强烈地谴责资本主义:“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却从历史进程的角度充分地肯定资本和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地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地‘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安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学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意味深长。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肯定中,一切被剥削、被压迫、被杀戮、被掳掠者的生命和尊严消失了,一切道义、情感、理想消失了,剩下的是冷冰冰的“现金交易”和“历史规律”。共产主义不再是劳动人民对于无阶级社会的向往,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在这一自然历史进程中,拿破仑和波拿巴,俾斯麦和希特勒,英雄和流氓,都成了历史合力的不同分力,都将汇合到共产主义的洪流中。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只有冷冰冰的“现金交易”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只有在这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化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才能具备。如果市场经济受到政府、宗教、道德等因素的约束,例如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建立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由此产生“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共同体感情”,那么两极分化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将失去前提。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改良和革命”的内在悖论。资本主义一经改良,则某种神圣的共同体感情就产生了,两极分化就不可能达到极点了,革命就无从产生了。而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又不得不从事一些改良运动,例如组织工会争取工资等,以赢得工人的支持。

    怎样跳出这一悖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由放任的市场起作用。因此,马克思的历史逻辑客观上支持自由放任市场,从而支持新自由主义,支持大资本吃掉小资本,支持弱肉强食。相应地,所有试图阻缓弱肉强食的社会设施,例如家庭、宗教、道德、感情、神圣感,则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成了形形色色天然首长的哀鸣,是屁股上烙着封建社会纹章的社会主义。

问题在于,资产阶级似乎比马克思更聪明,他们一方面宣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以拆除不利于大资本摧毁小资本的种种贸易、税收、金融壁垒,另一方面却结成本阶级的神圣同盟,组建了资产阶级政府,用镇压和收买两手,分化瓦解工人阶级,使无产阶级革命无从发生。这样,原来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弱者的生命和尊严的制度和文化设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冷酷、无耻、肤浅、虚荣为时尚的弱肉强食社会。失去尊严的穷人在苟延残喘,而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则仍然如同海市蜃楼。

    资产阶级自我宣传、自我标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旗帜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历史肯定。在这一逻辑中,第三世界各国被贴上了封建社会的标签,可以任意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历史进步的名义加以杀伐掠夺;在生产力还可以继续发展的历史阶段内,本国的工人则只能继续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样在这一逻辑中,第三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被贴上了早产儿的标签,被剥夺了历史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甚至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首席经济师。

    为什么强烈批判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会成为资产阶级的首席经济师?其奥秘是多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思想来源,一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德国的古典哲学,三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使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行强烈的道义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历史性的否定。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则使马克思误以为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真是对现实经济的理论概括,忽视了在无数冷冰冰的“现金交易”现象背后,还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层的长期的、非现金交易的存在,忽视了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政治其实都主导着经济,从而夸张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不同,夸张了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在马克思的笔下,似乎过去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都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唯有资产阶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的剥削就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剥削,是有合理性的、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忍受也必须忍受的剥削。

德国的古典哲学则赋予了马克思一种历史进步观。如果说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统摄世界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则以生产力统摄世界历史的发展,用生产力决定论代替了绝对精神决定论,从绝对的唯心跳到了绝对的唯物,从而同样误解了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与那个时代的所有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将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这样,马克思就决定性地把工业革命的荣誉赋予给资产阶级,把历史的先进性赋予给资产阶级。由于工业革命产生在西欧,更进一步,马克思客观上使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家们接受了西欧中心论。

那么,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否就必然产生工业革命呢?

八、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

如果说从西汉直到清朝中期的漫长的近20个世纪里,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政府重农抑商政策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的人口、经济和技术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的资产阶级规模十分庞大,而且拥有巨额资本,那么,人们理所当然地会问,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推动工业革命?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市场经济自动地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确,这一逻辑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领先。但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是从技术落后的英国,而不是技术先进的中国产生呢?

马克思曾经说,社会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技术的进步。但是,在1780年前后,中国有3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的需求,而英格兰只有约800万人的市场需求。为什么工业革命产生在需求微弱的英国,而不是需求强大的中国?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西方人长于科学思维,而中国人长于道德思维,因此工业革命产生在西方。但是,《几何原本》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毕达哥拉斯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为什么此后漫长的20多个世纪里西方人的科学思维没有转为化工业技术,却是长于道德思维的中国人在技术上长期领先?西方近代的科学革命,即牛顿力学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理论,发生于17世纪下半叶,距工业革命足足还有2个世纪之遥。事实上,牛顿研究科学的动力更多地是与上帝对话,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他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科学与实用的技术联系起来。

还有的解释认为,中国人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但是,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物詹姆斯·瓦特是一位工匠,实际上是靠着技术而不是科学对原始蒸汽机作出了重大改进。工业革命发生后大约有90年时间,即从1780年到1870年间,科学继续与技术分离。火车、轮船、钢铁、武器、煤炭等十九世纪的核心产业的技术进步,都是能工巧匠们在推动,直到化学介入石油提炼业,电磁感应导致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出现,科学才开始与技术结合。即便如此,十九世纪下半叶新出现的工业,如汽车、电话、照相机、灯泡等,仍然是爱迪生、福特等技术发明家的创造。科学大规模与技术结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实现。[1]

    中国向西方学习时,没有注意到西方技术进步的真正奥秘在于实践性很强的技术,而不是理论性很强的科学。结果,中国人的数理化很好,能够包揽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的奖项,但关键性的工业技术却鲜有重大突破。相应地,在社会理论上,我们忽略了中国古代大批能工巧匠对中国技术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更进一步忽略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领先于欧洲的事实。

然而,如果工业革命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不是科学革命的话,那么事情就更加费解了。中国古代有着推动技术进步的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有着承担技术进步组织工作的大资本,有着能够承担技术进步任务的专心致志的能工巧匠,还有着为技术进步提供利润动力的庞大的经济需求,事实上各项技术的确也一直在进步,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对此,我仍然在困惑中。我否定了以上若干种习以为常的解释,但却给不出新的回答。如果说可以猜测的话,我认为,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社会和技术演进的突变性和多样性上。我们长期以来持有一种历史直线进步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同样的由低到高的若干历史阶段,技术进步也总是从先进变成更先进。我们还持有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思维。或者是需求决定论,以为有了需求就有了技术革命;或者是制度决定论,以为有了好的制度就有技术革命。但是,这种历史直线进步论和机械决定论很可能是我们认识社会历史的陷阱。理解社会和技术的演进应该也可以从生物演化中得到启发。猴子本来比猫强大而聪明,猫也自认为落后于猴子,要向猴子学习。但是,猫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成了老虎,爪牙锋利,肌肉发达,在森林中称王称霸,要对猴子进行种族灭绝。我想,工业革命就是西方社会的一次技术基因突变,它使落后的西方一下子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中国。这场技术基因突变的原因既不在制度上,也不在文化上,也不在需求上。但是,西方的社会理论家把它解释成制度的、文化的或需求上的原因,从而使西方社会在继工业霸权、军事霸权后取得了话语霸权,能够以先进制度和文化的名义,以先进社会形态和高级历史阶段的名义,对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征服和掠夺。而非西方国家在面对征服者的产品、技术和社会理论时,一下子无法分辨是非优劣,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征服者的话语,改写自己的历史,丑化自己的民族,适应被征服的事实。

但是,如果猴子也发生基因突变呢?猴子可能在神经系统上进一步发展,变成人,靠智慧和团结打老虎;也可能有老虎的肌肉和爪牙,却有猴子的聪明机灵;还可能神经系统和肌肉、爪牙一起进化。无论何种情形,都可以使老虎威风扫地。对人类社会来说,肌肉和爪牙是技术和经济;神经系统则是组织体系。其实最困难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提高组织效率。组织效率则取决于组织文化和组织制度。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最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的文化。儒家文化与法家制度相结合,即东方文化与西方制度相结合,可以使组织效率达到最大化。高效的组织运用现代技术与科技,则完全有可能创造出远胜于西方社会的组织优势来。以我个人的经验,学习数理化实在太容易了,但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从而懂得合作和组织的重要性,学会用组织的力量去发展技术,却是非常困难的事。

九、近代中国为什么挨打?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学家总结近代中国历史的得出的经验教训,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的常识。然而,更加仔细地观察近代中国历史可以发现,更加准确地说法应该是,“腐败就要挨打”。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在纺织工业上,西方的纺织品远洋万里来到中国,也失去了成本优势。因此,英国不得不继续用鸦片代替白银,支付对华贸易的逆差。英国的真正优势在军事装备上,其坚船利炮令清政府胆战心惊。但是,一支区区4000余人的英国海军,就算有海上优势,是很难远离本土,战胜一个4亿人口的上百万军队的大陆国家的。更何况,清军与英军的武器装备的差距,远远小于110年后人民解放军与美国军队的差距。事实上,在林则徐、邓廷桢的布防下,广东虎门和福建厦门海防坚固,英军不敢进犯。而浙江定海及天津大沽防区,则由于将领腐败无能而缺乏防御能力。英军避实就虚,拿下定海,直逼天津,震动清廷,迫使道光皇帝解除主战派林则徐、邓廷桢的职务,启用主和派琦善等,才使鸦片战争失败。

甲午海战的情况亦相似。经过多年的洋务运动,北洋水师的军舰和武器性能略胜日本,但是,政权处于王朝末期,官僚腐败不堪,士兵纪律涣散,训练有名无实,终于败在日本人手中。

相比之下,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极差,靠偏僻落后、人口稀少的山区取得给养,却能够屡屡战胜以全国之力、洋人之助装备和训练起来的国民党军队,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极其高效的组织体系。该组织体系上下同心,军民合力,领导者身先士卒,将领同心同德,战士视死如归。共产党军队的制度相当粗糙,既不如西方军队,也不如清朝军队,但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但弥补了制度缺陷,甚至弥补了物质匮乏而带来的战斗力下降。

强调精神力量,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周以百里地而有天下,这是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孔孟之徒到处游说君王,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实行王道,但四处碰壁。到董仲舒时,表面上“独尊儒术”,而实际上是让王道成了霸道的手段。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在理论上反对儒家学说,实际上却真正落实了儒家的王道思想,形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组织体系,足以战胜在物质上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于自身的敌人。在建国以后,这个组织的精神力量吸引了海内外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在短短一段时间内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出了卫星、火箭和导弹,形成了完整的、独立自主的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百年强国梦。当然,这种精神力量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组织高层追求物质的力量逐渐上升,组织体系转而腐败。组织领导者不再强调精神,而开始强调制度,默认全盘西化的道路,国家才又趋衰落。

换言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并非如主流舆论所强调的,必须全盘西化才能够强大,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能够强大。清末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并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错误,而是“中学并没有为体”的错误。慈禧怎么有资格代表“中学”呢?一个见识短浅、权欲薰心的当政者与儒家所希望的圣人君子,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与洋务运动同时,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其口号是“和魂西体”,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如出一辙,日本不是成功了吗?

十、制度与文化的关系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靠精神力量固然可以取得一段时间的成功,但不如靠制度建设持久。但是,建设制度、维护制度、更新制度,这一切难道不需要精神力量吗?辛亥革命后,中国也搞过一段议会选举,但是参与者不是利用议会制度为国家利益服务,而是利用议会为集团乃至私人利益服务,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引来了袁世凯当皇帝的闹剧。改革开放后,执政党强调用个人利益调动人的积极性,义利之辨被完全颠倒,结果,恰恰应了儒家的先见之明,“上下交征利则国危”,贪污腐败渗透到权力体系的每一个角落,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社会两极分化,国家利益被廉价拍卖,经济和社会险象环生。虽然制度叠床架屋、左右牵制,但是相互牵制变为层层合谋,腐败倒日益集体化、制度化了。

有人可能会想,这不是制度化的问题,而是制度化不彻底的问题。那么,怎样算彻底呢?当然是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然而,跨国公司和本国官僚、买办集团操纵选举,政党轮流坐桩分肥,这是第三世界各国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普遍现实。欧美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管理委员会”。在资源充沛、市场繁荣、社会矛盾缓和的年代,这种政治制度的确可以较好地协调各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缓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一旦上述条件有一个或多个不具备,则西方政治制度就可能法西斯化。德国、日本、意大利即如此。即使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思潮泛滥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充分展示了美国政治制度法西斯化的潜力。新世纪之初,由于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公民的消极的政治自由事实上又受到了严重侵犯。在外交政策上,美国抛弃了贵族共和、开明专制的形象,一味迷信武力,相信“朕即天下”,独断独行。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政治制度连同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以过去的世界留给人类的丰富的矿产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深厚的宗教和道德资源为前提的。然而,一波波的工业革命耗竭了资源,破坏了环境,资本主义的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又耗竭了宗教和道德资源,西方社会的技术、经济和政治模式正在或已经将人类带上了穷途末路,毁灭性的前景依稀可见。

因此,到了反省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的时候了。地球上60亿人相处,不可能没有市场,也不可能离开制度,但绝不可以只有市场,也绝不可以只靠制度。建设和维护一个良性的制度和市场,需要有一大批具有人类共同体精神的先知先觉者。对此,荀子有过精辟的论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市场和制度,是与人的物质性相联系的;道德和理想,是与人的精神性相联系的。人不可能没有物质性,因此不可能没有市场和制度。马克思曾经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取消商品货币,这是对人的物质性缺乏充分了解,也是对人的精神性缺乏充分了解。智慧有高下,兴趣有强弱,视野有宽窄,经历有顺逆,体会有深浅,这些都将使天真烂漫的孩童成长为有“贤与不肖”巨大差别的成人,即使在某个理想社会里亦如此。“贤者” 能够时刻考虑全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能够抵制色、香、味、听的感官诱惑,能够认清有限人生与无限世界的关系;“不肖”者则相反,总是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能“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总是考虑眼前利益,“好了伤疤忘了痛”,并且很容易受各种各样的感官诱惑的吸引。“贤者”在任何社会都可能是少数,而“不肖者”则在任何社会里都可能是大多数。不幸的是,“不肖者”的行为更符合唯物主义对人的定义,而“贤者”的行为更符合唯心主义对人的定义。马克思一方面设想未来的人都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人”,也就是精神力量绝对主导物质生活的人,即“贤者”,从而高估人的精神性;另一方面却认为“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提,从而高估人的物质性。这是一个逻辑悖论。这个悖论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派长期论战的理论基础。“精神派”认为“物质派”是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物质派”认为“精神派”是“唯心主义”、“唯意志主义”、“不懂得历史规律”。

    由于多数人的物质性高于精神性,对短期和个体利益认识得更清楚,因此社会不可能离开制度;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把短期和个体利益置于长期和整体利益之上,则制度不可能持久,社会亦将随之瓦解。更进一步,离开了人的精神性,离开了少数精神性高于物质性的领袖型人物,任何社会组织,无论是部落、企业、家庭还是国家,将既不可能出现,亦不可能持续,更不可能壮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的物质性一度受到忽视。社会主流舆论要求“人皆为尧舜”、“狠斗私字一闪念”,破除“管、卡、压”,即破除制度。这是在一个极端上。文革结束后,社会舆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人就是自私自利的物质性的动物,谁倡导高尚、谁提倡集体主义,谁就是虚伪,谁就是压抑人性,谁就是反人性。自私的人在市场中相互竞争,在制度中相互约束,就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结果,权钱勾结,两极分化,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自主的工业和技术体系瓦解,社会离散倾向急剧增强。

    我们能不能变得聪明一些,懂得制度和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平衡,而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往复震荡、相互否定呢?

十一、民主与道德

    认识极端,才知道执中不变——中庸——的必要。遗憾的是,中庸一词已经被妖魔化了。人们常常认为,中庸就是和稀泥,老好人,不倒翁,无原则,保守,僵化,不思进取,甚至是封建文化的巨大毒瘤。

    实际上,社会是由无数人组成的,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社区,每个国家,都倾向于扩张自己的利益,从而使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利益冲突和较量的战场。追求自身利益,这是一种把社会拉向极端,拉向四分五裂的力量。经过多重合作和斗争以后,在社会最高层,就产生了放任自由和尚农除末、自由贸易和闭关锁国、市场和计划、技术和资源、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制度和文化、物质和精神、利己和利他、唯物和唯心等两种极端原则的争论。如果不懂得在两种极端的原则、极端的力量之间保持平衡,那么社会就只能在两个极端间摆动,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20世纪概括为《极端的年代》,这是极为深刻的。自以为文明、进步、现代化了的西方社会,以及向西方学习的东方社会,事实上都摆动在两个极端之间。在现代武器和技术条件下,这种摆动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不仅仅是一战、二战,不仅仅是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如果我们不懂得人类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强权者执意走极端,那么人类的灭绝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中庸原则,而是不知道什么是极端。但是,更加微妙的问题是,谁、通过什么原则来把握社会的中庸。在儒家学说中,是圣人来把握中庸:“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柏拉图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让哲学王来领导社会。在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中,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即民主,来达到社会极端力量的平衡,即中庸。在孔子和柏拉图看来,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显然是一厢情愿。因为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在此消彼长,其平衡点在时刻变化。更进一步,此消彼长的基本逻辑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直至弱者被剥夺到“反抗的机会成本为零”的绝望境地而与强者同归于尽,然后再开始新一轮循环。这怎么可能保持平衡?再进一步,政治力量演化同样服从“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逻辑,客观上使社会越来越背离平衡,抛弃民主原则,使民主制衡的理想成为专制独裁的现实。希特勒时代的德国,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中的美国,就都是典型的例子。更加隐蔽而重要的事实上,美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大资本、大财团的联合专政。在大资本、大财团之间,政治力量此消彼长,其中任何一个财团都尚不足以操控经济、政治和军事(20世纪初叶的摩根财团曾接近过这种地位)。但是,他们的确控制了商界、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使任何一位当选的总统都不可能代表占美国人口绝大多的工薪人士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亦早已失去平衡。如果不是前苏联在国际上对美国构成制衡,美国的强势政治集团根本不可能做出让步,建设什么福利国家。一旦失去前苏联的制衡,美国国内的工会就衰落,福利就遭到削减,民主权力就受到侵犯,露出专制的獠牙。

    但是,在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理论家看来,一个社会的命运依赖于某个圣人或者圣人集团,这才是专制独裁。怎么保证圣人不腐败?怎么保证圣人集团不蜕化?在一个人人都自利的社会中,怎么可能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圣人?社会怎样才能识别圣人,而不是被某些打扮成圣人的政治野心家所欺骗?更加重要的是,不是将根本的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某个什么人,不管这什么人是圣人,还是流氓,这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进一步说,谁要是以圣人的名义掌握社会的最高政治权力,这都是对所有人的政治权力的侵犯,是对人权的侵犯!所以,尽管民主政治有演化成独裁专制的可能,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是把民主政治变成我们的信仰,与一切独裁专制的趋向作斗争;而不能放弃对民主政治的希望,转而期待圣人。

    但是,在这一叙述中,民主政治的信仰者忽略了一个关键逻辑。信仰是属于圣人的。绝大多数人对自由、平等、民主、尊严的要求,远不如对财富和享受的要求强烈。绝大多数人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力、甚至放弃自己的尊严,去换取权力、地位和财富。正是这种物质力量,使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使民主政治走向专制独裁。如果要求大多数人具备不可交易的民主信仰,实际上就是要求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圣人。

    为什么两种政治理想下,最后都需要出现圣人?因为人类历史的演化基本动力是自利。在自利的动力下,通过战争和贸易两种主要途径,人类社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联系越来越复杂,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财富越来越多,但是,中央集权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日益受到限制,民主日益成为一个欺骗性的名词、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正是察觉到这种趋势,所以,任何坚决要求个人自由和平等、政治民主的人,只能选择反对这种趋势。这就是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理由。由于“小国寡民”的理想被“全球化”的潮流击退,所以老子感叹,“大道废,有仁义”;耶酥感叹,人类被逐出了无知无忧的伊甸园,犯下了原罪;荷马感叹,人类社会从黄金时代渐次下降为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倡导人物卢梭实际上是以小国寡民的社会——日内瓦共和国为蓝本。但是,卢梭在方法论上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把原始社会描绘成孤立的、静止的、纯洁的、善良的社会。因而,强烈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卢梭,最后通过《社会契约论》,放弃了对小国寡民社会的坚持,想象着可以在大国众民社会中,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实现民主、平等和自由。这样,在客观上,卢梭为此后更加专制、残暴、不平等的社会准备了一件民主的外衣。令人深思的是,主张彻底民主的老子,在中国曾经当成是被开历史倒车的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而同想向往小国寡民,却在客观上为大资本专政缝制了民主外衣的卢梭,成了民主的代表人物。为什么同一倾向的思想家,在西方就成了好人,在中国就成了坏人呢?中国人的自我贬损为什么能够到如此黑白颠倒的地步呢?

    改变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其权力的集中程度都达到了以往任何时代、任何帝王都不敢设想的程度。面对一个如此高度集权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民主的呼声不但没有能够阻挡住专制的脚步,甚至使专制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全球大规模游行,在美国的巡航导弹面前是那么软弱无力。相反,支持布什对伊动武的国内民意调查,却使侵略行动合法化为多数人的意志。拉丁美洲的二百年民主试验,并没有结出国富民强的果实,相反,倒是为一小撮窃国大盗轮流洗劫肥沃的南美洲提供了政治掩护,为美国操纵拉丁美洲的各国政局提供了现成的政治机制。

    可见,在人人利己的前提下,在已经高度集权化的当代世界,程序民主事实上是一味的廉价政治麻醉剂。如果程序民主能够向实质民主转化,如果集权化的长期历史趋势能够逆转,那么下对上的民主约束必须与上对己的道德自律相结合,逐渐提高全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觉悟。只要而且只有上级主动不谋私利(包括不谋高薪和特权),下级有权制约和监督领导,而不仅仅是最高领导不谋私利,最底层的群众有权监督权力体系,就能而且才能使社会道德水平普遍提高,就能而且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因此,任何真正向往民主的人,必须使民主和道德相互促进;任何希望以程序民主为借口,行实质专制的人,就必然希望人人自利,以便对人民分而治之。不妨作一个对比。在晚清末期,由于教育体制仍然在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学生,普通人也关心议论时政,茶馆里必须挂出“莫谈国事”的条幅。然而,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挣钱、花钱,金钱至上,即使要求人们谈论国事,人们也已经没有兴趣。哪一个社会的民主意识强呢?这里可以顺便谈到愚民政策。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恐怕是真正的愚民理论。他让人们把眼前利益当成长远利益,把局部利益当成整体利益,貌似把人当成了理性人,其实恰恰是让人丧失理性。相反,中国的思想家们都是在让人们深刻地认识人性的复杂性、需要的复杂性,认识自身,认识社会整体,认识历史,从而是开启大智慧的理论。实际上,在交通、通讯十分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人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不是更深刻了,而是更肤浅了。在日益庞大、集中的权力和财富面前,普通人的行为越来越象只会哭闹的婴儿,只会提出要求,一遍遍地游行,一次次地示威,一场场地选举,甚至一颗颗人体炸弹,却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剥削压迫的深刻根源,一次次地被走马灯般轮换的、随意许诺的政客所欺骗。

    中国的儒家学说与西方的程序民主相结合,可能不但是中国的出路所在,也是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

十二、吃人与进步

    很不幸,近代以来,儒家学说被当作了中国落后、失败的替罪羊,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对儒家学说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鲁迅先生的“吃人”论。《狂人日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我也同意。问题在于,鲁迅先生应该同时能够指出,西方的历史也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大道废,有仁义”,迄今为止的全部东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吃人史!一部剥削压迫日益严重、集权专制日益加深、自由平等日益丧失、穷人的人权不如富人的狗权、猫权的历史!吃人与被吃是从出现私有制起的“文明社会”的根本特征。东西方所不同的是吃人的方式不同,解释其合理性的理论体系不同,因而吃人的程度不同。如果不指出人类文明史的吃人性质,即剥削压迫性质,不指出战争和贸易、权力和资本、刀剑和货币是两大吃人的基本机制,那么,单方面指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性,最后就会单方面否定中国历史、肯定西方历史,制造民族自卑心理和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帮助西方“吃”中国!

    为什么东西方的文明史都是剥削压迫史?因为最深层的历史动力是人的自利性。追逐自身利益、家庭利益、部落利益、国家利益,客观上必然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阶级分化。正是自利性使私有制得以出现并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正是自性利推动着战争和贸易。自利性既推动着技术进步,也推动着两极分化;既推动着经济繁荣,也推动着集权专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吃人”和“技术进步”恰恰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统一于人的自利性。亚当·斯密强调了市场促进技术进步的一面,鲁迅先生恐怕看到了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的剥削压迫性。不幸的是,此后人们看中国历史,只看剥削压迫性;看西方历史,只看其进步性,造成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卑感。事实上,论技术进步和社会繁荣,中国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超过西方;论剥削压迫,西方近代史的开端是血腥的征服、杀掳和奴役,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西方古代史呢?罗马帝国崛起时,地中海周围的部落不是被赶尽杀绝,就是被掳掠为奴,或者是当了罗马人的帮凶。罗马帝国承平时,尼禄皇帝纵火焚烧罗马城以寻欢作乐,其专制和野蛮性又远胜夏桀、商纣!所以,非要讲吃人史,那么中国历史恐怕还是比西方温和一些,中国是可持续吃人,而西方是一次性吃人!如果不是中国的剥削压迫相对可持续,中国历代王朝社会绝无可能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延续达二、三百年之久才崩溃!

    严格地说,孔夫子的大同社会,和耶酥的天国,佛家的极乐世界,都希望消除剥削压迫,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无根本区别。但是,孔夫子承认“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现实,在人的自利性不可能有重大改变的前提下,只能是退而求其次,追求小康,承认社会分工和等级的存在,但要求“君仁臣敬”,讲仁义道德。这至少是希望抑制剥削压迫的程度,甚至还包含着消除剥削压迫的希望。孔子所谓的君,其实是在社会矛盾中掌握着主导权的一方。供不应求时的供方,师生关系中的老师,父子关系中的父亲,上下级关系中的上级,劳资关系中的资方,(中药里还有“君药”之说,指起主要作用的那一味药),都是在社会矛盾中掌握着主导权的一方,即君方。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每一处都有主导与被主导之分,即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如果每一处都是拥有主导权的一方利用自身优势,剥削被主导的一方,那么社会每一个角落就都会出现“弱肉强食”。从这个意义上,孔子倡导的“君仁臣敬”,恰恰是要求在每一对社会矛盾中,主导方都要宽厚仁爱地对待被主导方,而不是刻薄残酷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主导权优势。只有这样,社会才真正的文明可言,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也有才人类之间的友爱可言。事实上,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原则要求公务员拿平均工资,这实际上是要求“君仁”。毛泽东经常强调,没有不好的群众,只有不好的领导。翻译成孔子的语言就是:君如果仁,臣必然敬。可惜的是,孔子没有学会现代社会的语言包装术,不懂得迎合群众心理,不是空泛地提倡爱、博爱、兼爱、爱心,而是针对主导和被主导关系的存在,设计出了具体的行为规范,结果,遭到那些高举博爱的大旗,却捂紧钱包和权柄的肤浅庸俗之徒的歪曲、阉割和嘲弄。

    也就是说,孔子的学说实际上是希望使“善”成为历史前进的主动力,降低自利性带来的剥削压迫程度。孔子的历史观恐怕是善恶斗争史观。这种善恶斗争史观高扬善、鞭挞恶,在客观上会使促使人们尊崇道义、弘扬正气,使暴力和欺诈、剥削和压迫程度减轻。然而,近代西方的历史观是“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曼德威尔、斯密、洛克、黑格尔、马克思都是这一历史观的阐述者。马克思还把这种恶的进步史观进一步概括为唯物史观。正是在这种历史观下,剥削、压迫、奴役、杀掳、掠夺,都成了促进历史进步的动力,客观上使西方社会的剥削压迫程度加深。这是马克思理论内在悖论。如果恶的力量会推动历史进步,推动历史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那么还要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和理论干什么?如果美洲本地人的灭绝、非洲黑人被奴役、印度和中国被掠夺,都是历史进步的代价,那么马克思凭什么声称自己站在被剥削压迫阶级、被剥削压迫民族的立场上?更进一步,谁欢迎这种以恶为动力的唯物史观?难道不是各社会的统治阶级吗?谁欢迎善恶斗争史观?难道不是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吗?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认为,善恶斗争史观是唯心史观。      

结束语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在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上,我感到,近代西方实际上是回到了幼稚班。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由于工业革命,商人得以成功地把他们视野狭窄的历史观强加给了西方社会。西方思想界将这种商人历史观传播到全球各地,又成为西方商人对全球殖民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抽象地说,人人都反对权力即真理,财富即真理。但当人人都处于某种同一来源的权力或财富的笼罩下时,很难有人能够分清楚财富和真理的关系。就这样,幼稚班阶段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成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西方任何一个有点影响的胡说八道者,都会在中国掀起狂热的追捧浪潮,吸引到大批信徒。相反,中国诸子百家造就的世界历史性的思想高原却少有人涉足。

    所幸的是,这种商人历史观在西方也开始遭到质疑。卡尔·博兰尼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弗尔南多·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杰奥瓦尼·阿锐基的《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纪经济的发展》,正在还原西方和中国的近代经济史,把市场和商人放到社会系统的真正位置上。在方法论上,热力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动态方法论正在取代牛顿力学的静态方法论。二十世纪的实践则使右翼的现代化理论和左翼的社会革命理论都遭到重挫。这样,十九世纪形成的以商人历史观和价值观为核心的西方社会科学大厦的地基被根本动摇了,轰隆隆的坍塌声正在传播开来。

不过,本文的思想并不是简单地又一次新的西学东渐的结果。对西方学术界的上述新动向,我也是近一年来才逐渐熟悉。但我对价值规律的反思,对历史进步论的反思,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反思,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则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写完《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后,我重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史,逐渐贯通了逻辑与历史,又适逢《白银资本》在中国出版,有力地增强了我的信心,遂成此文。

当然,相对所涉及的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一篇三万字的短文是远远不够的。只是在多次与朋友们讨论后,我感到,与其一个人躲在书房里皓首穷经完善思想,不如抛砖引玉,使新思想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发生互动,在批判和辩论中成熟或消失。当然,我会继续参与辩论。对此,我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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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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