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末世衰变

 

 刘志琴


    人们读史书往往偏爱盛世,汉唐雄风,泱泱大国,足以令今人目迷神往,诚然,这是我们祖先的光辉业绩,伟大成就。然而有盛必有衰,有衰必有变,兴盛固然是一种发展,衰变也是一种发展,研究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仅要着眼过程,更重要的是探索从此一程到彼一程是怎样转折的,衰变就是这种转折的积蓄、准备和启动。

 
    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王朝更迭,周而复始,社会的新质因素往往在王朝鼎革的势态中表现。就文化而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术上的兴旺发达,为后世无以伦比,都是出于乱世中的争鸣;魏晋玄学崇论闳议,大大提高民族的思辩力,佛理援此融入华厦,促发了辉煌的唐文化,玄学也萌生于乱世;晚明一代,人才辈出,学派蜂起,有人誉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或是启蒙思潮,或是儒学的新阶段。众多的争议,恰恰表明这是生机勃发的时代,然而这又是为清代学者所不屑的衰世。不论是硕学鸿儒孔孟、老庄,还是朱熹、王阳明以及明清之际三大家;是土行土长的儒墨道法,还是外来的佛家,无一例外,都是生逢忧患,创立学派,在末世中形成,兴起或发扬光大。
 
    从秦汉创立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延续二千年。它本身不仅有创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且也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政治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因此研究者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世,衰败的景象远胜过汉末、唐末和宋末,以致极度的强化和极其弱化的趋向,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循着这一势态,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烂熟,而至沉疴临绝,一蹶不振,出现解体的朕兆,不是没有可能突破内循环,开出新天地,但是值此资本主义在世界崛起之际,中国又未能赶上历史的潮头。
 
    晚明就是这样一个处在时代转折点的社会。从其社会形态来说,它与汉唐宋一脉相承,又不同于汉唐宋末世的是,在社会母胎内部不可遏制地涌现异已因素,形成社会性的浪潮,不断地侵蚀封建伦理关系的统治序列。这一衰为发生在明末,又不只是一姓王朝的败落,而是整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正在腐烂下去。它又不同于清末的是,十六七世纪的中国,尚未面临外来的资本主义强权干预,纯系中国社会自身运行的内部循环的轨迹。历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和强化的过程,如创始、延续、加强和调整革新,都不乏有丰硕的成果,而对于末世衰变的研究,却往往流于概念化,就是对开国皇帝也比末代帝王的研究更见成效,因此剖析这一特定时期的封建统治是怎样没落的,又具有揭示封建专制主义盛衰规律和省察社会发展趋向的深刻意义。
 
    晚明社会,一般是指嘉靖末年、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王朝,为时不足一百年,其中又以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朝最令人瞩目。它不仅占有一半的时序,而且活动在其间的农民起义,规模不大。次数不多。时间不长,地区也都局限在江淮、河北、山东一带,有的还耽于教派的内部斗争,不足以构成对明王朝的威胁,所以就其全国全面的形势来说,阶级头争尚未越出相对缓的时期。然而有识者却惊呼“天崩地解”;更有甚者,清代人评价明史:“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云。这种敏感并非一时的感叹,乃是出自深刻的社会洞察。从万历朝来看,农村并无多大的动乱,也就是说,在阶级斗争尚未激化的时期,社会也可能爆发危机,这种危机是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危机,是执政的危机,它较之农村的阶级斗争先期爆发。
作为执政危机的诸种表现,如吏治腐败,宫延内乱,财政枯竭,军备荒怠等等自不待言。明末较之汉唐宋的末世,为患更烈,然而晚明有四种危象远过他姓王朝的更值得研究,因为这些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标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一、非君、儆君思想广为流布
明末像海瑞那样骂皇帝的屡见不鲜,万历时期更是蔚然成风。大臣连篇累牍地指责君主的过失,毫不掩饰地揭露当朝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假装生病,“借此自掩”,“禁城之内,不乐有君,”“怨讟愁叹,难堪入耳”,等等。官僚士大夫甚至以批逆鳞为荣,留中奏疏不下百多件。不仅如此,上朝时不守朝仪,高声喧哗,随地吐痰,连乞丐也混在午朝门外,在百官朝拜中擦肩而过。法纪废弛,皇帝、官府无可奈何,监狱甚至长出青草。皇帝本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最高政治表现,皇帝的失控与权威下跌,是皇权没落的朕兆,极度专制的社会结构,从最高层开始出现溃裂。
 
    二、僭礼败度具有鲜明性的声势
封建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从衣食住行、穿靴戴帽到婚丧喜庆,都要受到礼制的约束,尊卑贵贱不相混淆,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享用不该享用的消费品。到明末这些礼法都成为一纸空文,越礼逾制如决堤之水,冲击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涌现大量的违章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这股僭礼的浪潮是对钦定礼制的反叛,在物质生中冲击等级各分的结果,必然伴随在观念上背离三纲五常,出现道德沦丧,所以清代学者撰写《明史》说:“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正是这种君不君、臣不臣,贵不贵、贱不贱的陵夷,才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秩序。
 
    三、异端学说风靡一时
明末出现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危害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 ,追奇求新,成为时尚。市道之交说、童心说、情教说、以及形形色色的颂钱、骂钱、的钱神论,引得附和者如痴如狂。酒店茶肆,盛行诲淫导欲的民间俚曲,异调新声,妇孺传诵,风靡一时。利马窦引来的西方文化,受到徐光启、李之藻等高级官员的欢迎,也受到皇帝的礼遇。正是这种不拘守祖宗成法的时尚,冲破了传统道学的禁锢,出现了一股新鲜气息,揭示了社会变革的曙光。
 
    四、士大夫势力崛起,成为在野的干政力量
明末士大夫的力量显著发展,表现在人数扩大。宣德七年有生员3万多,到明末增加到50万,不到两个世纪,增加十六倍以上;经济力量增强,明后期商品经济繁荣,吸引士大夫兼营商业者日益增多,读书人经商、务农、当官三位一体成为风气。他们有功名和知识,参与工商业经营,扩大了经济活动的领域,增加了财富的积累;组成政治集团,讽议时政。江南士大夫在无锡集会形成东林党,从其胚胎三元会算起,迄至天启年间的党狱之灾活跃了半个世纪。昆山、宣城、江右等地区文人商贾也以乡里结社,竞立朋党。万历年间,因宦官强征暴敛激发的城市民变,大多数受到士大夫的领导、组织和支援。所以,一进有“斯文将为戌首”,“难发于士子”的舆论。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继春秋战国以后,在政治上、思想上最为活跃的时期;又超越春秋战国的是,大大提高了组织的程度,形成自己的政治集团。
 
    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冶国的传统是,以礼制的模式作为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统治序列、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一体化。历代统治阶级都以法制的、哲理的、教化的手段加贯彻和宣扬,形成社会的统治意识,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这三者的一体化,又蕴有结构上的矛盾。统治序列,亦即层层隶属的等级秩序,是三纲五常之命脉所在,自古即奉为千古不变移之信条,是不予变的因素;道德有盛衰荣哀,是不轻变的因素;物质生活即是多变的因素。当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财富积累增加,物质生活改善,生活方式变迁,越礼逾制的现象大量涌现,必然要冲决道德的网罗,导致等级秩序的变动。真正刺激这种变动的,是以社会生产发展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国民经济结构,必然伴生商品经济的周期性活跃,从而又周期性的败坏礼制。农民起义可以推翻旧王朝的统治,但是新王朝仍然按照礼制的旧模式安邦定国,虽农民政权亦不例外。一度是农民领袖的刘邦定朝仪、复兴礼制,朱元璋加强礼制的建设,都反映农民起义并不是真正摧毁礼制的力量,而真正促使礼制败落的是经济力量,是商品经济的腐蚀。明末种种有声有色的社会景象,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舞台的,然而这种景象又是都局限在少数城市,在商品交换不发达的农村或边远城镇,仍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纲常礼教在那里有稳固的的基础。封建生产方式对商品经济的制约,中国商人资本难以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历史局限,又限制了商品经济能量的进一步发挥。商人不能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晚明虽然跃动着社会变革的曙光,仍然不能迈出中世纪的传统。但是沿袭二千年封建统治的坚冰,毕竟已经溃裂,士大夫阶层的素质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如果没有新兴的异族清兵入关,重整封建统治秩序,华夏族已无能力按照传统模式重整山河,明代缘此不是没有可能走出不同于既往,也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步入新的时代。尽管这也是艰难的历程,但有一点可以确信,中国的近代化可能提前到来,晚明社会给了这一信息。


 (《晚明史论·代序》,江西高校出版社即出。)

来源:作者赐稿

 

2003/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