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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先秦若干历史悬案

许雨浓

 

一、从三皇的来历、诗文化的起源,结合考古说明我们文明年代

我们开口总是以我们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骄傲!然而,当我们静下来一算时,就有一种迷茫。在我国现有的史料中,我们从三皇五帝算起,定格在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加上公元二千零七年,也只有四千六百年。还有四百年到哪里去了呢?我看大家一时谁也没有准确的答案。

随着人类考古发掘,随着碳十四在考古领域的应用,我们对一些淹没的历史窥视出了它原有的面貌。比方说湖北屈家岭遗址,山东王因灰坑遗址通过碳十四的测定,我们知道了六千年左右的古人有了人工取火,说明三皇之一的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应该在六千多年前。

我在写《帝王文化》随笔之前,开头写了一篇说明文,标题是《释“皇”、考“三皇”》。

“‘皇’和‘王’古为煇煌、光明之意。《诗.小雅.渐渐之石笺》‘皇,王也’。分开来说,‘皇’是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这是王凤阳先生在《古辞辨》中对“皇”字的解释(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版。第353页)。王凤阳是文字学家,他的姊妹著作有《汉文字》一书(一百万字)。

《现代汉语词典》对“皇”字意思有三条解释:一、盛大。二、君主。三、姓。《康熙字典》古体“皇”字有五种写法,其中有两种写法是上部一个“自”下部不是王,也不是土,而是“缶”、“田”之类的构体。如果我们不看“皇”字的原貌,对这些字根本就认不出。有一个上面是“白”下面是“田”的皇字和周鼎文上像“白”下“土”的字还有通意,“田”、“土”都指大地嘛。周鼎文“皇”字下面的“土”字变成了楷书后的“王”字是秦朝的事。会稽山有秦朝石刻“皇”,这一皇字就是下面一个“王”字。而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皇”字。周,毛公鼎上的“皇”字上面介于甲骨文的“日”与“白”二字之间,像甲骨文“日”顶上有三竖(像太阳的光芒),下面是一个“土”字。周,颂鼎同周毛公鼎字形一样,只有周,五年旌簋上的“皇”字是:由颂鼎上面的三竖变成了四竖。从“皇”的字形上看,像太阳照耀大地(故周鼎文下面是“土”字,而不是秦朝楷化后的“王”字)。这也许就是“皇”有光明、煇煌、大也(汉。许慎《说文解字注》)本意的来由。那么,皇为何又成为古代最高级形容词的呢?

《诗.大雅.皇矣》中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书.蔡仲之命》中有“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国语.越语》中有“天道皇皇”,《楚辞.九歌.云中君》中有“皇皇兮既降”这些“皇”字,要么是上帝,要么是大公无私、道德高尚,要么是公正、光明,这当然是最高级的形容词了。

王凤阳先生在《古辞辨》中还有如下解释:“用‘皇’字表示君主,是战国末期的事。战国时期的某些思想家,竟相标榜自己的学说来源古老,于是尧舜等传说人物之外又造出所谓的‘三皇’,如《吕氏春秋•孟秋纪•禁塞》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这也是秦始皇用“皇”来表示自己地位之尊的原故。所以中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释诂》就有“皇,君也”之说,导致后世“三皇”之说主要有六种:

1、《史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泰皇。

2、三国时吴国人徐整的《三五历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人皇(《三五历记》又作《三五历》,内容是论三皇以后的事,是我国最早记载盘古开天的一部著作,这部书已经失传,仅有部分段落存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之中)。

3、《春秋纬运斗枢》中记载是:伏羲、神农、女娲(《春秋纬运斗枢》只有兰州大学列有名录)。

4、东汉《白虎通》中记载是:伏羲、神农、祝融(东汉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朝廷在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会上由大夫、博士、和儒学大师陈述经学观点,汉章帝亲自裁定,会议的成果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

5、蜀汉人谯周,他认为是:燧人、伏羲、神农。

6、汉武帝时的孔安国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孔安国是孔子的第十一代孙。武帝末年,鲁共王撤孔子旧宅,在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文献,由于是科斗文,当时有些人不认识,由孔安国整理了这些古籍)。

以上三皇六种说法,我们公认的是谯周说的:燧人、伏羲、神农。谯周不仅是儒学大师,更重要的他和刘禅投降到魏,两年后晋武帝司马炎逼曹奂禅位,自己当了皇帝。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在河南汲县发现了魏国的纪年史《竹书纪年》,当时晋武帝让和峤负责带头整理,我相信谯周也可能是《竹书纪年》的见证者之一。加上《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他的学生,所以他的这一说法有一定代表性。另外,谯周所说的三皇是人,而不是像《史记》所说的“天皇、地皇、泰皇”,也没有《白虎通》中的祝融,《春秋纬运斗枢》中的女娲之类的神。

从古至今我们都认燧人氏为燧皇,意思是钻木取火的发明者。那么,燧人氏是什么年代的人呢?在没有通过现代考古发现屈家岭遗址和王因灰坑遗址之前,我们谁也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一般认为燧人氏应该是五千年文明之内的人;当我们从屈家岭遗址和王因灰坑遗址中,发现早在六千年已经用火煮饭、烧烤鳄鱼的证据后,我们对燧人氏所处的年代才逐渐清晰起来。

根据王因灰坑和屈家岭遗址年代测定,说明燧人氏是六千多年前的人。今天商丘燧人氏墓地附近的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仍然还在用钻木取火的方法。

1987年五月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後,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经考证,西水坡45号墓墓主人是伏羲。从考古对伏羲的即位时间来看,多数学者认为约在公元前4530春分时节(称太昊帝)。这又一次与屈家岭文化和王因文明年代相吻合。

我这一说法是综合了多处考古发现和多数学者认可的说法,是比较客观的。唐兰先生认为伏羲氏族距今8000~7000年之间(唐兰(1901-1979) 历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讲师。25年任故宫博物馆专门委员。28年至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任副教授。讲授《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 段邦宁教授认为:西水坡45号墓建墓为6500年前;山东社科院院长、刘蔚华教授根据传说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测伏羲生活的时代大约距今6500年前的时限内;我认为这些说法可信,可信的原因有两点:

(一)从诗文化的发源,能证明六千年前人类主要发源地进入了文明社会。

诗,既是人类的语言文化,又可谓是人类共性的、必然的、进化到智能人的第一文明。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世界诗歌起源史:

A)古埃及的《亡灵书》成书于公元前3100——前2686年之间。

B)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成书于公元前1900——前1600年。

C)古印度的《吠陀》成书于公元前1500——前1000年。

D)我国的《诗三百》成书于公元前1100年——前600年。

以上四例诗歌文明发源现象告诉我们,早在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他们同时有了诗乐文明。这不可能是历史的巧合!我认为是历史的必然。

我说诗文化的起源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必然是有依据的: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那么与人相关的语言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人类在狩猎、捕鱼的劳动进化过程中,首先是从声、仿声(仿鸟兽之音引诱鸟兽,达到猎取),到音、仿音开始迈向语言文明的。比喻八音:金(钟)、石(磬)、丝(筝)、竹(笛)、匏(葫芦丝)、土(埙)、革(鼓)、木(梆子)。古人在应该这些音器的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的语言,有了语言,才有交流,有交流,才促进思维发达。当代语言学学者刘志诚认为,人类的语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形体为主辅助以不分音节的声音(旧石器早期。约250万年到一万年左右,不同地域有异)为语言的第一个阶段。

2)、不完整的音节语言并重(旧石器中期)为第二个阶段。

3)、较为发达的有声语言辅助以形体语言(旧石器晚期以后)为第三阶段(见《汉字与华夏文明》巴蜀书社出版,一九九五年,第十三页)。我们人类真正有发达的语言,应该是公元前四千年左右。这种语言就是早期的诗歌文明。诗即是歌,歌即为诗的时代(当今我们傣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还有以唱歌代替语言的习俗)。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在未有文学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的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唷杭唷’,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唷杭唷’派。”鲁迅先生这段话虽然说是“门外文谈”,但这段话说到了历史的脉搏上。

诗、乐文明对我们人类的进化起到了关键性的第一步。我们通过语言,才有交流,通过语言才步入智慧的大门,如果有人不信,就看看今天还没有进化到智能动物的鸟、兽和猩猩,它们因没有丰富的语言,所以仍处于愚昧状态。然后结合我国先秦古籍文献《尚书.尧典》去分析诗歌文明与声音文明的脉络:

《尧典》有这样一段文字;“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里的帝曰,是指舜帝。舜帝说:“夔呀!我命你去负责管理诗乐,教贵族子弟,你要做到因人施教,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谦虚谨慎。诗是抒发情怀的,歌是一种语言,声要有节奏,律才和声。八音和谐,不能相悖,做到了这些,神和人就能相勾通了。”

夔马上回答说:“好哇!我敲击石磬,拍打石鼓,百兽都会随声跳舞。”夔的回答虽然太夸张,但说明了一个问题——古人仿声就像我们今人研究生命科学和核能一样专注。我想他们这样对声的研究,一是为了破译鸟兽语音,二是谋生需要,三是从中得到声乐的享受。

舜帝和夔的对话,告诉了我们两个信息:一是诗歌起源比我们现在认可的公元前一千一百年早。二是古人仿声水准高。

根据一些学者考证:《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来推算,那么我们的诗歌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年代。这一说法源于《易》更三圣之说。

所谓《易》更三圣,说通俗一点,就是《易经》有三位作者。它的第一位作者是伏羲(摆出了八卦),第二位作者是周文王(演绎了八卦),第三位作者是孔子(整理了八卦)。如果这一说法成立,也就是说我国诗文化早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就形成了(这一历史断面是根据对伏羲墓的考证而定的),公元四千多年是新石器晚期,和刘志诚在《汉字与华夏文化》一书研究的人类语言第三阶段时间上相符,证明人类这时有了发达的有声语言,他们把这种语言经典收集起来,由矇瞽人(瞎子)传承下来,这就是诗。

在《易经》里,根据当代学者黄玉顺的考释,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中,被支解的古诗是六十六首。其原因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第五十四、第六十二卦各有两首,而四十一、四十两卦合为一首。

我们要认可《易》中的诗文化,就应该从爻辞说起。在古代,爻辞的“爻”与歌“谣”的谣和系部“繇”三字音同意通,这正好说明“爻辞”即是“歌谣”的化身。如唐代 《易》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称“《易》之爻辞,亦名为繇”。

孔颖达所说的亦名为“繇”就是指系部繇。系部繇在今天《汉语词典》里与言部歌谣的“谣”同一个意思。《左传》、《国语》称爻辞为系部“繇”。故《汉书.李寻传》有:“人民繇俗”之说。并注明系部“繇”与言部“谣”音同、意通。

当我们从这些古籍中寻找到了爻辞的“爻”与系部“繇”和言部“谣”意通的足迹后,结合古代中国传统的“祭政合一”、“尹寺文化”、“矇瞽文化”等文化现象,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今的矇瞽人算命抽签这一活化石现象,就对《易》之爻实为谣歌不足为怪了。这也证明诗文化本身就是语言文化。

在《红楼梦》第一百零一回里,王熙凤到散花寺抽签,签上说“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为了考证瞎子算命,我还专程到武汉“归元寺”找瞎子抽签。我抽第一签给一位六十多岁的阴阳先生,他用手摸了摸签上面的标记,口中念诵:“一轮红日东方出,万事兴隆吉祥遇。雪中送炭予人善,它日厚德布广宇。”接着我又抽了第二签,签上竟然是“时运不佳命不中,海底捞月白费工。镜里观花莫欢喜,竹篮打水一场空。”这种打油诗不正好说明《易》文化就是当今矇瞽人签文化的演绎吗?

由此可见,自《易》诞生之日,它既有载史的义务,又有“祭政合一”为统治者服务的功能;它既是占卜文化,又是诗文化。只不过在西周早期成为了舆论工具。因此《史记》在西周共王死,懿王立时,就明确记载有诗人作诗讽刺朝政的记载(共王 前922年——前900年 在位23年。懿王 前899年——前892年 在位8年)。同样在《史记•夏本纪》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这一现象告诉我们:《诗》诞生之后,就有载史的功能,这种功能与《易》是相通的。

下面我们不妨举《易》中第二十五卦《无妄》看看:

无 妄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九四:可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这里的“无妄”是《易》中卦名。《史记》对“无妄”的解释是:无所希望。“妄”字,古代本意是:乱。又含虚妄之意。这里是假借、通希望的“望”(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巴蜀书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二0页)。黄玉顺在《易经古歌考释》中将《无妄》释之为《灾难之歌》,我在黄玉顺教授(黄玉顺,1957年9月生,成都人。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硕士点负责人。)《灾难之歌》的基础上用现代语法对比如下:

《易》《无妄》 黄玉顺《灾难之歌》 笔者代韵对比

不耕获, 不能耕种、收获, 无法耕种何谈收

不菑畲, 不能开荒、种田。 荒田废地又一秋。

无妄之灾, 令人绝望的灾祸, 无妄之灾由谁起,

或系一牛。 因为空空的牛栏。 有人夺走我家牛。

行人之得, 是官府夺走耕牛, 夺牛之徒是官吏,

邑人之灾。 给百姓留下苦难。 百姓只能把泪流。

又如三十一卦《咸》

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咸其辅颊,咸其脢。

这是《易》中的一首性交歌,如果我们把“咸”字译成“吻”字,一切都能让现代人理解了。这种原生态的动物本能,千万年后也是如此。

再从《易》、《吴越春秋》、《诗三百》三部古籍中的《蒙》、《弹歌》、《关雎》三首诗进行比较,我们也能看出诗歌发展的踪迹:

蒙 弹歌 关雎

发蒙 断竹 关关雎鸠

包蒙 续竹 在河之洲

困蒙 飞土 窈窕淑女

击蒙 逐肉(肉是代替字) 君子好逑

从以上来自三部古籍的三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文化最早是二字一句的形式,到《诗经》时代多为四字一句。这一语言从简单到复杂现象,说明我们祖先语言进化的过程。

诗文化在当时物质落后的条件下,只能由那些通阴阳的矇瞽人口头传承下来,这也是“祭政合一”、“矇瞽文化”的印痕。

我国诗文化的发轫,和古埃及《亡灵书》的诞生一样——开始以民谣的形式出现,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接下来传承历史。所以儒家始祖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十八世纪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这样感叹:“万事归结于诗”。

前面我们提到古埃及《亡灵书》成书于公元前3100——前2686年;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成书于公元前1900——前1600年;古印度的《吠陀》成书于公元前1500——前1000年;我国的《诗三百》成书于公元前1100年——前600年。从这四处诗文化起源来看,我国的《诗三百》要晚《亡灵书》二千年,《吉尔伽美什》约一千年,《吠陀》500年。这样算来很不公平,如果我们从《易》算起,正好同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诗歌起源竞相辉映。这就是我要从诗的起源说我们人类文明史的原因。有了这样的文化底蕴,才能说明一个问题——诗就是我们人类祖先在新石器晚期进化过程中的语言。

(二)从考古发现的几大遗址,说六千年文明。

我国古人类考古有云南的元谋猿人(一百七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六十万年到二十万年之间),山西襄汾丁村的早期智人(十二到二万年)和北京周口店后来发现的一万八千年的晚期智人。这四个地方古人的发现,都一一地在告诉我们,我们亚洲人种系华夏民族的种类。为中国人种究竟是从非洲还是从欧洲传入来的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

目前我国古代遗址大致有如下几大版块:

1)、以河洛为中心的前仰韶文化(约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5400年),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约在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000年)。

2)、以黄河下流泰山为中心的青莲岗文化(约在公元前5400年到公元前4400年),大汶口文化(约在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年)。

3)、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河母渡早期文化(约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等等,等等,都在说明我们的文明起源远远超过了五千年——

从河母渡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我们祖先早在公元前五千年的井和水稻。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址(据中央教育台报道,近期内考证在六千五百年)。从这一个个信息中,如果说神农氏是发明五谷栽培技术的第一人,那么神农应该追溯到六千年以前,燧人氏的钻木取火也跟着向前推进。

在屈家岭的城头山,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部落居住的房屋,从这些房屋中,我们还得到这样的信息,——这时的部落有尊卑之分。

这一点,又把轩辕黄帝发明了住房上推了一千多年。有的人会问:黄帝之后的四位帝王年代又怎么定位?我想这是一个断代史,只能让那些遗址来说话。至于五帝的关系,历史上众说纷纭。面对扑朔迷离的史前史,只有等待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一天,再去进一步的考证。综上所述:我们中华的文明史,应该在六千五年左右。

 

二、周昭王死亡之谜和周穆王即位年龄考证

神话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历史。我们人类在某种意义上起源于神话文明,也因为神话而迷茫……。下面我要讲的是内容与神话有关,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

根据“夏商周断代史”考证,周昭王是公元前995年——前997年的人,在位19年。周穆王是前976年——前992年的人,在位55年。

《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也”。 这段史料里,我们看出周昭王是一位贪玩、不理朝政的浪荡公子,他南巡狩猎死在了江里,不向天下发布赴告,怕张扬是不正常的事,这其中,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事,带着这一疑惑我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记载的与《史记》恰恰相反:

〔八〕《纪年》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案:《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此齐桓公伐楚,管仲与楚使讯答之辞。

《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

《楚辞.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

闻一多先生云:“ ‘雉’当为‘兕’,声之误也。

《吕氏春秋.至忠篇》:‘荆庄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

〔九〕《纪年》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纪年》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开元占经》卷一0一。

以上《竹书纪年》被后世典籍引用对周昭王征伐楚国的说法不一,《竹书纪年》是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历史的,其中从周幽王开始用晋国来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

《竹书纪年》算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由盗墓贼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魏襄王墓中被盗墓贼盗出来的。盗墓贼不认货,准备一把火烧掉,后来被县令发现,把这一堆破烂竹简送到洛阳,由当时的大学士和峤带一帮学士整理出来。《竹书纪年》早于《史记》二百四多年,很多记载和甲骨文相吻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比《史记》更有权威性。

以上《竹书纪年》第八条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被《初学记》引用。第九条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后世典籍《开元占经》引用。第八条的说法是昭王去征伐楚国、涉汉江遇大兕受到惊吓掉进汉江而死。第九条的说法是昭王十九年天阴沉,像是地震,野鸡飞,兔子跳。没有说到昭王涉江死。而是《吕氏春秋.音初》说“周昭王南征荆楚,辛余靡这个人长得高大有力,他跟随昭王出征。在返回的路上过汉江时,桥梁塌了,昭王和祭公掉到了水中(抎:音云,滑落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没有这一字),辛余靡先背昭王过汉江,然后返回背祭公。”按照《竹书纪年》第九的说法,在文字上与司马迁的记载是两个不同的定义。一个说六师死于江中,昭王以身殉国,一个说是贪玩而死,我们能相信谁?

《吕氏春秋.至忠篇》说‘荆庄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吕氏春秋•至忠篇》大概是为了正本清源,说明遇兕的人是楚庄襄王。同样是《吕氏春秋》,《初音》和《至忠篇》一篇说遇兕的是楚庄襄王,而不是周昭王,一篇说周昭王死于征讨楚国的途中。这让我们对《竹书纪年》之后的典籍所引用的《竹书纪年》说法持怀疑的态度。

犀牛是不是害死周昭王的真凶,史料也没有详细说明,下面我想从“兕”说起。

 “兕”现代说法就是雌犀牛。而《竹书纪年》第八条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和第九条“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这两种不同说法来看,周昭王死的时间相隔三年,这让我们更加怀疑昭王是不是遇上“兕”而死,加上屈原在《天问》中说“逢彼白雉”,让这一历史沉案变得更加模糊起来;“兕”与“雉”现代说法不是同一物种,“雉”我们通常说的野鸡,兕是雌犀牛。“兕”在水中游,“雉”在天上飞,你能说“兕”和“雉”是一个物种吗?闻一多先生认为兕”、“雉”谐音,兕就是雉。我认为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和事佬,如果他把昭王的儿子穆王伐楚“驾鼋鼍以为梁”的现象分析一下,也许不会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鼋是我们后世说的脚鱼,鼍是鳄鱼,周穆王伐楚为何要架鼋鼍为桥梁,我个人觉得从穆王的这一行为,正好暴露出了他父亲伐楚国死在了鳄鱼腹中这一秘密。不然,司马迁为何说“其卒不赴告,讳也。”我想,周人的忌讳是:一个堂堂的真龙天子,被伏羲想象中的龙(扬子鳄)吃掉了,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如果这件事被天下诸侯知道真相,周朝所谓的“真龙天子”之说又何能成立?周人为了避讳,很有可能把“鼍”(音:陀)说成“兕”,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第二条理由是:穆王以鼋鼍当桥,正好与他父亲死因桥梁塌,掉进汉江相映成趣,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昭王之死的原因。

下面我们再看看周穆王伐楚的有关记载:

《纪年》云: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东至九江,驾鼋鼍以为梁也。《北堂书钞》卷一一四武功部。

《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东至于九江,比鼋鼍以为梁。《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鼋鼍以为梁。《文选.江赋》注。

《纪年》:周穆王东至于九江,叱鼋鼍以为梁。 《事类赋》注卷六江。

以上四段史料,大同小异,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在为父亲报仇伐楚国。周穆王以“鼋鼍”为桥梁,鼋鼍能当桥用吗?这显然是周穆王恨扬子鳄吃了他父亲的原故,才以鼋鼍为桥的诅咒之词。由此可见,周穆王搬出鼋鼍其实是暗示他父亲被“鼍”吃掉。这既有神话的色彩,又反映了周穆王恨鼍!这种历史现象只出现在周穆王时期,加上又是伐楚,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所以我说历史是浪漫的,我们应该用浪漫的思想去解读,如果抱残守缺,这段历史永远说不清楚。

至于这一说法是否正确,还有待史学界进一步地研究。

谈了周昭王死因疑案,再说一说周穆王的即位年龄: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史书上对周昭王在位的时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十六年,另一个说法是十九年,以新华网湖北频道年表为准,周昭王在位十九年来算,他的儿子(穆王)即位时的年龄决不可能超过三十岁。

我们先从周成王算起:周成王大约十一岁即位,加上在位二十二年,那么成王是三十三岁死的。成王三十三岁死,康王最多也只二十岁即位,不然司马迁为何说:“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既然康王也是年少即位,加上他在位二十五年(新华网湖北频道年表),康王也只活了四十五岁。我们再用浪漫的思维去推测,四十五岁的康王能生出四十五岁的儿子周昭王吗?如果生不出来,那么周昭王最多只有三十多岁,加上他在十九年,也只有五十来岁,一个五十岁的老子,能生出五十岁的儿子(周穆王)吗?新华网湖北频道的年表还告诉我们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同《史记》记载一致,新华网不敢对周穆王即位时的年龄提异议,这是历史的悲哀,还是我们抱残守缺的悲哀,这由各位去想,我不想妄加评论。

如果新华网和《史记》所载的周朝前四位王在位年数是真实的,那么就是司马迁和我们开了一个历史玩笑,周穆王决不可能是五十岁即位。

按照邵雍先生的年表,成王十一岁即位,在位三十七年,成王活了四十八岁。康王二十岁即位加在位的二十六年,康王活了四十六岁。邵先生可能发现了司马迁提出的周穆王五十岁即位的问题,就把周昭王在位的十九年改为五十一年,否定了《竹书纪年》中在位十九年或十六年的说法。我按邵雍先生的年表算,周昭王应该活到七十多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国王率队亲征,那昭王应该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既然是很有作为的帝王,历史的记载就不可能只有十九年的足迹。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转自“怡红快绿”(http://www.imagegarden.net/bb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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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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