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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能否为鉴

邓曦泽

 

吾国重史,典籍浩瀚。为何重史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究际通变又是为何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大雅·荡》),故“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一》)。唐太宗李世民则说:“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新唐书·魏征传》)。一言蔽之,述古重史,稽考成败得失,乃是为了知今知来,以期实现治国平天下之宏大旨归。

但我疑惑得紧:如果历史可以为鉴,虽说也许不能防范新问题之产生,但至少应该解决了不少老问题吧?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就是要寓褒贬于事,劝谏世人与后人,“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尚书·毕命》)。可是,乱臣贼子真的因读《春秋》而惧吗?未必。后世臣弑君者,子弑父者,何曾断绝?

王亚南说:“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亚南的说法也许有点偏颇,但哪个朝代的后期不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贪赃枉法,鱼肉百姓?

张官设吏究际为了什么?其目的昭然如白,就是正德利用厚生、为人民服务。这个道理,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也明白,他在其《责臣罪己》中说:“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 但是,违背初衷的官吏又何其之多。对此,崇祯也不是不知道,并尖锐地指出: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狱则以直为枉……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崇祯知道官吏、政府应该干什么,甚至他也承认了,如果官吏、政府不履行正德利用厚生之承诺,百姓就造反有理(“嗟此小民,谁能安枕”)。当官要为民做主,这个道理很简单,每一个官吏、每一个政权都口口声声说要警惕前车之辙,并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但是,履践承诺行动在哪里呢?看看崇祯朝,官风、政风何曾因声泪俱下的《责臣罪己》而稍有好转?明王朝宁愿让李自成把财宝运往西安,也不愿意拿出来招兵买马,击败敌人。口惠而实不至的明王朝,无论它如何呼天抢地,也无可奈何地被雨打风吹去。后人呢,不断以史为鉴,不断回顾甲申朝事,祭了甲申三百年,又祭甲申六甲子。但香烟袅袅的庙堂之外,可因此而多了半分清廉?

是故,以史为鉴绝不是表现在满嘴的仁义道德,轻诺寡信,而是“动而行之”(《老子·四十一章》)。“道,行之而成”(《庄子·齐物论》),而非诺之而成。

致天下之治在人才,古人深明人才之极端重要,天下最贵才为贵。历史上诚有伊尹遇汤、太公遇文王、管仲遇齐桓之美谈,也有选贤举能之倡导,也有曹操的“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胆魄,更有征辟察举制特别是科举制的设立与执行,吾国因此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又哪朝哪代不是有无数英雄无用武之地,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其实,若非大量庸人、小人、恶人充斥高高庙堂、俨俨学府,一个王朝怎么可能衰败覆灭呢(一个集体也是这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尚书·大禹谟》),乃祸乱之关键;唯才是举,君子在位,乃兴盛之关键。这本是常识,但是,最寻常的道理也经常被漠视。

人才被埋没,有时是因为用人者有眼无珠,人才未被发现,但也有许多时候不是用人者不识才,而是他明知人才,偏偏弃之不用。若一种人才具平庸但性情驯顺(或奴性较重),另一种人才具丰美但性情狂直,用人者会起用哪种人呢?也许常常是前者。真正的伯乐是很难的!为何如此呢?这需明白何谓人才。

大凡配称人才者(钻营者不在此列),一般都具有改变现存秩序(即变革)的能力、志向与胆识(尤其是能力)。对现存秩序的每一改变,包括打破旧有的权力体系、利益体系、生产体系,打破旧有的学术方法、观念,不管是否直接改变利益分配秩序,最终都必然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而利益格局的改变几乎必定伤及某些人的利益,因此,任何变革都必然损害某些人的切身利益。并且,一个好的变革是促使利益分配更公正的变革,它必然损害某些不义利益获得者的不义之利(即特殊利益)。所以,如果特殊利益者不愿意放弃特殊利益,就一定会打压变革者,打压人才。而特殊利益者的力量常常很强大,他们大多都是统治集团的人,都是权势者或在位者,并常常满嘴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以“正统”的身份、面貌行于世,能够以法杀人、以力杀人和以理杀人。所以,他们打压人才的力量也很强大,若受变革之害,则努力反击变革者。所以,在小人在位的时代,人才常受打压,过着“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日子,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了。

例如,一种学术方法就是一种学术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利益生产、分配方式。改变现存学术生产方式,就必定改变现存利益分配方式,影响到某些人的切身利益。而那些依靠现存的陈旧的学术生产方式谋稻粮、成名流、当大师的人,有可能已经没有能力掌握新的生产方式,有可能不愿意掌握新的生产方式,因此,当新的学术生产方式将要削弱其利益时,他们并不愿意为了学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放弃部分或全部特殊利益,于是打压人才,阻碍学术发展。

看看,打压哥白尼、加利略的都是些什么人?那些教会的人大多都是当时的正统人士、正人君子,当然也是权势者。有时我想,那些打压哥白尼、伽利略的人,是真正理解哥白尼、伽利略的人,是哥白尼、伽利略的真正的“知音”,因为他们太清楚哥白尼、伽利略的东西意味着什么。看看,在清末,阻碍洋务、变法的又是什么人?许多都是清流,既被称为正人君子,也是当权者。再看看,让商鞅五马分尸,让吴起乱箭穿身的又是些什么人?大多都是以前的王公贵族,也就是正统,当然也是特殊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因此,我倒觉得,阻碍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不是坏人、不是平民,而是当权的“正统好人”。清流、教士、王公贵族,不都是“正统好人”吗?平民与那些公认的坏人(如烧杀抢掠之徒)常常根本没有能力、没有合法资格去阻碍变革。

以史为鉴几千年,但老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这能不让人生疑:历史能够为鉴吗?若不能,历史或史籍岂非无用之废物(当然,这里不考虑史籍的文化传承功能)?

其实,历史并非不可为鉴。历史能否为鉴,不在于历史自己。历史在讲故事,讲述前人所见所闻所做,并寓理于事,讲述前人所悟的治乱兴废之道。但是,后人愿不愿意去理解那些道理,理解之后又愿不愿意履践那些道理,却与历史完全无关。只有对于愿意为善去恶、举直错枉、拨乱反正的人来说(不管他是否在位者),历史才可能为鉴。对于肆意为恶者,历史可能只会教会他如何更巧妙地投机取巧、作奸犯科。历史能否为鉴,正如古语有云:“正人行邪道,邪道悉归正。邪人行正道,正道悉归邪”。

即便后人愿意以史为鉴,也不是说一定要法先王,泥古拘古。有些问题可以靠常识解决,则无需翻箱倒柜,寻找秘方。例如,应该惩治腐败,官吏不能以权乱法,这些道理何其简单,哪里需要引经据典呢?可腐败为什么老是不能缓减呢?那是因为具有惩治腐败的权力的在位者不行动。若不行动,再多理论、再多轻诺也等于零。为什么在位者不行动呢?那是因为在位者可能就是腐败者,根本不愿意放弃特殊利益。对于不愿意放弃特殊利益的人,让他读再多圣贤书也无济于事。因此,对于本来就不愿意为善去恶的人,是否需要以史为鉴、历史能否为鉴,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有些问题,我们一时想不到好的解决方法,这才有必要向古人以及向外国人询问。若古代、外国有良策,则借他山之石以攻玉。若无,则还得回过头来,面对问题本身,自力更生。

历史能否为鉴,不在于史,而在于活人,在于活人能否反求诸己、实事求是、面对问题、动而行之。这个道理之简单,诚如老子所言:“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履践这个道理之艰难,亦诚如老子所言:“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七十章)。此以《忆秦娥·史鉴》作结,感叹历史的蹒跚与无奈:

 

恁时节,

凛风悄掠梨花雪。

梨花雪,

何来春色?

竟如秋冽。

 

欲追往事知兴灭,

本朝书写前朝血。

前朝血,

诸公休道,

定然销绝。

 

丁亥年三月廿二/西历2007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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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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