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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子“至圣”地位形成的再思考

杨立民

 

[内容摘要]:本文将从历史的偶然性这个角度入手,着重思考、分析孔子历史地位形成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从而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观点提出质疑。同时,也期待学界在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能抛开那种宏大而空旷的话语,多从细微处入手,使我们的历史更接近历史!

[关键词]:孔子   儒学           弟子     著述     统治者     诸家同宗     包容性

 

一、质疑与说明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关于孔子和儒学的著作文章浩如烟海,不可计数。但是,仔细翻阅一下我们便可了解到,这些著作要么是在研究孔子的身世经历,赞美孔子是多么的伟大;要么是在研究孔子的思想,并延展出诸多的理论;即使是批判,也没有跳出这两个圈-----通过考证孔子身世、经历和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及观点学说来加以评点,然后指其弊端,进行批判。因此,对于孔子的身世、经历、思想学说及儒家的发展历程、著作观点等一系列的东西,儒学者们研究的已是十分明了。即使有争议处,也是个别。而读这些著作,给人的感觉也总是孔子是多么的伟大,其学说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其“至圣”地位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笔者学识浅薄,能力有限,对孔子及其学说思想的地位虽有些看法,但也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对于孔子的历史地位的形成问题,我们可以试着从其外部进行解构分析,但这种分析又是肤浅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再思考”。

    孔子“至圣”的尊称自太史公起。他在孔子去世三百年后,北涉汶泗,瞻仰孔子的遗迹,大有感发,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祉��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

    很明了,太史公“适鲁”是因为读了“孔氏书”,有感发;称孔子为“至圣”则是因为“孔子布衣,和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其中涉及了孔子的书和学生。这两个使太史公称孔子为“至圣”的因素,我们在下文会有较详尽的分析。太史公对史实的求实态度是公认的,所以,我们相信他------对他给孔子戴上的这一顶帽子从来就没有打算摘下过------而且使之越戴越牢。这是一个表层的直接原因。其实我也不打算否定孔子的“至圣”地位,孔子自有其伟大的地方,对于这个称呼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所以,我们将要讨论的不是他是否可以被称为“至圣”,更不是孔子的学说的本身究竟怎么样,而是看其地位形成过程中是否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的因素又有多少。

二、诸家同宗

    先秦时期所谓的“诸子百家”也只不过是大小十几家,其中较强大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但是,要对这十几家思想学派的来源一一进行考证分析也决非易事。对于本文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们只对上面提到的较强四家学说之来源进行较为简略的分析(不是考证)。

     关于儒学起源的说法有很多,争论也很大。[2]对此,我们没有必要介入------本文的目的不是考证。在这些争论中,值得注意的便是,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没有否定、也无法否定儒学思想的核心------“礼”。孔子一生都是在提倡“礼”,要求恢复礼制。而他所谓“克己复礼”的“礼”只是指周礼,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而周礼又是在尧舜禹甚至更前就开始形成的礼乐制度发展至夏商的基础上总结而成的。“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4]所以,孔子要复的“礼”实际上是总结自古以来的礼仪传统及伦理秩序,《中庸》归纳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5]

     孔子思想学说的另一个核心是“仁”。我们在第二节会分析它与“礼”的关系。所以,对儒学的起源,我们暂时分析到这里。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与孔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两人的关系还非同一般。好学的孔子曾千里迢迢地跑到老子任柱下史的周都向老子问礼,老子也以十分隆重的仪式迎接了他,并最终十分满意地归去。能使痛呼“礼崩乐坏”的博学的“礼乐专家”的孔子慕名而来,并能满意的归去,可见老子对礼仪制度的掌握已十分的熟练了。

    在那个时代,各种思想尚未萌发,除了人们天性里的一些观念外,剩下的也就是自尧舜甚至更前所形成的并传至孔子那个时代的“礼”这个观念了。这个“礼”包括政治上的君臣之礼、家庭里的长幼秩序以及社会关系伦理等等。一个人,即使是傻子或天才,也会受到他/她所生存的环境------尤其是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他/她所构筑的思想体系也都是要制约于、植根于他/她所生存的文化环境的。他/她所取得的思想成果离不开他们所成长起来的精神文化土壤。老子是伟大的,但做为一个人,其成长过程以及以后的政治生活都不可避免的受到“礼”这一观念的影响。

    老子提倡的“无为”之治,但是这种“无为”却是要在“圣人之治”的前提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民无知无欲。使智者不敢为也。”[6]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项“愚民”思想,若是被统治者采用了,就是愚民政策了。另外,他还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7]很明了,老子也主张用“仁义”治国,用“孝慈”来处理家庭伦理,用忠臣来安邦治国。对于这些,我们不能否认其来源于自古发展至老子时代的“礼”这一观念。在“小国寡民”的构图中,“使民重死而不远......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8]的前提下必然是大道兴、六亲和、国家安。其中存在的礼仪道德、伦理秩序也就不言自明了。

     虽然老子以“道”为核心,广博而深入地探讨了宇宙天地万物的起源,并得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结论,但其讨论的归宿最终还是人类社会的问题。所涉及的美、善、恶、伪,天地圣人的仁与不仁,宠辱道德等,无不是在讨论人类社会的礼仪秩序和社会规范,我们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礼”。

     所以说,虽然老子是在研究被现在人称为的哲学问题,但他研究的成果------“道”的思想仍是基于“礼”并在“礼”的范畴内讨论的,所不同的是,比“礼”的思想进一步扩展深化了。

     法墨两家的思想产生于战国时期。虽然与儒道两家比较产生的晚,但他们的发展速度及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到战国时期,儒家已逐渐成了气候。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多人。在他死后,这些弟子散居各地,有的为官,有不少甚至官至“傅相”;有的教书育人,传播儒家思想。到这个时期,儒家已很有势力了,成为一大“显学”。[9]并且还有孟子、荀子这两位大儒著说立传,游说传播思想。道家到此时也有了长远的发展,并有庄子这个深受统治者信赖敬佩的大家执掌门面,其势力也不容低估。

     然而后起的墨家却在当时盛极一时,成为与儒学并立的一大“显学”。孟子有这样一段描述其势力的文字:“圣人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溢,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0]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墨家自身的学说思想和组织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礼”,主张自苦、节用、节葬,学说带有很大的鼓动性,极为饱受战乱之苦的下层民众所接受。墨子在孔子之后创办私学,广收弟子。这是一个极具纪律性的宗教组织,弟子门生“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11]这使统治者既惧怕,又无奈之何。并且墨人善辩也是公认的。法家在战国末期才开始辉煌,在秦朝达到鼎峰.他的“时效性”------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是其他学说所不能及的。法家和儒家的对立是公认的。他们在礼治和法治、仁政和暴政、王道和霸道之间进行了长达二百多年的论战。韩非子讽刺孔子是一个“复古者”,而韩非思想的执行者李斯就更不客气了,直接怂恿秦始皇动用武力来了个“焚书坑儒”,给儒家以毁灭性的打击。墨家与儒家的对立也是十分明显。儒家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墨家则提倡“尊天事鬼”;儒家倡导厚葬久丧,墨家倡导“节葬”;儒家倡导“礼乐”,墨家则倡导“兼爱”“非攻”。但是这种对立只限于治国方式上,或者说是思考问题的方法上,他们的目的却是相同的------治国安邦、维护统治。

    法墨两家都与儒家对立,但考察他们学说思想的渊源,又可以说是他们都从儒家发展过来的。“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客事。”[12]我们且不管墨子是由于什么原因才厌恶儒学并走向与之对立的,单从“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两句中就可以推知墨家或多或少会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对于法家,更具有说明性的是法家两大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都曾师从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通过前面对道家学说思想渊源的分析我们知道,法墨两家尽管与儒家对立,法家还曾给儒家以毁灭的打击,但他们思想学说的建立不能不说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他们学说思想的特征也必然会带有儒家学说思想的特征。

     另外,虽然儒墨两家在丧葬问题上是对立的,儒家提倡“厚葬”,墨家提倡“节葬”。但是他们的对立也只是在“厚”与“薄”的问题上,并不在于葬与不葬。对于葬礼这个自古传至的,并融入人们文化基因里的礼仪,他们谁都不反对------都提倡------不同之处在于提倡的方式上。因此两家有共同的思想特征,无论这一思想特征是否是墨家从儒家那里继承过来的。

    再看法家,尽管韩非对儒家大加批判,并导致了后来的“焚书坑儒”,但他的日常行为和学说思想无不在体现着“礼”的观念。从制度层面说,君臣之礼他不会也不敢不遵守,相反,他还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君主的统治。而法家提倡的“连坐”制度也正是在利用社会固存的亲属邻里的伦理秩序关系。韩非在他的学说文章里也是在讨论“上德不上德”、仁、义、礼等,并提出:“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属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上怀下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以及,“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13]很明了,他也主张君臣有别,贵贱有序;也主张长幼秩序,亲疏关系。。这与孔子大力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伦理秩序又有多大的区别呢?所以其学说思想的“硬核”仍是“礼”。

     通过上面较为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家的学说思想都是在继承自古传至他们那个时代并在周得到系统总结和发展的“礼”的内涵。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的学说,并发展成为学术流派,但始终没有逃脱“礼”这个“硬核”------都是在“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所以说------诸家同宗!

      那么,既然是一粒种子发出来的苗,为什么有的会成长为主干;有的却没有成为,而是发展成了枝叶;有的甚至枯死了呢?

     儒学能够发展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并影响至今,难道真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难道历史真的没有给其他学说思想以发展成为正统的机会?在这些疑问之中,孔子及其继承人们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且看下一节的分析。

二、 偶然与必然

    我们在这一节将着重讨论分析孔子的“智慧”、儒学的“包容性”、统治者的喜好、重视及其原因。在讨论中也将回答上一节提出的疑问。

    这里要说的孔子“智慧”,不是说他的学说有多么的博大精深,他的思想有多么的深邃久远。而是他是怎样地设计出路使他的学说得以保留至今,并发展成为正统思想,而他自己也获得了“至圣先师”、“文宣王”等名份。

    孔子的学说思想以“礼”和“仁”为核心。我们在前面已分析了“礼”,得出它指的是礼仪制度、伦理道德等。至于“仁”,我认为,也只不过是孔子为达到“礼治”的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手段性学说。因此,孔子讲:“人而不仁,如何礼?人不仁,如乐何?”他的仁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道德伦理秩序,是一种最高规格的“礼”。“仁者爱人”是强调君主要爱惜臣民,把他们当作施仁的对象;“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人众,而亲仁”是在强调要遵守孝悌伦理,处理好亲属邻里等社会关系。而达到“仁”的境界的途径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之,《论语》中关于“仁”的地方虽然很多是在强调个人的内在修养,要达到的却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目的。所以“仁”的提出只不过是“礼”的观念的一个发展,而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一场革命”。[14]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及,至孔子那个时代,以“礼”为代名词的礼仪制度和伦理秩序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没有其他观念学说的情况下,这一观念已为所有的人接受,并融入了他们的文化基因之中。此时,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因其保守的性格而提倡“克己复礼”,提倡礼仪秩序。一个历史的巧合或者说“时势造英雄”的必然就这样地发生了。

    正是孔子极力要恢复以周礼为代表的“礼”,所以,即使孔子的学说一时不能被统治者接受,出现了他领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屡遭风险,吃尽闭门羹的尴尬局面,甚至在遭到“焚书坑儒”的毁灭性的打击的情况下,仍没有被民众所抛弃。既然民众不抛弃,统治者即使一时逞强,最终还是要与民众保持一致------否则他就要被抛弃------由于民众保持一致的人来“坐庄”。而历史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孔子的学说与道家学说的玄之又玄和法家学说的刚硬残酷相比,有很大的易理解性和柔和性,所提倡的“礼”和“仁”又是在强调礼仪规范和道德修养,很贴近人们的生活因此更容易被统治者和民众接受。

    所以说,迎合民众和统治者的“口味”,这是孔子的“智慧”之一。

    孔子的另一个智慧则是利用由于周室衰微而导致的文化下移和学在四夷的机会兴办私学。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身通六艺的七十二人在孔子死后“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引而不见。”[15]诸多弟子又分为八派,“由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入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16]对于是否分为八派,各派的传承问题尚有争议。[17]本文不再、也没有必要考证这些。

    三千弟子在当时已属不少,又有再传弟子......绵延不绝,直至今日被尊称为“至圣先师”大部分的中国人、华人、华侨、甚至一些外国人(不久前韩国就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都成了他的学生,地位高不可攀。弟子的数量已占优势,而“质量”也不含糊。孔子它老人家曾自豪地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传统说法是七十二贤人,暂不考证具体数目,七十多位贤能弟子已经不少了)况且,有的官至傅相,有的游说士大夫,有的则广收门徒,教书育人。可以说,这些为孔子的学说在战国时期广为流传并成为一大“显学”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再者,再传弟子中又出现了像孟子这样倡“仁政”、善雄辩的大儒和荀子这样博众家之长,总结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更有以《天人三策》及个人魅力是儒学在遭重创之后得以复苏的公羊大师董仲舒和一生孜孜不倦、博学多识的理学大师朱熹。

    孔子兴办私学,其本意或许并不在于有衣钵传人,但他老人家的这一举措对其学说思想和他自己的历史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孔子的另外一个智慧将被放在后面与统治者的重视的、喜好及其原因共同讨论。我们现在先谈谈儒学的“包容性”。

    与其说儒学具有包容性,倒不如说其学说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这样;倒不如说一些大儒自身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大儒们“好学”的性格使他们博采众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兼并了其他学说思想。

    荀子以儒为主,博采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诸说,开创了“一部历代儒生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不断兼综百家的历史。”[18]  董仲舒也是学通五经,义兼百家,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建立了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学。他们勤奋好学,求知心强,不拘于、也不满足于儒学的传统著作,于是他们就“跨领域学习”。这本是一些好学者们的通常做法。我们今天的好学者也大都这样------在做本领域的学问的同时也会了解一下其他领域的知识,并时常引用到本领域中来。但是,由于荀子、董仲舒他们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或许纯属个人的好学精神却要代表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

    或许你要问,“既然这样,董仲舒为什么又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董仲舒要尊的儒术已被他改造成了一个“大杂烩”。他是在吸收诸学说中对他有利的东西后又提出要罢黜它们的。这是出于迎合统治者统治需要的政治原因造成的。而我们在前面讨论的是儒学包容性的人为因素。简单的说就是,董仲舒的“好学”使他吸收其它诸家学说中对他有利的东西并冠以儒学名分来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但又由于政治原因和学术缘由,他还不得不提出要罢黜它们。但是,反过来说,董仲舒要“罢黜”的只是诸家的政治地位,而并没有禁止研究他们。

    我们在前面讨论孔子的“智慧”时已经提及孔子思想学说具有易理解性和柔和性,贴近人们的生活,易于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这是一个统治者们喜好儒学的一个重要而又容易被后世研究者们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经过历代大儒,尤其是西汉的董仲舒和南宋的朱熹改造后的儒家思想适应了统治者统治的需要,成为他们统治的工具,这也是统治者重视儒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我们将要谈的另一个统治者喜好重视儒学的原因,则是孔子的另一大“智慧”------著书立传。

    孔子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熟练地掌握了一般人所不能掌握的礼、乐、御、书、数六艺。他在周游列国吃尽闭门羹回到鲁国后,失去了从政的热情。在继续从事教育的同时,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这些书籍后来成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流传至今。

    虽然孔子决定自己“述而不作”,但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所编的《论语》却清楚地记载着他的思想观点。而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的著述更是篇目繁多,虽然各有各的论点,有时甚至发生论战,但他们都尊称孔子为“先师”;争执的原因也大都是在辨明谁真正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因此在著作中动不动就引用孔子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相比较,道、法、墨诸家从一开始就在著述的数量上逊于了孔子;弟子的数量及总体“质量”也大都不及孔子,著述不多。道家主要有《老子》和《庄子》两书记述当时道家的思想;墨家只有《墨子》一书;记述法家思想的有《商君书》和《韩非子》等。而儒家历代的著作,除了上述直接与孔子有关的几本外,其余的则无法列举------太多了!

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要想某部著作大量发行------除非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否则就没有这个可能。因此,哪一学派的著作多,哪一学派宣传其思想的弟子多,就意味着在当时,更在后来的发展中占有了优势,胜出其它学说的机会就会大些。因为,由于著述多,被民众接触到的机会也就会多。如果哪一学派的思想比较长久地被民众接触,久而久之就会在民众心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另一方面来说,统治者要加强自己的统治,他就必须想方设法地增强自己的才略;要增强才略,读书是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先不考虑他们的爱好特长,假设他们将诸学派的著述一一读过,可想而知,著述多的那一学派给他们的印象会更深一些------重复的作用使然。

    当然,印象归印象,如果这一学说不利于他们的统治,他们也不会支持它。

    儒家思想,恰恰符合上述一系列条件。

    不过,人的天性、经历、喜好等不必然的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也不例外。因此,儒学在历史上发展的不顺利也是必然的。

     历史上两个朝代之间信奉不同的学说的有很多,俯拾皆是,不再多言。即使是同一个朝代的不同统治者,甚至同一个统治者在不同的时期,他们信奉的观念思想也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相反。

    汉武帝爱好文学,崇尚儒术,这是儒学得以复苏并巩固的重要前提。但他的祖母窦太后却崇尚黄老之学,憎恨儒学。她曾逼着汉武帝将他任命为御士大夫的儒生赵绾、王臧二人赐死。自汉初至窦太后升天这一段时间内,黄老之学盛行,儒学受到压制。

    唐太宗在前期崇儒尊孔,推行“王道”统治。他办学校,统一经学,提倡儒教。这些都是儒学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跌入的低谷,逐渐发展起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是到了晚年,他又开始信奉道教了,这与他想求的长生不老的仙丹有很大的关系。

    武则天当政时期,佛学盛行,寺庙广建。她之所以如此扶持佛教,又是与她的政治目的和感情经历分不开的。[19]

    总之,统治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儒学思想能否成为当时的“官方思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儒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与这些统治者的个人“口味”、兴趣相“配合”才能得到重视,赢得生存空间。这也是儒学经历从传统儒学到经学,再到理学几次重大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语

    我在第一节最后提及的问题,写到这里已经做出了回答。

    我们在第二节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分析诸家的思想渊源,为的就是证明自古传至今的“礼”的观念(礼仪秩序、伦理道德)在此时已普遍被人们接受,不只是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学派尊崇“礼”,其他诸家学派的思想的核心也是“礼”。而孔子在无意之中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文化传统心理基因,并将它激发出来。另外,他还有意无意地通过各种“措施”为自己的学说之保存流传开辟了途径。其中,历代儒家的佼佼者们不断地为儒学添砖加瓦,为儒学的发展和地位的巩固,以及孔子历史地位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人又是最不稳定的历史因素------他们的一念之差就有可能改变历史。学派思想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它们依赖于人。一个学说思想在创立之后能否发展,在发展之后能否巩固,在巩固之后又能否长存,其取决于人------人的提出,人的信奉,人的发展,人的巩固------这之间的微妙就不言自喻了。

儒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数次起落,常常绝处逢源。在这些重大的转机中,又常常是仁的微妙因素在起作用。而孔子的历史地位又与儒学的兴盛与否存在着唇齿关联,因此,他的历史地位的形成也就基架在这些不可预期的因素之上了。

参考书目

[1]《史记·孔子世家》

[2]刘蔚华:《中国儒学的起源》,1至4页,载张秋生、王洪军主编《中国儒学史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胡适:《说儒》,庞朴、马勇、刘贻群主编《先秦儒家研究》,湖北出版社,2004年版。

[3]《论语·八佾》

[4]《论语·为政》

[5]《中国儒学的起源》:4至16页,同注[2]

[6]《老子》三章

[7]《老子》十八章

[8]《老子》八十章

[9]《韩非子·显学》

[10]《孟子·滕文公下》

[11]《淮南子》

[12]《淮南子·要略》

[13]《韩非子·解老》

[14]曹大林:《文化探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20页

[15]《史记·儒林外传》

[16]《韩非子·显学》

[17]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五篇“孔门弟子”;郭沫若:《儒家八派批判》,载《先秦儒家研究》,同注[2]

[18]陈志良、加涧等著:《中国儒学》,宗教文化出版社,第33页

[19]王洪军:《政治与信仰之间------论武则天与中、睿时期的宗教发展》,载《中国儒学研究》,同注[2]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杨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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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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