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语法研究管见

——《易经语法分析》序

 

 

最近,洛阳赵荣珦先生以大作《易经语法分析》垂示。据我孤陋所知,海内迄今尚无同类专书面世,仅此一端,已足见其筚路蓝缕之功。《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知者,智也。赵先生,智者夫!

展读之余,我有以下三点感想:

 

一、何谓“《易经》语法”?

 

我们知道,《周易》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一是成书于西周的《周易》古经,即通常所谓《易经》;二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易》大传,即儒家称作“十翼”的《易传》。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对前者的语法现象的研究。

具体说来,所谓“《易经》语法”,就是《周易》古经的筮辞(卦辞、爻辞)的语法。该文本中的语法现象是很丰富的,赵先生从词法和句法两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词法方面,赵先生是既讲词性,也讲词义。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虽然词义(这里不是指的语法意义,而是指的词汇意义)本来不属于语法学范畴,而属于语义学范畴;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词语来说,如果不能确定其词义,也就不能确定其词性。在这个意义上,语法乃是语义的一种表现,语法是功能性的,而语义才是实质性的。

句法方面,赵先生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给我尤为深刻印象的是,他首先对卦辞、爻辞进行了“主—谓”二元结构的分析,即将卦名、爻题视为第一层次的主语。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卦辞、爻辞作为占断,是对卦名、爻题的意义的断定。例如乾卦:“乾:元亨,利贞。”翻译成现代汉语,即:

 

乾卦 || 象大通,有利于占问

 

显然,“元亨利贞”是对“乾”的断定,这是主谓关系。其实,传统易学已经指明了这种关系,因为:象“元亨利贞”这样的筮辞,称之为“彖辞”;彖者,断也;断也者,断一卦之吉凶也。

不仅如此,《易经》语法的意义远不限于《周易》本身。整个《周易》语法乃是中国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汉语语法的代表形态:《周易》古经的语法是殷周之际的语法代表,《周易》大传的语法是战国时代的语法代表。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对以《周易》古经语法为代表的殷周之际汉语语法的研究,这里显示出赵先生的独到眼光:研究殷周之际的汉语语法,《周易》古经是最恰当不过的文本选择。这是因为,其它的文本在时代问题上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疑问的。例如《尚书》中的《商书》和《周书》,由于“伪书”混入的问题,我们很难甄别它们的确切时代,因而很难加以利用。而《周易》古经的时代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它是西周初期的文本,因此,它就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殷周之际的语法的范本。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易经》语法”就是西周语法乃至殷周之际的语法。因此,象赵先生这样的对《易经》语法的研究,乃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史的必由之路,是汉语史研究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二、如何研究《易经》语法?

 

汉语语法研究,由来已久:传统语文学(philology)范畴的汉语语法研究,大约肇始于元代,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讨论文言虚词的专著,是卢以纬的《语助》,而所谓“文言虚词”,依我的看法,其实质乃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语法形态(词法形态、句法形态);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范畴的汉语语法研究,滥觞于晚清,第一部专著,是近代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后者实际上是用西方语言的语法规律来硬套汉语的语法,结果带来许多类似“格义”的弊端;但是,我们显然又不能简单地回到前者去。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的困惑:我们缺乏本土的、原创的、切合汉语语法实际的语法理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停止汉语语法的研究工作;唯一的选择,就是只好暂时仍然采取“以西说中”的办法。这就犹如当年的佛学东来,最初的理解虽然扞格不通,但正是经过这样的“格义”,佛学才最终被中国化、本土化了,形成了中国原创的佛学。

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即属于这样的“以西说中”,虽属“格义”,也是眼下别无选择、而必须勉力从事的历史阶段性的任务。那么,按西方语言学的观念,《易经》语法研究涉及两个方面,从而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研究《周易》语法必然涉及与其前后时代的语法的“历时”比较问题,这就可以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周易》语法本身的存在却是“断代”的,我们首先必须“共时”地去描写它,这就可以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两者之间,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后者乃是前者的基础,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了每个时代的共时的语法结构特征,才可能对它们进行历时的比较;但另一方面,前者也是后者的条件,因为假如不对不同时代的语法结构进行历时的比较,我们也难找出一个时代的语法的共时特征。因此,现时语法学界把这两种研究对立起来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一种共时的研究,即是对殷周之际的语法结构的静态描写。这种共时的静态描写当然应该在历时比较的条件下进行,但这种共时描写的结果本身又对历时比较的研究提供基础。例如,古经语法的研究可以与大传语法相比较;然后,比较的结果又可以用于对大传语法的更进一步研究。赵先生这样对《易经》语法进行共时研究,就可以为历时研究提供赖以比较的基础;这种比较不仅仅是古经与大传的语法比较,而且意味着殷周之际的语法与战国时代的语法的比较,从而构成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的一环,这是很有意义的。

 

三、研究《易经》语法有何意义?

 

前面实际上已谈到了《易经》语法研究本身具有的语法学、语法史的学术意义,此处不再赘言。我这里还想谈的,则是《易经》语法研究所具有的超越了语法学及语言学的更为一般的意义。

我想,我们今日研究《周易》,绝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为了满足古董商、收藏家那样的嗜好;我们今日研究《周易》,乃是为了先儒所说的“通经致用”,今人所谓“古为今用”,也就是《易传》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通经者,正德也;致用者,利用厚生也。然而,非通经则无以致用;通经者,所以致用也。因此,首先是要通经。

那么,何谓通经?为什么要通经?所谓通经,就是读懂《易经》;通经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理解“圣人之意”,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利用厚生。《系辞传》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这里,“立象”、“设卦”是指《易经》卦爻的符号系统;“系辞”是指《易经》的语言文字系统,亦即赵先生所研究的筮辞。通经就是首先弄通筮辞之意,由此弄通卦爻符号之意,以至弄通圣人之意,进而正德,进而利用,进而厚生。

这也是赵先生《易经语法分析》的最终意义所在;而其直接所关的意义则是:如何才能通经?古人有言,通经必自通小学始。所谓“小学”,乃是古人对传统语文学的称谓。自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以至《四库提要》以来,“经部”必录“小学”之目。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通经的前提是通该经的语言文字。试想,假如连书都没有读懂,假如连书的语言文字都没有弄通,如何可能通经?如何可能理解圣人之意?又如何谈得上正德、致用?这正是今日学者中的一种大病:即以《周易》研究来看,或者望文生义,或者游谈无根。当然,关于《周易》的训诂之类的小学研究,自古至今,不绝如缕;但对《易经》进行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分析”的专书,恐怕前无古人。

按照传统的称谓,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即属于所谓“小学”:它是我们读懂《易经》的前提,也是我们通经致用、利用厚生的前提。我想,这就是赵先生《易经语法分析》的最大意义所在吧?

承蒙赵先生不弃鄙陋,命我为序;而我对《周易》语法素无研究,实在惶恐之至。然而有感于赵先生“通经”之志,故本乎《周易》“修辞立其诚”之意,拉杂如上,以就教于赵先生并海内学人,或有未达,幸见谅焉。

 

            黄玉顺

2004年元月 四川大学 竹林村

原载:《恒道》第四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2004/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