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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狗——我读〈论语〉》自序

李 零

 

近来,《论语》很火,孔子很热。我们村,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也给本科生开了《论语》课。课分三个班,我负责教其中的一个班。2004年的下半年和2005年的上半年,我花两个学期,一学期讲半部,把《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部讲义,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借这个机会,我把《论语》系统读了一遍。受教育的,首先是我自己。所谓讲义,其实是读书笔记。

我的讲义,正标题是“丧家狗”,副标题是“我读《论语》”。首先,我想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 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homeless。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话(《述而》7.34)。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子罕》9.6)。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很多人都并不明白,这顶帽子的含义是什么。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一个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空怀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盛世,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他很执着,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当年,公元前 492年,60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来到郑国的东门,有个擅长相面的专家,叫姑布子卿,给他相面。他说,孔子的上半身像尧、舜、禹,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像丧家狗,垂头丧气。孔子不以为忤,反而说,形象并不重要,不过,要说丧家狗么,“然哉然哉”。

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孔子失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可是遍干诸侯,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老死于鲁国。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至于副标题么,非常简单。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某某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

我这个人,“文革”受刺激,比较多疑,凡是热闹的东西,我都怀疑。比如现在的“孔子热”,我就怀疑。我读《论语》,是为了破除迷信。第一要破,就是“圣人”。

读他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唐吉诃德。

这是我的印象。

其次,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不爱读《论语》,现在却要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作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

我先讲不爱读《论语》是怎么回事。

坦白地讲,我读《论语》,是重新补课。这本书,我过去读,中学就读,但不爱读,一直没下过功夫,一字一句仔细读。

当年读《论语》,我的感受是,此书杂乱无章,淡流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什么过人之处。

我想,如果没有心理暗示,像我小时候一样,像很多外国人一样,既没人劝我尊,也没人劝我不尊,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一样。

我更喜欢《老子》、《庄子》和《孙子》,戏称“老装孙子”。

这是第一。

第二,我不爱读《论语》,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慢慢讲。

予生也晚。

我是生于旧社会(只呆过一年),长于红旗下,崔健唱的,“红旗下的蛋”。我有我的阅读背景。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现在不时髦;灰皮黄皮,也曾泛览,现在见不着。插队下乡,北京的孩子不一样,我的启蒙,是在“文革”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康有为的孔教会,我不及见;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没赶上;新儒家的书,一本没读; 尊孔教育,一点没有。

我不爱读《论语》,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没见过尊孔。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跟政治斗争有关,跟意识形态有关,在我看来,都是拿孔子说事。“批林批孔”之前,我就不爱读《论语》。

有人说,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往往最不了解;最不了解,也就最没发言权。

这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尽然。我没尝过梨子,也知道梨是甜的;没吃过狗屎,也知道屎是臭的。更何况,尊也好,批也好,不是前提,而是结果。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都得阅读原典。不读原典的胡说八道,才最没发言权。

上个世纪,一劈两半,我是后半截的人,代沟肯定存在,没什么了不起。小时候,我跟大人听京戏、大鼓和相声,除了相声,几乎都听不下去。我总觉得,哐呔呔,哐呔呔,咿咿呀呀,长腔满板,远不如电影吸引人。有点兴趣,那是后来的事。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80后”没什么不同。我看他们看不惯,正像我爸爸看我也看不惯。这不是大陆不大陆,台湾不台湾,而是现代化下很普遍的问题。即使欧美国家,也是早就把古典教育撇一边,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你说传统是宝贝,我同意,处于濒危,要保护,我也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

谁要说,不读《论语》就无以为人,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当然是外国了),都是因为不读《论语》,不敬孔子,那就过了。

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

“五四”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变古董店,有人惋惜,我理解。但南怀瑾先生说,孔家店是粮食店(他说道教是药店,佛教是百货商店),此店关张,我们就没饭吃,这是危言耸听。

过去,我不爱读《论语》,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爱听人说教。人上点年纪,以为曾经沧海,就可以当道德老师,我以为是为老不尊。我一看谁说这类话,写什么人生哲学,头皮就发麻。

我总觉得,不问世道好坏,上来就说好人多,既无标准,也无统计,这种说法,极不可靠;好人活着做好事,做了好人好事,注定有好报,也是陈词滥调。 事情哪有这么巧?这类善言,早就叫人讲完了,而且不光中国,全世界的说法都差不多。

我理解,道德和秩序,秩序更重要。比如“文革”,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道德很脆弱,也很实际。说好就好,说坏就坏。比如,挤公共汽车,人太多,车太少,秩序大乱,谁排队,谁甭想上;火车,千里迢迢,不是一时半会儿,汽车可以让座,火车就没人让,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道德,甭管多好,社会一乱,说垮就垮,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我们都见过。道德不是讲出来的。历史上,国家一治一乱,道德时好时坏,太正常。远了不说,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那时,道德一事归谁管,正是孔老夫子。

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

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什么人会出来吆喝,说我不讲道德?没有。什么时候,都有人吆喝道德,特别是缺德的乱世。

我还记得,“文革”前,没人卖劲儿捧孔子,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您别以为,孔子不在,就没人讲道德,道德是孔子的专利。道德,管人的人,都好这一口,政治家爱,神学家更爱,没有孔子,照样有人讲。

比如“文革”前,我上的那个中学,就特重道德教育,当然是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为革命而学习,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德育总是摆在第一。我还记得,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胳膊肘露出棉花,显出艰苦朴素)常来我校演讲。他很会演讲,讲得我心惊肉跳。他说,人到晚年,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你要问自己。奥斯特洛甫斯基说过……(大家常说那段话,我背不下来),人生的污点,留在心上,永远抹不去。我心想,我的污点那么多,怎么办呢?心里好难受。

“文革”前,入团是大问题,对人是吸引力,也是压力。

那时,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像跟神父忏悔那样,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讲了自己的秘密,把团支书吓了一跳,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说这个秘密太可怕。“文革”伊始,众怨所集,入不了团的人,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开始围攻团支书,说他包庇坏人,情急无奈,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写成大字报,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我们学校,可是个打手云集的地方。

“文革”前,我记得,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非要定期谈思想,轰了几次都轰不走。我说,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何必耽误功夫。他们说,你放弃组织,组织不能放弃你,你要好好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端正一下自己的认识。我心想,就我,连团都入不了,还读人家党员的修养干什么,不读。

当时,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现在也是。第一,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第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甭管什么教,所以无党无教。

“文革”前,《修养》,我没读。读是在“文革”中。没人批,还想不起读。打开一看才知道,里面还有孔孟的话。

我讨厌道德说教,其实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态度。用一种说教代替另一种说教,在我看来,没必要。谁爱用谁用,我不需要。

说起读古书,港台人常说,大陆人,不读古书,不重传统,除了考古,一无是处, 这是中了“五四”的毒,“文革”的毒。大陆的人听了,也跟着起哄,说是呀是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台湾、香港,我去过,他们的传统文化怎么样?研究水平怎么样?我心里很清楚,没必要这么吹。更何况,这条对我不适用。古书,我一直在读,现在也是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

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

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启蒙启蒙,启什么蒙?关键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当时对孔子,不管说过什么过头话,都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是揍出来的现代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这一步,非走不行。不走,不能迎新;不走,不能保古。更何况,孔子当圣人,他所依托的科举制,这张皮没了,毛将焉附?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拉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我一直这么看,今天也没有变。现在,大家喜欢讲大师,他们都是怎么来的?你可以去查一查,他们有几个是纯粹土造、原汁原味?还有,海峡那边,史语所是怎么来的?台大是怎么来的?胡适、傅斯年是什么人?蒋介石骂“五四”,胡适为什么反对?新学旧学,孰优孰劣?再清楚不过。

传统中断,是危言耸听。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酷爱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发言,他说,有人说,我喜欢道家是感情用事,我就是感情用事。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在台湾,国民党天天给我们讲仁义道德,他们把我的朋友关起来,用一把小刷子刷他的生殖器,这是一种刑法。我一看儒家的书,就想起这把小刷子。他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想,他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孔夫子。

孔子只是符号。

国民党不是传统文化,港英当局不是传统文化,共产党大陆更不是,所谓传统文化,都是以现代化为前提,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就像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大陆的现代化,基础薄弱、铁桶合围、孤立无援,态度最激进,水平最低下,保古的生态环境不一样,现在喘过一口气,不要忘乎所以。

80年代,大家骂中国太传统,现在又骂太不传统,到底哪个对?自己抽自己耳光,到底能抽几回?

“文革”批孔,我是赶上了,但没参加。当时,“批林批孔”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我是一介农夫,哪有资格?我记得,有一阵儿,陪我爸爸到北大图书馆查书,现在的那个教师阅览室,书是按儒法两家一分为二,教学是围着儒法斗争转。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各有分工,每个系批一本书,热火朝天。

“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当时的史学,都是影射史学,说话方式怪,阅读心理怪,大家特爱捕风捉影。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孔子不是孔子,是前国家领导人,第一是刚刚摔死的林彪,第二是已经整死的刘少奇,第三是还在位子上的周恩来,这是当时的戏剧语言。

那时的我,已经20多岁,读过不少古书,但对《论语》毫无兴趣,有兴趣的,恰恰是批林批孔的人。他们怎么批,我倒是记忆犹新。大家不要以为,“文革”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古书。其实,举国若狂读古书,特别是读《论语》,恰恰就是那一阵儿。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卷入,所有古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就连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它们的整理出版,也是乘了这股东风。

我的启蒙是在“文革”时期。所谓启蒙,就是不能再糊里糊涂,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大家要写“文革”史,千万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其实,“文革”当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主要都是知识分子。爬到权力颠峰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知识分子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时过境迁,我对“文革”,印象最深,不是政治的云翻雨覆,而是人心的倾侧反覆,好好一人,说变就变。落下的病根,或曰后遗症,今天没断。据我所知,当年的批孔干将,有些还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他们比我年纪大,原先受过尊孔教育。

从尊孔到批孔,从批孔再到尊孔,他们是轻车熟路。

“文革”批孔,当然和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论语》背得很熟,经常在讲话中引用。他说,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从湘潭到长沙,他还尊孔,只是到了北京,受新文化运动感染,才开始批孔。他既尊过孔,也批过孔。孔子办教育、讲学问,很多话,他喜欢,但他个性强,“温、良、恭、俭、让”,不喜欢。斗争环境,爱讲斗争话。孔子反对学种菜种庄稼,他看不起。“文革”以前,他对孔子是有褒有贬,说好的时候有,说坏的时候也有,有时还自相矛盾。他既讲过孔子不民主,也讲过孔子很民主。总的看起来,原先的印象并不坏,不然,他不会用《论语》中的话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字(李敏和李讷)。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完全是政治原因。和蒋介石一样,他是政治家。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一切以对手为转移。这是问题所在。现在的尊孔和批孔,其实是欢喜冤家,斗争的逻辑并没变。

1942年,匡亚明劝毛泽东为孔子说点公道话。毛泽东说,重庆正在尊孔读经,还是别说,既不要批,也不要捧。1943-1945年,郭沫若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尊儒批法(也批墨,也批老、庄)。他以孔子比共产党,秦始皇比蒋介石,史学著作和历史剧,皆含隐喻。1954年,毛泽东还说,“孔夫子是革命党”,就是根据郭沫若。但1958年,轮到有人骂他是秦始皇,他就反过来了。越到后来,越讨厌孔夫子,越认同秦始皇。特别是刘少奇和林彪,他的政敌,都喜欢儒家,使他很生气(*江还批周恩来)。郭沫若和范文澜,本来是他喜欢的历史学家,但他们都尊孔,他就支持批孔派(杨荣国和赵纪彬),反过来批郭沫若。新民学会时期,他就检讨过,自己有“以人废言”的毛病,晚年更突出。政治放大了这种毛病。

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翻烙饼不是学术。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 政治是个好恶太深的领域,好恶深,则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 尊孔和批孔,作为学术,本来都可以讲,变成政治,就是打烂仗。解放后,尊孔代表有两位,冯友兰和梁漱溟,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适成鲜明对照。冯友兰,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批孔比谁都过分;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和毛泽东吵过架,挨过骂,居然一点不记仇,晚年仍推崇毛泽东,说平生最佩服,就是此公,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年,他敢说,“批林批孔”是政治,批林可以,批孔不同意。观点对错不谈,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

我佩服的是这种人,批也好,尊也好,都不能随风倒。

最后,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要读《论语》,我是怎样读《论语》。

最近几年,有三个刺激,逼我重读《论语》。

第一是竹简热。90年代,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都是以儒籍为主,内容涉及孔子,涉及他的主要弟子,不但和《论语》有关,也和大小戴《记》有关,为古代儒家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线索。过去研究儒家,主要是读孔、孟、荀,孔、孟之间的七十子,反而不讲,漏洞太大。我虽不同意,以儒家作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但儒家出现早,地位高,影响大,不容怀疑。我们要把这些新材料吃透,还要返回来读《论语》。此课不补,没有发言权。

第二是孔子热。现在,和80年代不同,我还记得很清楚。80年代,主要气氛是痛批传统,怨天尤人骂祖宗。现在,风气陡变,传统又成香饽饽。向左转,向右转,谁都拿孔子说事,孔子真是左右逢源。从骂祖宗到卖祖宗,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前因后果,值得深思。美国学者史嘉柏(David Schaberg)有篇书评,是介绍西方的《论语》研究,文章的题目是《沽(贾)之哉,沽(贾)之哉》。用在我们这边,也很合适。传统和孔子都在热卖之中。作为文化现象,要想看得清,也要读《论语》。

第三是读经热。现在鼓吹“少儿读经”,不是读《五经》,而是读蒙学课本,也是甚嚣尘上,我是不以为然,但怎么读古书,确实是问题。现在,我在北大讲“四大经典”,《论语》是其中之一。我想认真思考一下古书的经典化,以及现在如何选经典、读经典的问题。

说实话,我读《论语》,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古代思想史,有很多争论,我是像看戏一样,坐在台下看,并没打算加入哪一拨。学道德,更不沾边。

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围绕政治,这是汉儒;二是围绕道德,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三种都是意识形态。我读《论语》,就是要摆脱这套咒语。

我的读法是:

1)查考词语,通读全书。按原书顺序,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一篇仔细读,先参合旧注(以程树德《论语集释》为主),梳理文义,再考证疑难,把全部细节过一遍筛。

2)以人物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纵读《论语》。第一是孔子,第二是孔门弟子,第三是《论语》中的其他人物。借这种考察,为各章定年,能定的定,不能定的阙如,把《论语》当孔子的传记读。

3)以概念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横读《论语》。我把全书,归纳为若干主题,每个主题下分若干细目,按主题摘录,看这本书里,孔子的思想是什么样,与《墨子》、《老子》有什么区别。

4)最后,是我的总结,所谓总结,是用原书说话。

孔子这本书,有不少道德格言,有些比较精彩,有些一般般。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下》)

我于《论语》,也是如此。

读《论语》,要心平气和。

2006年10月15日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转自“思与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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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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