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发展
 
谢桂华



  历经百年沧桑,通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简帛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并蔚为国际显学,受到世界学人的瞩目。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的散简1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 

  第五、简牍帛书资料是宝贵的,但不应孤立地进行研究,必须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简牍帛书资料的内容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文书档案学、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法律等多种学科,每一位研究者应尽可能的做跨学科研究,不要局限于一个领域。同时,不同学科的专家之间应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提高。 

  第六、加强研究队伍建设。简帛学的未来发展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希望老一辈的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带动年轻的学者,培养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使简帛学研究后继有人。

2004/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