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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狗》与“哗众取辱”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现在,“哗众取辱”的人越来越多了。想在一个“自我媒介”的时代引起关注,最便捷的莫过于“哗众”。至于通过“哗众”取来的是宠是辱,就无足轻重了。

去年年底,在《读书》岁末的小聚上遇到李零先生。当时于丹正热,闲聊时不免谈及。自然也谈到李先生将要出版的《论语》注本。李先生说要以《丧家狗》为题,还以为是有激而发的玩笑话,一笑置之。不成想,竟真地以此为书名了。

我不怀疑李先生这样做的初衷:并非为了“哗众”,而是要给崇圣心态降温。但从实际的效果看,李先生此举不仅哗了众,而且取了辱。而真正能辱没李先生的,其实不是批判者或漫骂者,而是李先生的追捧者和辩护者。我不知道李先生在浏览那些追捧者和辩护者的文字时,是否会不安,进而“其颡有泚”。如果有,那一定如孟子所说:“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而达诸面目者也”。

身处异邦,无缘拜读李先生的大著。但从网上各种引证的文字及李先生的自辩中,可以看到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处颇多。比如,李先生认为孔子是靠学生出的名。孔子身后的名声与其弟子的阐扬有关,这无可否认。但说孔子靠学生出名,这从考据上怕也说不过去吧。若说孔子生前的名声靠学生赚得,那么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十七岁时,孟釐子已于临终前嘱其子弟从学于孔子,那时他的弟子在哪儿?孔子五十仕于鲁,“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于孔子声名宣扬最力的子贡,当时只有十九岁,究竟谁靠谁出名(即使以最小人的心理度之)?孔子死后,弟子尊崇不衰,这是事实。《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    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

但李先生为什么不想想其弟子如此推尊孔子的原因究竟何在。为名?为利?抑孔子实有盛德足以感之?以子贡为例。《论语·子张篇》载:“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又“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絶也,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以子贡之才德,当时已有人怀疑其贤于孔子。如欲求名,大可不必推尊孔子。而孔子死后,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图利更无从谈起了吧!要理解这中间的原由,恐怕还是得回到太史公的议论上来:“诗有之:‘髙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读过《史记·孔子世家》的人,对于“丧家之狗”一段应该都不陌生: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顶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在这个语境里,任谁都该看得出其中的玩笑意味来。用师弟间的幽默来盖棺定论一个人,不仅学术上太不严谨,也显得殊无趣味。

当然,李先生可以用“精神家园”之类的“深刻”言论对“丧家狗”做有异于流俗的解释。然而,“丧家狗”这个词一旦脱离了原本的语境,开始为当下的日常语义所左右,则其中原有的意味即已荡然无存,徒见其狰狞、险恶了。用它来指称任何人,都将是一种侮辱。以此作为孔子一生的象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恐怕是再“高明”的“过度诠释”,也无法消除和改变的。

《易》曰:“修辞立其诚”。先生如此著书,于己心安否?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504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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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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