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星期

.

该怎么定义“国学”

宋定国

 

提 要:该怎么定义“国学”?迄今还没有个一致的说法。这既不适应“国学”的研究,也不适应“国学”的教育和宣传。给“国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无论对于“国学”的研究还是教育、宣传,都十分必。原有的“国学”定义都是就其外延而言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应该遵循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从内涵上对“国学”重新定义,以使“国学”不仅突破原有定义的局限,而且着重研究中国学术之源、流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使之更有利于推动中国和全人类的学术文化之发展。从而把“国学”置于早就应该置于的位置上,使它在地球人类的学林中,占有本来应该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  国学    原有定义    重新定义

 

    “国学”又热了起来。不仅在大学的讲堂,各种媒体,充溢着“国学”的讲授和宣传,就连幼儿园或其它专为娃娃们开设的场所,也都传来关于“国学”篇章的朗朗读书声。但对于到底什么是“国学”?到底该怎么定义“国学”?迄今却还没有个一致的说法。这种状况,既不适应“国学”的研究,也不适应“国学”的教育和宣传。尤其是,我们不能老是糊里糊涂地,向一代代青少年传授“国学”啊!

    定义,是对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学科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是一门学问赖以建立的基石。所以,给“国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无论对于“国学”的研究还是教育、宣传,都是十分必和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 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

鉴于在“国学”定义上存在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与对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缺乏认识,或存在歧义,所以,有必要先对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加以讨论。

对于一种事物,一个概念、学科下定义,到底有没有应该遵循的一般规则呢?有。我认为对于一种事物,一个概念、学科,确切定义的一般规则有二:一是从外延上予以说明,即指出其涵盖的范围,如“国学系指中国学术”;二是从内涵上加以诠释,就某一概念、学科而言,即指出该概念、学科所特有的对象或研究领域,并揭示其本质特征或特有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如“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生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的科学。”

假如认同了上述的规则,我们则可就“国学”之确切定义加以探讨了。

二、 原有的“国学”定义

据我所知,以往关于“国学”的定义,大致有以下几种:

   (1)“国学”即“中学” 

    这一定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有关。然而,因为有“西学”之说而提出与之对应的“中学”,并不妥当。因为与“中学”相对应的概念应该是“外学”,而“西学”则不过是“外学”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日学和印度学等等所有的“外学”。另外,即使与“外学”相对应,因世界各国学校一般都有大、中、小学之分,用“中学”这样的概念,也很容易在一般人心目中引起误解。故把“国学”称作“中学”的说法,显然欠妥。

   (2)“国学”即“国粹” 

这是当时针对“中学”的提法太笼统、宽泛,而另提出来的。

但是,顾名思义,“国粹”即国家学术文化之精粹。“国学”与“国粹”不论在外延和内涵上,其实都不一样,硬把两者等同起来,无疑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国学”之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的不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定义也行不通。主张这一说的人实际上往往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一切皆“粹”,因而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一揽子统统兜进了“国学”的筐子里。

其实,对这种说法一开始就有不同看法,而持这种看法的人也未能坚持多久。例如胡适就认为“国学”不仅应该研究“国粹”,而且还应该研究“国渣”;不研究“国渣”,就无法知道什么是“国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使用“国故”比使用“国粹”妥帖,因而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省称。(见《<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3)“国学”即“国故” 

    这是针对“国粹”一说,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来的。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认可。“五四”时期的“旧派”和“新派”国学家都使用了“国故”一词。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傅斯年指出“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转引自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顾颉刚在《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指出:“我们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帝系代表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为伦理的偶像,经学为学术的偶像。研究古史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使他们各回复其历史的地位”(顾颉刚《序》,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第13页。朴社1930年版,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4编影印本)。“整理国故”打上新文化烙印。

但也有人主张应把“国故学”与“国故”分开:“国故”是材料,而“国故学”是一种科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41页)。所谓“国故”是指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本身,而“国故学”则是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阐述。因而,曹聚仁承认,“习常之目‘国故’殆和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60-65页)。

曾经将“国学”、“国粹”和“国故”并用、互换的章太炎,后来觉得“国故”比“国粹”妥帖,便把其阐述国学的第一部著作名之为《国故论衡》。甚至有人用“国故”取代“国学”,并发起了“整理国故”的运动。

    “整理国故”的提倡者、研究者往往将“国学”与“国故”两者并用,互相替代。胡适说:“‘国学’在我们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195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随着“五四”新文化浪潮低落,“国学”一词在30年代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国故学”则消声匿迹。

4)“国学”即“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

“中国学”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中国学”即中国特有而固有的学术文化。

关于这样的国学的定义,据我所查阅的相关资料看,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对此表述得比较明确、透彻。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在《民报》第七号所载《国学讲习会序》中,他这样论及了国学:“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又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

可见,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对此,《国粹学报》主编邓实在《国粹学报》第十九期上则表述得更加明确:“国学何者?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其爱国,无不知爱其学也。

    汤志钧先生在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的,由曹聚仁整理的章太炎讲演的《国学概论》一书的“导读”中,在引述了上述章、邓对于国学的阐释后,概括说“‘国学’既是一国固有之学,中国是有悠久的历史、灿烂文明的国家,《史记》记录了自黄帝以来的历史,成为中国民族的象征。此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相传,至孔子而集‘国学’之大成。这种传统思想文化,也就是所谓‘国学’。它既不同于不是‘中国固有之学’的西方文化,和我国少数民族的专制统治思想也有差异。因此,‘国学’实际上是指我国汉族之学。”

汤氏把“一国固有之学”等同于“传统思想文化”,可见他并未从严格的意义上区分“学术”、“思想”、“知识”和“文化”等概念的差异,而是笼统言之。当时,这种说法颇为流行。那时,人们还习惯于把“文化”作为“知识”、“思想”的同义语而加以使用,说“学术文化”,与说“学术思想”、“学术知识”是一样的。这与今天把“文化”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显然有别。在今天,从严格的意义上看,“学术”与“文化”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学术”作为系统化了、专门化的学问,自然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属于“文化”的范畴,但不是一般的文化,而是文化中比较高级的或被提炼、升华和凝聚了的,属于精华或核心的部分。但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把学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尚可理解。

但是,汤氏把“国学”看作“我国汉族之学”即“汉学”,显然欠妥。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之学,自然也就不应该被排斥在外。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

“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定义尽管也受到非议,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监守和阐释,终于被沿用了下来,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张岱年先生在为中华孔子研究会编纂,于1996年9月出版的《国学通览》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国学,亦称中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简称。”

张先生既沿用了百年来通常的说法,却把“文化”二字剔掉,可能是鉴于《国学通览》所涉及的内容比当前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文化层次较深之故。但张先生在该序中又使用了“中国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现代的中国人应对于传统文化有比较明晰的认识”这样的用语,说明张先生并非排斥“中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一说。

三、 原有定义的缺陷

    首先,把“国学”与“中国学”等同,并视为“中国学”的简称,容易引起歧义:因为“中国学”既可“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也可“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

其次,“国学”的原有定义是从其外延上切入的。有的甚至谈不上“定义”,只不过是一种通常的说法,就好比把张家的物件说成“张家物”,把中国的学术说成“中国学”,再简称一下罢了。正因从外延实际上是从国域来界定国学,所以相关的学者在其讲演或出版的《国学概论》中,也都是从外延上对国学的内容加以阐释。例如,在由曹聚仁所记录整理的章太炎于1922年的讲演,并于当年由上海泰东图书馆以《国学概论》为题出版的书中,就是从外延上来阐释国学的内容的。在第一章概论中,讲“国学的本体”时,按“经”(“经史非神话”)、“子”(“经典诸子非宗教”)、“史”(“历史非历史小说”)排序。显然受了《四库全书》等按“经”、“史”、“子”、“集”对中国学术文化加以排序编目的影响。如果说章太炎的讲演并未完全受《四库全书》排序编目之束缚,在具体论述国学分类的派别时,按“经”(“经学的派别”)、“哲”(“哲学的派别”)、“文”(“文学的派别”)排序,而尚有独到之处的话,那么,在其他人所著述的《国学概论》中,则大都按“经”、“史”、“子”、“集”来排序的。例如,由上海光明书局于1934年出版的谭正璧所著的《国学概论讲话》中,就是这样排序阐述的,只是把“集”部改成了“文学”。又如,由台湾国立编译馆于1969年出版的程发轫所著《国学概论》,则完全是按“经”、“史”、“子”、“集”分类、排序的。其他人的同类著作,有的虽未按“经”、“史”、“子”、“集”排序,但按照历史顺序就传统文化讲起。例如钱穆所著,于1931年初版,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的《国学概论》,就是这样的。其章目为:“第一章:孔子与六经;第二章:先秦诸子;第三章:嬴秦焚书坑儒;第四章: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第五章:晚汉的新思潮;第六章:魏晋清谈;第七章: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第八章:宋明理学;第九章:清代考证学;第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这样的排序和阐释,显然与哲学或思想史的讲述难于厘清界限,而且侧重点也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愚以为,从国域即外延上界定国学,由于把国学的研究范围或对象与其定义相混淆,所以,很容易在研究和著述时导致以下的局限性:

    第一、若按《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编目排序,那么,国学著作汗牛充栋,实难尽述,无论对于研究者和学习者而言,无异等于作茧自缚;而若择其要者阐释,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容易导致众说纷纭,难于体现一个学科(学说)的严谨性;

第二、若按历史顺序来讲述或阐释中国的学术文化,则冗长不说,更重要的是难于同哲学史、思想史等厘清界限,而且更容易导致见仁见智、挂一漏万等弊端。

一般而言,从外延上给一个学科下定义,是最简单、直接,也是最容易的方法,比如,哲学,可以说是关于哲学的学问,政治学可以说是关于政治的学问,经济学可以说是关于经济的学问,等等。但这样的定义法很难对一个学科作出确切而规范的界定,因为这样的定义实际上不过是指出了学科的研究范围或研究对象。因此,现今广为流行和讲授的学科,很少再有这样定义的,而几乎都是从内涵上予以定义。

所以,愚以为,必须改变从外延上给国学下定义的传习,而宜从内涵上另予以定义。

四、 该怎样对国学重新定义

    我在本文中所称的“国学”,仅仅以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而不涉及中国的其它对象。因此,从内涵上加以定义,似可以表述如下:

    国学,是研究中国即中华民族之传统学术的源、流及其发展规律,以推动中国和人类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科学,也可以称中国学或中华学。在国内则可以简称“国学”。

这个定义明确了以下几点:

第一、国学不仅包括汉学,也包括满学、蒙学、回学、藏学等其它民族的学术,这显然与从清末民初所开始谈论的“国学”有区别(当时提倡“国学”最积极的“国粹派”有强烈的排满情绪,它们所说的“国学”实际上只是“汉学”),也与海外所称谓的“汉学”相左。海外人士把“汉学”等同于“国学”,严格地说,不妥。但因为“汉学”的确是“国学”的主流部分,所以在非严格深究的场合,笼而统之地把“汉学”称为“国学”也未尝不可,正如人们习惯笼而统之地把“汉文”称作“中文”一样。

    第二、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源、流;

    第三、国学所着重揭示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规律;

    第四、国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和全人类学术的进步和发展。

    这个定义是根据给一门学科从内涵上下定义的一般规则而作出的。前面已经指出:给一门学科下定义的一般规则是: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而揭示本领域的特殊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是任何一门学科的根本任务,同时也是该学科赖以建立和立足的基础。不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思维科学等等,它们所包涵的每门具体学科,比如物理学、化学,政治学、经济学,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等等,都是这样定义的。

愚以为,这样来给“国学”下定义,既符合给一个学科从内涵上下定义的一般规则,又可剔除原来从外延上下定义的局限性。

五、把“国学”视为一个学科是否适宜

有人认为把“国学”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不合适,其理由主要有:一是认为这样会贬低“国学”,其根据是一般学科的内涵都比较单一,而我们的“国学”则内涵极其丰富。

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因为“国学”确实不同于已有的一般学科,其内涵确实比一般学科要丰富得多。但是,我认为,伴随时代的进步,传统的“学科”分类和内涵也必然要相应地变化。比如我们的“国医”,其内涵也比“西医”丰富,可把它称之谓“中医学”并未贬低它。学科客观上的确有简单和复杂之分,犹如物质有“单质”和“化合物”之分一样。我们的“国学”可谓学科中的“化合物”。

二是认为这样会背离“国学”这个概念提出时的初衷。我认为,“国学”当初提出时确实没有面临像今天这样的形势,甚至可以说大相径庭:当时所面临的“灭种灭族”的危机,与今日所面临的“和平崛起”,恰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这样定义,突破其初衷,则正是时代进步和形势变化所使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学”突破原来把中国固有的学术,用一个“篮子”一股脑兜起来的简单提法,而引导人们不仅要用一个篮子把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兜起来,而且着重研究篮子了所兜的东西的源、流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并使人们在了解其规律的基础上,使之更有利于推动中国和全人类学术文化之发展和进步。所以,这样做不仅不是、也决不会贬低“国学”,而恰恰相反,把国学置于早就应该置于的位置上,即使它在地球人类的学林中,占有本来应该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稿      来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02/15

版权所有者:中国儒学网    Copyright (c) 2003—2011 www.confuchin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序号:蜀ICP备050322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