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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

李学勤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北京100732)

 

【内容提要】《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利用出土文献中与《周易》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出土文物/《周易》/孔子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何要用考古资料来进行《周易》研究。第二个问题讨论近年出土的与《周易》有关的材料,分四点,一是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二是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三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四是和《周易》有直接关系的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一、为什么要用考古的材料来研究《周易》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为十三经居首的一部经书。本文这个题目与我近些年来的努力方向和工作有关,那就是怎样用今天考古的资料来论证《周易》,特别是《周易》和孔子的关系。孔子和《周易》到底是什么关系?近几十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不像传统记载那样,孔子与《周易》等六经有直接的关系,六经是自己形成的,有些经的形成甚至是很晚的。

究竟《周易》与孔子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到孔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果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世界文化历史上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孔子之所以重要,究竟为什么?这也关系到,我们怎样去研究孔子?用哪些材料来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主要依据《论语》,但是否只有《论语》?传统的观点认为研究孔子主要是六经(或“五经”),六经都是经过孔子删订、整理、注释,反映了他的思想与贡献。如果否定六经与孔子的这种关系,孔子的形象肯定完全改变。

今天讨论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并不是想论证孔子多么多么伟大,是一个圣人。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孔子有他的时代,是他那个时代产生的人物。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就代表了孔子与那个时代的关系。我们对孔子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孔子那个时代文化、学术的认识的一个核心。特别是《周易》,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否定了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就是否定了孔子那个时代的哲学水平。如果确定孔子与《周易》确实有关系,那么春秋晚期、战国早中期的哲学是相当辉煌的,已经有像《周易》经传这样的哲学体系了。通过对《周易》与孔子、孔门弟子之间关系的论证,以及《周易》经传形成时代的分析,来探索孔子、七十子、七十子弟子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的水平,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大家知道我曾说过一句话:“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可给我带来大麻烦了,有的学者有很大误解。其实我的意思是,疑古思潮本身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潮,起了非常重要的进步影响,但今天我们不能以疑古为限,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去论证,所以有些学者提出不能限于疑古,而要释古。怎样释古?仅仅靠古书是不行的,更要注重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考古材料分为考古遗物和出土文献,出土文献就是指竹简帛书。考古发现的文献保存了没有经过后人改动的古书原貌。利用出土文献中的与《周易》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的《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

《周易》是古代经典里最难懂的,也是古代经典中注释最多的。吉林大学几位学者编了一部《周易辞典》,其中所收的《周易》著作的目录提要,要读一遍也得几个月吧,这其中还不包括古代有而现在已经佚失的。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所列易学书籍已经是洋洋大观。而且,不止中国的,还有日本的、韩国的、现代的、西方的等等。可是,所有这些著作,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代的,研究《周易》所用的材料都用的是传世本。即使是传世本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早在汉代,《周易》已有今古文之别。因此,我们都希望在考古发现中找到更早的《周易》的本子,比传世本更有根据的本子,这在近三十年终于实现了。

二、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

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发现是在1973年。很多人记得马王堆一号墓女尸的发现,这具女尸是汉初长沙丞相夫人辛追,当时轰动一时。二号墓基本被盗空,大家关注的就是随后三号墓的发掘,当时都希望再发现一具古尸。结果,在对三号墓的发掘中,发现了漆盒中的帛书。后经故宫博物院的揭裱专家的技术处理,学者们发现里面竟有《周易》。这是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公元前的《周易》本子。

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是书写精良的两卷帛书,是汉文帝前期的抄本。这座墓的下葬年代是清楚的,在汉文帝前元12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抄写的时间应比下葬时间要早,而《周易》又是马王堆帛书中抄写时间最晚的,因此我们说是汉文帝前期的本子。帛书《周易》有经有传,但与传世本是不大一样的,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它的经文和传文。

经文的卦序与传世本不同。传世本是乾、坤、屯、蒙……既济、未济,而帛书《周易》经文是始乾终益,可见它不是一般的《周易》本子。经过释读,发现其中有大量的通假字,这并不奇怪,但为什么卦序不同呢?很容易想到的是传世本是经过改编的,很多学者也认为这是《周易》的原来的卦序。可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这个说法不对。因为同一帛书《易传》中显示的卦序是传世本的卦序。如果帛书《周易》的经文卦序是更古的,《易传》的卦序不应是传世本的卦序。如果由古的卦序变成传世本卦序,帛书就不应该保留古的卦序。

我们的意见是,帛书经文的卦序是后来改编的,传世本卦序反而是更古的。一般来讲,先有比较乱的次序,而后才有比较有规律的次序,改编后的应是更合乎逻辑的。香港的饶宗颐先生根据当时发掘简报刊出的帛书前几卦的照片,便推出了六十四卦的卦序,和经文的卦序完全一致。因为,帛书经文的卦序的排列方法是一以贯之的,它用的是“分宫法”,分八个宫,把六十四卦规则的排列起来,而传世本的卦序是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推导出来的。有很多学者在做这个工作,迄今为止有两个最好的推导方法,一个是已故的沈有鼎先生的推法,另一个是山东大学李尚信先生的推法。虽然也能推导出来,但用的方法并不简单,而是很复杂。

关于分宫法,过去认为很晚才出现,实际马王堆帛书中就有了,这证明至少在汉代前期已经存在,甚至我们可以设想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分宫理论。因为我们知道汉惠帝四年才废除“挟书律”,帛书《周易》的下葬是在汉文帝前期,那么,本子的形成和分宫法的出现可能更早,因为在“挟书律”废除以后的时间太短,在“挟书律”实行期间更是不可能的。这种分宫的方法是和今本《说卦》中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相呼应的,所以我们认为帛书《周易》经文卦序是按《说卦》把六十四卦重新组织起来的,这便是易学。由于其中体现了阴阳学说的思想,因而作这个卦序的人是一个易学家,他用阴阳思想重新组织、改造了原来的卦序。

下面再说传文。传文共六篇。大家知道传世本《易传》又称“十翼”,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帛书《易传》不是这样,它的六篇包括《二三子问》、《系辞》、《衷》、《要》、《昭力》、《穆和》。

1、《二三子问》这篇记录的是孔子和学生的问答,内容都不见于传世本。

2、《系辞》文字虽有不同,但内容基本上和今本相同,但只包括今本《系辞》上和《系辞》下的一部分。其中的“子曰”部分应是孔子的话,也可能有弟子的发挥。这是《易传》中最有哲学深度的一部分。

3、《衷》主要包括今本《系辞》下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系辞》中所没有的。

4、《要》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居之在席,行之在橐”,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相符,证实了孔子和《周易》的密切关系。

5、《昭力》、《穆和》记载了昭力和穆和等很多人向“子”问《易》。在这两篇中,“子”有时又称先生。从人名和事迹来看,这里的“子”不是孔子,应是传《易》的经师。显然,越向前排列的越和孔子接近,到后面变成了传《易》的经师,因而这六篇是按内容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

说帛书《系辞》比今本《系辞》早也是不对的。因为在今本《系辞》中是整段的,有的在帛书本中被割裂为两段,甚至一句被割裂为两句,文句不通。这一点很简单的解释是,秦火之后,编订的学者得到的《系辞》已经散乱,重新编排时没有联接好,把一些简编错,因而今本《系辞》实际更早。另外,今本《系辞》有一章“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在帛书本中没有,我认为很可能是当时脱失了。

总之,编订马王堆帛书的易学家在当时不仅搜集、流传了《易经》,也流传了一些与《易经》有关的传文。今天流传的《周易》是齐田何所传的本子,《易传》里有“十翼”。现在我们见到的帛书中楚国《易传》,与今本相比,不只是文字本身不同,而且思想、学术不同,因为南方的本子不仅经文分宫,而且还有几个地方有数术,如讲“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完全用数术,当时南方有数术是不希奇的。《史记》记载了由孔子到汉代田何的传《易》系统,实际上,在楚国还有另一个系统,这就是帛书本所体现的。

三、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

1977年在双古堆一号墓出土了汉代竹简《周易》。一号墓是汝阴侯夏侯竈的墓。夏侯竈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竈的卒年是清楚的,在汉文帝前元15年,即公元前165年。这个时间和马王堆墓葬的下葬时间只差了三年,可以说几乎同时。这座墓在古代曾经有过塌方,竹简在竹笥里,因而被压扁了,像压缩饼干,拿出来放水里,像黑乎乎的树皮。送到北京,经保护整理,发现里面有《仓颉篇》、《诗经》和《周易》。

下面介绍一下双古堆简里面的《周易》。开始报道说,有300多个字的简片,包括今本《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四十多卦,可以看到有完整的卦画卦辞的有九片,有完整的爻辞的有六十多片。经过长时间的整理,全部材料已经发表。原阜阳博物馆馆长韩自强先生最近出版了《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包括了全部《周易》残简、照片、摹本、释文,简片有752号,内容比较多。这个《周易》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关系怎样?它与马王堆的帛书本是不是一样的呢?不一样,它只有《周易》经文,且每简一条。虽然我们不能确知其卦序,但没有理由认为与帛书经文卦序一样。它有一个特点,在卦爻辞之后,是卜事之辞。这些卜事之辞可与西汉中期褚少孙所补《史记·龟策列传》中龟卜之辞比较,而《龟策列传》的内容是抄录当时太卜占卜的占辞。卜事之辞每卦都有,因而可以肯定应该有六十四条卜事之辞。例如:《同人》卦,爻辞“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卜事之辞说:“卜有罪者,凶;卜战斗,敌强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癃。”又如《大过》爻辞“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卜事之辞说:“卜病者,不死;卜战斗,敌强有胜;有罪而迁徙。”当然,占卜不只是卜病、战斗、有罪,还可以卜贵贱、贫富、君子小人等。我们可以看出,卜事之辞给出的判断是与卦爻辞有关系的,如:《蒙》卦卦辞:“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告”在出土文献中作“吉”,应该是“吉”。卜事之辞说:“有求者,得,不喜;罪人,不吉。”为什么呢?这是从卦辞里来的。你初筮本来是吉的,结果你老麻烦神,神说不吉啦!可见判断和卦辞本身是直接联系的。再如《否》卦爻辞“六二:苞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卜事之辞说:“以卜大人不吉,小人吉。”这等于是照抄《否》卦爻辞。

《汉书·艺文志》记载了两部《周易》,一部在《六艺略》,一部在《数术略》。阜阳简的这种《周易》不属易学,这种卜筮也是很浅显的。所谓易学是从一种哲学高度,从阴阳学说分析卦象,得出哲学的认识、人生的道理,所以马王堆帛书《要》篇中孔子跟他弟子强调研习《周易》不是为占卜,而是为了其中的哲学道理,是哲学学术研究。像上面谈到的是否就是《周易》的原貌呢?不是,阜阳简的《周易》实际上是把《周易》退化了,从其中的职官来分析,不会早过战国晚期。从易象研究《周易》,研究其中的哲学道理,至少从春秋就开始了,《左传》、《国语》里很多例子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易学已经开始萌芽。

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上海博物馆1994年由香港购回的战国楚简,总的说来,年代可能在战国晚期前段,即公元前300—前278年之间。竹简中有《周易》,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周易》最早的本子,但也是只有经文,没有传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简本《周易》各卦都有彩色的符号,这种符号的用途不完全清楚,但经学者研究,如果依照传世本卦序,符号的分布便得到合理的解释,这证明简本的卦序就是传世本一样的卦序。有兴趣的,请看《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二辑姜广辉先生的《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的意义》一文。

这个简本在校勘上有很大意义。其间确有比传世本以及马王堆帛书等本优胜的地方。比如帛书本有一些错误,与简本比照,就可知道致误的原因。例如《大畜》九五,今传本“豶豕之牙”,首字简本作“芬”,是音近通假,帛书本作“哭”,过去无法理解,现在知道是“芬”的形讹。

简本还证明帛书本有些地方胜于今传本,如《随》上六,简本“从乃[左田右上崔下商去亠和两点]之”,帛书本第三字作“[上灌去氵下商去亠和两点]”,只是把上半字写错,而今传本作“维”,估计是字的残脱。

但是有些地方,简本不如帛书本,如《颐》初九今传本“观我朵颐”,“朵”字帛书本从“手”“短”声,古音对转,合于情理,简本作“敚[左上山下元右攵]”,就不对了。“敚[左上山下元右攵]”其实是错字,应从“耑”声才对。简本的错字还有不少,如《讼》九二“三百户”,简本竟把“百”错为“四”字。另外,若干地方还不如今传本。

这些表明,不管是上博的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双古堆汉简本,都是《周易》一书传流过程中的链环,但它们并没有直接承袭的关系。《周易》在西周已基本定型,简本、帛书本和今传本没有根本上的差异。

五、湖北省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大家知道,古有三《易》之说。《周礼·春官·太卜》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汉代还有人见过《连山》、《归藏》。东汉桓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又云:“《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可是《汉书·艺文志》对此未载。后代虽有著录,但皆被疑为伪书。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收有辑本。

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批易占竹简。这座墓为战国晚期的秦墓。这批竹简经过学者的研究整理,被认为是《归藏》。

对照这个竹简本《归藏》和《周易》、辑本《归藏》,我们可以研究它的年代和它与《周易》的关系。一种情况是,卦画相同,但卦名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例子还是不少的。比如,《周易》的《谦》卦,《归藏》作“陵”,“谦”与“陵”不管音与义都是没有关系的;《周易》的《家人》卦,《归藏》作“散”,“家人”与“散”也是没有关系的。可见《归藏》有些卦名是和《周易》不一样的。可是仔细想一想,有的卦名虽不一样,但是它们还是有关系的,比如《坎》卦,《归藏》作“劳”。辑本“劳”写作“荦”,“荦”是“劳”的假借。“坎”和“劳”字本身好象是没有关系,但《说卦》中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坎”就是“劳”。现在我们看到,《归藏》“坎”就叫“劳”。为什么呢?《说卦》有解释:“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这个解释完全是从《周易》来解释的,不是从《归藏》解释的。所以《归藏》把“坎”做“劳”,这一条就足以说明今天见到的《归藏》不仅晚于《周易》,而且是从《周易》来的,是从易学来的,是从《说卦》来的。这绝对不是《说卦》抄《归藏》,因为如果《说卦》抄《归藏》,一定按《归藏》上讲,而《归藏》有一个特点,坤卦是首卦。因而,《归藏》是从《周易》而且是从《易传》来的,出现还是比较晚的。《归藏》的时代性可以从此看出来。还有一种,《归藏》的卦名是从《周易》联想来的。《鼎》卦,《归藏》做“鼒”。“鼒”是小鼎,这是连类而及。

第二种是文字形体不同,但还是同一个字。比如,《坤》,在《归藏》作“[叟下又变为大]”,其实这还是“坤”字,汉碑里有此写法。从大,申声。又如《周易》的《明夷》卦,辑本《归藏》做“明[外尸内二]”,“[外尸内二]”是“夷”字古文。

第三种就是通假字。《周易》的《需》,《归藏》作“溽”,《剥》卦作“僕”。有的通假不太容易想到。比如,《蛊》卦,《归藏》作“夜”,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蛊”在《后汉书》里通作“冶”,“夜”与“冶”又是相通的。特别是在汉代,常用通假字。又比如,夬,《归藏》作“罽[去厂,刂变为匕]”,其实是“罽”。在古音中都是见母月部,是同音字。

还有的就是增字。《家人》卦,在出土的《归藏》中是“散”,在辑本中是“散家人”。还有《小畜》、《大畜》,在辑本里,作“小毒畜”、“大毒畜”,多了一个字。我猜想,这可能是传抄的原因。“散”就是“家人”,当时注:“散,家人。”后来抄在一块了。“毒”、“畜”通假,“小畜”就是“小毒”,当时是“大毒”、“小毒”,后来加了一个“畜”字。《恒》卦,《归藏》简作“恒我”,“我”是衍字,大概是联想来的,因为还有一处出现,就是“恒娥”,“恒”就是“常”,“恒我”就是“嫦娥”。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讲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错字。比如,《豫》卦,马王堆帛书《周易》写作“余”,这是一个假借字。王家台简写作“介”,这个比较奇怪,辑本作“分”。这是由“余”错为“介”,“介”又错为“分”。又比如《睽》卦,王家台简作“[左目右瞿]”,辑本作“瞿”。古文字里“睽”写作“[上两个目下癸])”,由此错为“[左目右瞿]”,由“[左目右瞿]”错为“瞿”。当然这是我们的推想,不过从这些推想,可以看出,它对于我们研究古文字很有用处。《周易》的《中孚》卦,简文作“中绝”。实际上,“孚”的古文和“绝”字所从的“色”非常相似,以致讹误。

简本《归藏》有700多片,多有卦画、卦名、爻辞、卜例、故事。通过其中的卜例可以研究《归藏》的时代。这些卜例现在看来都不是真实的。有的是神话传说,有的是历史人物。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简本和辑本的《归藏》涉及的人物有女娲、黄帝、蚩尤、丰隆、舜、鲧、夏后启、羿、嫦娥、河伯、桀、殷王、伊小臣、周武王、穆天子、赤乌(见于《穆天子传》)、宋君、平公等。这里面的人都是有名气的。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涉及到了宋君和平公。历史上有名的平公有两个,一个是宋平公(前575—前532)、一个是晋平公(前557—前532)。不管是谁,都是公元前六世纪后期也就是春秋晚期的人物,可见这种《归藏》是不会早的。有人认为是商朝的《归藏》,这怎么可能呢?从它和易学有关来看,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战国比较晚的作品,不可能太早。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历史上确乎有“三易”。可是《连山》、《归藏》大概都已佚失了。究竟是否夏有《连山》,殷有《归藏》,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至少有这种说法。今天我们发现了《归藏》,但这种《归藏》仅系占卜之书,而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汉志》未收它。它是比较晚出的,在易学上没有太大的价值。

今天我们研究孔子,马王堆帛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学术上与占卜的《周易》分道了。帛书《要》篇里面说,孔子与占卜的“史巫”是同途殊归。孔子建立的易学的传统,是我们中国哲学传统的核心。占卜的材料虽然和研究《周易》的本子有关系,但和易学没有多少关系,必须区分开来。

 

    (本文系李学勤先生2004年10月21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所作学术报告,由宋立林、崔冠华、李燕根据录音整理)

《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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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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