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释的传统

——西方解释学在研究传统中的方法论意义

贾红莲

 

"解释学"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一是指一个西方哲学流派,二是指一种方法。解释学方法对传统研究的意义更为显著。当前,解释学的中国化研究日益深化,特别是由于它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着某种相似性,近年来,更有学者提出"中国解释学"的概念以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开出新的境界。所以,疏理和厘清西方解释学在解释传统问题上的特点既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性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尤其有利于我们解剖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有助于对中国的哲学传统做出适合我们时代精神的阐释。

 

一、前解释学中"传统"的景观

"前解释学"意即解释学正在形成但尚未成形的理论准备时期,包括语言学的准备和理解体验的准备,这种准备过程也形成了关于传统研究的理论的雏形。

(一)传统化成于语言

在语言出现以前,传统更多地是以习惯、习俗来化成和沿袭的。语言的产生进而文字的产生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的形成,即以思想为形式的传统出现了。语言除了记载传统的功能外,还担负着逾越时空差距解释传统的功能。解释学以理解、解释为理论核心,它的形成依赖于语言,它对语言解释功能的阐述是适用于对传统的研究的。这里,我们从考察解释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来看语言在传统形成中和解释传统中的作用。

解释学方法的形成首先得益于语言学。而语言学与传统的关系的历史,则源起于古代希腊。从特洛伊战争到公元前3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又逐渐趋于一致,用文字记载下来,最后为亚历山大时期的学者们编定并确定为定本,这就是最初的传统典籍,如荷马著作的编定等。当然,他们的工作并不限于确定传统本文,而且还进一步将语文学、语法学和考订学结合起来发展为一种新的技术,以重新展现古代传说(传统)中的意义。这在亚里士德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系统阐述语言学与传统关系的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范畴篇》和《解释篇》中。在《范畴篇》中,已经出现了"语法家"一词;并已论及了概念的划分和概念间的从属关系,分析了语言的一些基本性质,指出了语言意义的共同性和客观性以及语词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视为语言学的最初著作。尽管他在文中仅仅谈了纯语法的问题,但对语言所记述的内容(即最初的传统)已有所涉及,反映了从语言上说明传统的第一次尝试,虽然还不是自觉的。

(二)传统真相得益于注释学

语言化成了传统,但随着历史经年变化,传统的本义就难免会被曲解。因此,要求得传统真相,就离不开对传统典籍的注释。解释学理论中就包含了传统真相与注释学的关系的内容。这可从解释学方法形成的另一来源--《圣经》注释学中得到说明。这一工作虽然表面看来还是纯语言学问题,但推演到对传统的解释方法上,它注意的焦点已不是对传统的语言结构的分析,而是对语言所阐发的传统的内容的意义的理解。这一阶段可以说是解释学方法论从自发到自觉的一个转折时期。

亚历山大时代完成了西方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虽然这一启蒙是以向着古代的回溯运动方式实现的,但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也因此应运而生。基于此种宗教情感,《圣经》也不再是一般的、通过语言的解析便可以理解的文献,它变成了"隐秘意义的密码的语言",在这种"密码语言"背后的隐秘意义是要借助宗教的体验和为神喻唤醒的灵感来领悟的。这样一来,《圣经》的解释变得日趋复杂,成为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抽象思辨的领域。它在公元3世纪奥里根的著作中达到了巅峰状态,不仅出版了"六文本合参"的《旧约全书》,用亚历山大时代的语言方法来确定《圣经》正典,还创立了考证符号体系(置疑号和星号)和页旁注解、阐发式评注、福音传道的三重解释体系,区分了经典的字面的意义、道德的意义和精神的意义。自此,中世纪经院式的繁琐的注经之风大开,并支配了整个欧洲中世纪。人们沉湎于浩如烟海的注疏而忘却了《圣经》本文,并且使得本文愈来愈难于理解,不仅亚历山大时代所开辟的通向希伯来文的《圣经》之路被堵死了,连那个时期形成的希腊文的本文也被摒弃了,拉丁文的《圣经》被确定为权威的经典,《圣经》解释也因之被固定化、僵化,降为一种纯粹的技巧,完全服务于教会的教义。

当然,这种状况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变迁,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在各自发展的历史中,获得了与他们的祖先和别的民族不同的历史体验,然而《圣经》本身和对它的种种解释却不可能参与长时间的历史疏远化过程,"经典"作为普遍性的东西已不再和"具体"的解释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先是产生了对"具体性的解释"的怀疑,继而怀疑到"普遍性经典"本身。这对于宗教世界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信仰是不可割舍的,人们将根据自己的历史体验对经典做出新的、更为切近自己生命的解释便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此一危机可能使人们在一片迷茫中导致信仰的失落。另一种危险来自于当代人对经典的不同理解,如上所述,这种理解的差异性根源于不同的历史体验,它可能使一统的上帝被分解,导致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彻底分裂。而推及到传统问题,这种危险便是对传统真相的歪曲。

宗教的解释所面临的危机推动了人们对《圣经》和罗马法典及其要义解释的重新理解。解释学的形成,就得益于在重新理解《圣经》中的获得一个根本动力。此种理解的方向被规定为:必须对现实和传统的差异性从整体上把握其信仰的真实性,以期达到某种新的、和谐的世界图景,对分崩离析的当代之忧虑,使人们热衷于"和谐"的过去和传统,因此,向着新的世界图景努力的第一个结果便是向着古希腊文化传统回归的欲望,似乎在古腊传统中展示的才是人类的真正未来。对古代典籍所使用的语言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被视为神圣的《圣经》是更早些年代希伯来语的手抄本之复制品。这一发现对"重新理解"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类解释者们都想在这块新大陆插上自己的旗帜,给予这些更具有权威性和真理性"本文"以权威解释。哲学家与神学家都在竭力重新制定"典范""真理",从而一种理解释的"应用技术"作为通向"绝对真理"的辅助手段发展起来,并日臻完善。

这种方法用在对传统的解释上,则有了如下的意义:正是在对原初传统本文的重新理解和解释的"技术"的运用过程中,人们坚定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确定某种唯一正确、神圣绝对的东西是可能的;它还表明,"解释"对于传统"本文"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这样一种艺术,能从传统本文中找出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意义,正因如此,它便能够在传统"本文"的普遍性和单一场合的具体性、已成为过去的传统性和现存的现实性之间崐难以逾越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它要求把理解者置于被理解的传统"本文"语境之中,使理解主体进入历史和传统,并以自己的体验重新解释传统。传统与当代、本文与解释者,便以这种方式构成一个整体。这种理解与解释的方法便是我们称之为"前解释学"的基础。

在严格意义上,"前解释学"还不属于解释学,因而它提供给研究传统的方法有两个特点:1、它是从现在向着过去传统的一种单向理解运动(类似于中国的训诂学),虽然这一运动是为了未来的;2、它所追求的仍是传统"本文"中的"神圣绝对的精神",虽然这一过程可能通过不同的理解渠道来完成。尽管如此,"前解释学"仍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存在本身已显示了解释的自由、开放、宽容精神的生命力,当代解释学,可视为这颗富有生命力的种子结出的硕果。它在解释传统中所起到的方法前提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当代解释学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拓展

总的来说,当代解释学的方法的形成之于传统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摒弃前解释学追求某种"绝对"传统本文的"绝对"理解的口号,而将意义相对化,从而使"传统"不再是一种死的、被定性的东西,而是具有了过程性、历史性的东西,也就是成为可发展的东西。另一方面,摆脱神学的枷锁,而将解释学提升为一般的方法论,从而为解释学所承担的解释传统的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本文的解释:理解"传统文本"

要疏理当代解释学方法在解释传统中的作用需从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开始。他的一般解释学可谓是当代解释学的第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形态。

古典解释学所忽略的问题,就是对传统的理解中的传统本文和传统意义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施莱尔马赫关于本文与教义之间的关系中。施莱尔马赫在解释《新约》时认识到这点:如果坚持语义的分析,就摧毁了现有的共同信仰;如果坚持以教义学为基础,许多"本文"则显得不可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施莱尔赫首先在原有的语义学规则的基础上补充几条新规则,其中最主要的是:所理解的本文必须置于它赖以形成的那个历史语境中。这一增补或多或少照顾到了宗教信仰的共同性,它对理解的约束表现在更大范围的历史语境对"本文"意义的限制。还有一项工作直接推动了一般解释学的形成,这就是翻译柏拉图的著作,施莱尔马赫从中获得了单靠苦思冥想很难得到的解释经验。下列问题在翻译中被凸显出来:思想风格和表达形式的联系;理解本文时那和不可少的整体与部分之循环关系;在实施翻译之前从整体上直观本文的核心之必要性;解释者与作者的关系,等等。施莱尔马赫从中意识到本文的意义不能仅仅依赖于对语言的共同性分析,只有通过读者对作者的"心理重建",亦即再现作者创"本文"时的心境,并以此进入作者,"设身处地"地站在作者的立场上考察对象才有可能。这种方法施莱尔马赫称为心理学的移情方法。

如果按照施莱尔马赫这种方法把传统作为本文,可以发现,"传统本文"的理解也同样符合解释学的原则:1、对传统本文的理解应置于它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2、传统本文与理解者之间存在着重建关系。另外,从施莱尔马赫对解释学规则的阐释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解释学方法对传统的意义。他把解释学的规则分成两个部分--语义部分和心理部分,在理解过程中分别表现为比较的方法和预言式的方法,前者侧重于语义学,通过语言知识找出大量可供比较的关系,以昭明"传统本文"语义的晦暗方面。这种方法表明了解释、理解传统中的客观性原则;后者则侧重于心理过程,它所指向的是创造性的联想,因为作者的"意图"往往不象"传统本文"那样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所谓"重建"作者的心理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再构建的过程,这种方法代表了理解传统中的主观性原则。这两种方法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在这里施莱尔马赫对语义学、心理学,比较的方法和预言的方法之相互关系达到了一种辩证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它所蕴含的乃是一种主观-客观的辩证法,正是基于这一见解,他这样规定了一般解释学的理解任务:主观的重建客观过程。

由于理解者的主观性参与了理解传统的过程,为理解的相对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受到了实证主义的抨击。此后相对主义像一片不散的阴云,始终笼罩着解释学,从而使解释传统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这种色彩。

(二)心灵的解释:对传统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活动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提出了重新认识传统的需要,而此时实证主义也以自然科学为立论根据对解释学展开了批驳,从而对解释学解释传统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狄尔泰为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袭,将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解释学发展为"体验解释学",标志着哲学解释学的形成。他认为,如果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来考察性质完全不同的精神科学,结果就必然会走向谬误。狄尔泰使指向精神科学的解释学摆脱了自然主义的解释,而与心理学结成了坚实的同盟。由于每一精神的构成物都是来源于人的心灵,虽然个人总是在社会与历史的关联中被考虑的,但其最终的根据却是个别性,因此一切关于文化现象包括传统等的学科都为精神科学,唯有基于个别性的心灵才能被合理的理解。而且给予精神科学不可动摇的基础的正是心理学。由此,我们认为,在狄尔泰那里,解释学解释传统的活动具有精神科学与心理学的特性。他对传统的观点同施莱尔马赫一样是以体验为核心的,体验成了理解传统中"主观-客观"之统一的纽结,它不仅使对传统的理解成为可能,还能借助解释的循环验证和修正已获得的理解,因为体验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的,它代表着"心理的关联"。通过心理的关联,单一的传统要素融入了世界总体精神之中,包括研究个别性传统要素的心灵生活的心理学因此成为整个精神科学的基础。

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狄尔泰的这种解释传统的思想,固然成功地抵御了实证主义的进攻,使作为精神活动的解释传统活动的存在合法化,同时也将它进一步地推向了相对主义。虽然他一再强调对传统的理解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相对性,然而,在他为这种相对性寻找一种普遍的基础时,更多的则是毫不犹豫地将其归入了相对主义。此外,体验解释学的最大问题,是因袭了施莱尔马赫把理解看作人理解他者、历史、传统乃至自己的工具,忽视了理解对于人的生命自身的意义。

由此,伽达默尔对狄尔泰的客观化方法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照此方法,读者若要读解某一传统文本,他就得放弃他现在的观念,完完全全、照搬照抄传统文本的原意。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握传统文本的客观精神。他以客观精神来假定人类有一种共同的人性,并以为惟在此基础上,共同的理解才成为可能。但他却以此否定了历史真理的相对性,否定了传统是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创造。这种客观化方法使得理解只成为注解,而未能读解传统文本对我们现时代的意义。这样,精神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就并无二致。虽然他力图为人文科学的理解辩护,强调我们说明自然,我们却还必须理解人,但他仍未跳出自然科学方法的框架,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理解。应该说,这种批评还是中其要害的。

(三)历史的解释:传统解释中的时间性与历史性

提出解释传统的历史性问题的是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他对传统问题的观点包含在他对时间问题的阐述中。海德格尔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此在"。此在存在的意义即是时间性,时间的三维是将来、曾在、当前。人们常常把历史、传统当作过去之事,与现在已经无关,把传统静止下来而当作一种对象,这是不可取的。因为,"此在从不可能过去的"。本真的此在先行返回其曾在,把传统中的可能性承担到自己的当今时代上。"此在"即使在朦胧晦暗中也背负着传统,并明确地、决然地承传传统存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即重演。重演是曾在的本真样式。指此在以其生存的将来回到其曾在状态,直回到开端。重演并非要让过去之事或过去之观念比如传统重返,或让当前的事事都服从于以往的规范。另一方面,重演也不要与过去作一番比较以突出当前的优越性从而声称时代的进步。复旧与进步对于当前的本真生存都是无关宏旨的。对传统的重演的自由的可能性包括承传、反对和放弃。如果这样来理解传统的历史性,就会发现传统本质重心不在过去之事中,也不在过去与当今的联系中。"本真的演历源自此在的将来",而"本真的向死存在……是此在历史性的隐蔽的根据。"①

由重演,海德格尔把传统带入了解释学。他的解释学不仅涉及具有历史学性质和意义的文本如传统,而且扩展到了且首要地就是对具有历史性的存在者即"此在"的解释。他对解释的理解包括三个主要之点:1、任何领会和理解都是一种解释;2、没有不怀先见的解释;3、解释中的循环不可避免。由此,他把解释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而在解释传统中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更为显著。

(四)语言的解释:以"效果历史意识"反观传统

对语言的重视和研究是解释学达到对意义和理解的目标的重要基点。这促使伽达默尔把"语言"确定为解释学的核心,创立了"语言解释学",并把它运用于解释传统的研究。在伽达默尔看来,人首先不是使用语言去描述世界的,而是世界体现于语言中;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世界中存在而具有语言性,而是语言代表了一种"世界性"。因此,就终极意义而言,语言正是人类的本质和寓所,是科学、历史、文明、传统之母,它是一切理解的基础,理解只是意味着对语言的理解,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

在解释传统问题上,效果历史意识的理论标志着伽达默尔思考的最高成就。在这种意识中,历史不再是可供我们研究的客观化对象,不是那种所谓不依赖于认识主体而自在存在着的"自在之物",而是一种"效果历史",它是过去的传统与当代的现实相互作用的历史,这就是说历史不能仅仅理解为过去已发生事件,把历史研究的任务规定为客观的再现历史事件,并从中勾画出历史发展行程的长链。相反的,历史的真实性应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是历史的演变着的存在,历史作为传统,表明了我们形成于历史之中,亦即当代植根于历史传统;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历史传统参与了当代的形成,便在当代中找到了它存在根据,由此而进入了当代;然而对我们发生影响的,构成着我们的历史传统乃是我们所理解到的历史传统,在理解中,历史传统被重新塑造了,它是基于我们的"视界",基于我们的自己的经验而被理解的历史传统,这样,我们通过对历史传统的理解融入了历史,成为历史的构成要素。

由此可见,以"效果历史意识"来阐述历史传统的方法,包含了对不同的"视界"所展现的对传统的不同意义的意识,当然也包含了对这两个"视界"(主体本身的"视界"和历史传统本身的"视界")本身的意识,从而把作为理解主体的我们意识到的它者,即历史传统区别开来,当然这不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全部,它还包括对两个"视界"相互作用的意识,即着眼于它们所产生的效果,这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视界"出发而并不取消历史传统的"视界",反之,尊重历史传统也不是意味着将主体的主观性化为虚无,这就是伽达默尔不同于其它的历史传统理解理论、不同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心理移情说的原则区别之一。

 

三、西方解释学在解释传统中的方法困境及其解析

随着解释学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它自身也开始分化,朝着不同的向度发展。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德国解释学传统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意大利的E·贝蒂、法国的利科尔等人的解释学说,在德国本土,还有哈贝马斯。他们的观点虽不尽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焦点:克服对传统理解中的相对主义。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解释学流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这些不同的意见倒是真正相互补足的,其中他们解决了一些解释学在解释传统中的某些方法论疑难问题。

(一)传统解释活动中的客观性问题

对解释传统中的客观性问题的解答,主要体现在贝蒂的思想中。贝蒂认为,伽达默尔等人的解释学缺乏一种理论的彻底性,他们把施莱尔马赫、洪堡、狄尔泰等思想家视为不可逾越的正统权威,从而关闭了解释学自身发展的道路。他们的解释学在解释传统过程中,未能解决理解传统过程及其结论的客观性问题,没有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防止理解传统中的相对主义。为维护在解释传统中传统意义的客观性,贝蒂严格区分了"解释""含有意义的形式""解释"乃是理解主体的行为,"含有意义的形式"则是意义客观化了的存在。在他看来,精神科学范围内的人文现象比如传统基本上是人的主体性具有"含有意义的形式"之表现,这个"含有意义的形式"就是主观心灵的客观形式,亦即人的主观性投射到外在对象上的客体化存在。在此,所谓"主观性的投射"乃是达到对象的一种方式,在此一投射中对象上呈现的形式,映现在主观性中便?quot;含有意义形式"。在贝蒂看来"含有意义形式"就是精神的客观化。客观化精神的这种形式上的确定性是与它的现实存在联结在一起的,换言之,在含有意义的形式中,意义和意义载体是相互吻合的。一切解释都只是对含有意义的形式的解释,通过解释,把握这种形式中所包含意义。由于含有意义的形式将精神客观化从而克服了特定主体与精神之关系的那种直接性。将过去所发生的意义呈现在我们面前;正因如此,"含有意义的形式"实质上乃是一中介,这种中介作用使主体间的普遍交流成为可能,理解的普遍性与客观性便基于这种?quot;含有意义的形式"所开启的主体间性。

贝蒂的解释学在解释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为自己的传统解释理论提供了一套可供操作的方法。他将其概括为解释的四个原则:1、解释的客体(传统)的自律性原则。就是说被理解的"本文"即传统是独立存在的,它的意义既不依赖于理解者,也不取决于作者,只存在于它的内在结构之中;2、整体原则。惟有通过对传统意义整体的预期性认识,才可能确定单一的意义,从而进一步达到意义整体之确定;3、理解的现实性原则。这一原则所指向的乃是阐释者的主体性,具体地说,是主体之解释功能,凭借这种能力,主体通过模仿的?quot;补充、转化、深化"的双重创造性,重新构建"传统本文"的意义;4、解释传统意义的和谐原则。贝蒂区分?quot;法理的探究""事实的探究"具体的主体性在它们之间起着一起协调作用,旨在使"法理的探究"中表现为主体间的主观因素和"事实的探究"中所表现的客观性相互吻合,和谐一致,使阐释者自己当下的具体性与整个诠释的效果融为一体。贝蒂坚信,只要坚持上述原则,就能达到对传统"本文"的客观理解。

(二)语言阐释传统的功能问题

对解释学的语言阐释传统的功能问题的解答,主要体现在哈贝马斯的解释学理论中。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立足于语言本体论不同,哈贝马斯虽然将语言视为原则和事实,但最终却是把人的社会交往当作一切理解的基础,同时,也当作理解传统的基础。就此而言,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哈贝马斯认为,解释学对传统的理解是人的一种潜在能力。人们可宕死斫庥镅运泶锏乃枷牖澈头怯镅运泶锏钠魑锸降拇车恼囊庖濉S捎诜怯镅运泶锏钠魑锸酱承胪ü镅孕缘淖⒉⑼ü镅员硎龀隼矗虼耍迳纤担车慕馐偷哪芰κ遣荒艹接镅孕缘摹H说慕馐痛车哪芰τ胗镅韵喙兀皇撬担庵帜芰κ镅运ǖ模凰谧魑死嘌У淖畛踅峁沟"交往功能"

与伽达默尔不同,哈贝马斯在对解释传统的语言进行考察时首先注意的是语言的社会功能。立足于社会功能考察解释传统的语言,就会发现理解的解释模式总是与特殊的实践领域之交往结构密切相关的,而能够表达这种相关性的就是日常语言的解释模式。哈贝马斯认为,对传统的解释的理论性是充满了实践性的,它包含了社会?quot;行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样性判断。日常语言的模式正是把实践的关系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性结构中的解释模式,它不仅依赖于"行为间",而且也同样规定着"行为间",日常语言的解释模式之实践意义便于在于此。

从分析解释传统的语言的功能出发,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所表达的意识决定着实际生活的物质存在。事实上,社会的客观联系并不是产生于主体性意义上和符号流传意义上的领域中。社会语言的基础结构是通过现实强制--使用技术的方法的和社会暴力镇压的关系--而形成的。这两个强制范畴不仅是解释的对象,而且,在语言的背后,它们也影响着语法规则本身,而我们就是按照语法规则来解释世界的。客观联系(社会行为只有从客观联系中才能得到理解)产生于语言,也产生了劳动和统治。诚然,可以把语言理解为一切社会制度都依赖的"元制度"。因为社会行为形成于日常语言的交往中。然而这种元制度又依赖于社会过程,成了统治和社会势力的媒介,正因如此,语言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东西,鉴此,问题就不是语言中包含着欺骗,而是化为意识形态的语言的概念系统本身就意味着欺骗,在哈贝马斯看来,解释学的经验已说明了语言对实际关系的这种依赖性,从而,解释学的经验就成了"意识形态批判"。哈贝马斯的这种解释学的方法对传统研究的意义在于说明,在使用语言解释传统中,不应仅仅研究传统本身的语言结构,而要更进一步探讨这种语言形式后所连接的社会实践,这样,才能使传统避免化为一种纯粹的语言问题,而与实践联系起来,充分显示它的现实性。

(三)传统解释活动中理解与理解者的关系问题

对理解与理解者的关系问题的解答主要体现在利科尔的本文解释学中。"本文"概念是利科尔解释学的核心与基础,他将"本文"定义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话语一经固定,便使本文远离了言谈话语的实际情境和所指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固定就意味着"间距化"。间距化表明了意义超越事件以及所表达的意义与言谈主体的分离,这意味着本文的"客观意义"不再是由作者的主观意向所规定的。由此可见,传统是符合利科尔关于"本文"的条件的。

利科尔认为,"传统本文"因脱离了作者而获得了自主性。这样,读者便无须从"传统本文"中揣摸另外的意义。我们要理解的不是深藏在"传统本文"背后的东西,而是"传统本文"向着我们所展示出来的一切;也不是早已凝固于"传统本文"之中的建构,而是这个建构所开启的可能世界。就本文而言,这个世界是本文的世界;就读者而言,它又是读者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本文的世界即读者的世界,本文的世界是通过读者的世界而表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本文"的意义重又转向它的指谓,过渡到言谈所说明的事件,当然不在言谈所发生的语境中,而是在读者的视界里,这一过程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传统本文"业已解除了一种特殊的语境关联,形成了自己的准语境,这使得它能够在一种新的情况下进入其他语境,重建语境关联,阅读行为就是这种新的语境关联之重建。阅读就是把一个新的话语和本文的话语结合在一起。话语的这种结合,在本文的构成上揭示出了一种本来的更新(这是它的开放特征)能力。解释就是这种联结和更新的具体结果。在阅读过程中,本文符号的内部关系和结构获得了意义,这个意义是通过阅读主体的话语实现的。对于利科尔来说,理解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他的解释学定义就是从中引伸出来的,即解释学是关于与本文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本文的话语的实现问题。它在本质上是反思的,而且由于它的反思性,本文意义的构成同时就是理解主体的自我构成。利科尔所论述的本文与读者的关系问题,如果把它推演到解释传统领域,即是把传统作为文本,来讨论传统与解释者的关系。这个关系也确实是传统学领域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它涉及到"传统"的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解释者的主体价值与传统的客观性、"传统"本文与解释者之间的中介等等问题,是当前的解释传统的理论研究中应着力解决的。

(四)解释传统的模式和途径问题

解释学将通过何种途经解释"传统"?这个问题在伽达默尔的视野里得到了解答。他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思想出发,把解释学现象看作是人类的世界经验,通过强调理解的普遍性,引出一种普遍的理解模式,并把这种理解模式推及对于文本、对于历史、对于任何通过活的传统"传给我们"的东西的理解。因为理解归根结底是人在世的基本模式。他用几个重要的概念对此进行了说明:

理解的历史性。 所谓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是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即传统)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要影响和制约他对传统文本的理解。古典释义学认为,既然理解者和传统文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间间距鸿沟,那么在理解时不可避免会有理解者主观的成见和误解,因此,解释学的任务就是要克服由于历史时间间距造成的主观成见和误解,越?quot;现在"的障碍以达到客观的历史的真实的传统,即把握传统文本的原意。总之,历史性是应予以克服的主观的偶然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传统文本"有它本身基于它的历史和社会处境的历史结构,传统文本总是一定地处于一个世界,它总有它自己的不容忽视的历史特殊性,那么从中可以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传统文本的读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上,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我们没有理由只承认传统文本的历史性而要读者否定他的历史性。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传统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传统理解者还是传统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的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成见。 从启蒙运动以来,在许多人眼里,传统就只有否定的意义,尤其是它常常同"成见""权威"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就更是如此了。所以解释学念念不忘要人们摆脱传统给予他们的成见和束缚,甚至最好"抹杀"自我,以达到客观的理解。伽达默尔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正好相反,他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这是一个容易使人激怒的说法,因为我要用它来把一个肯定的成见概念恢复到它正确的位置上,这个概念被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从我们的语言用法中驱逐了出去。可以表明,成见的概念原来并没有我们加给它的这种意义。成见未必都是不合理和错误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实际上,我们经验的历史性使成见在其字面意义上构成了我们全部经验能力的最初方向。成见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它们是我们据以经验某事--我们遇到的东西据以对我们说什么的条件。这个表述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被围在成见的墙中,只让那些能出示一张写着'这里没说新东西'的入场证的东西通过狭窄的入口。我们倒是欢迎那答应给我们的好奇心以新东西的客人"。伽达默尔这段话非常透彻地论述了他对研究传统中的成见的总的看法。

所谓成见,也就是海德格尔讲的理解的前结构,它是传统制约人们存在和理解的历史性因素。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都有自己无法意识到的成见,许多指导他在一定的处境下如何行事的预想和观念。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那么这就必然意味着我们总是带着没有反思过的观念去理解。既然没有成见理解就不能发生,那么就应该承认它们本质的价值。所以问题不是要抛弃成见,而是要决定什么是真成见或合理的成见,什么是错误的成见。成见有可能是错的,但也有正确的,能适当地形成我们对事物的态度,而"一个不承认他为成见所支配的人,将看不到成见的光芒所显示的东西。"③

伽达默尔指出,在启蒙运动之前,"成见"这个词并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的否定的意义。实际上,"成见"是指所有决定一种情况的因素被最终检验之前所作的一个判断。因此,成见并不一定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当然它可以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值。只是由于启蒙运动及其对宗教的批判,成见才只有"虚妄判断"这样一种意思,但这是启蒙运动对成见本身的成见。

权威。 启蒙运动之所以认为成见只是"虚妄的判断",是因为它认为成见源于权威。启蒙运动总的倾向是不接受任何权威,而以理性来决定一切。权威似乎总是意味着盲从和崇拜。如果由于相信权威的威信而放弃自己的判断,那么权威确实是成见的根源。但这并不排除它也可以是一个真理的来源这种可能性,启蒙运动在否定权威时正是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伽达默尔认为,一切权威的最终根源是理性,盲从不是权威的本质。事实上,权威不能授予,只能获得;权威同服从无关,倒是同知识有关。当然,权威要发号施令,也需要服从。人们最初承认并服从一个人的权威时,总是觉得权威无论在判断、在知识、在洞察力或在其它许多方面要超过自崐己,权威所讲的不是非理性、任意的,而是可以看出是真的、正确的。这就是老师、上司、专家所要求的那种权威的本质。可见,权威并不是一个盲目的、无可奈何的行动,而是一个理性的自由选择。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理性和传统不是对立的。在传统之中并不限制理性知识的自由,而是使它可能和必然。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但是,传统并不是像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保存旧的东西。即使是最彻底、最坚固的传统,也不是靠一度存在过的东西的惯性来维持的。传统无论对生活起好的或是坏的作用,都同传统的所有者对传统的态度有关。传统需要肯崐定,需要接受,需要培养。传统确实是保存,但却是有选择地保存,本质上是在一切历史变化中主动地保存。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历史上有的东西历久弥新,有的却早已湮没不彰了。据此,伽达默尔得出结论:不管怎样,传统作为保?quot;就象革命和更新一样,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行动",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认为只有新的东西、计划过的东西才是理性的结果,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即使是在生活急剧变化的地方,比如在革命的时代,保存在一切事物的演变中的旧东西,也远比人们知道的要多,它同新的东西相结合,创造新的价值。"④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分理解对象--文本,文本了就是他的世界的一部分,人不可能走出自己的世界,生活中是没有旁观者的。所以,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伽达默尔指出:不应把理解设想为好象是人的主观性行动,理解是将自己置身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对哲学解释学来说,传统和成见都不是应加克服的消极因素,而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传?quot;调动"了解释者的成见,以促成积极的理解。

启蒙运动反对传统和成见,而狄尔泰所代表的十九世?quot;精神科学"则追求自然科学那种按照一个规则体系和方法论原则得到客观知识,但这恰恰反映了他们的主张失去了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其实,即使是最无倾向地运用科学方法,但在选择研究课题、设想新问题、对新知识产生兴趣方面,仍有传统的因素起作用。一切知识产生的背景总是历史的,知识的产生和知识本身也都是历史的。知识和理性并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在它们之间还有制约、决定它们的东西,这些就是历史性因素。哲学解释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人的世界经验的这种历史性因素,确定它的解释学的建设性功能,即它在理解中所起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在这个意义,解释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这是伽达默尔的传统理论的合理之处。

当然,伽达默尔对于成见、权威和传统的分析也有片面之处,当他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责启蒙运动没有从历史的高度来正确理解成见和权威,并进而全盘否定启蒙运动对成见和权威的批判时,他自己实际上同样没能从历史高度来认识启蒙运动对成见和权威的否定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因而也不能对启蒙运动本身做出正确的评价。伽达默尔显然是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在谈传统。

伽达默尔强调人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人们必然完全受传统的支配。正如人虽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却能对自然界进行反思和研究,进而改造自然界一样;人虽然始终处于传统和历史中,但也能对传统和历史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主动地创造历史。传统也好,成见也好,人们都不是无保留地加以继承和接受的。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人们对于成见和传统不断地加批判和扬弃,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伽达默尔对于人的这种历史主动性,显然缺乏足够的估计和评价。

对上述西方解释学关于解释传统中的某些疑难问题的简略解析仅仅是一种宏观上的考察,事实上,自施莱尔马赫奠定当代解释学,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一股令人瞩目的世界性哲学思潮。西方解释学在解释传统中的方法论意义突出地表现在把实践哲学引入解释学。这种引进使解释学方法本身具有了实践性,从而也赋予了以它为核心的解释传统的方法论以实践性,这种实践性的意义在于:从理论上更新了解释传统的方法论;从实践上,解释传统的方法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原则,而具有了很强的操作性为传统的改造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尽管解释学所发展出来的解释传统方法论并不是一个已经足够完善的方法体系,但它在当代已经拓宽了很大的理论市场,它的……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86
贝蒂:《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的诠释学》,图宾根1972年版,第7
转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77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图宾根1986年版,第250

 

2004/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