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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追寻?

---关于《追寻中国精神丛书》的一点“隐私”

黄玉顺

 

关于《追寻中国精神丛书》的由来,我已经在丛书的“主编琐语”当中有所交代,不过,这里我还想再披露一点“个人隐私”。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两本书,在中国内地非常走俏: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一时间,许多人成了“韦伯热”中的“韦伯迷”。书中,这位韦伯先生认为:西方从“新教伦理”传统中自然生长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传统则无此殊荣。这使我想起近年来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时髦语:“双重标准”。韦伯先生对西方的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这种双重标准在民族文化问题上的流露:中国之不配拥有现代化,一如西方之理当享有现代化,是其民族文化基因决定了的,有何话说?

但我实在感到“有话可说”,乃至耿耿于怀、不吐不快。这才是我组织编写这套丛书的真正的隐密动机所在。坦率地讲,我并不赞同所谓“重建传统”的主张,因为这个说法哪怕仅仅在语义上也是不通的。

但是我实在不能想象,有哪个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化、现代化,真能割断传统的脐带?或者纵然割断了,又真能去除其母体的血液?西方现代文化就是如此,无须去作“血亲鉴定”。

这出自我的一个信念,一个关于文化历史的信念:在文化的历史变革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彻底决裂”的可能。假如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彻底决裂”,人类必须不断地从头开始,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你我今天都还是猴子。

这就使我产生了另外一个信念: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文化传统,无论怎样地只是历史的暂时的存在,但它必定含有某种或者某些可以超越历史的恒定的东西。否则,我们还是逃不过永远做猴子的命运。

对于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我们不妨从“复兴”二字上好好地品味。因此,必须对任何文化现象作一种“二重分析”。汉代学者讲《周易》,认为“易”具有三个意思:变易,不易,简易。文化总是变易的,但变易中必有不易的东西;这不易的东西又必是简易的。真理的简易性也是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一种信念。当然,从文化传统中捕捉这种简易的真理,这件事本身却不是那么简易的。

我不敢说这套丛书就已经逮住了它。但这没关系。关键在于:我相信它存在。所以我将继续追寻,怀着一种梦想: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原载:2000年12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

转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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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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