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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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智慧之光启迪治国与立人

刘宝森、闫祥岭、俞菀等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预言:“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被雅斯贝尔斯视为“轴心时代”代表之一的中华传统文化,正酝酿又一次新的燃烧和飞跃。

    中华民族先人们,包括其中的圣人贤士,站在无比超凡的智慧和道德高地,精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志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

    从2013年11月以来,仅仅一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尊崇,展现东方文明大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参观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提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到“五四”与87岁的国学泰斗汤一介促膝交谈话《儒藏》;从在北师大考察时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反对“去中国化”,到外交活动中阐释中华文明与海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第十三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价值观自信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到第十八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汲取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

    今年适逢孔子2565年诞辰,每5年举办一次的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首次迎来国家主席登台演讲。习近平演讲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瑞典科学家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曾得出结论:21世纪,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过和平幸福生活,就应当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中国孔子的智慧。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当代人类面临的许多突出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与力量。

上编  治国理政:从历史深处汲取智慧力量

    中华民族先人们创造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闪耀着穿越古今的智慧之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八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从中华智慧制高点再出发

    2013年11月2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孔府考察,他在孔子研究院看到《论语诠解》和《孔子家语通解》,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主编这两本书的是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他回忆说,自己当时给习近平总书记总共汇报了儒学的五个当代价值,特别提到:孔子是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齐名的世界级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是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他提出的为政以德、为国以礼、修己以敬、义利观、中和等,对我们现在社会的治理、廉政建设具有很大意义。

    “孔子活着时,吹他的有,骂他的也有。对这位伟大圣人迄今任何人贬损也贬损不了。学不学,孔子都在那里。”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长王大千对半月谈记者表示。

    可资镜鉴的,并不只是这位被推崇为“千秋帝王之师,万世人伦之表”的先秦儒家创始人。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郑杰文说,包括儒家在内的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及后世融合各方学说建立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都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生力量,传统文化中优质部分理应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出发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一直以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启蒙价值观为坐标体系,这种割裂传统的嫁接难以真正解决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问题。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姜义华指出,实际上,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两千多年“大一统”的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这种无中断的文明里面有很多有生命力的东西。

    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

    《尚书》曰“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认为百姓安居乐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这是中国几千年政治伦理的核心、政治的最高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孙秀民认为,把民众作为国家之根本这一思想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唐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明清时代臻于完善。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经典论断;荀子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著名比喻。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最早见于《管子》。在世界古代几种文明中,古希腊文明确定了有价值的天地自然作为对象并热忱地追求,从而形成以自然为本的价值取向。古希伯莱文明确定了有价值的上帝天国作为对象并热忱地追求,从而形成以神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在商以前也是以神为本,但从西周开始,从周公封于鲁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就从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人世是神世的根本,这种思想在西周得以发展,形成了西周文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特色。

    陈来认为,春秋后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大多数都赞同以人为本思想,坚持人世优先,只不过对人世的发展、协调、治理有不同的理念。春秋时著名政治家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人世上。

    以民为本,要求实现安民富民乐民教民。从《管子》提出“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到荀子“以政裕民”,再到程颐“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忧为本”,都启示治国必须始终着眼于关切民瘼,改善民生,让黎民百姓衣食无忧。

    “西方的人本主义更多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更多以群体为本。”陈来说,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很早就超越了地方局限性,有大天下情怀。《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说“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是中国人的基本观念,中国人早就把这个“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了,强调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先于个人。

    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认为,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己”是最重要的,和西方观念中最大的不同是,“己”永远不是一个孤岛,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儒家的关系网络从个体出发,同心圆逐渐向外扩展,包括个人、家庭、族群、社会、国家、人类、生命共同体(包括动植物)、宇宙。

    推行仁政,德主刑辅、礼法合治

    “近代以来,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大家喜欢谈法制、民主,这是值得肯定的,这属于‘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告诉半月谈记者,除此之外,治国理政还有另一层“治道”。即便是在同样的制度下,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传统思想在“治道”方面有着深刻的智慧。“为政以德”、“仁政”、“王道”等思想至今仍不褪色。

    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主任、上海市社科联常委俞吾金指出,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思想立足性善论,推行仁政,建立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秩序。“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求当政者以仁心行德政仁治。否则,暴力、峻法、霸道之下,社会将永无宁日。

    孔子讲仁,仁主要是作为道德概念阐说的,孟子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庙”,仁开始上升到政治普遍原则。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政治文化里,仁都是一个主导政治行动的基本原则。实录唐太宗治国理政言行的经典文献《贞观政要》强调,以仁为本,仁义为首,仁义成为社会政治最基本的价值。

    陈来说,中国传统政治历来推崇以德为主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对立面就是以刑治国,强调政令、刑罚的作用,忽视道德的作用,这是儒家坚决反对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治理国家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鲜明特色,影响深远。孔子强调礼治,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明确提出并阐述了礼法并施的思想,提出“隆法重礼”、 “法礼兼用”。西汉时期,董仲舒进一步明确“德主刑辅”,突出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辅之以刑罚。

    “综观中国发展史,中国的政治不单独强调法治,也不孤立地讲德治,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礼治,因此中国过去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在姜义华看来,中华政治文明的特征是法治和礼治结合,德治和刑治并行;礼治是防范于未然,刑治是辅助性补充,共同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姜义华认为,礼的背后是仁和德,孔子就讲“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而礼的本质是规范、典章、制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仁治与法治显然不可偏废,善恶问题既要在道德领域讨论,也要在刑罚领域划定界限。

    历史证明,治国理政既不能完全寄托于圣君的道德教化和民众的道德自觉,也不能仅仅依靠刑罚的力量,排斥和否定德治、礼治的功能。

    尚和合,和而不同

    和是儒家的精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和”已经发展成为儒学的理想人格观、审美观、世界观等,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儒家政治文化尤为强调和谐、合作、包容,注重从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诉求中寻求共同的利益交汇点, “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

    与儒家尚中和类似,道家治国思想强调“知止”,反对权力的滥用和为政者的妄为、强制;其核心思想是遵道而行,自然无为,以道治国。这些政治智慧有助于协调不同政治集团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化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推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宋代讲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其实道家在治国治世方面也有智慧贡献。“道家的治国主张立基于自然、无为、不争的哲学智慧,它以天地自然为坐标,将养生与治国紧密相联,从天人和谐、社会和谐以及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来思考问题,超越时间、地域和民族、政治集团的某些局限,成为一种富有普遍性的管理之道。”刚刚完成国家社科项目“道家治道及其践行研究”的吕锡琛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称,道家治国思想在历代政权中都有体现,汉、唐、宋、明、清等朝代创建者多从道家治国思想中寻求善政之资, 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洪武之治等盛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在于为政者吸收道家治国之道,与儒家治国之道互补共促。

    墨家亦崇尚和为贵。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朱大可认为,墨家所说的“兼爱”,无论是家人友人亲人还是陌生人,都一视同仁。墨家主张“非攻”,即和平,这也是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重要主张。

    在冲突加剧、硝烟四起的当今世界,中国传统“和文化”内政外交思想甚至被外国不少政治家关注和践行。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对立互补、宽容不苛、守柔不争等主张不失为反对战争、化解难题的良方。

    2011年,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亦在就职演说中援引《老子》“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表示将用老子这一思想践行《联合国宪章》时代精神,与各国一起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陈来认为,在强调和谐的基础上,儒家传统政治文明崇尚“合”,强调统一性,在国家的层面就是统一而不能分裂,它最高的表现就是天人合一,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当今社会,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启迪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南昌大学国学院院长程水金引用《庄子》那则有名的混沌之死的寓言,阐释道:人要克制欲望,要与自然和谐共处,不要对自然过度破坏。

    无论儒家“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伦理,还是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智慧,都与现代生态文明的理念高度契合,以致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文明应该进行“东方转向”。

    为政以德,政者正也,惟在得人

    传统治国思想认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在于德性。“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都要求正己修身,端正自己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基础。

    就官德或政治道德而言,儒家有大量垂教。“德惟善政”,“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都谆谆告诫政治的道德内涵以及从政者的示范作用。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治洪认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实行何种政体,人类政治永远需要道德内涵,传统政治道德论有益于提升当今官员的思想境界,培养其爱民、勤政、廉洁意识,自觉反对“四风”。

    与“为政以德”相关联,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强调政治责任感,充满忧患意识。《周易》最早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思想,后来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发展了类似观点,如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居安思危”思想使得历代执政者重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不断追求良政善治,而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同样忧国忧民,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贞观政要》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如何选拔有德之士,历代吏治积累了完备的察人、选人、用人制度。从“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公生明,廉生威”,从“选贤与能”到察 “孝廉”、举“贤良”,都在彰显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导向。

    治国先治吏,选拔之后还须严格管理。胡治洪说,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最早提出“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

    传统文化中可资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还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吕锡琛断言:“对于人类共同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个体特性的尊重包容,对于民生和个体生命的深切关怀,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的揭示以及对于管理者的告诫和约束,让中国传统智慧成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文化资源,穿越时空而回响在当代国际舞台。”(半月谈记者 刘宝森 闫祥岭 俞菀 谢樱)

中编  化人立人:从道德土壤深耕价值观自信

    价值观无论之于人、之于国,其作用都犹如主心骨、压舱石和定盘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德以教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积淀了一系列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思想精华,对今天建立价值共识、增强价值观自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有助于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

    道德缺失呼唤传统美德回归

    “以前,人与人之间没有这么多不信任。就拿坐火车来说,那天我听到车上广播,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等等,这用意是好的。但想想以前,在漫长的火车旅程中和陌生人聊天是一种快乐,现在真的到了这种地步吗?”57岁的初中语文教师张国良对半月谈记者感慨道。

    当代人类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社会戾气甚嚣尘上。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发掘弘扬其中的精义要素,无疑有着重要的疗救功能。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是孔子门人子路75代孙,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传统道德精华被抛弃太多,必须重新重视传统文化,重建社会道德基础。当前出现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已经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危害,如信用危机、笑贫不笑娼、暴戾之气弥漫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市场交换中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侵蚀了固有道德体系。“过去是以人为本,以财为末,以义为本,以利为末,现在一些人却颠倒了。”

    被誉为第三代新儒家领军人物的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坦言:“市场经济是好的,但在财富增加的同时,社会、家庭、学校、人际关系面临市场化;一些企业家是市场意义上的成功者,但如果缺乏责任感、同情心、对社会的关切,将是巨大的缺失。如果训练出最好的一批企业家都成了‘经济动物’,将是莫大的悲剧。”

    “当前一些社会成员缺乏信仰、理想,一些基本道德观念岌岌可危。”山东大学教授黄玉顺呼吁,重新审视传统道德,重建社会价值观,以凝神聚气,强基固本。

    心性关怀:“成人”是社会道德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

    80多年前,历史学家柳诒徵在《论中国近世之病源》中说:“今日社会国家重要问题,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苟欲一反其所为,而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焉,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而讲明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

    走近孔子和早期儒家,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在弟子向孔子请教问题时,师生间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个概念——“成人”。

    何谓“成人”?现代使用这一概念,多着眼于人的年龄、体能和智能,从而理解为“成年的人”、“达到完全发育的人”,而较少注意它的道德人格内涵。其实,在孔子和儒家那里,所谓“成人”,更多的还是指人的道德人格的养成,“成人”过程即是社会道德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

    据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介绍,在周代,人生八岁而入小学,开始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及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等到十五岁时,贵族子弟、民之俊秀,都要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样经过十几年的学习,行冠礼之后,他们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利,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责任。因此,加冠礼就是对其“成年”的认可,是其正式步入“成人社会”的标志。

    “成人”的一大标志,就是能够修正自身,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并随时纠正自己的行为。年龄长大,并不一定意味着“成人”,有的人缺乏教养,可能永远达不到社会健全人格的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强调的就是一种立身正心、推己及人的社会责任和自我理性约束。

    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小跃认为,从思想文化意识来看,中华文明起源于忧患意识,所忧患的是天良的丧失、德性的不修、善恶的不辨。儒道佛三家分别将人之为人的这一本来性质称为“至善”、“上善”、“般若”。于是,探究人性、人格,建构心性文明的问题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一个根本命题,并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发达的“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所要回答和解决的正是人之为人的根据是什么,人如何能够成为真正的人的问题。

    “仁义礼智信”散发光芒,“修齐治平”升华私德

    以“以人为本”为价值取向以及“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推崇仁义礼智信。正是这“五常”构成了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核心道德价值观。只有准确、完整地认识和把握仁义礼智信,才能掌握和领悟中华美德的精髓。

    北京大学教授张世英认为,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发挥了他的学说,讲“四端”(也称“四德”):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孔子把“信”列为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四大科目——“文、行、忠、信”和五大规范——“恭、宽、信、敏、惠”之一,强调要“言而有信”,认为只有“信”,方能“信则人任焉”,即取得他人信任。到汉代时,人们把信加入“四端”,形成了“五常”。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仁就是敦厚慈爱,义就是坚持道义,礼就是守礼敬让,智就是明智明辨,信就是诚实守信。具体展开来说,仁,孔子讲“仁者爱人”,把“爱亲”规定为“仁”的本始,由“爱亲”推广到“爱人”,到“泛爱众”; 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仁”就是由己推人、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爱人;韩愈讲“博爱之谓仁”,已经超越了亲属间的亲缘关系,已经变成大爱无疆的含义。礼,本来是强调仪式、礼节,特别注重行为面貌的修饰,作为道德就是遵礼守礼。义,它早期是对亲属以外尊长的尊敬,进一步普遍化,就变成对所有的长辈,包括亲属长辈和亲属以外长辈的尊敬,到了孟子以后,越来越变成一个跟羞恶有关的德行,变成坚持道义、去恶扬善。智,是比知识更高一级的认识层面,是对道德知识的一种辨识、一种掌握能力。

    通过五常之一的礼来实现教化,是传统礼教中国的突出特征。“礼”不是法律,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它在某种意义上要高于法律,因为它根植于人的内心,是人日常的接触习惯,是价值判断标准,是辨别是非的尺子。

    已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认为:“当代社会太注重钱和权,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是一种制度,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和观念的问题。我们现在学西方,当然很重要。他们的法,我们是搬过来了,但我们把‘礼’全丢了,令人惋惜。”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会长曹保明说,经过了某些特殊时期,“礼”的文化基础遭到破坏,“礼”被曲解、被否定,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没有了基本的“礼”的约束规范,一些负面影响已经显现。

    曹保明建议,厘清“礼”的概念,丰富时代含义,重构“礼”的价值体系,让公众知礼、学礼、用礼,形成新风气。

传统道德中还有许多珍贵的闪光点,存活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覃正爱对记者举例说,宋代周敦颐提出过“孔颜乐处”,孔子门生颜回虽然身居陋巷,箪食瓢饮,但不觉其苦,不改其乐。

    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一部分人的物欲横流、利欲熏心和贪欲乱性达到了欲壑难填的惊人程度,丧失了道德信仰和精神追求,这是十分危险的。针对此,一位诗人在《金缕曲•炎黄雪》一词中借洁白的飞雪起兴,深切呼唤超越物欲之上、永葆内心和谐的高洁情操:“独啸晶莹雪。下重阍、莫飘市井,莫飘京阙。宜向深山高士落,长共幽怀澄澈。吹素帻、颜回靖节。采菊躬耕闻道喜,任箪瓢、四壁俱空彻。五斗米,岂腰折? 千年道丧贤操辍。问云何、甫仓廪实,众心饕餮?满座儒冠嘲贫士,不笑华轩娼妾。恣物欲、官民无别。禹甸土豪金夺色,唤飞雪更借长风烈。覆浊物,信高洁!”

    颜回、陶渊明等先贤们的安贫乐道启发今人,一个人的一生除了财富、权力之外,还有更值得追求的至富至贵的东西,那就是在内心深处实现高度的充实、自适和愉悦。几千年来,虽然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给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人实现心灵安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发展了传统道德文化,提出“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

    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不仅强调个人道德情操的意义,还将其上升到社会伦理价值,并由此形成一系列个人修养方法和家国同构逻辑。

    徐小跃说,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所提出的“三纲八条目”,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正是这一逻辑关系的具体推衍。这一观念又被称为“内圣外王”之道。

    近现代以来,新儒家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也沿着“保内圣,开新外王”这一精神方向,试图重建人的道德自我。

    “内圣外王”法则,要求从个人基本道德做起,循序渐进,推而广之。“德不孤,必有邻”、 “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道德要求将个人修为与整个社会风俗的改善紧密相连。

    唤醒价值观自信,塑造道德中国

    从周公“制礼作乐”和孔子崇仁厚德以来,中华民族逐渐发展起来一套深入浅出、知行合一的道德话语系统,被普遍接受,内化于心,言传于口,身教于行。梁启超曾经断言:“我国所以能数千年立于大地经无量丧乱而不失其国性者,皆赖是也。”

    然而,近一个多世纪来,在文化自卑心态作用下,传统文化式微,传统道德几乎一度成为封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中国受到过列强的凌辱,人们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把落后挨打归咎于自己的文化。”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何俊说。

    时至今日,我们的民族文化再度受到“西化”的严峻冲击,优秀传统道德话语体系现在已碎片化。

    自从国学被重新提出来后,各种质疑的声音就不绝于耳,还有人提出了“国学无用论”。对此,杜维明认为,“国学无用论”非常可怕,如果一个人、民族和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重视,那么就会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自身处境的理解产生偏差。他对半月谈记者说,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心智模式,是18世纪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启蒙心态,其核心的处世价值如自由、理性、法治、人权等。这一价值体系颇具现代性和进步性,但也并非没有盲点,如“工具理性”强势,乃至具有侵略性的个人主义,都给当今人类社会带来不少弊端。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之时,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受邀出任第一任院长。冯其庸呼吁,几十年来国人对传统道德文化重视不够,知之甚少,亟待补课。

    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部分重新加以提炼、整合,无疑会对匡正人心发挥正能量作用,成为践行新时代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力量和心理基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科研究院教授姚中秋指出:“国家靠什么来凝聚共识?在国际社会中如何进行自我标识?孔子等思想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但有助于解决国家和社会最基础的问题:人心、国民性、国家精神基础。”(半月谈记者 谢樱 俞菀 王晓磊 闫祥岭)

下编  温古鉴今:探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曾几何时,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被当作“过时的糟粕”踢到历史的垃圾堆。如今,拂去历史的尘封,孩子们再度翻开《论语》、《孟子》、《荀子》、《道德经》等经典。在全球文明转型和中西文化激荡的今天,传统文化富含的精华元素如何被萃取和张扬?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如何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扬其精华,创新转化

    62岁的王爱华最近被刚上幼儿园大班的孙子缠着陪读《三字经》。老王嘴上应承着,心中却犯起嘀咕:这些在过去不是封建糟粕么?与儿子交流,儿子则教育起这位老党员:从唯物辩证法来说,《三字经》中可能有些糟粕,但更多的是精华。“我们要教会孩子的,是如何扬弃,是如何励志做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终南文化书院执行院长漆思认为,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西方文化的输入和“文化大革命”,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批判过了头,造成自戕,导致民族文化自信的丧失,这种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2011年,山东省教育厅要求禁止向学生全文荐读《三字经》,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争辩与论战。

    “争来争去,说到底还是理性处理‘扬’与‘弃’的关系,该扬什么,该弃什么,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弯路不少。”首创生活儒学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黄玉顺对半月谈记者说,“哪些是优秀的,哪些已经不合时宜?我们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

    半月谈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数十位路人,全文读过《论语》、《道德经》等国学原典者屈指可数。但某些封建糟粕在民间拥有巨大能量,甚至在部分群众心中变成儒学或国学的标签。

    已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生前接受采访表示, “文革”、破四旧,企图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结果出现很大问题,好的断了,但坏的一些糟粕反而在发展。汤一介认为,儒学、国学也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予现代诠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说,受到当时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儒家思想从家庭到官僚制度、社会关系,都强调通过等级制来维护社会的秩序,确实有某些不合时宜之处。而且,一部分儒者往往是站在“为民请愿”的立场上来立论,而不是站在百姓、民众自身的角度来立说,更多的是一种“为民做主”的思想,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与今天我们谈的民主思想也存在一定差距。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曹保明认为,儒家思想中存在着限制女性权利、过度约束人的思想行为、过分注重等级观念、礼的繁文缛节过多等。如果不加筛选全盘接受,这对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发展可能会带来束缚。

    传统文化自身的局限性并不等于糟粕,事物总存在一体之两面。吉林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刘辉以儒家的保守主义为例解释道,儒学呈现出某种保守主义倾向,总体上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有余,推动社会竞争、变革和跨越式发展的作用不足。但刘辉指出,儒家保守主义倾向同时孕育了儒家学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诚信守礼、严守秩序的品格,这些特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也是契合的。克服保守带来的阻碍,可从儒家文化本身借鉴资源,高扬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基本精神。

    要尊儒,但不是独尊;要复兴,但不是复古。长期研究儒学的山东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涂可国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指出:古人讲“半部论语治天下”,但也不是包治百病,不能搞极端保守主义。可取的态度应是对儒家精神遗产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新儒家们在遵循儒家核心理念的前提下,不断提出新的命题、新的行为规范,赋予其新内涵、新要素和新生命。在这方面出现了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梁漱溟的新孔学、贺麟的新心学等。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儒学形态不断发展,如蒋庆的政治儒学、干春松的制度儒学、黄玉顺的生活儒学等。

    出版过专著《祭孔大典》、《孔子弟子通传》的山东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杨义堂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一些被专制统治改造和利用的后世儒学要具体分析,对那些“君权神授”、“天人感应”、“阳尊阴卑”的神学、阴阳学要批判,对三纲五常要去掉“三纲”,保留“五常”。

    半月谈记者在山东省调研了解到,该省正推进四德(孝德、仁德、诚德、爱德)工程建设,转化利用了很多儒家资源。涂可国举例说:“儒家强调诚,但光诚是不行的。现在我们构建诚信中国,还需要在现代法理之上吸收西方的契约思想。再比如孝,我们提出新二十四孝,重新诠释有养、有敬、无违等孝道。”

    在多元对话中重塑文化自觉

    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演进史中有丰富的“对话”经验,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系统的开放性和包容度是其能够与西方文化、现实文化互补互动、共荣共生,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所在。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都是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普遍准则。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应该对话,互相观照不足,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表示,儒家思想是一种精神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其倡导的平等正是不同文化间交流对话的基础和中介。他认为,开放性“精神人文主义”是儒家传统对世界发出的邀请。

    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大多数学者主张综合创新之路,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创新性发展。杜维明提出,探索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三项资源形成良性循环。

    在当代中国,如何认识并推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现实需求。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学典看来,孔子思想站位很高,观照天下,探讨的是人类最基本和主流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可以并行不悖,姓马姓孔不是对立的。“人们长期有个担忧,弘扬儒学会对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颠覆、质疑,这是错误的。”

    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会长赵家治表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虽然在形成年代、环境、核心思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从二者的一些思想主张来看,也存在一些相通之处。例如儒家对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描述、知行合一观念以及一些辩证法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异曲同工。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刘伯山分析指出,过去我们谈到国学、传统文化就避开马克思主义,这是极大的历史误会。“要实现国学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现代化如何一体化’的问题尤其关键,必须打破过去两张皮的排斥局面,二者内在具有契合一体化的可行性。”

    如果说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客观上起到了某种变革的意义,但通过不平等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殖民的方式客观上也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觉得自身的文化不值得尊重,把落后挨打的命运完全归结到传统文化的头上,这种文化激进主义及文化虚无主义,割断了民族文化传承的根基。

    漆思分析,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特别是西方依据自身的政治经济实力和文化强势所推行的价值理念,如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鼓吹了一种忽视社会道义的强权逻辑和丛林法则,而与中国传统的德性政治完全背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道义精神无法融合;西方鼓吹的实用主义、工具理性也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价值理性难以调和。

    虽然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在理论体系、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文化冲突在所难免,但还是能在双方的思想体系中寻找到精神契合点,在取长补短中消除文化对立,寻找到中和之道,焕发出活力。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举例分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可以与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生态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对话。无论是对于自由、理性、正义、人格独立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还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或是就消极自由层面的制衡、监督机制和积极自由层面的道德主体,在儒释道各家的论说中都十分丰富,都有可供转化和沟通的精神资源。关于家庭伦理、社群伦理、工作伦理、企业伦理建设,可以在国学中找到值得发掘的资源;在生态伦理、文明对话、国家间与族群间的交往伦理方面,国学资源也大有可为。

    “对于中华传统智慧资源,我们有责任做创造性转化的工作。”郭齐勇认为,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化的调适,更深层次的即是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的转化,而非全面复古、全盘照搬,更不是试图以中国固有的传统去对抗、抵制现代的文化。

    诚如“文化自觉”论的首倡者费孝通先生所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融入时代,植入生活,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

    梁涛认为,从民族性来说,儒学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样式,提供了中国人的价值根源,提供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是植入“基因”的东西,是不能用别的东西来替代的。但从时代性来说,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要对时代特点做出回应,不能搞原教旨主义。

    “儒家价值要求在‘人伦日用’中实现。”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学院院长荆雨说,儒家文化重视心性道德、重视家庭伦理、重视人际和谐、重视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我们需要继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化、节日文化、教育内容、乡规民约等,也是我们可以继承和重新理解的,需要我们进行精密与深刻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不高兴》作者刘仰认为,要像西方那样,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至关重要。要让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与社会需求有机结合,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他说:“比如在重大礼仪上,可以既遵循传统,又符合时代要求不落窠臼。”

    孔祥楷是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庙管委会主任、孔子第75代嫡长孙。他曾经办过“少儿读经班”,也推动了十年前衢州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祭孔典礼。他认为参祭者并不一定要古代衣冠,而是穿着现代的正装即可,相关的程序和仪式也可相应简化,例如用献五谷取代献三牲,用朗诵《论语》的方式代替佾舞等。

    复兴传统文化精神核心要义在于在现实生活中抓住人们的内心诉求。当前,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一些人效仿儒家礼仪,告诫人们“需要这样做、需要那样做”。但大多数人并没有理解、反思为什么要这么做,人们需要在对话中或对话后“反求诸己”才能有所领悟。这个过程需要人“扪心自问”,并调动回忆,释放情感,进行对比。这一过程不是纯粹的理性思辩,而是追求“心安理得”、“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的精神境界。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单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应该生活化,萃取传统文化精华便是要将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移植到现实生活情景中。单波发现,《论语》的500余章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直接以对话形式出现的有140余处,且大多数是反问和疑问。在对话中,孔子较少通过逻辑推导和理性劝服来传播价值,而是以对话指引人们去体会生活、反思生活,从中获得启发。最能体现这种方式的对话当属《论语•阳货》章中关于“三年之丧”的问答。

    单波说,若人文主义的东西不能接地气,而只能束之高阁,那么就是它的悲哀。“就像法国国民相信孟德斯鸠、相信卢梭,认为这些学说是民族的魂魄,才会去学。在对学生的考核中,他们并不考孟德斯鸠的学说讲的是什么,而是说法国现在碰到多元民族的难题,请问用民族理论应如何解决。”

    多方弘道,共担使命

    复兴传统文化,是全民族各个群体的积极担当。政府官员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过程中作用不可替代,应属于重点人群。当前,一些地方党政官员亟待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并身体力行地教育和影响普通民众。

    涂可国认为,现在不少党员干部受“批林批孔”影响,把儒学妖魔化,虽然大形势下不敢全面否定,但总是说有糟粕而排斥。涂可国呼吁,共产党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儒学和国学基本教育,乃至启蒙教育,营造对优秀传统文化抱有诚心敬意的社会心理。

    “摸清文化血脉,理解文化精髓,有利于提升领导干部道德水平和施政水平。”赵家治说,像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和正义思想,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惠民思想,都是各级党政官员需要加强学习的。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士”的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文化复兴实践中,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要有自觉的文化担当。涂可国对半月谈记者说:“近代以来,激进的反传统导致儒学门庭冷落,有些人夸张地说成了‘孤魂野鬼,魂不附体’。韩国人说它们是儒学强国,中国只是儒学大国。我国知识分子尤其从事儒学研究的,要有弘道精神,自觉加强对儒学的挖掘,把贵族儒学转化为大众儒学,使之在广大民众中普及推广。”

    王学典认为,儒家提倡的君子人格是当前最为缺乏的。他说:“如何让君子再度成为国人心目中的人格典范?怎样才能让君子人格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最大程度地得以发扬?这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弘扬传统文化,青少年也是重要对象。我国目前尚处于弘扬国学的预热阶段、起步阶段,古代先贤的智慧和道德高度令许多当代人十分陌生而又无法企及。“古代7岁孩子的启蒙读物《千字文》,现在的大学生毕业都不一定能够看得懂,更不用说四书五经了。如果现在想把这些经典编入中小学教材,语文老师能不能教得了、学生能不能学得了,还都是个问题。”杨义堂建议,加大教师国学培训力度,引导青少年学习领悟,多看原著,让文化基因早早地嵌入脑海,增强文化认同感,使其成为未来复兴传统文化的生力军。

    目前,不少协会组织也主动高举传播传统文化的大旗。赵家治表示,许多民间团体开展儒学文化讲座、诵读经典等活动,应该多给它们一些空间和机会。

    复兴传统文化,除了重视主体、群体,也要关注载体,考虑传播途径、传播方式。涂可国建议,恢复重建一些文庙、孔庙、书院,为儒学传承提供载体和平台;创作和儒家文化相关的原创动漫、影视产品;挖掘儒家传统中有故事的东西,如孟子、荀子里的许多故事,寓理于事。

    湖南社科院研究员覃正爱建议,加强创意策划,探索传统文化形态的可视、可读、可感性,例如建筑、遗址、景观、雕塑、小品等,营造古色古香而又活色生香的文化气息。

    人都有情绪激动、一念之差的时候,很容易因一句话不顺耳而爆发激烈冲突。近年山东医院、公交系统推行的“医患话语”、“公交论语”,正是为了解决一念之差的问题。在双方情绪对立、情绪高度紧张的关口,互相念上几句、劝上几句《论语》中的箴言,有话好好说,就像启动杀毒软件一样,往往会化解危机,安然无事。

    从《百家讲堂》到《汉字听写大会》、《中华好诗词》,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式、新手段不断涌现,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网站、微信和电视节目、动漫、演出等,正以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晓红指出,互联网重构了人和世界的关系,沟通方式和信息传播呈现高度微观化、个性化、日常化的特征。传统文化精髓需要在当代文化语境和移动互联网传播趋势下解读,以具体生动的案例讲好中国故事,最大限度地寻求情感对接点和价值诉求共鸣点。(半月谈记者 刘硕 刘宝森 喻珮 刘巍巍 谢樱)

(本期焦点“中华智慧启迪治国立人”策划、编辑:许中科)

(本篇文章来源:半月谈网http://www.banyuetan.org/,原文链接: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jrt/2014114/116290.html 2014-11-0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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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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