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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评议

——与《原道》主编陈明之商榷

黄玉顺

(四川大学哲学系,成都市610064

 

 

著名民间刊物《原道》主编陈明先生,转来某刊编辑的一封信件,邀我谈谈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随即,他来四川大学访问,我们多次进行了深入的思想交流。待他返京后,我随之发出了对他那封信件的回复。以下文字即是那封回复的基本内容,稍有修订。

关于“文化保守主义”,我原本暂时不想说什么。现在略谈一些想法如下,以就教于海内学人:

其一、我以为,“文化保守主义”是一个过于含混的符号。

如果说“翻译即是诠释”,那么“文化保守主义”是这样一种诠释:现时思想界有多么混乱,它就有多么混乱。而现时思想界的状况是:尚未脱离五四时期、八十年代那样的思想浮泛。“文化保守主义”这口酱缸里,盛了太多的形形色色,譬如其中的两个极端,即:某些“儒家自由主义”和某些所谓“顽固派”之“儒家”。李泽厚说:进入九十年代,“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我说:八十年代是“思而不学”,九十年代是“学而不思”。八十年代是没有学术的思想,九十年代是没有思想的学术。(不过,我此所谓“学”或“学术”不是学究那样的“学问”,而是严谨的思想所需的那种严谨的学理或哲理的运思。)直到二十一世纪,才开始有人在学术地思想着或者思想地从事着学术,但人数太少。八十年代的那种无学的思想、或者不思的思想,质言之,便是:有的是吵嚷喧嚣,唯独无思。正如孟子曰:“弗思耳!”目前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便是这样的“没有思想的思想”。

再者,“文化保守主义”这个含混的符号同时也过于简单化。我知道,陈明对别人称他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是有所保留的。我很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他是一个个体,而个体总是最丰富的,绝非任何简单的抽象符号可以概括得了的。如他所说,他可以被不同的人同时划归为“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甚至“新左派”之类,乃至“意志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这能说明什么呢?

其二、就其“文化”而论,“文化保守主义”不过是一种情绪的符号,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民族主义情结的一种表达式。

我最近刚发表了一篇东西《中国现代“哲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下的“文化纠缠”》,[i] 大意是说:中国现代思想领域的言说,不论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其实都是在“中西文化优劣比较”的情绪支撑下进行的,这种情绪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情结的产物。民族主义情结本身并无所谓好坏,但它如果试图代替严肃的运思,那就是对真正的哲学之思的遮蔽。目前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话语,其实仍是这样的遮蔽。我知道,陈明过去对以哲学的方式来进行儒学的重建是不以为然的;但我也相信,通过我们这一次的深入交流,他对于这种哲学进路已有了相当的理解与同情(我们达成共识:儒学的重建需要多层级、多维度的工作)。民族主义情绪或许是民族生命意志的正当流露,但它决不能代替严肃冷峻的思考。而这正是我之所谓“哲学”:它并不必然意味着知识化,更不意味着“知识本体化”;它仅仅意味着严谨的运思。假如我们真想“先立乎其大者”,我们就不能忘记孟子的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ii]

当然,人们也曾采用了一些哲学化的言说方式来传达某种情绪,如“主体性”之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十年代是用“主体性”来否定文化民族主义,而九十年代却是用“主体性”来宣扬文化民族主义。前者表面上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个体主体性,但实质上还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因为即便是自由主义西化派,骨子里却仍然是寻求“民族复兴”之路的民族主义者;后者表面上是中华民族的群体主体性,但实质上却是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情绪表达,因为所谓“中华民族”仍是一个含混的符号,并未被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nation)的观念。而且无论如何,它们都不过是“学而不思”的情绪传达而已。人们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主体性本身是何以可能的?所以:

其三、就其“保守”而论,“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是对生活本身这个源头活水的遮蔽。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的语义预设是:有着那么一个“现成在手”的“文化”传统、或者“道统”之类的东西,现成地摆在那里,可以由我们去持守之或者“保守”之。这种预设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把传统对象化,却恰恰是在使传统疏远化、异己化、陌生化。况且,竟有一个现成地摆在那里的传统,这是可能的吗?它在哪里?在经典文本里?可是经典文本的所谓“本义”其实只不过是“不可知”的“物自身”,对这种“本义”或者“原意”的设定将使我们陷入“认识论困境”:我们如何可能确证这样的“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如何可能走出自己的皮肤、而去“切中”这样的“客观存在”?其实,经典文本的意义在于我们的诠释。传统不是某种现成在手的东西,不是我们可以“继承”之或者“保守”之的对象,而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我们的生活感悟本身。传统作为我们被抛其中的际遇,作为我们的“天命”,决不在生活之外,而就在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之中。我们惟有由此出发,才能够“去是”、“去存在”:我们的本真的能在,恰恰基于我们被抛的所是。朱子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生活着,就在感动着、领悟着、诠释着;我们怎样生活着,就有着怎样的感动、怎样的领悟、怎样的诠释。如果一定要谈儒家,那么这样的生活感悟便是儒家的源头活水:譬如仁爱便是这样的生活感悟;它并不是“性”那样的形而上学的主体性,而是为这种主体性奠基的大本大源;然后才有作为正义论的“义”的规范原则,才有作为规范论的“礼”的制度设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孔子所说的“礼有损益”的原则:任何规范建构、制度建构都是历史地变动的东西;而此变动的大本大源,就是我们的生活感悟。否则,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充当某种现存秩序的精神守护人,甚至不自觉地充当专制制度的辩护士。——眼下某些所谓“儒家”正是如此的,他们的最大误区就是把所谓“儒家传统”看做是某种“现成在手”的东西。

所以,我很高兴,对现实生活的本源性的肯定是我们这一次交流的最大成果。有人把陈明所主编的《原道》称做是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我总觉得这面旗帜的色彩仍然有些朦胧驳杂。记得前年夏天我在北京之际,我们烫火锅时,他曾询及:《原道》眼下应该如何“盘点”,总结过去、开拓未来?接下来,人们看到了《新原道》。我有时想:韩愈的《原道》实质上是中国的中世纪精神的形而上学言说,冯友兰的《新原道》实质上是中国的现代性精神的哲学表达,那么,陈明的《原道》及《新原道》如何?何谓“原道”?又如何“新”?冯先生的《新原道》讲“极高明而道中庸”,照我的理解,他那“极高明”是说的本、体,“道中庸”是说的末、用(儒家“中庸”原非此意,而是:“中”即是他所说的“极高明”,而“庸”是他所说的“道中庸”),这样的传统本体论架构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话语。以当代思想看,旧式的形而上学乃是所谓“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陈明的《原道》似乎更多地是讲“道中庸”的事情,我以为是很好的。其所以好,好就好在这个“形而下”的“道中庸”正是回到生活——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这个源头活水本身。这就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口号:“面向事情本身!”(Zu den Sachen selbt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却可以被给予不同的理解。胡塞尔理解为纯粹意识,也就是先验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他倒是与现代新儒家一致的。但海德格尔发问:这种主体性本身何以可能?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先立乎其大者”(确立“本心”、即主体性),此大者本身如何立?先立其大的前提是“我欲仁”[iii],然而我既已经“欲仁”,则其大者已然确立,又何须乎再立?而此大者若非已然确立,又是什么东西足以令我确立?我凭什么竟会想到先立其大?这就是先验论的困境,因为它不知道:真正的大本大源,乃是先行于主体性建构的生活感悟——仁爱。

这当然就表明,我与陈明的最后分歧在于:我不认为作为本源的生活感悟是主体的需要与意志。我最近注意到他有“意志”之说,诸如“中华民族的意志”、“救亡图存的生命意志”、“主体意志欲求”等等,并把这个“意志”视为“中体西用”之“体”。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意志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主体性的表达,类似西方意志主义、生命哲学所说的那个本体论化的“生存意志”、“生命冲动”之类,或者说是钱穆先生那样的本体论化的“民族文化生命”式的主体性。然而我想问的是:这样的主体性的意志与需要本身何以可能?所以在我看来,它仍然是属于那种“无根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而“有根的”形而上学应该是:首先是生活造就了主体性,然后才可能有主体性去改变生活;首先是被抛的所是,然后才可能有其本真的能在。所以,我想,他过去的“中体西用”的原则与他这一次的提法是不无矛盾的,他这一次的表述是:“即用建体。”我以为这个提法倒是颇有意味的。然而依此,“中体”乃是尚待建立的东西。那么如何建立?它的本源性的“用”决不是“西用”。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即用”之“用”正是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这是我所深表赞同的。但这样的生活及其感悟,纵然必定表现为“意志”、“需要”这样的意欲,但意欲还不是真正的本源、亦即不是作为源头活水的生活感悟本身。“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iv] 则可见爱恶乃是意欲的本源;“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v],则可见爱又是恶(wù)的本源。否则,我们如何能够称自己是“儒家”?儒家之为儒家,固然既不在于对现成的“礼”的固守,因为孔子早已确定了“礼有损益”的精神;甚至也不在于对现成的“义”的固守,因为“义”者,“宜”也、“时”也;然而儒家之为儒家,假如甚至连“仁”也都连根拔起,那就正如孔子所说了:“君子去仁,恶乎成名?”[vi] 其结果只能是阳明诗中所说:“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

最后,我很高兴的是:我们这一次多多少少共同回到了生活本身,由此共同质疑了“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

原载:《学术界》2004年第5期

  注释:

[i] 黄玉顺:《中国现代“哲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下的“文化纠缠”》,《天府新论》,2004年第3期。

[ii]《孟子·告子上》。

[iii]《论语·述而》。

[iv]《论语·里仁》。

[v] 同前。

[vi]《论语·里仁》。

 

黄玉顺“生活儒学”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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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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