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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静用动说

——杂谈儒家发展的看法

邱经祥

 

体用之说是中国近代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有好几种代表性的命题,最典型的有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和李泽厚的“西体中用”。我对上述观点都持反对态度,因为体用是任一事物所固有的属性,但中西之分却事实上割裂了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中国的果实西方人可以享用,西方的果实中国人也可以享用,没有说这东西是我中国人专用的,那东西是你西方人专用的,这就有种族隔离论之嫌。中西之别的产生在于鸦片战争为始的大规模中西方交流是以激烈对抗模式开始的,所以人为地产生了敌我的区分。因此,我的命题为:“体静用动”。它跳出中西之别,不管中西,不管白猫黑猫,好的能抓老鼠的就用,不好的不抓老鼠的就不用。我简单地描述为:体,指理论体系,它是相对静止的;用,指制度政策或措施方法或器物,它是绝对运动的。任何“用”都是由“体”所主导,比如,你的任何行为都是有社会法则的限制或由你所固有的想法所指导,所以陈明先生的“即用见体”实质上说了等于没说。

“体静用动”说的理论意义何在?我以中国为例略谈一二。

一、“体静”

“体”的来源是客观的。它是来源于中国客观的地理条件,来源于大平原、黄土地,以及西雪山、北草原、东南海所构成的隔绝地形。这种地形,在人类之初,农业是最好的经济基础。所以,反映到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上便是天地父子,于是人伦久彰。天,关系到农业生长的气候,故呼风唤雨的龙便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后来龙被帝王私有,现在有人反对龙,说它是封建专制的象征,这是只看表面。地,万物所生之依托,无地就无生,故中国自古重土。父子,生理上的原因,力气大,力田为男也,是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父,相对于子来说,掌握着生产的经验,是传统农业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故中国传统重孝,重追古述远。以上所述,是儒家之所以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主流的客观原因。几千年未变。

然而,“体静”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不动的。对于中国来说,近代至今,“体”第一次动了。这就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或者说,中国的地理制约因素已经被工业科技因素制约所取代。单纯的天地父子人伦的农业文明已经斗争不过经济科技的工业文明,郑和庞大船队下西洋是依托农业自足经济,当然不可持久,只是昙花一现;而西欧几只小船开辟新航路却是依托殖民开发和商业市场的开拓,成为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当晚清最初碰到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世界,我们依然以为别人是蛮夷小邦,别人的科技是淫技奇巧,但不幸的是,子弹和炮弹打到身上,确确实实会死人的,于是封建皇朝倒塌,而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追赶现代化奋斗至今!

然而我们为追赶现代化却是不惜以抛弃传统文化为代价去进行的,这到底如何评估其中得失?或者说,要追赶现代化是否就是指实现西方化,又或者说,追赶现代化是否必须以抛弃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为前提?我觉得日本、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但不管别人如何,我们总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中华传统文化哲学能不能继续指引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呢?我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哲学也可以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甚至比西欧文化引导工业文明更好发展。好用的话我们就留着继续用。

下面几点内容是我发展儒家观点的一些尝试:天,世界规律也;地,人权宪章也;君,组织领导者也;臣,组织成员也。家,团体组织也。孝,谦虚求学也。仁,博爱也;义,和谐共存也;礼,活动程序也;智,科学技术也;信,合约精神也。

资本主义作为工业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从产生至今,都同时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与苦难。从苦难方面来说,原始积累时期的“羊吃人运动”及剥削剩余价值、奴隶贸易、殖民侵略,帝国主义时期的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并最终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到现今后殖民时代的南北差距等等,都体现了西欧文化主导下的工业文明所引发的世界总是出现两种阶级、两种力量的激烈对抗与摩擦,不可避免地给人类带来自我消耗。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有“礼智信”而非“仁义”。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制定的国际交往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仁义”之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综上所述,中华传统文化哲学作为一种“体”不仅可以指导农业文明的发展,也可以指导工业文明的发展,所谓相对的“体静”。

二、“用动”

世界是运动变化的,那么作为“用”的制度政策或措施方法或器物也就应该是绝对变化的。儒家五经的《礼》其实基本上就是孔子毕生“吾从之”的周礼,是儒家所推崇为经典的国家制度。但事实上,孔子之后的整个封建社会,就算哪个皇朝无论多么强调尊崇孔子尊崇儒家都好,而它的国家制度跟《礼》所阐述的国家制度也是很大的不相同。这现象给后人的启示是,作为“用”的范畴,包括着政制的建设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必须是与时俱进,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是绝对运动变化的,故称为“用动”也。“用动”的意义在于使儒家治国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执着固定的政策思维和僵化的政策教条,能永保天下升平!此为最著名的战国时期改革家商鞅所说的:“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之道也。

社会上主流文化批评清末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并指出甲午战争的失败从实践上证明它的失败。但实际上,张之洞的“西用”到底“用”了多少西方的东西?可以说根本就没“用”,他只是买了几台机器,造了几条枪来点缀了一下“中体”而已。邓小平说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它并不是两种主义的本质区别。同理,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是本质对立的吗?其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使用,社会主义也可以使用,儒家更可以使用!

儒家虽然有重义轻利之说,但绝对不是存义除利之论,而且重义之说仅仅是对国家的角度来说的。国家一定要重义,不仅对外,也对内。当前中国社会问题,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这难道不是科学发展观之前重利、重GDP的反映吗?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不也是社会重利的反映吗?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到现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哪一个敢说不对?

提出“体静用动”说也有平息中西体用争论的愿望,此外,“体静用动”说实质是以一种不亢不卑的心态来认识古今中外所有的文明成果,这肯定能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有益的理论贡献。“体静用动”说属于初创,远未完善,还望大家批评指导!

工作单位:广东汕头市潮南区峡晖中学 51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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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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