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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化保守主义”,可能“文化保守主义”吗?

张晓波

 

  2004年,由号称当代大儒的蒋庆编撰了12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美国耶鲁博士候选人薛涌在《南方都市报》撰文予以抨击,认为蒋庆此举是鼓吹“文化蒙昧主义”,由此引来一批活跃于儒学论坛的儒学或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的响应,并引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对于薛涌的回应。2004年年末,朱学勤在《南方周末》撰文做的总结,宣称这一年是文化保守主义年,文化保守主义似乎就开始正式浮出水面。一时间讨论文化保守真有些洛阳纸贵,俨然成为文化界的潮流。

那么,什么是文化保守主义了?北京街头穿了件汉服,摆了个pose,是文化保守主义?读了点《公羊春秋》,跟着宋翔凤附会谶纬之谈,就是“微言大义”?会看注释本或白话本的《论语》,就是文化保守主义了?想来不是,已经成为文化保守主义总代理的蒋庆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蒋庆在《政治儒学》的自序中就讲得比较明白,他所赞成的主义是“公羊学”,不是什么现代新儒家高唱的“心性之学”,也不是什么古文家小学考据,更不是文人骚客的附庸风雅、摆弄古玩。蒋子明确表明,只有恢复“政治儒学”传统——即“公羊学”传统才能真正克服当代的政治危机,而“保守主义”的意义,在蒋庆的词汇之中,多半是指恢复“公羊学”中的政治哲学传统。这么看来,所以蒋子的保守主义,根本就不仅仅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

既然话已经说到“公羊学”了,蒋子就必须要证明“公羊学”为什么就是现代政治哲学,或者说公羊学如何拯救现代性。如果,公羊学才有可能成为政治的,也才有可能成为“保守主义”。

对于现代政治哲学的看法,不外乎此:无论是左派的民主政治还是右派的自由政治都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本身就是克服过去,永无止息的悖论性的结构,在这种面向未来悖论性的结构之中,左右两派的政治理念都处在不停地被更新与扬弃的过程之中。但尽管如果,现在政治仍无法调和左右之争,无论是实际的政治场领还是思想界的政治争论。既然是现代了,那么必然就不是一家独尊了——无论是孔教还是基督教,都已退出实际的政治场域。由此,不难理解现在从安东尼·吉登斯那里引进的“第三条道路”之说之所以能火热起来,正是要在制度框架内调和左右之争,完善现代政治。更远些说,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所阐扬的道路尽管有其巨大的差异,但是在借鉴左右两派自启蒙以来的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源方面也有其相同之处。

但不相信现代性条件之下能处理好政治问题的也大有人在。有继续了浪漫派血统的哲人就危言耸听地宣布,现代性就是一种面向死亡的政治结构,按照尼采的讲法就是“末人”时代的到来。继起的往往以此为契机,如海德格的“林中路”、施米特的“大公教”、舍斯托夫的“耶路撒冷”,据现在传过来的施特劳斯,更是直接要回到古希腊了。在这一派哲人看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回到中古或更古的政治哲学传统,用中古或更古的政治哲学克服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感与政治无能。所以,文化保守主义不是有些头脑简单的人想的那么简单,文化保守主义早就不是“文化”的了,而是“政治的,太政治的”。在蒋子手里,“公羊学”成了现代政治哲学,没什么可奇怪的。

据我的朋友萧武考证,蒋子是从施特劳斯那获得了政治灵感,从而发现了公羊学这快可拯救现代性的新大陆。我不晓得蒋子和施特劳斯什么关系,就蒋子目前发表的文章来看,我也看不出蒋子和施特劳斯有什么关系。倒是蒋子一再强调伯克的保守主义,如果仔细看看蒋子之学和伯克之学的关系,公羊学传统和伯克所要保持的英国贵族政治传统之间的差距并不如蒋子与施特劳斯之学那么远。诚然,蒋子和施特劳斯倒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但是不可比的是,施特劳斯发挥的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传统,而蒋子的灵感不是来自于董仲舒,更多的是来自廖平和康南海这些现代公羊家身上。

且不论蒋子的思想渊源在哪里,公羊学要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就必须回答如下问题,一,公羊学是否能成为现代政治哲学,既在已经被脱魅的世界中,公羊学的解释能否再次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亦即,公羊学是否有此张力可以应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这是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也是清末古学复兴的焦点话题。是古学复兴运动早已经被启蒙打段了,而今,蒋子用了一本书也未能解释得清——更让人遗憾的是,蒋子的论点,如三统说、改正塑、夷夏之辩,无疑是在对清末古学家研究的“同意反复”,甚少新意。如果现代的公羊家真的要搞公羊春秋的“政治儒学”,那么都应当和蒋子一样真诚地对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唱唱儒学拯救世界的高调门就行了;二,现代政治哲学确实已经走入绝境了吗?现代的政治方案都已经失败了吗?我想这是一个悲观的哲学家最喜欢的论题,但事实上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无论现在反启蒙的姿态有多高,都必须回答:启蒙以来所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政治方案都无效了吗?即使现代的政治方案都无效了,选择公羊学又有效了吗?如果就历史事实来看,公羊学成为政治哲学,担负拯救中国的危机已经在1898年尝试过一回,但并不成功——当然,我更乐意把这个问题归为一个历史问题来看,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学派政治思想来理解。

明确地说,作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公羊学”传统中,“复古改制”等说法,确实能为现代政治提供一些新的动力,但是,作为一门政治的艺术的“公羊学”自清末今文学大家催适之后已经死亡。蒋子毫无创建的“公羊学”确实类似于钱穆所批评清末今文学派的学术研究一样,仅有“新闻宣传纸的功用”,而一大批原来持有基督教宪政主义和哈耶克式保守主义立场的自由派的加入,是否是借“公羊学”之名,行右派政治之实,似乎已无须争论。

转子:儒学联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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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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