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

 

袁伟时

 

 

历史己可确凿无误地写上:新文化运动期间是20 世纪中国绝无仅有的多元文化得以自由论难的时期。

新文化运动内部是多元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其中且有多种复杂的排列组合。

反对阵营也是多元的: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救世派,其化文化民族主义者,同善社及其他鬼神迷信组织……。

两极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中间派与调和论。

他们凭藉各自的阵地尖锐、自由地辩驳。个个自以为是,信心十足。没有什么人或什么派自甘堕落,卑鄙告密,勾引、煽动权势者去消灭对方。唯一的裁判是读者的自由选择。鬼怪云集的《灵学丛志》(中华书局出版)是因门庭冷落,香火不继而不得不自行关门的。它与《新青年》的读者群有很大差别。后者对它的猛列批判究竟有没有或起了多大作用,恐怕很难说清。

凭吊当年硝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这不是无是无非的混战。

反对白话为书面交往和文学创作主要言的诸公肯定错了。言文合一,利国便民,为大众交往、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工具。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诸人促成这一伟业,合当永志青史。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尽管所持理由不一,就反对白话文而言,无疑都错了。

至今莫衷一是的似是两大历久不衰的追求。

一是如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翻检当年文献,触目皆是对社会不公的忧虑。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零3个月;死亡军人约850万,平民约一千万;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作为富强典范的欧洲百孔千疮,武装革命、和平示威风起云涌。从现象疑及制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在西方“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1]在国内,政治经济秩序都面临着转型期的混乱和痛苦。军阀混战,工厂盛行着资本主义初兴期的残酷压榨,贫苦民游民化……。面对如斯局面,中国人何以自处?

这些世界性的难题,难为了剪下辫子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

“劳工神圣!”(蔡元培)、“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梁启超)、“今后救亡之第一着当从事于社会革命”(许德珩)、“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李大钊)、“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傅斯年)……。

这些思想取向不一的知识界菁英,异口同声争说“劳工神圣”、“社会革命”!各人情况不同,总的说来是正义冲动推动下对世界“新思潮”的追逐。他们期望的是在中国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可是,这些善良的愿望基本上是空泛的理念,从“公正”、“公平”的标准,“社会革命”的具体内容,到实现这些的途径和手段,往往都不甚了了。他们大都是人文学者,笔力甚健;但通常对政治学,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缺乏系统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和苏俄的历史和现状也缺乏深切的了解;加上当时虽有政党却没有健康的政党政治,社会科学大体处于介绍输入阶段;于是,除了一些激进者走上与国民党合作动刀动枪的道路外,多半停留在空泛的理念探讨或“第三种文明”的鼓吹。

二是念念不忘文化民族主义。

昔日辉煌与今日贫弱的反差一直困着19、20世纪的中国人。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突出地表现在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兴起。开先河的是辜鸿铭。早在1901年,他就毫不含糊地给东西文化定性:

“目前在欧洲和远东之间确实有一种文明之争在进行着。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斗争似乎不是一种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

“……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2]

在辜老先生笔下,东西文化之争,是先进的东方与落后的奉行中世纪文明的欧洲之争;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与现代文明没有矛盾,而且蕴含着现代性的精髓。他写道:

“人们经常断言汉语中没有关于‘自由’的词汇,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不仅汉语中有关于‘自由’的词汇,而且这个词还准确地表达了……‘自由’的真正含义……汉语中表示‘自由’的字是‘道’……当它在‘自由’这个意义上使用时,被义定为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率性之谓道。”③新文化运动期间,他更气壮山河地断言:

“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专制即秦始皇的暴政”。

“我认为在中国,我们一直拥有‘理性民主政体’,尽管从统治的形式上来说始终是君主统治。中华民族一直是个民主的民族。我敢说,就我所知,中国人……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民主的民族。”④

尽管此老的这些外文著作在国内影响不大,在海外却颇有一些读者。更重要的是他首创一个记录:中国人以所学西学为工具,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性”。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仅就历史事实来说,毋庸讳言:时贤孜孜矻矻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类的研究,不过是他的未竟事业的继续。

同时,辜鸿铭不是孤立的,各个时期都有同道,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同步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而呼应者更大有人在,而就东方文化救世论掀起轩然大波的是梁启超和梁漱溟。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立论:

“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已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进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⑤

两个都是世界性的难题。实质是如何处理现代化与社会公正、现代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内在张力。

时代变了,即使是东方文化救世界论的鼓吹者也多半吃过洋面包,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们不是19世纪弄不清有没有陆路可通英吉利的土老帽,也不像后者那样以坚决拒绝西方现化文化为职志。他们赞成有所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有的人笔下还不时出现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之类的字眼;有的争论甚至表现为是谁真正领会了西方文化之争。当今有的论者据此坚决否认他们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反对者。

如果弄清双方的确实主张,弄清各自的具体追求,也许有助于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社会公正和文化民族主义出发非议西方的一方,通常着重在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是在制度层面。

在经济领域,杜亚泉力倡“凡可从手工制作者,勿以机械代之。”经营者应限于“自给自足之工艺”、“勿视此为投机致富之捷径。”⑥ 他说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接受还是拒绝以谋取利润为动力的现代经济制度。在张君劢看来,就是不能发展“谋利之工商”,⑦而谋求“均平寡安”的经济制度。进入20年代后,章士钊也反对中国走西方发展现代工商之路,要求“返求诸农”,建设“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说礼义、尊名分,严器数”的“农国”。⑧从孙中山到社会主义者则冀图以公有制去限制乃至取消竞争,作为“毕其功于一役”的阶梯。

 

在政治制度方面,有的即使口头上也说几句“自由”、“民主”之类的门面话,实际想的是限制乃至取消。

二是在道德层面。

“东方文化”怎样救世?各人说法不同,核心通常是主张用中国传统道德或人生哲学去“规范”或修正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公、忠、诚、有序、服从、集体、天人合一……据说都是医治西方现代病的灵丹妙药。

他们的矛头通常指向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

可是,历史的走向颇不利于前者。

折腾了80年,“社会公正”对中国人说来仍是颇为遥远的奋斗目标,而付出代价之大,真有点不堪回首。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是,尽管“社会公正”在丑陋的西方也仍须努力,但东方文化对此肯定无能为力;文人学士的各种伟大构想可否付诸实践亦颇渺茫;最切实的途径不能不是研究西方各国在此领域采此的各项措施(税收、社会福利、救济、保险……)的成败得失,然后根据本国情况有选择地移植、改进。

西方各国没有按照中国人的设想,从东方文化中寻求改革的智慧,他们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中寻找更新之路的。而东方各国和地区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向西方学习。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在各项具体制度上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充分暴露了他们与市场经济和法治不符的各自的传统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

在道德领域,“与传统彻底决裂”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可是,既要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不确立个人主义的核心地位。传统可以衍生现代,但传统的各种观念和规范,只有无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部分才会被人们广泛认同和接受。

在现代世界,国家和民族应该是平等的。说到文化,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各国和各民族内部都是多元的,公民才是选择的主体。他人强加的选择标准不可能长期为多数人接受。现代化早已是全球性的不可抗拒的趋势。现代化有它自己的价值标准。这个趋势与各国原有的中世纪的民族文化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历史是这样无情,现代化的趋势顺之者昌,逆之则亡。民族文化如果不顺应潮流蜕变,而成为抗拒外来文化的坚固堡垒,必然沦为危害国家和公民利益的包袱,大清帝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国家和民族的平等,不等于各国的文化发展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一些落后国家的文人学士喜爱倡导“民族本位文化”,这是狭隘民族主义的煽情。在一个国家急需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历史关头玩弄这类把戏,欺骗性很大,但祸国殃民,屡试不爽。

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继承和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的破坏主要来自战乱和贫穷。随着现代化的实现和社会稳定发展,这些遗产中的一部分虽然不能不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迁,但从整体上看,又为其保护、利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落后国家和民族只有实现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缩小或消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中真正争得平等。冀图以本国特性的藉口,蓄意标新立异,讨伐现代文明的公认准则,这不伸无助于缩小差距,维护本国的利益,而且只能逞快于口舌,图虚名,得实祸,扼杀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创新能力,摧残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动力,把本国拖入困境而难于自拔。

“反语言霸权”、“反后殖民”!修改西文殖民者制定的游戏规则!……这类呼喊豪情万丈、壮怀激烈,令人肃然起敬!可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游戏规则是各个领域发展与挫折中不断自我完善的成果。中国折腾了一百多年,扭扭捏捏开始走上与世界接轨的道路,才开始摆脱被动局面,你们是不是又一次想阻挡这个历史进程呢?!

 

 

注释:

①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7页,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

②辜鸿铭:《尊王篇》、《辜鸿铭文集》(上卷)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83页。

③同上第150页。

④辜鸿铭:《呐喊》,同上书第544页。

⑤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37-387页。

⑥杜亚泉:《工艺杂志序》、《东方杂志》第15卷4号(1918年4月)。

⑦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1页。⑧章士钊:《农国辨》,上海《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

 

2003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