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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论的视野

——萨米尔·阿明的东亚现代化思想研究

何爱国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埃及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的学科非常复杂,有着浓厚的社会关怀和广阔的国际视野,可以说,他既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又是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确实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这从分析他的理论体系可以看得出来。不过,阿明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际视野上,基本上属于依附论1的范畴,尽管如此,也有着向世界体系论发展的趋势。阿明以他的理论来审视东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发展,给东亚地区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留下了独特的视角和有益的启示。这就是我解剖阿明的理论的趣旨所在。

 

一、 萨米尔·阿明的新马克思主义或依附论思想

  分析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体系,不独是分析他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也需要推源究后,故而本文把他的前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和大过渡理论放在一块讨论。从中可以看到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前现代世界体系理论

  1. 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性质理论

  16世纪以前的社会绝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若干地区性体系内部互相竞争(甚至可能是在一个全球体系内部),但不存在一个全球性氏族体系,可以叫氏族式文化圈或全球氏族式体系,前现代世界体系是否是如弗兰克(A.G.Frank)所言,是一个持久的,一直不断发展的全球体系,阿明认为,最关键的区别体现在体系内部的力量集中方面,就全球范围内的力量集中而言,前现代世界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是没有可比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是力量集中的,只有它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全球体系。阿明不同意弗兰克的五千年世界体系论(3000B.C.至今),而支持沃勒斯坦的五百年世界体系论(1500年至今)。但阿明又说,在广义上2,我们可以说“全球体系”(前现代)是存在的,不过当然不能把它与现代全球体系(资本主义)相比。

  2. 前现代世界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区别理论

  前现代世界体系(地区性和氏族性的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3(全球体系或资本主义体系)在中心——周边的结构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在地区范围内力量集中,后者是在全球范围内力量集中;前者的形成与重要的哲学和宗教运动相联系,后者的形成与资本运动相联系;前者不存在控制和支配体制,后者则有一个全球性的控制和支配体制;前者的力量集中源于政治思想的需要,后者的力量集中则出于经济领域的需要;前者的主导地位源于政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后者的主导源于经济和经济意识形态的主导;前者在经济领域具有中心变动以及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不一致的特点,后者在经济领域具有中心稳定以及经济中心与政治、文化中心重叠的特征;前者的中心——周边结构只具有相对地位的关系,后者的中心——周边结构则具有绝对地位的关系,后者完全是以欧洲利益为出发点和目标的。

  3. 前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演化理论

  氏族式文化圈或全球氏族式体系的形成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因为支配或主导这一体系的宗教哲学思想基本上在这一时期形成,如希腊宗教(公元前200年)、东方基督教(100——200年)、基督教(300年)、伊斯兰教(600年)、琐罗亚斯德教(公元前500年)、佛教(公元前500年)、儒教(公元前500年)等。阿明对公元前500年前后的这次宗教哲学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它代表了世界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浪潮,表现为超越了以往时代的地域观念的,体现普遍理想的一种观点。这次革命形成了氏族式体系,它成为了2000——2500年间的,全人类范围内,或几乎是全人类范围内的普遍体系。”4全球氏族式体系自形成以来历经2000年的演化(500B.C.——1500A.D.)资本主义体系才从中突破。对于演化的特点,阿明概括为以下六点:(1)中国的发展始终是突出而连贯的,在古代世界的纳贡体系中保留有一席卓越而且稳固的地位,印度略为逊色;(2)中东的发展停滞不前,导致在体系中的地位大幅度下滑;(3)最为杰出的演变发生在欧洲大陆。约在1000——1500年间,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500——1800年,欧洲凭借它对美洲的征服和塑造,将自身的巨变推上了新一轮高潮,为世界体系由地区性向全球性的转变揭开了序幕。(4)日本、东南亚和非洲的演变也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为全球性资本主义体系的构建作下了准备。(5)中亚在前现代世界体系中曾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落到了社会的边缘;(6)从1500年开始运作的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前的体系有质的区别。它颠覆了有关地区之间的相对地位关系,把欧洲推上了“控制和支配”的历史舞台。“控制和支配”代表了新兴世界体系的主要特点,经济和经济意识形态上升为新体系的支配性因素。

  4.前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与演变理论

  全球氏族式体系主要有中国、中东(含希腊、罗马、拜占廷、阿拉伯——波斯等)、印度三大中心,而欧洲(除了拜占廷和意大利)、日本、中亚、南撒哈拉非洲、东南亚等分别成为它们的周边地区。中心与中心之间,中心与周边之间,周边与周边之间都存在不同等级和程度的交流。中心与周边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的,且动态不平衡发展着的。关于全球氏族式体系的内部社会结构演变问题,阿明的结论是:(1)集体社会(大约相当于我们通称的原始社会)之后,阶级社会的一般形式是氏族式的;(2)封建社会不是一般规律,而只是氏族式社会的周边形式;(3)氏族式社会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等级、封建时代的欧洲国家、国家官僚统治下的农民集体等);(4)奴隶制不满足任何一般要求。在大部分历史轨迹中(如埃及、印度和中国),都没有奴隶制度的出现。只有当它与商业相连时,奴隶制度才会迅速发展。因此,各个奴隶制度所处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不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和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美洲的奴隶制度)。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从中破土而出与这种结构是分不开的。

  (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

  1. 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理论

  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即欧洲的资本主义诞生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5。

  (1)封建边缘从属模式的灵活性。

  萨米尔·阿明认为,前现代世界体系的内部逻辑,即商业资本主义逻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商业资本主义的自主作用与从属权力的主导逻辑之间的对立),是导致现代世界体系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而这个前提并不独属于欧洲,几乎在前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和周边都能找到。如中国、印度、伊斯兰东方诸国等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据,“丝绸之路”、法国、德国、意大利、中亚、马六甲海峡、撒哈拉、东非海岸、中国海和日本海的内陆商业城市等都存在类似的作用。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必然导致与旧体系的从属权力产生冲突,要求摆脱从属权力实现自治。其中中国曾经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国家,但在明代却突然中断了重商主义发展,可能因而显得像历史的偶然事件。“但欧洲却因此得到了机会。资本主义得以在这里诞生,并不像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所认为的那样,它在欧洲的诞生是规则的例外,恰恰相反,这是一切从属制度根本矛盾的自然结果。”6中心结构的僵化和边缘结构的灵活性为欧洲重商主义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余地。

  (2)重商主义世界经济的建立以及由此产生的美洲边缘。

  但为什么只有欧洲的重商主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并形成全球体系?萨米尔·阿明认为,有必要分析欧洲重商主义的特殊性,为什么只有它没有为前现代体系的从属权力所吞噬?阿明通过分析欧洲的重商主义发展史,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与其他地方和以前的时代相比,欧洲的重商主义过渡是独特的。这个独特之处就在于,欧洲的重商主义时代的专制国家不是此前分散的封建从属权力的延伸,而是对它的否定,而在其他地方和以前的时代,如中国、印度、伊斯兰东方诸国等,从属国具有完善的形式(我称为中心形式)并把它保存了下来。

  第二,重商主义时代欧洲封建制度的危机以及危机的克服形式与与其他地方和以前的时代大不相同。从1150——1300年,欧洲封建制度经历了一次通过开垦新土地来完成的扩张,在随后的时期(1300——1450),出现了衰退和危机。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欧洲从属形式的边缘特点,出现了克服危机的灵活性特点,这与先进的中心从属形式的相对刻板截然不同。欧洲专制主义国家通过征服美洲克服了封建制度的危机,建立了一种重商主义的世界经济并为之服务。

  第三,欧洲大西洋和美洲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新体系的建立并不是此前时代中心——边缘关系的重复,此前时代的中心——边缘关系是以商业交换的地理延伸为基础的,而新体系的中心——边缘关系并不以“贸易”为目的,欧洲对美洲“开发”的目的,在于使它成为遭受欧洲重商主义经济剥削的边缘,表现在大量地掠夺美洲的黄金白银和从美洲庄园获得丰厚的利润。使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既加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又拥有了对付所有竞争对手的决定性优势。

  第四,欧洲重商主义过渡时期(1500——1800)的资本主义特点体现在意识形态的断裂上,就是伴随着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对形而上学的支配权的摒弃。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就是这种体现。

  第五,反对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其他各种理论,如意识形态先进论(新教论)、技术先进论、政治制度先进论(自由主义)、形形色色的文化主义(虚构的希腊鼻祖和基督教崇拜)、种族主义论。萨米尔·阿明强调,欧洲的优势关键在于建立了一种中心——边缘的新剥削体系和对美洲边缘的残酷剥削上。

  2. 现代世界体系的性质理论

  现代世界体系与前现代世界体系有本质的区别,现代世界体系是在资本主义框架里运行的第一个全球体系。它对整个社会和全球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实行了彻底的改造。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此前的体系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体现在价值规律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活,而且是现代世界的整个社会体系,包括特有的意识形态内涵,如“经济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财富决定权力”等;这种体系之所以高级,不仅仅表现在它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现代民主观念;体现这种特点的增长指数是整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体系在无法改变的积累规律作用下的必然产物;但增长指数是一种癌症,它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死亡;新体系将把生产力的增长纳入受控制的社会机制中,而不是任凭其仅仅由经济剥削的机制来决定。

  (2)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且是第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的结构运行是通过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是大众的基本消费品和它的产品之间的分工,而不是前此体系的奢侈品或珍稀品的分工;该体系还伴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商品化程度;该体系是一个由世界化价值规律统治的世界经济体系。

  (3)全球化的价值规律必然引起两极化,即贫困化必然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财富的积累。“全球化——两极化”机制是该体系的最大特征和基本特征,这是一种在以前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的新现象。它引起了边缘人民的暴乱和各中心之间为争夺世界体系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而这将导致对该体系的超越。

  3. 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理论

  (1)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特点。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是,中心对边缘有一个全球性的控制和支配机制;中心——边缘的力量结构是,全球范围内中心力量集中;中心——边缘的地位结构是,中心的支配地位比较稳定,任何赶超中心的企图都是幻想;中心——边缘的演化结构是,全球化——两极化。两极化的形式是,从殖民与殖民化,工业化与非工业化到非工业化(后工业化)与工业化。

  (2)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导因素。主导现代世界体系的是经济和经济意识形态。

  (3)现代世界体系的动力因素。驱动现代世界体系运行的是资本与商业逻辑,即资本与商业自主性的不断膨胀。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就是这种逻辑的意识形态体现。

  (4)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化方向。现代世界体系存在着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趋势:中心地区的演变趋势是,1500——1800是商业资本主义时期;1800——1945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1945以来随着边缘地区的工业化,中心地区反而开始步入非工业资本主义时期。

  (5)现代世界体系的覆盖范围。现代世界体系从横向上(地理上)来看,覆盖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从纵向上(社会上)来看,深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4. 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化与消亡理论(两极化理论)

  (1)两极化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内在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运行的基础是结合了商品、资本和劳动的三维市场,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模式却是二维市场,只渐渐地结合了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劳动市场是被人为分隔的,这种现象足以引起不可避免的两极化。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世界化的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辅之以对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基本分析),甚至通过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我们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展示这种两极化的积累机制。

  (2)对中心和边缘这两个概念的定义的主要内容和二者间的关系本质上都是经济的。这是经济在资本主义模式中的统治地位以及资本积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体现。如果在以前的时代有通常意义上的两极化现象,那么这种两极化的本质和原动力是不同的,因为它们不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起作用。

  (3)现代形式的两极化表现为世界分化为工业化国家和与之相对的非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与非工业化的对立并不是资本主义两极化的永久和最终的模式。这种现象只在1800——1945年间占主导地位。在1945年以后,随着边缘地区的工业化逐渐变得模糊了,同时两极化的标准由转移到了新的领域。

  (4)边缘地区近来的逐渐工业化和中心地区的“非工业化”,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两极化现象,以抛弃它那过时的历史表现形式。垄断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即三维的国家市场和二维的国际市场的结合,表现出了与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规律的完全不同的特点。新的两极化表现形式恰恰是“边缘”的“工业化”和“中心”的“非工业化”,即中心从纯粹的工业活动转向控制技术、金融和自然资源的垄断。边缘的工业化可以成为金融与技术中心控制下的一种现代生产体系,而中心的优势反而得以巩固。有四种与交换无关的两极化机制在起作用:第一,资本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失;第二,劳动者同一方向的选择性流动;第三,位于中心的公司在世界劳动分工中处于垄断地位;第四,中心控制着全球的自然资源。

  (5)世界体系的一体化在资本扩张的逻辑中制造了一个无法消除的矛盾:它使边缘的任何“赶超”的企图都成为幻想,而边缘的人口至少占了整个人类的3/4。任何“赶超”都是留在世界体系内的“赶超”,即遵循全球资本主义规则,而遵循全球资本主义规则的“赶超”其实是不能实现“赶超”的。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任何社会都无法逃脱(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的永久挑战,‘发展’仅仅是这一制度下的发展,在此之外,不可能有‘自主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如此。”7

  (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所产生的不可控制的指数增长是自杀性的。资本主义同时作为生产方式和世界体系既是自杀性的,也是罪恶的,它可能意味着在被逼造反的边缘发生大规模的种族灭绝。

  (7)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断然忽视世界资本主义内在的两极化,这使它的观点失去了一切意义。除非它敢于宣布废除一切限制,让劳动者在全球也自由流动,就像商品和资本的全球自由流通一样,如果这样,那么,实际上,它就是用自己的逻辑,提出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条件的同一化。如果不是这样,那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地地道道的欺骗。

(三)大过渡理论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其本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8和两极化规律,必然要被新的社会和新的体系取代,萨米尔·阿明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但他不同意社会主义能够迅速取代资本主义,也不同意社会主义只有从外部才能超越资本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一个资本主义内部不断发生蜕变并得到超越的过程9。阿明认为要实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摆脱抽象的“革命”与“改革”道路之争,采取一种“激进的改革”形式,即“可以在不打破旧有系统的逻辑的前提下改变原有系统的范围,超越其内部范畴。”10因此,人们有必要应对好四个挑战:

  第一,“市场”的挑战。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漫长过渡时期,必须明确市场的目标与驾驭市场的方法,以便明确市场的范围使之服务于社会生产,以保证社会的进步,如充分就业,最大的平等,等等。在这一范围内,不同产权形式的实体——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无论国家的,还是合营的——都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反对完全放弃市场和完全受制市场的做法。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无法回避的现实的制约与限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回旋余地来改变内外关系,拒绝一味地适应外来限制,而努力使全球化来适应各国的发展需要。反对完全融入或完全摆脱全球化的做法,可以采取类似欧盟“共同的农业政策”这样的“分离”或“隔离”措施。

  第三,“民主”的挑战。社会可以通过教育权、工作权、健康权和退休权等一系列的特殊权利来保证人的“生存权”(“人不但生来自由平等,而且具有生存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由与平等之间不相矛盾。反对以“社会权力”的名义取消个人权利,也反对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取消“社会权利”。我们应该提出一种进步主义的概念来详细地规划市场法则。

  第四,“民族与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同一的集体或者所谓要绝对地执行国家、民族或宗教集体的权力,也不是要否认多元化在这些方面要求民主权利、尊重特殊和不同的存在,而是要在尽可能大的政治空间中认同的集体共存并相互联系。

  阿明反对传统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11,认为这些理论只是对20世纪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同时被20世纪的历史所抛弃。“像苏联和中国那样在短短的几年内便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12。阿明出于对资本主义及其体系的形成过程和历史社会主义成败的短暂历程的深刻反思,不由发出疑问:“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中萌芽经过长期的发展才破壳而出并最终取代了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否在某些方面也要走同样的道路呢?”13

 

二、 东亚“成功”的依附论诠释

  (一)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东亚的“成功”

  萨米尔·阿明并不认为东亚的“成功”是真正的成功,而只是认为它是暂时的、有着特定含义的“成功”。从依附论的视野,阿明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阿明认为东亚的“成功”是战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暂时“胜利”,与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分不开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的扩张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为东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

  第二,而今,“反苏维埃地理战略的担心忧虑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整个周边地区的新买办化时刻已经来临,它结束了万隆纪元的幻影。”世界资本单极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资本的扩张必然希望第四世界(除正在迅速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以外的地区)能够边缘化。14

  第三,东亚的“成功”只是“边缘”的“成功”,即成为“边缘的中心”,而不是足够替代或与原中心并立的“新的中心”。东亚仍在“第三世界”,只是没有落入“第四世界”而已。

  第四,东亚要成为“新的中心”只有走“独立的”发展道路,即与“全球化——两极化”的规则远离。脱离或独立或一定程度上隔离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外。

  第五,东亚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抵制新自由主义,以自身的合作或内部市场为增长引擎。

  (二)非“新自由主义”的东亚发展道路

  萨米尔·阿明认为东亚的“成功”走的是非“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具体来说有如下特征:

  1. 加强本国的经济建设基础;

  2. 加强东亚本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性;

  3. 有步骤地实施对外开放;

  4. 以中国和东亚本身为发展的引擎;

  5. 抵制新自由主义;

  6. 世界体系中的地缘经济因素,导致东亚绕过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7. 世界体系中的结构转型因素,即新技术革命给了东亚经济发展的最好机遇。

  阿明完全反对“新自由主义”,认为只不过是“全球化——两极化”机制的一种意识形态。东亚的“成功”是抵制“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而其他地区的抵制则没有东亚这样彻底和成功。东亚“并没有像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所建议的那样,在立足地区之前,首先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竞争性的地位。它首先同时加强国民经济基础,本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有步骤地实施对外开放。散居各地的华人构成了东亚经济发展的支柱,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凭借这一些,中国使得东亚的经济围绕着中国而不是日本而发展,并给东亚一个比较光明的前景。但是,东亚这个强盛的地区,比人们想象的要脆弱,因为它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而只有把赌注压在中国的崛起上,并要和美国协调一致。”15

  东亚继续成功的关键,按阿明的说法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内部的合作,而不是融入“全球化——两极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在所有正在融合且有竞争力的国家中,东亚凭借其积极与活力躲过了那个普遍的危机(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作为资本加速积累的地区,东亚以其自己为核心。这是从两种意义上来说的,一是中国以自己为核心;二是东亚地区内部的贸易占各国内部贸易的60%。这样,尽管东亚很开放。但它不容易受到外界压力的攻击。”16

  (三)第三世界,还是第四世界?

  萨米尔·阿明认为,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一个“第四世界”的概念,即把正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新工业化地区称为“第三世界”,如东亚、东南亚、印度;而把工业化程度低、未工业化或前工业化地区称为“第四世界”,如非洲、拉美、阿拉伯、穆斯林等。这些学者认为,第三世界新工业化国家正在“赶超”或者能够“赶超”,而第四世界则“前景暗淡”。阿明则认为“工业化已不再是两极化的基础”17,他建议在将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水平与可劳动人口中就业人口的比率(即与生产体系的各部门中非就业者的比率)相结合的同时,将全球的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三类:核心的、正在融合的及边缘的。第一类是那些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西欧及中欧,还有日本;第二类是那些东欧国家,前苏联国家,东亚(中国与韩国)和东南亚,拉丁美洲国家(除加勒比海国家和中美洲国家外)以及印度的一部分地区;第三类是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印度构成了和第三类国家的结合点,即非洲,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这三类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分别处于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地位。

  (四)新的中心,中心的外围,还是外围的中心?

  阿明认为西方容许东亚的工业化是符合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是资本主义体系框架所允许的。但“赶超”西方资本主义是“虚幻”的,“任何边缘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都无法赶超”。18“我宁可这样说:边缘的核心——正在形成之中——是由那些在提供工业产品方面承担主要职责的国家组成的;而‘第四世界’表明了资本主义扩张的破坏性的特点,这种特点不是新出现的,它贯穿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真实历史。”萨米尔·阿明对边缘的定义是,“(边缘是)世界体系中没有形成中心的所有地区”,因此,“边缘在世界体系中所担负的职责的多样化也就不言而喻了”。19东亚的“崛起”或“成功”如果仍然局限在“全球化——两极化”(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框架里,在阿明看来,也就只是“多样化的边缘”的一种或者说“边缘的核心”罢了。但如果东亚“独立于全球化的进程之外”,东亚的真正崛起即“成为新的中心”是可能的。阿明的分析是,“西方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虚假的繁荣,而东亚在这种离奇的全球化——两极化过程之外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这里所说的东亚或许包括日本,它将会重走老路,更多地依赖其技术优势,并且重视与中国等几个地区工业国的合作。日本也有可能留在西方国家的阵营,因为中国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不愿意加入日本的经济体系中。至于美国以亚太区域性组织的名义将其他国家诸如日本与韩国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依我之见并未超出它一贯的想法,只会起到离间中国和日本关系的作用。不管怎样,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印度)的新兴工业化道路究竟会通向何方呢?我们发现,如果亚洲留在全球化体系中,价值规律的作用、五大方面的垄断、新的财富集中化等种种现象都将形成。又或者它将隔离于,或者相对性地隔离于这些现象之外。我的意思是说它独立于全球化的进程之外,这一点不无可能。”20阿明“隔离”的意思是加强东亚的内部融合或一体化进程,以东亚本身或中国的发展为增长引擎。

 

三、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模式

  (一)中国“成功”的原因

  1.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世界体系是一分为二的。

  “整个美洲大陆、欧洲、非洲和西亚属于西半球,西半球的国家25年来一直处于不同程度的危机之中。东半球则相反,所有的东亚国家——日本、中国、韩国以及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平安无事。当危机在这个扩大了的西半球日益加剧时,东亚国家进入了一个强劲的发展阶段。发展的势头似乎还能够继续,也许日本是个例外,它好像也陷入危机。”21

  2. 中国有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

  萨米尔·阿明在此把中国与苏联和东欧作了比较,他说:“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的共和国)没有实施转变的构想,也没有一个社会模式。当然,它们有意识形态,就是没有要使社会涣然一心的计划,无论这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则有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我绝不认为那是社会主义模式,我将其称为国家社会资本主义模式。”22

  3. 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

  萨米尔·阿明认为中苏两国迥异的发展道路是由两国历史和两种革命历史的不同所致。尤其是在对待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态度上。

  其一,对待农民问题。

  俄罗斯革命道路是延续西欧的工人运动传统,通过城市革命取得成功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沿着打破工农联盟的集体化和工业化方向发展的。这不仅使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彻底破灭,而且可能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革命走的是以农村为基础,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始终重视工农联盟,中国的农业和工业内部的交流关系从来没有出现俄罗斯历史上的那种极度恶化。“工农联盟”问题解决得还算比较成功。

  其二,对待资产阶级问题。

  俄罗斯革命完全清除了资产阶级,中国则非如此。“抗日战争使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之后赢得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国内抵抗力量的强烈好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结成广泛同盟,正是由这一因素决定的。”23

  4.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思想基础

  萨米尔·阿明不同意世界银行和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取得辉煌成就是因为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认为说中国通过“放弃社会主义”才步出“毛泽东时代的停滞”的说法,“不仅是将事情武断地简单化,而且是蒙住眼睛,不愿获悉中国取得‘成就’的真正原因”。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毛泽东时代30年打下的政治、经济与思想基础。24“如果没有奉行毛泽东思想的30年间打下的政治、经济与思想基础,很难想像会有近15年的飞速发展。要强调的,就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加速发展。” 萨米尔·阿明举1957——1975年中国的发展为例,并把它与同期的印度作了比较。“在1957年到1975年间,中国就已经取得5.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都低于2%),从这段时间就已经取得轻工业11.2%和重工业8.3%的创记录增长率,已经建成一整套收入分配的社会体系,远远优于(即公平)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此外,正因为印度没有从类似的重建工作中收益,尽管它比中国更资本主义化,更加向世界体系开放,但从效率上看,在社会公正或独立性等各个方面都要逊色,将来也是如此。”25

  5. 对自由主义思想对抵制

  萨米尔·阿明认为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市场不大,“这里没有人会愚蠢到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26俄罗斯与东欧在由“集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时,采取的是著名的“休克疗法”,即“彻底的私有化、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和不加控制的对外开放”,“结果正如大家所见,东欧进入了一个现在也未见有复苏迹象的衰退期。”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虽然已决意‘重新融入世界体系’,但对著名的休克疗法仍断然拒绝。”27

  6. 特有的中国发展道路模式

  中国取得的成就与其特有的发展道路模式是分不开的。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特有的发展道路模式包括三个积极特征和一个消极特征。即中国式的私有化、市场化与分配体制;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得到国家的控制;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处于政府的合理控制之下;但缺乏大众的广泛参与。28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

  1. 非出口拉动的高速增长

  中国已经连续15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年增长率为10%。“即便需要打一个折扣(特别在农业领域,追求短期效应的现象比较普遍),还是相当令人吃惊的。”29“这样的增长率出现在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里,无疑会打破世界所有的基本平衡。”30不过,萨米尔·阿明认为,“重要的是要知道这种高速增长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主要是由出口拉动。” 萨米尔·阿明举1980——1990年中国的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例,按世界银行列出的“因优先发展出口而取得成功”的榜样的国家中,出口的增长率基本上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而中国“出口的增长率是11.5%,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9.7%。”31

  2. 通胀和外债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其他与第三世界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特征。萨米尔·阿明举通胀和外债为例。

  其一,通胀。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平均通胀率(从处于衰退中的贫穷国家平均每年的14.9%到中等收入国家的7.3%,经常被世界银行援引为例)相比,中国的通胀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其二,外债。中国外债中的服务部分与出口收入之比,1980年超过4.6%,1990年达到9.8%;而同期的印度分别是9.1%和26.4%;其他穷国是11.4%和27.4%;中等收入国家是26.1%和23.1%。可见,“中国的外债同第三世界国家其他地区和国家相比也是非常之低”。32

  (三)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

  萨米尔·阿明把中国发展模式称为“国家社会资本主义模式”,或“国家社会模式”。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主要由三个积极特征和一个消极特征构成。

  1. 积极特征之一:中国式的私有化、市场化与分配体制

  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发展模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中国式的私有化、市场化与分配体制。

  其一,中国式的私有化实际上是公有制的一种权力下放。国家在1981年还是绝对主角,在各种所有制关系中,国家所有制占78%,集体占21%,私有份额可以忽略不计。到1990年国家持有的份额缩减到54.5%,减少的部分主要流入集体所有制(占35.7%),而非个体所有制,其份额不超过5.4%。

  其二,中国式的市场化一种市场竞争的原则(企业自由定价)和计划原则(国家强制定价或国家机构干预市场)混合的价格体系。1978年以前,“苏联式”体系在中国虽然处于统治地位,但中国的体系从不像苏联那样极端,一直非常注意市场的供需情况。从1990年起,约有一半的消费类工农业产品采取自由定价的原则,但在设备和原材料市场上自由定价的产品只占到36%。

  其三,中国式的分配体制主要由多层次的广泛的结构来保证。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当然也有‘暴发户’,有时(并不总是)他们是靠从事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活动以及从经济效率角度很难做出判断的新的不平等中致富,但仍然有一种多层次的广泛的结构来保证收入在12亿人口中进行规模庞大的再分配,在其他任何一种经济模式中找不到类似的结构。结果非常明显:尽管国家底子很薄,又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却没有出现‘新的赤贫户’。总之,与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绝不相同,无论其经济有无增长,与东欧的情况也没有相似之处。”33

  2. 积极特征之二: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得到国家的控制

  由于中国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政府不得不“借助于仍然相当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国家预算绝对不容忽视),采取许多旨在加强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依赖关系的政策。” 萨米尔·阿明举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圈的关系以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为例。“这些政策至少起到了一些作用,即使最穷的省份,它的经济增长率也接近或者要高于人口增长率。”34

  3. 积极特征之三: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处于政府的合理控制之下

  由于中国抵制新自由主义,而且“中国的资产阶级对民主似乎并没有特别要为之奋斗”35,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处于政府的合理控制之下”。萨米尔·阿明强调说,“事实上在中国,绝对不是谁想进口什么就进口什么。美国人指责中国‘在关贸总协定规则上弄虚作假’时,他们也没有拿出真凭实据。需要澄清的是显然是在无需判定相关规则的公正性时尽可能回避的做法是否正确。”36

  4. 消极特征:缺乏大众参与

  萨米尔·阿明所说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惟一消极特征是“缺乏大众参与”,实际上说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非民主性。这与他所说的“历史社会主义”37(阿明指的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苏东式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的)统治阶层似乎坚信,只要政党和国家按照现在的样子正常运行,就能够达到根据这三个积极特征确定的目标,不需要大众阶层的自发参与。” 萨米尔·阿明对这种想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苏联的历史已经清楚地显示,这里恰恰是一个巨大的错觉。”38

  (四)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

  对于有没有一个关于发展的“中国模式”,萨米尔·阿明的意见是:“确实有一个中国统治阶级的模式。考虑到上面提到的三个积极特征和一个消极特征,我试着称其为国家社会模式。”39不过,萨米尔·阿明否认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模式,他说:“我绝不认为那是社会主义模式,我将其称为国家社会资本主义模式(阿明又称为“国家和社会的现代社会模式”)。”40但萨米尔·阿明强调说他发明的这个名称并无贬义。他说:“此处的国家是褒义词,因为它不仅牵涉到实际存在的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态度,同时促使政权在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构筑其合法性。这里我用的是社会责任而不是社会主义责任,我感觉社会主义必须要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剧烈变革,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而社会则意味着必须在真正的社会团结的基础之上考虑发展问题,通过一些可以称为‘社会正义’的具有系统性的政策实现发展。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国家社会模式有些类似于西方的民主社会模式。”41

(五)中国发展模式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

  萨米尔·阿明认为,虽然中国模式能够迅速取得辉煌成就,但中国模式取得的成就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尽管比俄罗斯、印度、东欧、拉丁美洲和非洲,或者东亚其他国家更有潜力和前途,但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还不是处于中心,而是外围,是外围的中心,尤其是对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作为中心的外围和外围的中心,中国能否迎接三大挑战,是中国取得长期成功或战略成功的关键。

  1. 地区冲突的挑战(发展不平衡和两极分化的挑战)

  虽然中国模式的积极特征之一是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得到国家的控制,但由于历史基础条件的不同和市场经济的剧烈竞争,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还是日渐明显。萨米尔·阿明认为,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问题,可以借助于“地区冲突”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地区与生产方式(进而是当地的统治阶层)对应起来:‘封建和官僚主义的’北方,‘民族资本主义的’上海,‘买办式的’广东。我们谈论的中国模式就是三种成分在保持政党国家官僚主义主导地位前提下的融合。”42但这种融合会是很顺畅的吗?萨米尔·阿明提出了三点疑问:一是民族资产阶级能否通过勾结逐利的腐败官僚达到进入国家机器甚至将国家据为己有的地步?二是对大众阶层自发参与的排斥能否使目前这种模式向更十足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演变更加顺畅?三是甚至可以设想一个让人更不愉快的演变结果。那就是,如果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不正是为国家爆发冲突创造条件吗?萨米尔·阿明强调,鉴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经不断发生过国家的冲突与分裂,这一点绝不能忽视。他设想了中国地区冲突或分裂的三种或四种可能性:一个以广东——香港——台湾为中心的、向太平洋和海外华人开放的、具有买办性质的南方;一个以上海——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地区;西北的一些受到冷落的省份,如西藏和新疆实现“独立”。

  2. 国际冲突的挑战(霸权国家的挑战)

  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能否迎接国内地区冲突的挑战,并不是纯粹由中国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还跟国际环境分不开,即中国能否迎接霸权国家或中心国家的挑战。阿明认为“将中国解体的计划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美国和日本已经在政治时间表里做出安排,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中国(哪怕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逐渐强大起来的预期。”阿明继续分析道,“一个统一的中国和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东亚乃至在世界经济中显然具有不同的地位,中国或者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或者它的各个省份自行其事”,只要中国不统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势头虽然迅猛,但远不足以在全球范围内抗衡美国的霸权主义。”43

  3. 制度冲突的挑战(资本主义的挑战)

  萨米尔·阿明认为,尽管他不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模式”,但是他却愿意正视中国政权的声明:中国政权不认为他们的模式是“资本主义的”(尽管是民族的),而是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里我想提出不同以往的分析方法”,那就是,“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漫长过渡”的大视野出发,即“不应将这段漫长的历史视作不同社会制度并列(地理上)的时期,而应看作以各种社会内部的以及各种制度之间的冲突为特征的,一部分制度从资本主义逻辑中寻求合理性,另一部分则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性质的其他社会合理性标准。有点类似于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在开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资本主义内部孕育发展。”这就是萨米尔·阿明的“大过渡理论”,这种理论打破了以往的历史社会主义教条,即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外部才能产生,而不能从资本主义内部长成。要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就地消灭资本主义。而且只有等待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最后成功。萨米尔·阿明认为,“以这种观念(大过渡理论)审视以中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用词上可以有各种选择)模式,会有茅塞顿开的感觉。”44

  (六)大过渡理论与中国发展模式的性质

  中国发展模式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萨米尔·阿明认为,“还不足以做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判断,还不能据此对历史局限性和发展前景进行讨论。”45当然,阿明说的不能据此做出判断,是从战略发展的眼光来看的,并不是一定就对中国模式模糊不清,以至无法下断语。其实他认为中国目前发展的模式是“国家社会资本主义”模式,而不是纯正或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包括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和历史社会主义),但阿明尊重中国政权自己对其性质的认定,那就是“市场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从“大过渡理论”的新视野,作了自己独特的阐释。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径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非线性道路,“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正是一条极有启发意义的“内生式”或“内启式”发展道路。这是阿明的“大过渡理论”的一个合理结论。

 

结 论

  依附理论主要认为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它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发达国家通过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控制了全球的经济发展,而第三世界如果要发展的话,必须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走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阿明以依附理论看待东亚和中国发展,对他来说,确实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因为恰恰是东亚发展的良好成绩在实践上挑战了依附理论。不可否认,在第三世界或所谓“第四世界”,依附理论确实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因为它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角度解释了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但依附理论仅仅从不发达国家外部寻找不发达根源的努力不断遭到猛烈的抨击,因此依附理论也在不断地适应实践发展而修正自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内部结构”依附论,就对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内因和外因进行了调和。阿根廷学者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和智利学者恩佐·法莱托的“联系性”依附论以及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的“从依附到自主”的发展理论就针对东亚的发展现实而对依附理论做出了重大修正。作为依附理论的激进派,阿明的“脱钩”与“自立”的依附理论,在东亚经济增长的现实面前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提出了“世界市场的联系性分离或隔离”理论。这一理论是阿明根据欧洲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和东亚紧密的市场依存关系而与外部相对隔离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主旨是在不能完全割断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联系的客观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保护和发展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阿明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建立相对分离的产业领域,实行特殊的产业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大大推进该产业的发展,从而在世界市场赢得有利的竞争地位。或者,在地缘政治的关联地区,建立相对封闭的隔离市场,同时也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保持有效的联系,以推进区域性经济发展。不过,阿明认为这要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抗争才能实现。第二,提出了“区域内部的整合性发展”理论。这实际上也主要是通过东亚经验提出来的。东亚成功的经验和继续成功的关键,按阿明的说法应该是加强区域内部的合作,而不是融入“全球化——两极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去。阿明强调:在所有正在融合且有竞争力的国家中,东亚凭借其积极与活力躲过了那个普遍的危机46。作为资本加速积累的地区,东亚以其自己为核心。这是从两种意义上来说的,一是中国以自己为核心;二是东亚地区内部的贸易占各国内部贸易的60%。日本和中国分别成为东亚发展的两个增长引擎。东亚可能围绕中国47或日本整合起来。这样,尽管东亚很开放。但它不容易受到外界压力的攻击。第三,提出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大过渡”理论。阿明鉴于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崩溃的历史教训和对历史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提出了另一种不同于历史社会主义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生长出来,通过资本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的长期和平斗争,最终在漫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而这也是通过一种类似“分离”的政策来实现的。阿明对依附理论的修正,既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勇敢探索精神,也反映了他对历史发展的经验性事实的尊重。

【注释】

  1 关于依附理论的总结可参考“依附理论”的重要创立者巴西政治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的《依附论的历史与理论总结》或《依附论:总结和前瞻》,分别见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Francisco Lopez Segrera):《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6页或第711——714页。

  2 阿明所说的“广义上的全球体系”指的是,在前现代(300B.C.——1500A.D.),所有的社会不仅知道彼此的存在,并且彼此之间还维系着各种性质的交换关系(贸易和战争、技术和文化借鉴等)。参考[埃及] 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该版本在翻译和校对方面可能有一定的问题,本人在通读之后,按照该书的内在逻辑作了一定的调整。以下版本同。

  3 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结构与特征的概要阐述可参见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99):《所知世界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冯炳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页。

  4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1页。

  5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92页。

  6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89页。

  7《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94页。

8 萨米尔·阿明认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存在三大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是资本主义追求利益而不可避免的使工人沦为附属物,和工人们要求掌握自己命运之间的矛盾;二是其所谓合理的短期经济效益(不考虑生态环境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未来的整体发展的矛盾;三是不断升级的贫富差距(不免使社会陷入大分裂状态)。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29——230页。

  9 阿明认为维系资本主义的力量与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内部的较量是个长期的过程,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不断壮大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超越过程。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48页。

  10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44页。

  11 传统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认为,第一,要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绝对反差,因此要完全放弃认为社会主义的因素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想法;第二,在世界范围内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目前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的形式,尽管战争是在共处和和平竞争的范围内进行。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47页。

  12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48页。

  13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48页。

  14 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25页。

  15 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41页。

  16 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241页。

  17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72页。阿明这里说的工业化其实是指传统的工业化,而不是指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工业革命或以信息技术为轴心的新工业革命。阿明认为两极化是现代世界体系造成的,是无法通过体系自身改变的。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尤其如此。“两极化是永远无法克服的,因为它是体系的最主要内容的组成部分。”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73页。

  18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74页。

  19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72页。

  20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14页

  21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0——181页。

  22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1页。

  23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3页。

  24 萨米尔·阿明的看法与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看法一致。从“无意造成的有利后果”来看,阿马蒂亚·森认为,1979年之前的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阿马蒂亚·森反复提醒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仅要关注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还必须关注社会改革的经济后果。参考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259——260页。

25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5页。

26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4页。萨米尔·阿明认为,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在资产阶级相对强大的地方(如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反倒比在资产阶级相对较弱的地方更难以为人接受(东欧)。同样,自由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的东亚只是被接受一半,在资产阶级最为脆弱的第三世界其他地区(如拉美、中东、非洲等)却被全盘接受。但我认为,这种悖论只是一个表象,只需将意识形态/阶级和社会实际利益逐一列举即可解释这里的区别了。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4页。

  27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5页。

  28 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5——187页。

  29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1——182页。

  30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0页。

  31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2页。

  32 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2页。

  33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6页。

  34 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6页。

  35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8页。

  36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6页。

  37 萨米尔·阿明认为“苏联式”的“历史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世界体系论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历史社会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系指一度称之为“社会主义集团”或“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列主义国家;广义则还涵盖了许多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泛欧世界的社会民主党。沃勒斯坦认为“历史社会主义”受到指责,被认为有三大主要罪状:其一是滥用国家和党的权力;其二是使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享有特权;其三是由于实行国家干预经济,致使经济效益普遍低下,从而未能促使、却是抑制了社会够买力的提高。沃勒斯坦认为“这些指责多半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前两点,是对这些政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所作的一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评价。”但是,沃勒斯坦认为,这些政权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的。所谓“社会主义集团”“始终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一框架内运作,受到国际体系影响的约束,并不——不能——构成一种替代的历史体系的运作。”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恰恰需要这样的政权来保障自己平稳地运行”。参考[美] 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Liberalism),(1995;1989;1998),郝名玮、张凡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412页。

  38 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6——187页。

  39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7页。

  40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1页。

  41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3——184页。

  42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7页。

  43 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7——188页。

  44 参考《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8、189页。

  45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2页。

46 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沃勒斯坦认为1967——1973年是现代世界体系进入危机(混沌)或过渡(转型)的时期。参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96)(Immanuel Wallerstein)等:《转型时代(1945——2025):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吴英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7 阿明更看好中国,他认为日本可能摆脱不了、也不想摆脱西方世界。加上日本没有实力雄厚却分布广泛的华人资本主义作支撑,要完成这种整合也是异常困难的,光靠经济是不行的。

转自: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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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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