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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

——2005年12月3日在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

袁伟时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讨论儒学和儒商的问题。最近我听到很多提倡儒学、国学言论,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我想,假如不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乃至四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很难对这些问题作出恰当的判断。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充分的历史知识,同时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虽然自知所知无多,还是感到有责任说几句话。
  我今天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儒学?
  儒商应该如何界定?为此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儒家或儒学。
  古代的字典《说文》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1934年胡适撰写的《说儒》提出好些值得我们重视的观点:具体说来,儒是殷民族的教士,殷商亡国后为周所用,提高了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孔子本身就是古代中国有卓越贡献的大儒,在古代世界中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整理了古代文献——五经。他对儒学的内容则有两大贡献:“(1)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1由此可见,儒家是不断变动的,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可是,并不是所有儒者,都能真正传承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生前就有“女(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的告诫。孔子不幸言中,古往今来,固然不乏足为楷模的“君子儒”,而欺世盗名牟利、言行不一,乃至“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小人儒”、假道学更是屡见不鲜。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巨大,不但熔铸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汉民族,影响所及,还推动了东亚文明的发展。不过,它的内容非常庞杂,精华和糟粕并陈,而且从来没有统一的儒学。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20世纪的好些著名的学者,往往把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并且作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概括。
  “天人合一”这是最为流行的定义。有人说它的内涵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而把它说成是可以挽救西方文化阙失的灵丹妙药。可是,从古至今,中国并没有保住美好的环境。不但今日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历史上对环境的破坏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黄河流域原来森林茂密,现在举目皆是黄土,黄河流的是沙浆。西汉公羊学大儒董仲舒力倡“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他的本意是天人感应。首先肯定尊卑贵贱皆由天定,要服服帖帖,不能违反。其次则说天灾或变异是天的谴责,要人主赶快回归儒家的仁义道德。其中并没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思。时贤看到西方流行环保了,牵强附会,把新的思想强加给他,这犯了研究古代文献的大忌:“添字解经”。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当然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但是,这些不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本质的东西,也不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东西。古希腊哲人就说过:“人的生活,无不需要和谐与节律”。2我国伦理学的元老,现年92岁的周辅成教授四十多年前便撰文指出:经过梭伦改革后的雅典,社会生活就是力求以中庸与和谐为中心的。31996年在维也纳发表的《寻求全球伦理标准》的宣言也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规则是每一个伟大的宗教传统的组成部分。”4我们拒绝妄自菲薄,更不能盲目自大。
  我比较赞赏的定义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5三纲大家知道,六纪是什么呢?我们说话里有句话“六亲不认”,跟你关系的亲疏不一样,有几个亲等。《白虎通》规定:“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6中国文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按照亲疏不同,决定是非乃至刑罚。这在中国传统的法典,从《唐律》到《大清律例》毫无例外。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说过:“法律是最结构化的和最外显的社会制度。”7儒学已经具化在历代律例中,具化在民间的族规、乡约中。换句话说,它已转化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
  我们说儒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是最经典的定义。陈寅恪先生说的是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当然不是全部。比如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医药、丰富的典籍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古代的建筑,如此等等,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儒学或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是不是必然衰亡?
  儒学是宗法式的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与自然经济交相为用,成为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支配性的学术。但是列强入侵以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社会情况变化了,这样的地位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于是,我们面对好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是传统还要不要?在西方流行的理论叫做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你不保持传统,你就没有办法实现现代化。这些论者认为,中国或者东方很多后发展国家为什么现代化过程那么坎坷,就是反对传统,否定传统,所以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回过头来,你看两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国近代的爱国志士,几乎无不认识到要救国就要学习西方,但知识阶层的多数却是拒绝学习西方的。是传统压倒了改革的呼声,才使中国沉沦。这不是矛盾吗?问题的困惑来自哪里?来自没有分清文化的具体层面。
  文化应该分为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在制度文化层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腐朽了,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假如不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转型是没有可能的。这个传统的衰亡是无法避免的。
  社会文化的另一方面是非制度性的文化。在这个领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提倡多元文化,指的是非制度性的文化。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就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化,小传统主要是那些民俗。在非制度领域,它的正常状态应该是自由发展、自然更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度扩大,各国的非制度文化必然争奇斗艳,高度繁荣。
  总之,必须认清这个要点,讲文化,你是讲制度文化还是非制度文化?假如讲制度文化,就要跟中国传统告别。讲非制度文化,这属于私人选择的范围,他人和公权力是不应干预的。比如安身立命的理念,我喜欢道家,他信仰佛家,你喜欢儒家,有人则喜欢基督教文化,为什么不行?有人既过西方情人节,又过传统的元宵节,有何不可?只有在文化革命那样反常的情况下,才会干预这个领域的东西。
  第三个问题是:时至21世纪,怎样才是真正的儒商?
  弄清楚以上情况,才能对怎样才是21世纪的儒商有明确的界定。
  不同时代的儒商应该有不同的风范。儒是儒雅,是有文化教养,不固陋、卑鄙。儒商,就是有文化教养,努力吸纳全世界优秀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人。在前现代的中国,眼界狭窄,懂得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就可以称为儒商。在现代中国,一头扎进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已经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儒商。
  要达到这个标准,看来简单,实际不容易。看看中国大陆提倡儒学的一些人的状况,你就知道了。大陆当前提倡儒学的人们,可说是良莠不齐。其中一些人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根本没有考虑这样做对国家的前途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第二,公开反对民主、自由。第三,没有教养,非常粗野,连起码的文明礼貌都不懂。在台湾和美国一些提倡儒学的中国学者,从牟宗三到杜维明先生,他们都力求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民主、自由、法治结合起来;而且他们大都有历代儒者之风,具有深厚的学养和优雅的风度,即使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会尊敬他们。大陆的一些儒学提倡者与他们有很大差距,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倒退。这是不是文革遗毒还在自觉不自觉起作用?文革败坏了几代人,要拨乱反正,绝非易事。应该同这些返祖现象划清界限。
  21世纪的儒商要有自己的风格。我想有几点是不能遗忘的。
  第一. 以最宽广的胸怀,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
  今日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固守传统只能把中国推向歪路。应该有空前的大气魄,把古今中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以传统文化来说,我们不应比19世纪的儒生还不如,不能光知道孔孟,诸子百家都要有所涉猎,特别应该读读管仲、司马迁、王充。与此同时,从苏格拉底、洛克到20世纪的波普尔、罗尔斯等西方思想巨人我们也应有所了解。作为商人,更应该知道西方的经济学,学习他们的经营和管理之道,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今年是废除科举百周年。中国现代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干扰:一是广州国民政府开始的党化教育。二是腐朽的传统教育观念的反扑。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但中国的大学教育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也远远落在他们后面。
  中国的青少年应该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还要勇敢推进人类文化。他们中要产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学技术文化最高峰的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罗尔斯、德里达、海耶克;这类推动世界学术文化的巨人就是当代的孔孟老庄。目前愈演愈烈的读经运动对不对,要在这个标竿下去衡量。在我看来,要中小学生读经是作茧自缚的逆流。死记硬背、培养“乖孩子”,扼杀少年儿童的创造精神是中国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谓读经运动在最好情况下,也许能培养一批循规蹈矩的小老头,这与他们肩负的现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称的。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To Ne Gawa Susumu)获奖后在日本的谈话引人深思。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国外工作时取得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东方文化不适应科学发展。因为在科学研究中要取得出类拔萃的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而这与讲究尊卑上下的东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大意)
  《弟子规》、《三字经》这些前现代的蒙学教材,灌输的正是讲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
  我们有责任再一次大声说:为了中国的未来,“救救孩子!”
  要是有人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往我们头上扣,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对他们说:你们错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材,就包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经过慎重研究后适当调整就行了。事关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的事,他们目前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任何莽撞和哗众取宠的举措都是错误的。
  第二. 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坚决反对民族主义。
  中西文化论争已经进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以最宽广的胸怀,进行文化清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历时之久,代价之巨,罕有其匹。这不是偶然的。要敢于从源头上清起,对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汉唐时代的文化,我们都要以反思的精神冷静地分析。是则是,非则非,毫不宽假。这样做有利于彻底消解狭隘民族主义,有利于中国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颠峰。
  轴心时代几个伟大的文明,每个文明都有它的贡献,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但是,你把中国古代文化跟古希腊、古罗马比一比,有好多方面都落后于人家。古代中国缺什么?缺科学,缺政治学,缺逻辑学,缺法治,连数学也比别人落后……我们特别缺乏自由和权利保障。西欧成为现代化的原发地不是偶然的。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说得好:“欧洲的命运在各个地方都由特别自由(libertes)的顽强的成长来决定。所谓特别自由是指局限于某些集团——这些集团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权(franchises)或特权。”“自由与稳定两者是密不可分的。”8他们率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原来是少数人的公民权或自由,终于发展为全民的自由。而传统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从中央到乡村一以贯之,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政府固然是专制,乡村的乡规、民约、族规也逃不脱宗法专制。
  前一段时间,当杨振宁教授提出来《易经》不利于现代科学发展,很多人出来反对,但是从学术角度看,他讲的完全是大实话。这个不是他首先发现的。四百年前,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到北京这条路他走了22年。到1610年逝世,在那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留下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国杂记》,里面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不讲逻辑。很多人攻击这个论点说,谁讲话不讲逻辑。有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人讲话当然有逻辑,但是中国没有逻辑学。我们的文字非常美,但是我们没有文法学,我们使用文字的时候知道这样写,但没有语法理论。这完全是事实。到明清以后,我们科举考试都是考四书五经,但是西方中世纪的年轻人学什么?他学七门课程:1,文法学。2,修辞学,包括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四年。然后学哲学、医学、法学和神学等专门课程。利玛窦那时候还发现,中国不奖励、不鼓励研究科学,这是受制度方面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学四书五经你前途无量,可以作为上升的阶梯。但是你如果研究科学技术,那对不起,没有多大用。而且要是私人学天文、研究天文,那是犯法的。所以古代中国学术根本发展不起来。
  汉唐时代跟罗马时代比一比怎么样?明显有一条,它有法治,我们没有。中华法系是一个根本弱点,就是民事刑事不分;而且律例是作为一个统治工具,是保障统治者权力的文件,而不是政府、统治者跟民众之间的契约。所以当西方,英国1215年有《大宪章》的时候,我们根本还不知道法治是怎么回事,他们慢慢培植出法治的传统,我们这套传统是没有的。这就是说我们要考虑中国的问题,从源头上说就有问题。一个伟大的民族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恩格斯就说过,一个伟大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我们再看19世纪、20世纪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不愿意打开国门。为什么不愿意打开国门呢?利玛窦到中国以后,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争论。他带进很多新东西,但是到康熙年代,因为罗马教庭让中国教徒完全遵守天主教规,不许拜祖先,不许尊孔。康熙皇帝下令将除了朝廷里为皇上服务的传教士以外,其他全部遣送回国。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礼仪之争,中国跟外国文化上的连接基本断了。到了鸦片战争,西方文化再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完全落后了。
  为什么我们有七次郑和下西洋,但是海洋事业还那么不发达?这也是传统文化的恶果。哥伦布探险比郑和晚几十年,但是他成功了,郑和的航海事业却中断了,原因在哪里?郑和是宣扬国威,为此耗资巨大,难以为继。哥伦布是海盗式的,他要寻找金钱,寻找宝物,逐利的行动带来成功。
  19世纪的具体历史不用讲,中国那个时候跟外国打了五次大仗,每次都打败了。甲午战争打败后,1895年有两个人出来讲了两段话,那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总结。一个是顺天府尹胡燏棻给皇帝的奏章,他说:“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9这是一个主张。第二个,严复。严复是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的学生,他有20多年不说话,作为北洋海军学堂的监督(校长),没有对朝野各项大问题公开发表过什么意见。但是中日战争以后,他不能不说话了。为什么有些国家那么强盛,而中国那么衰弱、穷困?“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10。这十三个字是过去的总结,又是中国社会改造的纲领。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恰恰证明严复这段话是非常英明的。
  我举个例子,1975年,我有机会列席广东省佛山地区三级干部会。新会县委书记在汇报中说:有个公社书记提出,什么时候生产队长不打锣,农民自动开工就好了。后来人民公社一解散,把经济自由还给农民,还用不用打锣?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不是托逐步扩大经济自由之福吗?到今天为止,我们所以存在那么多经济问题,在我看还是自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很多部门还是政府垄断,金融部门你不能进去,国防工业你不能进去,如此等等。经济自由尚且没有彻底解决,其他领域更不用说了。
  19世纪严复有这样精辟的总结,但是还是不听,还发生义和团事件,那是中国人的耻辱。以为可以靠民族主义,靠排斥西方文化,就可以使国家独立和强大,结果怎样?代价是整个国家一再受人家侵略,赔了七亿两白银,死了一亿多人,主要是内战自相残杀和饿死的。
  20世纪怎么样?我们同样走得很坎坷。开头有一个好的,就是清末新政。那时候民族工矿业,每年以15%速度增加;财政收入从19世纪末七八千万两到辛亥革命前达到三亿两。后来不但是辛亥革命,还有国民革命,然后是人民大革命、社会主义大革命。每一次革命下来,中国的面貌当然有些变化,但是没有根本上的变化。中国的根本变化靠什么呢?这里面要讲到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我想他推动7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是很伟大的历史功勋。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提出不要计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切有利于中国的都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最好的总结。
  到这个时候,我们假如不记住这样一些历史经验,我们就是太对不起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了。
  秉承邓小平的思想,我国政府还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毅然参加WTO。进入WTO的意味着什么?要按照现代人类文明,主要是西方文化所制定的规则来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要跟国际接轨,特别是政府的行为要规范。因为WTO规则主要规范政府行为的,不但要市场经济,而且要法治。这是一个。第二个,1997年、1998年中国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上签字,一个是社会权利公约,一个是政治权利公约。只要签了字,中国代表在上面签了字,就意味着从理论上、道义上、原则上这是对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须,体现我们应该达到的道德标准、文明的标准。
  自从有这样一个选择以后,历时四百年的东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有结论了,你不必再费精力去争论了;还是努力为制度层面跟国际接轨做点实事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谈儒家、儒学。
  第三. 用什么方式回馈社会?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商人发展好自己的企业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假如你有余力,去做文化事业,社会福利事业,那当然很好。究竟怎样做文化事业?很重要一条,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去助长那些不应该助长的东西。现在很多提倡儒学的人,提出要用他那一套来改造我们的社会运行机制。我想他们是错误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商人假如想为发展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做出贡献的话,最重要一条就是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财产,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办哈佛大学那样的私立大学,这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
  第四. 提倡东西融合的道德。
  首先讲我们现在道德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时候都有很腐败东西,我们现在道德水准比起文化革命来讲大大提高,比文化革命前也是提高了,首先要肯定这条。
  现在我们建设道德应该怎么建设呢?我认为,对中国最适合的就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最好的。现代道德的出发点是珍惜生命,热爱自由,维护尊严。人们期望中国传统文化在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上能发挥重要作用。儒学和儒者能否不负众望,关键是不要沉迷于复古,而要勇敢地承认个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价值。以此为基础,经过时代洗礼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必然会大放光芒。

 

注释
  1 《胡适文集》第五册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册)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北京版。
  3 周辅成:《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上海《文汇报》1962年9月9日。
  4 孔汉思等编,何光沪译:《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第17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5 陳寅恪:,載《陳寅恪詩集》,10-11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
  6 《白虎通疏证》第373页,中华书局1994年北京版。
  7 转引自高鸿钧:《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扉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北京。
  8 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第28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桂林。
  9 《顺天府尹胡燏棻条陈自强变法之道》,《光绪政要》卷二十一,16叶。
  10 《严复集》第一册第17、3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

 

2005年12月7日星期三修改定稿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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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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