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七)

第三场(陈静先生主持)

 

 

乔清举:听了各位先生的发言,很受启发。不过我估计我这个是最另类的。我的题目是《现代和后现代两难中的传统》,讲三个小问题。

先讲第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我的尴尬处境,是这样,我在中央党校工作,我的周围都是搞马克思主义的,在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中心。所有的利益和所有的课都是以它为中心。我们中国哲学的课是为中心服务的,给他敲边鼓,他上场,我们跑龙套。我也参加了好多马克思主义的会议,在那个场合,我是被认为是搞中国哲学的,跟他们没有关系,跟他们是两路人,发言权比较小;到了中国哲学这里,大家有这种印象,说他是党校的,他不是搞中国哲学的。那么,这是从个人来讲,比较尴尬的处境。但实际上我感觉也是目前中国文化所处的困境。

第二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果上升到理论层次,我很难给它上升到很高的理论层次,我想他是这么一个过程。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化过程。在过去,马克思主义是有具体内容的,至少是公有制,计划经济,还有按劳分配,这是铁定的三项原则。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这些项全走了。公有制现在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成分,计划经济造就改成市场经济的,按劳分配也成了生产资料分配了,整个这个过程使得马克思主义从过去那种固定的、传统的理解摆脱出来,让他成为一个符号。它究竟里面是什么内容,又需要补充吗。那么怎么补充?

我讲一个小故事。我们参加党校和干部的研讨,最后有一项,就是党校的老师跟学员对话。对话的老师,有的学员问,“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们的老师就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我们回答不了,要靠大家在实际生活中摸索。这就表明他没有内容了。他在慢慢变成一个符号,变成一个符号工具。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现代化的重复过程,是中国结合自己的国情特点,同时也是传统和现代化结合的过程。具体讲,在政治理念这方面,人民的观念,阶级的观念,政党的观念,政权的观念,法律的观念,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再一个是人的财产的所有化过程。过去黑格尔讲财产是自由的。在个人没有一定的财产的情况下,人是很难自由的。也很难有权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现在基本上整个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深化,人在不断地财产化过程。

再一个是人的欲望的合理化过程,过去一讲就是要斗私批修,要大公无私等等,现在是个人的世俗的欲望的合理化过程。

接下来是一个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定位过程。我们过去讲战天斗地,后来,最近几年,又讲人与自然和谐,往往会对这个改革开放有一种不只是自觉的流露出来的给别人的印象,就是我们在批判这个过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批判也好,不批判也号,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他是个必然性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感觉,他就产生了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对传统的挑战,对传统重新阐释的问题。单纯讲过去是怎么样,或者说过去的天人关系是什么,这个很难解决现在的问题,而且很难获得发言权,很难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获得发言权。他觉得你讲的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要批判吧,没有可以批判地地方,你说的好像也很对,要采纳吧,整个跟现实根本就不对。所以,我感觉这个问题就特别关键,迫切。这就需要对传统有一个新的重新诠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过去那种归血缘关系的肯定,恐怕要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恐怕也要重新定位。如何定位,我还是没有一个考虑比较成熟的想法。

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感觉如果我们的研究,离开社会化的过程比较远,这个研究就会很难获得发言权。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彭国翔:我提的问题还是接着上午清华大学卢风教授的发言来谈一下。很多先生已经提了一些看法,对我很有启发,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对这个问题再繁衍一下,再补充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老问题,就是说,从大的中西比较判断来看,中国文化,儒家文化,过于强调人的主体性,有导致自我膨胀、神化之嫌疑。而西方强调神人之间的距离,无限性和有限性之间的距离,我想这是一个早已经有的看法,是一个基本的观察。

这个看法当然是不错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能站在神人之分,有限性和无限性之分来批判中国文化中的问题,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很多学者甚至还有更加尖锐的问题。像香港的冯耀明教授,他写文章,讲儒家文化有心灵膨胀症。但是这种判断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一个基本的大的中西比较,错固然没有,但是如果仅仅如此,那么无论对西方的特征,还是对我们中国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特征的了解,可能致广大足矣,而尽精微就不够了。我想,我不想提什么主张,而只想澄清一些对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思想的理解。从“应然”这个角度来讲,我赞成中国要吸取西方宗教传统中强调超越的信息。超越的信息在我们中国传统中相对而言没有透显出来。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长处。像现代新儒学的一些学者,像杜维明先生本人,刘述先先生,他们都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能从基督教传统里面,从西方的宗教传统里面学什么。这个是现代新儒学一些学者们日益关注的问题。

但是,从“实然”的角度来看,儒家传统是不是就象我们作的这个简单的价值判断这样,就是完全是只是主体性的膨胀,心灵的提升,神化的那一面。我想举历史上的两个现象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就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儒者。叫许三礼,他有所谓“告天之学”。这个人我们好像不很了解,但是当时他是有一定影响,而且是个进士,不是一个布衣儒者。“告天之学具体操作起来非常严格,每天要进入专门的房间里面,要向上天忏悔,告诉上天我这一天都做了些什么,哪些事要改过的,像作日记一样,非常严谨。而且,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当时许三礼已经有一批追随者。根据我的了解,还有一些现在的研究,比如台湾中研院的王汎森先生,他研究明清、近现代史很有成就,他就指出,许三礼的“告天之学”其实并没有过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是从儒家传统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其实,再往上推的话,这个传统最早可以上溯到宋朝的赵忭,那个时候他就有的类似于后来功过格,每天都检讨自己,作了哪些事。他有一个诉求的对象,就是有一个外在于自我的、超越的上帝在上面。这个非常明显,我们都知道的用黑子白子记录善恶的不同行为而迁善改过,这个赵忭就已经开始了。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以外在的超越根源为约束和根据来切实地迁善改过,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发展成一种风潮,所以说中国传统中并不只是主体性的一面。认识到人的有限性不是西方孤立的现象。

第二个例子就更有说明意义。一般这种强调自我的一面,可能在心学这一派最明显,比如说阳明后学那些人。但是,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举一个阳明后学人物为代表,这个人我们现在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够,但实际上非常重要。这个人物就是周海门。他在明儒学案被归为泰州学派,学界沿袭已久,但实际上根据我的考察,无论从地域划分、思想传承还是自我认同来看,他都完全不应该归为泰州,而应该在浙中的王门。他是王龙溪的传人,与罗近溪并无多深的关系。黄宗羲有意将他描绘成罗近溪的弟子而放在泰州学案,涉及到深入广泛的思想史问题。对此我有一篇详细的讨论文章,刊登在台湾《清华学报》新31卷第3期。这里不多说了。周海门是继承王阳明、王龙溪,将主体性发扬到高峰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他有一些想法,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他对袁黄的看法。袁黄是晚明的时候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物,这个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像日本的学者,比如酒井忠夫,他写的《中国的善书》,就涉及到这个人物。袁黄的影响非常大,对晚明整个道德思想、伦理思想的变迁影响非常大。他写了很多东西,有一个叫《立命》,强调通过自己的迁善改过,来现实地改变我现实的命运。而具体的方法就是实行功过格,讲因果报应,承认超越的外在主宰。功过格也成为晚明广为流传的东西。这个后来受到刘宗周的严厉批评,认为有违于儒家传统一贯的自律道德。但有意思的是,周海门一方面尽管继承了王阳明、王龙溪的思想,将心学的道德主体性或者说自律道德高扬到了极致。但另一方面又对袁黄的《立命》却作了高度的肯定。袁黄的徒弟拿了这篇文章请周海门作序,他就非常的肯定,这个态度和刘宗周完全不一样。自律与他律是否一定不相容?“天”与“心”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阳明心学发展到周海门是否“主体性”可以概括得了?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

再有就是周海门对于鬼神的看法,这个很值得我们注意。他在谈到鬼神的时候说:“我辈行事,切莫令鬼神笑,莫令鬼神责”。当有人说“只看自心便是鬼神”是,他却说“莫笼统,莫笼统”。他的弟子就问:“一切惟心,心即鬼神,这不正是师傅平时的主张吗?周海门回答说,我平时是讲心即鬼神,鬼神即心。说我们各人心中有仲尼,对不对?对!这个仲尼就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我们能不能因为各人心中有仲尼,就否认鲁国的那个仲尼的存在呢?他这个比喻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在他那里,这个天,或者是终极实在,在心学那里当然内化为一个自己的良知,但同时他绝对没有完全把它抹掉,没有抹掉那个客观的超越的道德根源。这很有意思,即使是高扬主体性的心学的这一脉,到了晚明也有非常大的变化。刚才任文利也提到何心隐的所谓“神道设教”。这个变化,后来有基督教(更多的是天主教)的刺激因素,但是,恐怕更多的是儒学传统本身的动力来源。从以上所举可见,儒学不是偏于心灵的自我膨胀,完全否认有一个超越的外在的东西对我的限制。像许三礼的“告天之学”,周海门对“立命”、“鬼神“的看法等等,都值得我们思考。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是想提醒,这些例子并不是要推翻一开始提到的对中西不同的那个大的判断,但是可以提醒我们对儒学传统,尤其是儒学的精神性传统有一个更深入、更充足的认识,从而为我们的对话提供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反过来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对西方传统的判断再细究的话,恐怕也是有点问题。当然大的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讲对人的看法,其实据我所知,像在神学传统里面,从Hartshorne所代表的过程神学来看,他有一个观念,叫dual transcendence,“双向超越性”。因为以前比较经典的基督教的看法是,上帝对人是超越的,就是说上帝完全是决定人的,人对上帝是没有影响的。借用中国的术语,可能不太准确,就是天道影响人事,而人事不足于影响天道。但是这个Hartshorne,他是从Whitehead来的,他就非常肯定人对天道的影响。所谓双向超越,即一方面上帝超越人,上帝是完全超越于人的外在的Absolutetranscendence,反过来另一方面,人也参赞上帝制造世界的过程,甚至主管整个世界等等。所以现在西方很多研究儒学、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讲人是一个co-creator、共同创造者。人不是一个完全被决定的对象。因而,就是在西方那个传统里面,也不是仅仅强调神人之间的距离,神圣与凡俗之间的距离,有限和无限之间的距离,超越和内在之间的距离,他们也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可以产生一个良好的互动交融。这个和中国一样。总而言之,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深入的了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传统其内在的复杂和尖锐之处,可能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大的通泛性的观察之上,尽管这个观察不能说是错误的。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以上话题扯远了。回到儒学与生态的问题上来,我想简略地说一点。就东方尤其中国传统而言,目前西方更多地从道家思想中发掘资源,认为道家可以为自然生态的保护提供理论的指导,国内的学者往往也跟着讲。的确,道家思想确实可以提供很多的资源。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在人类中心论征服自然的强横以及道家纯任自然、排除人为的消极之间,儒家对自然的态度其实更为合理中道。借用《庄子·应帝王》中“混沌”的寓言来说,如果我们可以将自然作为“混沌”的话,儒家谋求的便是既使其“开窍”,又使其不死。儒家在主张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利用、厚生”、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同时,又清楚地看到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必须合理有节,不能将自然界完全视为单纯的客体使用对象。并且,儒家的这一态度,我们不能简单地采取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理解,认为不过是人类中心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合理有节地开发利用自然,当然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但儒家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却并不只是为了人类自身。其背后更为深刻的思想基础,其实是一种万物一体的观念。万物一体的观念有非常丰富的蕴涵,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里不能多说了。

杜维明:我顺着刚才的这个讲法,另外回应一下黄玉顺和白奚谈的。

我们有一个很老的观念,叫天生人成。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创造物,我们也有创造的权力,同时也有破坏的权力。如果,从黄玉顺所说的,自然是个没有完成的事,赞天地之化育,就要通过人来完成。很明显,把人的主体意识夸大。但是另一方面,它是从责任的一面讲,人能弘道,天地万物是自然生成的。有没有人,根本没有关系。如果说,人的出现,通过演化,好像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人的价值是为人而创造的。但是人创造的价值如果不超越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有限性——就是说,如果真的走西方式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他的价值只是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而不可能是天地万物的价值,也不能讲天人合一的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天”在儒家传统中大概是全在全知但是不是全能。为什么说在体现“天心”的时候,是在枯槁欲生的时候,而不是在自然生发的时候?天地是无心而成化,这是道家儒家都接受的,但是是在枯萎的、困难的时候,生机迸发?为什么叫作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在这个传统里面,这个生生不息,就是自然流行的大道,但是这个生生不息的过程需要有人来完成。

所以西方现在有个学者,基本上是儒家的观念,他自己也接受了,他说我不是一个Being-nature,我是一个geonature,我是以地球为中心的神学家。他说,从美学的角度来讲,人的出现,假如完全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出那么伟大的天地万物,他创造人,不是让人来宰制天地万物,他创造人,是使得没有经过人的反思、没有发掘出来的资源和价值得到反思、发掘。有了人以后,上帝需要人和人需要上帝是“双向”的关系,就是说他希望创造那么好的天地、好的东西有人能够欣赏。这样从美学的角度讲,人就是欣赏天地万物之生生不息的。但是你要让他欣赏,就要给他自由。给他自由的话,就会破坏。就是说,人需要通过自觉才能和天合作。这个思路,是不是应该叫作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当然,如果是人类中心主义,那一定是跟西方从启蒙所发展出来的又征服自然又扬弃天道、扬弃神的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绝然不同。

那么,为什么不愿意用中心论这个概念呢?“天命之谓性”,这个性,通过“尽心、知性、知天”——朱熹在解释这个的时候认为不可能尽心,应该先知性才能尽心。朱熹对孟学这方面他有隔,这是没办法的,这是牟先生找到的一个铁证。但是孟子讲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这个问题,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内在性(即每个人都具有的天命之谓性),就可以了解天——这个“知”是“体知”的意思,不是了知的意思——就可以体知天。但是“尽心、知性、知天”的那个“天”,和人的内在——就是“天命之谓性”的那个“性”——这中间有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越过的距离。因此人,不管怎样发展,天永远是人没办法完全了解的。人性,不管它怎么样发展、充分的展现,都没有办法体现天的全部价值,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人当然是不讲畏天而要敬天。而敬天我觉得就是把距离减少。

事实上宋明理学它所描述的人生形态,他对整个天理就是敬。为什么发展到刘宗周不喜欢袁黄的那个功过格,因为功过格基本上来自——可能来自印度,特别是来自佛教的报应。像基督教一样碰到很大的问题,就是总是有一种目的性,我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得到那件事情。所以你如果相信基督,你就可以发财——韩国碰到的最大的问题。以前韦伯讲的,财富对基督徒来讲那是一件外衣,要脱就脱,因为那是靠信仰来作的。到现在,经过一百年,资本主义发展了,这个外衣现在变成铁笼了,这个等于是基督教精神的最大的诱惑。

儒家的观点,当然有自己的限制,就是刚才提到的,但是他为什么把天当成全在全知而不是全能的?上帝是全能的。我们现在的世界上有很多灾难,包括纳粹这些,上帝到底在不在?上帝不是全能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也会哭泣的,上帝也有不得已。假如基督教不能接受上帝也有不得已的时候,一切都归到上帝那里,那会发展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一条路。最大的荒谬是,刚才从儒家传统,还有康德也讲过这个问题,亚伯拉罕要把他的独生子作牺牲的问题。那么你听到这个声音,就是要把自己的独生子祭杀,那么为什么在这时你不能认为这个声音本身是魔鬼的声音?为什么那一定是上帝的声音?要杀你自己的儿子,不管是从什么样的角度这都是不合理的。但是你非做不可,这样你才能表现人的信仰超越了理智。康德没办法接受这个,儒家传统也没有办法接受。在基督教、在犹太教中辩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出现很多矛盾,你怎么办?假如是这样,现在邪教,英美的邪教多的不得了,我是教主,假如上帝决定要毁灭这个世界,有没有办法?现在像很多原教旨主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为什么?其中有的说是因为同性恋太多了,非有毁掉不可。

另外我在讲一点,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讨论还是接触到这个问题,特别是乔先生所提到的,儒家如果没有经过西方启蒙的强势文明的威力的特别解剖,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发出这个声音。儒家我们以前认为是小农经济,家族宗法社会,然后是权威政治,三纲五常,等等。从康梁开始,从鸦片战争以后,碰到西方的强势以后,大家都作出了回应。所以真正讲150年来,儒家的发展本身,最大的灾难。已经变成灰烬以后能否再次变成凤凰?所以到六十年代列文森说儒学的现代命运基本上和儒教中国完全连在一起,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儒学就是游魂,他和基督教、佛家完全不同,因为那些传统还要非常大地在社会政治结构中有其力量。你现在看教皇,教皇你看到已经行将就木了,但是他有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的梵蒂冈有8亿教徒。在意大利,对梵蒂冈根本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因为意大利人不捐钱,虽然有很多天主教教徒,真正的捐钱很多是来自德国。梵蒂冈如果没有德国的教会税,那就没法维持了。儒家则完全没有。佛家,即便是达赖喇嘛的佛教,他有非常多的支援。伊斯兰教,那不得了。而儒家差不多所有的资本都被摧毁了,不管是政治还是社会的原因。在西方现代意义下,就是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号,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最好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把它打垮,而且相当悲惨。在这个氛围中它重新起来,你说它没有受到西方现代启蒙的影响?不可能。就是因为被启蒙解剖,它现在如果还有生命力,对启蒙所碰到的问题,应有回应的办法。这个是一百多年5代人的努力,从康有为他们开始的。

现在像渡边浩,我们在康桥的时候,他在哈佛三年,那个时候渡边浩就有这个看法,他回应他的老师,认为真正的儒学的发展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不是之前,不是德川,德川并没有把儒学真正深入到日本社会,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儒学才深入到日本社会中,这中间的经过非常复杂。那么,如果不经过60年代、70年代这一段,新加坡的例子证明了儒家的精神文明或者他的价值,不完全是跟农业社会有不解之缘,就是在非农业社会,他还是可以发展的。如果没有经过中国大陆,包括文革中的这些过程的话,儒家和宗法社会的不解之缘——这个东西也不能证明,就是说除了宗法社会不能发展儒家。

另外一个是权威政治,像新加坡的例子,就是可不可以没有权威政治也能够发展儒家的精神文明?这样一来,一方面是新的困境,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新的契机。这个新的契机就是从生态环保甚至从女性主义而来。因为女性主义很奇怪,为什么女性主义可以对话?因为女性主义在中国儒家就是其对话对象。女性主义所提出的,除了自由,就是注重工艺,把人当作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要注重礼而不是完全注重法,这些观念,在某些方面可以和儒家配合。

现在的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和儒家是结了不解之缘?这是个大问题。

有人说,假如离开了东亚社会,离开汉字文化圈,就没法发展儒家。有一次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他说离开古代汉语,就不能发展儒学。那我说我这一生所做的工作,不是白作了?!基督教可以在非希伯莱文化中发展,佛家可以在非梵文文化中发展,可以用英文、日文来谈基督教、佛教甚至伊斯兰教。儒家非要用汉语,在东亚文化圈谈,就表示它有地方上的绝然的限制。

在国内有些学者,特别是政治性比较强的,说非常讨厌儒家,但又说儒家至少是爱国主义呀。我问你有没有想到反华的儒家?他说没有想到。那么,我说有一大批痛恨中国文化的儒家,他说在什么地方有?我说是在越南。越南是儒教文明圈,越南的爱国志士,没有一个不是反华的,因为他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很多都是反对中国的。越南的儒学和中国有竞争,韩国的儒学也有竞争,日本更是。日本一儒者曾对他的学生说,假如孔子带着3000弟子,72贤人来打我们,我们日本人该怎么办?学生说不可能。他说如果来了,我一定要把他打败。接着又说,一定要把孔子俘虏,来教导我们这个蛮夷之邦——你怎么去理解?这是在17世纪,他是一个儒者,这个没问题,当然他也接受神道。但是这不符合儒家的伦理,儒家是和平的。毛泽东也讲过,假如中国走了帝国主义,非洲的国家怎么办?应该联合起来把我们打倒,这个才叫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一方面他的资源很厚,另一方面,他又有很多限制。我自己是基督教神学的受惠者,这个不是随便说的,我自己就是认为我从基督教神学里面看到了儒家的一些阴暗面。这些阴暗面可以通过基督教神学……,但是你如果认为代表超越外在的上帝可以救儒家,那这中间所碰到的问题会更多。

这样说来,对于生态环保这样的问题,首先不要对我们丰富的资源掉以轻心,但是另外也不能把我们没有的东西过渡膨胀。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

余敦康:我再说两句。

一个问题就是儒家的学说,他的学说的原创性,他的指导生活的意义的原创性,另一个是它在历史上体制化的一种形态,往往把这个两个问题搞混了。打倒孔家店,儒家杀人,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这个指的是儒家在历史上一种体制化的东西,而这个体制化的东西,是被某种利益集团,特别是历史上王权利用来作杀人的工具,这个不是儒家本身的东西。那么儒家本身的是什么东西?他是内在地有一种原创性的,这个东西是活在中国的老百姓的心中,而且还不是活在书本上。

我们老是研究程朱陆王,周海门,刘蕺山等等,可是儒家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是老百姓的,愚夫愚妇,这个愚夫愚妇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那些价值观念是儒家本身有的。这个原创性,我们只是举出一个事实来说明,就是他居然能够存在2000多年,怎么打他也打不倒。过去历史上好多外族把中国灭亡了,元清。“五四”,晚清灭亡,发生辛亥革命,到了“五四”,儒学成了游魂。游魂是什么?制度化的儒家不存在了,解体了。但是制度化的儒家不存在了,儒家作为一个原创性,作为一个意义体系是不是存在了?存在!存在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

有人研究了吴虞(赤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后,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儒家。再比如鲁迅,说他也是个儒家。胡适,他也是个儒家,尽管他的理论层面相信自由主义,相信什么主义。这个儒家,不是个学说,是个文化的原创性,这个东西我们往往不知道。一个文化的本身,它之所以坏了,是叫制度搞坏了。中国哲学讲生态,为什么黄河水老是黄的?圣人去了以后才能清了?西北那么好,敦煌过去那么好,现在成了沙漠,这不是人为破坏的吗?

还有,这是卢风说的,没有一个超越性的上帝来管着你,这样子也很奇怪!中国的上帝几千年来一直……,你怕不怕天老爷?这是老百姓说的。我们看董仲舒说的,“屈民而伸君”,这是维护当时的王权,“屈君而伸天”,是什么?整个的汉代,讲阴阳灾异,就是借助“天”对皇帝的政权的进行批判,是一种很好的批判意识,而且是讲一种平衡,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如果按照你卢风所说,没有一个超越的上帝,那我们从基督教里面把中世纪的那个上帝借来,行吗?这个是不可能的,文化是不能移植的!可以去接受,然后同化消化,变为自己的,但是你把自己的消灭,去接受另外的文化,不可能!只能去从本国文化里面,发掘他的原创性,来进行一种转化,这也是考虑到现实性。

刚才乔清举讲的很好。这才是真正的弘扬儒学的复兴之路,应走乔君之路。象我们谈的,书生之见啊,不行了。我把《礼记·月令》搬出来,自以为很高明了,和乔清举一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现实地考虑,儒学不会消亡,作为一个原创性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搞出来。应该从这方面去发掘它,找它,而且不要停留在书本的片言只语。

为天地立心,当然,天地本无心,这是他说的。天地本无心,为什么还要给他立个心?这是针对当时把天地转化为一个道德价值的存在,这是针对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在当时影响很大,儒家不满意这个东西,一定要搞成一个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是经过张载的转化,到了程颢,一直到朱熹的《仁说》,这下才奠定了的。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完成,这就是为天地立心。如果我们从这里面认证儒家怎么好,生态伦理怎么好,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当前的问题是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很重要的是战天斗地,人为的破坏,这是几百年来,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现代的解构。儒学如果没有经过一个解构,如果停留在旧的,前现代的水平,那么中国还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老是向前的,注重于为万世开太平,没有一个不是向前的,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八)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七)(发言人:乔清举 彭国翔 杜维明 余敦康)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六)(发言人:陈静 白奚 任文利 郑家栋)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五)(发言人:张学智 郑家栋 聂振斌 黄玉顺)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四)(发言人:张立文 蒙培元 杜维明)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三)(发言人:余敦康 余谋昌 卢风)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二)(发言人:杜维明)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一)(发言人:任继愈 李德顺 汤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