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一)

第一场(蒙培元先生主持)



    ·发起人按语·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于2002年8月5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小型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哲学史》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共同发起,参加讨论的有任继愈、汤一介、杜维明、张立文、余敦康、李德顺、蒙培元、聂振斌、余谋昌、郑家栋、李存山、张学智、卢风、雷毅、白奚、乔清举、黄玉顺、张志强、张利民、彭国翔、陈静、郭沂和任文利,此外还有一些博士生参加旁听。

    发起这个讨论会的一个机缘,是本刊在2002年第1期刊载了杜维明先生的文章“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杜先生提出,五四以来儒学经历了一个现代化转向,它把儒家人文主义改造成为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但是在近二十五年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新现象,钱穆、唐君毅和冯友兰分别提出,儒家传统对于世界大家庭最有意义的贡献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杜先生把这个观念称为人类-宇宙统一的世界观,并且提出,重视天人合一的观念标志着一个回归儒家并重估儒家思想的运动,这个运动不仅能够为现代世界人类发展的轨道重新定向提供古老的中国智慧,而且可能更新传统本身,开展出儒家发展的新局面。文章刊出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我们想以讨论把问题引向深入。发起这个讨论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目前波及全球的生态问题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东方的资源,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目光投向道家、佛教以及印度教,而对东方思想的一大主流儒家思想有所忽视。儒家的思想可能对生态问题的讨论提供那些启示?同时,儒家思想在面对生态问题时会有理论上的那些困难?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所关心的。

    与会者的发言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意义的见解,例如郑家栋提出儒家思想中自然和谐和差等秩序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复杂的关系;卢风提出中国传统思想缺乏明晰的对超越人类之上的、人类所要依赖的那种终极实在的体认,从而也缺乏对这样一种终极实在的敬畏;李存山提出天人合一固然重要,但是天人二分亦不可偏废;蒙培元先生提到的回到“原点”问题、自然目的性问题与前现代、现代的对立问题,等等。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在会后组织了八篇笔谈,以期推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此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见解,例如,任继愈和余敦康先生都提出,中国古代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停留在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抽象的思辨的层面上,而是作了很多制度性的安排,定为律令,由王者来执行。《礼记·月令》现在仍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制度性的资源。任继愈先生提出道家对待自然的态度是绝对保护,儒家则是取之有度。李德顺先生提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三个阶段:远古的亲子关系、近代以来的主奴关系、现在应当建立的一体关系。他认为应该把人放大,把自然界视为“人的无机身体”,在人的实践所及的范围,人与自然同体。张立文先生提出三个超越:超越二元对立,回归中国的生生之法;超越求一之法,克服价值独断;超越写实法,进入意境法。余谋昌先生提出用儒家的资源,来处理哲学范式的转变。聂振斌先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潜藏着破坏生态的趋向,对这个方面要自觉进行批判等等。我们已经整理了会议录音,公布于孔子2000网站,有兴趣的同道可以在那里读到更详细的讨论。

 

议程安排

任继愈先生讲话

李德顺先生讲话

汤一介先生主题发言

杜维明先生主题发言

 

蒙培元:今天,请大家来举行一个“儒家与生态”的小型研讨会,其实生态问题不限于儒家,大家可以在整个中国哲学领域里谈这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首先我们请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任继愈先生讲话——

任继愈:儒家与生态的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儒家的典籍里有丰富的资源,《月令》和《夏小正》都涉及到了生态观念的问题。到了汉代,政府的行为帮助了这些观念的落实。例如,处决犯人是在秋天,取秋天万物凋零之意,春天不许砍伐树木等等,取春天万物生长,不杀伐生命之意。逐渐形成制度。

儒家保护自然,与道家有别,道家是绝对保护,儒家则主张取之有度,只要不是竭泽而渔,适度取用还是可以的,儒家的这种态度更加具有可行性。儒家的“度”的观念很重要,与农业社会的实际情况比较吻合,度的问题,与可行性的问题相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走极端——要么完全不能动,纯粹自然;要么无节制,征服自然——这两个极端都不好。

儒家讲天人之际,实际上就是天人关系的一种把握,这是一个大学问。

蒙培元:下面请哲学所副所长李德顺同志讲话——

李德顺:很高兴能够出席今天的讨论会。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在远古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亲子关系,到了近现代,改变成为主奴关系,现在有待建立的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主张建立一体的关系。在一体的关系中,我的主张是把人放大,把自然界视为“人的无机身体”,边界在那里?就在人的实践所及,在这个范围以内,人与自然同体。也有主张人与自然为二体的,这是对立的关系,或者互为外在的关系。也有主张一体的,更多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把人自然化,而我——主张放大“人”。

人只可能说人话,不要以为人能够说神的话,不要把什么都推给神,任何造神运动都不合理。不少人想把自己的话当作唯一正确的,这是想当神媒,自己制造关于自己的神话,这也是不合理的。不如彼此承认是人,行人道,尽人事,说人话。谢谢大家!

蒙培元: 谢谢任先生和李德顺同志的发言。为了使我们的讨论能够深入展开,我们请汤一介、杜维明两位先生作主题发言,下面先请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作主题发言——

汤一介: 1997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这个看法非常深刻。对自然界的无量开发,资源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环境污染,人口暴涨,生态平衡的破坏,已经严重的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因此,当前许多学者都开始对“生态”问题给以关注。“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由多方面配合,是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问题,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应可以从某个角度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若干可利用的资源,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这里我只是从一个方面来说明儒家思想可以对解决“生态”问题作出贡献。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它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1]然而中国传统哲学与此不同,儒家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知道“人”(人道);同样研究“人”也不能不知道“天”,这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宋儒程颐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遗书》卷十八)照儒家哲学看,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更不能把“天”、“人”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不能研究其中之一而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道”要由人来发扬光大。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人也;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朱子语类》卷十七)“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盖因“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全由“人”来彰显。如无“人”,“天”则无生意、无理性、无目的,那么又如何体现其活泼泼的气象,如何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即是为“生民立命”,不得分割为二。我们这里讨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天人关系”的不同看法,并无意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西方文化自有西方文化的价值,并且在近两三个世纪中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前进。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西方哲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病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其弊端不能说与“天人二分”没有关系。因此,如何补救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病,并为二十一世纪提供一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之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无疑将会对全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那么儒家是如何论说“天人合一”的呢?我认为,也许正因为儒家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内在关系”,而不是“外在关系”。

《论语·公冶长》中记有子贡的一段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论语》中确实很少记载孔子讨论“性与天道”的话,但我们却不能说孔子没有关注这个问题。[2]“性”即“人性”也就是关乎“人”自身的问题;“天道”是关乎“天”的法则问题,也就是关乎宇宙规律的问题,因此“性与天道”就是“天人关系”问题。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在郭店出土的竹简《成之闻之》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孔子这句话的注脚:“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志。次于而也,则犹是也。”[3]这意思是说,圣人与中材的人在人性上是相似的,他们生下来没有什么不同,中材以下的人,情况也是一样。所有的人其本性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才有了不同。在这里,孔子并没有说人性是“善”还是“恶”,或如一张白纸,“无善无恶”,因而以后的儒家才有了对“人性”的不同解释。[4]那么“人性”是怎么来的呢?《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人性”是由“天”赋与的。郭店竹简有句类似的话:“性自命出,命由天降”。

这里的“命”是指“天命”之“命”。“命”是由“天”降的,它是由“天”决定,非人力所能及,因此“天命”是一种超越的力量。人对“天”应有所敬畏。在中国古代对“天”有种种看法,儒家孔孟一系大体上认为“天”虽是超越的,“畏天命”(《论语·季氏》);但它又是内在于人的,“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武,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即是能依据“天”的要求而充分实现由“天”而得的“天性”。《朱子语类》第九十五卷:“仁者,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温然则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天(道)”生生不息以仁为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道)”得“天(道)”之精粹而为“仁”,故人生的目的就在实现“天”之“盎然生物之心”,而有“温然爱人利物之心”。“人心”、“天心”实为一心,故“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体证“天道”;“人生”的价值就在成就“天命”,故“天”、“人”之关系实为一内在关系。所以“天人合一”一直是儒家的基本思想。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知道“天”(宇宙)的运行规律,知道“人”(社会)运行规律,合两者谓之“知道”。知“道”然后知“天”之所以为支配“人”的内在力量(天命)之故。所以《语丛一》中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这句话也许可以说是较早表达“天人合一”的命题,“易”是讲会通“天道”与“人道”的所以然的道理。[5]王夫之在《正蒙注》中说:“抑考君子之道,自汉以后,皆涉猎故迹,而不知圣学为人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原,所以明天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粹精为性,乃以为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自然之秩叙,而不可违。”王夫之这段话可说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好的解释。“人道”本于“天道”,讨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不能离开“人道”,这是因为“天人合一”的道理既是“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阳变化自然之秩叙”。这样,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就有看重要的哲学形上的意义。这种把“人道”和“天道”统一起来研究是中国儒家学说一个特点。这一哲学思维模式正因其与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不同而可贡献于人类社会。因此,我认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或者可以给今日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条极有意义的思路。

注释:

[1]《西方哲学史》罗素著,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下册第91页。

[2]《论语·泰伯》中说,“巍巍乎唯天为人,唯尧则之”。认为人应该以“天”为法则而效法之。《季氏》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认为“天命”和“圣人之言”是一致的。这都说明孔子对“天人关系”的看法。

[3]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中说“‘成之闻之曰’‘成’或即作者名。”甚是。“成”闻于何人,不可知,是否闻于孔子之弟子或再传弟子?《校读记》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1998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

[4]章炳鳞《辨性》上篇谓:“儒者言性者五家:无善无不善是告子也。善,孟子也。恶,是孙卿也。善恶混,是杨子也。善恶以人异殊上中下,是漆雕开、世硕、公孙尼、王充也。”参见刘盼遂著《论衡集解》卷三《本性篇》,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黄晖《论衡校释》卷三《本性篇》,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5]《系辞》:“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说卦》:“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拙作《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刊于《周易研究》1999年第四期,提出《周易·系辞传》为中国传统哲学提出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两大系统,对中国传统哲学垫定了基础。《老子》中同样有这样的哲学上的意义。

(汤一介先生主题发言此处所据为汤先生提供的文字稿)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八)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七)(发言人:乔清举 彭国翔 杜维明 余敦康)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六)(发言人:陈静 白奚 任文利 郑家栋)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五)(发言人:张学智 郑家栋 聂振斌 黄玉顺)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四)(发言人:张立文 蒙培元 杜维明)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三)(发言人:余敦康 余谋昌 卢风)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二)(发言人:杜维明)

“儒家与生态”讨论会现场录音实录(一)(发言人:任继愈 李德顺 汤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