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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儒家、真工夫:儒学之外、生活之中

——阅读《儒家修身九讲》有感

黄玉顺

 

在这个时代的“沦丧”忧虑中,各种各样的“修身”工夫开始受到重视,并且从“养生”层面逐步提升到“养心”层面,这是好事。最近读了方朝晖教授的《儒家修身九讲》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月版),随之又读了作者所写的该书《第二版问世侧记》(www.guoxue.com),有些感想,谈出来供方教授、同时也供广大读者参考。

作者之所以要作此“修身九讲”,是出于对复兴儒学的期望。作者认为:“儒学的复兴必须从两个基本的起点出发:经学和修身。这是儒学作为活的学术传统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没有它们,就没有儒学和儒家了,也别再扯什么儒学现代化。”(《侧记》)关于经学,这里不拟多谈,因为该书不是谈经学问题的,而是讲修身问题。作者认为修身乃是儒学的起点、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这确实是抓住了儒家儒学的一个要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这确实是儒家儒学的一个基本特点。

接下来的问题是:何谓修身?如何修身?作者自陈:“本书深受宋明理学传统影响。”“经过多年的研究,我发现宋明理学所代表的儒家实践传统是不能丢的,关键是它在今天能不能激活。现代新儒家学者试图结合现代性来激活它,事实上做得并不成功。”“我这本书试图从当代人的切身状态出发来做一点激活的工作。”(《侧记》)这就是说,此书意在激活宋明理学的修身传统,进而激活儒学。

但是,作者又说:“本书并不追求什么玄而又玄的形上之道,更不谈论深不可测的高人境界,而是通过不少历史故事,引用不少现代作品,来谈一些切近今人日常生活的修身之道。”(《侧记》)这样一来,此书就与宋明理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分歧。宋明理学恰恰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玄之又玄的形上之道。宋明儒家讲修身的一个基本的内在根据,就是形而上的“本体”。宋明理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工夫”与“本体”的关系,“工夫”就是修身,而“本体”就是“形而上者”。他们认为,现实中的人,或多或少遮蔽了心性本体,所以需要修身工夫;所谓修身工夫,就是重新朗现其作为形而上者的本体,也就是《大学》所讲的重新“明”其固有的、然而被遮蔽了的“明德”,亦即《中庸》所讲的“自明诚,谓之教”。

因此,就该书的路数而论,它其实并非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不仅如此,它甚至未必是儒学的。作者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它的内容也不完全是儒家的,正如宋明新儒家已经吸收了不少佛老智慧一样,本书也吸收了不少来自《菜根谭》、《格言联璧》、《小窗幽记》等渗透着融合儒、道、释思想的明清修身杂著”;“我不讳言本书内容不代表原始儒家的正宗思想,而是充满了道家和禅宗‘气味’。”(《侧记》)

这样一来,问题似乎就很严重了!然而在我看来,作者偏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儒学,这其实未必是坏事。宋代诗人陆游教子学诗的名言:尔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我们也可以说:果真要做儒家的修身工夫,工夫乃在宋明理学之外,甚至是在儒学之外。

当然,这要看是什么意义的“儒学”。假如所谓“儒学”就是那些文本——经传、注疏,那就正如《庄子·天运》所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六经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后世的那些传注了。我曾说过,要严格区分儒学和儒家:儒学是常新的,而儒家却没有新的。儒学之所以是常新的,是因为儒家总是在回应历史地变动着的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断建构着“新儒学”,这也就是作者所说的“从当代人的切身状态出发”,那么,古人的那些经传注疏未必切合于当今人的这种切身状态;而儒家之所以压根儿就没有新的,是因为儒家不外乎“实践”、“践履”,这才是“履”,亦即是“迹”之所以出。“迹”是由“履”踩出来的,儒学之“知”是由儒家之“行”走出来的,这就叫做“知行合一”,此乃修身的真谛。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作者提供的“守静”“存养”“自省”“定性”“治心”“慎独”“主敬”“谨言”“致诚”等等“九讲”,不论它们是儒学的、抑或是道学的、禅学的,其实也都是“迹”而已。这并不是说“迹”不重要、“讲”不重要、文本不重要。后人可以循着前人之“迹”找到路,沿着前人的足迹走下去。但毕竟“迹”还不是“履”、不是“行”,弄得不好,死守“原教旨”的经传注疏,甚至有可能“走火入魔”,今天的一些儒者就是如此。因此,《庄子·外物》说得不错:“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我猜想,作者之所以详述“九讲”,乃至不惜偏离理学、儒学,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关键的问题,在如何“履”、如何“行”。孟子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假如“行仁义”,仁义就成了现成地摆在那里的“路”、“迹”;而“由仁义行”,路才是自己走出来的、自得的、切己的。我们只须“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好好生活,“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便是真儒家、真工夫。由此可见,此“行”就在生活之中,就是真切的生活存在、本真的生活情感。这才是作者所说的“切近今人日常生活的修身之道”,而无须什么参禅打坐、内丹外丹之类的“工夫”。

总之,儒家修身工夫唯其是在儒学之外,才是真工夫、真儒家。


* 原载:2011323《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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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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