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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悖论”辨: 歧视妇女乎?

庞忠甲

 

孔子总结历史经验,领悟天道至理,倡导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指引人生“当行之路”,阐发“人之所以为人”的完整思想体系,具有“普世伦理”的恒道常理性质。因此在饱受扭曲、摧残之余,依然居远若近,强劲活泼,超越时空,不可毁也,历久而弥新。当今人类大家庭陷入形形色色信仰危机之际,中华大地再次掀起宣传、学习孔子思想的热潮;海内外无分东方西方,咸寄厚望焉。

五四以来,进步知识分子救亡心切,顾不得分辨两千年来真假孔子双包案,把中国落后积弱的原因笼而统之归咎于孔门儒学的思想垄断,其实是一个可怕的历史性误会。近百年批孔反孔高潮迭起,假作真时真亦假,几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了”(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water)。

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1898—1981)先生说得好:“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著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此出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单独推尊孔子,其实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若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孔子》,1934 年)

自从雄才大略的西汉武帝在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协同策划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神立教(儒教)、教为政用以来,历代尊奉的并非真版儒家学说,而是借夫子令名,偷梁换柱,重加塑造,一百八十度逆孔孟真意而行之的伪儒;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超级愚民工具,维护封建专制绝对权力超稳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借近世中国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该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宏大表演了。

伪儒在“绝对权力”支持下,高踞自欺欺人的“崇公抑私”道德制高点,将谋求发展进步的利己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驱动力和万恶的自私(EgoismSelfishness)原罪混为一谈,否定个人本位(Personalism)和自我意识的合理性,藉专制君权代表的伪公压抑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阉割、扼杀人类最可宝贵的创造能力。自封孔子道统真传或称“後儒”的宋明理学家(朱子之学到陆王心学),倡“存天理,灭人欲”反人性悖论,尤其把这种破坏作用发挥到了不可救药的极致,阻绝了中国政治制度改良和科学技术创新的前进道路。

耽误中国国运的文化罪人,不是孔子,是扯着孔子大旗的伪儒。

今天,即便我们努力与伪儒划清界线,仍然看到儒学始祖孔子背负着一大堆人云亦云的“悖论”包袱。朗朗上口者诸如:歧视妇女、轻视劳动、重农轻商、折衷调和、亲亲相隐、尊尊唯上、愚忠愚孝、复古倒退、“刑不上大夫”、“民不可使知之”等等,这些“悖论”涉及基本价值观,有一定经典原文为依据,多已深入人心,几成“定论”。

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由于认识上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说话不会句句是真理,也未必切合今日时宜,可以批判、修正,甚至摒弃;但上述“悖论” 多属伪儒长期统治下话语权旁落后遗症,谬误充斥,黑白颠倒,似是而非也。如果至今不予正视,不得一一澄清,就谈不上儒家思想的现代社会可用性;奢论复兴孔子,岂非理兮不直气不壮?

孔子“悖论”辨,就要弄清这些“悖论”的真面目。

孔子“歧视妇女”吗?这个问题不说明白,儒家学说岂非甘愿拱手失去全球二分之一人类这个超级大市场?

大家熟知孔子有句难听的传世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孔子作为主张“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首创私学,徒众三千,贤人七十二,却不收一名女生;还有不承认妇女参政地位(不把女人当人)的谈话记录等等。中国长期“独尊儒术”,衍生“吃人旧礼教”,妇女受尽压迫摧残之苦,难道孔门儒学能辞其咎吗?

这些批评指责,貌若凿凿有据,其实似是而非。

孔子领悟天道,参透人性,提出人生共性指导原则,但用之当时,不可不因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即所谓“君子时中”、“所贵者权”也。借当代中国政治术语,就象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那样的意思吧。

东周春秋之世,设若有人奔走呼号男女平权,妇女解放,非仅荒唐,更是历史倒退派了。那个时代争女权,莫非要回归远在尧舜以前的女娲补天传说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即母系社会或石器时代?人类好不容易走出了万古长夜般的蒙昧岁月,迎来文明黎明;进入新石器后期,那可能存在了数以十万年计的母系社会流於崩解,从此父权熠熠上升,势不可挡,是为符合浩浩乎历史进步潮流之“新生事物”,恰如今朝民主共和取代专制制度,岂容拂逆乎。

上天造物,男女同为人类,平等自是正理;但阴阳有别,各秉天赋,在历史进程不同阶段,各有角色特徵。所谓青铜时代以至铁器时代,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力田”和征战乃求生存、谋发展的要务。阳刚男子在体力和身高上逞强,又不必怀胎孕育,在时间和自由度上居优势;而阴柔女子体力和身高处于弱势,黄金年华怀胎孕育占去大半精力。在那个历史阶段,生产愈发达,财富愈积累,社会分工愈明确,阴阳差别对照就愈突出。军事、政治、大田生产,为外为主;持家、编织、养殖、相夫教子,为内为从。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男主女从或男外女内的必然性这种局面决非任何帝王将相或高人奇士所能“以意志为转移”制造出来。普天之下,诸夏夷狄,同此一理也。按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叫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理。

孔门儒家以为,一个理想的家庭,应该“妻子好合,如鼓琴瑟”。为夫者要克服大男子主义,“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中庸章句》引自《诗经小雅棠棣》);为妻者,“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方才适应当时合理的社会分工和社会秩序的需要。

五百年后的罗马属地巴勒斯坦,处在相似发展阶段。基督教《新约》圣经中谆谆告诫:“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以弗所书》)。还说:“她们想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是可耻的。”(《哥林多前书》)。但要求“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以弗所书》)。又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苛待她们。”(《歌罗西书》);“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彼得前书》)。这不同样是男主女从和男外女内但恪守调谐关系的礼法吗?

何况耶苏也没有收女使徒啊!

至于反对女子参政一说,是指孔子曾论及周武王治臣十人,有言“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论语.泰伯》)意思是说:“人才难得啊!周武王政府能人之多,达到了尧舜以来的鼎盛时期。只是十位治臣当中包括了一位女士,算下来也不过九人而已。”十人怎么变成了九人呢?妇人为什么不算了呢?

这席话让孔子背上了不承认妇女当官从政,甚至上纲上线到不把妇女当人的历史黑锅。殊不知十人内有武王妻即姜太公的女儿邑姜,她分工治内即主管内务;周公、召公、太公、散宜生等九人治外司政。孔子言九人也者,不过陈述治外政务官人数的事实罢了,无关异辞或贬义也。这段话说完整了就是:“人才难得啊!周武王政府能人之多,达到了尧舜以来的鼎盛时期。只是十位治臣当中包括了一位主内的女士,算下来政务官不过九人而已。”

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男女分工变化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男尊女卑”有理,更不容歧视妇女,那么孔子为什么会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呢?

《周易.序卦》把天地、阴阳、男女(公母)作为自然界的始基,夫妇作为社会的始基,是统一体相反相成的两翼,缺一不可,属于同一层次,因此男女本来平等,“父母共为一家之长”也。《中庸》有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谈论孝道也总是父母并列。故《释名》曰:“妻,齐也。”《说文》曰:“妻,妇与夫齐者也。”父权社会中,许多明君名臣都有良母贤妻教导和襄助(如周文王之妻,武王之母。西伯治外,文母治内,德政流布,风化大兴。)。孔子三岁丧父,无限敬爱含苦茹辛培育自己成长的寡母。泛泛贬低一切妇女,甚至与小人相提并论,这是背离孔子的一贯思想和基本常识的悖论啊!

时代特徵决定了男女的社会分工以至权力分配,但男女的人格地位本来平等,仍应互相尊重。现时人们好像习惯于把“男尊女卑”信为孔门儒家主张了;实则“男尊女卑”一词出自《列子.天瑞篇》,还有那个儒家对头、所谓法家的韩非,也提出了“家无二贵”说,他们都同孔子不相为谋。若非人云亦云,认真查查儒家典籍,不难发现夫子主张恰恰是“男女同尊卑”和敬妻之道。

《礼记》为孔门“七十子后学所记也。”(班固《汉书.艺文志》)《礼记.婚仪》中说,婚礼之日,新郎要亲自登门迎亲;亲自为新娘驾车,转三圈后再交给车夫;新娘进门前,新郎要施一礼;两人喝完交杯酒,夫妇关系从此“同尊卑,共相亲”。孔子同鲁哀公谈论做人的道理时,也说过“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也。”(《家语.大婚解》)尊重妻子,是天子与庶人应当一体遵循的普遍道德标准。

那时男性主导社会体制已然形成,女子缺乏经济独立的能力,只能以家庭和丈夫作为她们终身的归宿,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见识气度、思想境界难免较为狭隘。但女子争夺主动权的潜在要求不会止息。她们会无师自通,巧用美色、慧黠,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以柔克刚,控制男性,谋取权利和地位,在男权上升期社会造成一种干扰力。

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性要处理好同争夺权利地位的女性的关系是很不容易的,比起对付“小人”来,男女之间多了一重缱绻缠绵英雄难逃的情色关,“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若非有君子之庄慈,处之不当,破家、误政、亡国故事,俯拾即是也。当年孔子带领徒众入卫,期望一展抱负,但灵公不能善处小君南子,以至国将不国,夫子亦为之蒙羞。好学生子路后来不幸成了卫国第二南子 --- 伯姬事件(宫廷政变)的牺牲品(被剁成肉酱)。

孔子曾以卫灵公为贤君(见《家语.贤君》),寄望支持政治改革。周敬王二十四年,孔子赴卫寻求出仕机会。怎奈灵公年老昏愦起来,宠幸美艳驰名、淫乱丑声外传的南子,放任擅权乱政祸国。小君(南子)要单独接见夫子,不得已进宫拜会,中间隔著纱布,模样也没看清楚,但外面谣言纷纷,徒众哗然。弟子子路特别不高兴,责备老师不该趋附这位绯闻不断、骄横跋扈、乱政扰民的第一贵妇人,甚至怀疑发生暧昧情事。孔子急忙对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见《论语.雍也》。意为:要是我做了不好的事,老天爷也会厌弃我!)其后碍於灵公面子,勉为其难坐著南子次乘过市,无形中充当了小君招摇炫耀、抬高自己的工具,又惹众人非议。夫子乃兴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

孔子百般迁就,灵公总是无意采纳他的的政见,於是“丑之,去卫,过曹。”

周敬王二十七年,卫太子蒯聩得罪南子,亡命於晋,灵公为取悦夫人,居然不自量力奢言一战。此时孔子到卫国,同灵公讲仁政;灵公顾左右而言他,却要孔子帮同策划攻打晋国。夫子婉言谢绝了他祸国殃民的乱命。翌日觐见,灵公索性装模作样,仰天望大雁,不看夫子一眼。孔子无奈,只好出走西行了。

《论语.子路》记有孔子求仕心切的感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果聘用我主持政事,敢信数月初见端倪,三年大见成效。)孔子多次进出卫国,希望见用,都无功而返。

孔子吾固性情中人,《论语》里记载他的气话不在少数。灵公和南子太也令人失望,就不能发点儿牢骚?其实夫子以为“难养”的女子,决非泛论一切妇女,只是专指妇女当中弄权肇祸的特定对象,在特定语境下有感而发。南子之辈,堪与小人并列之为难养,莫非对得上号。

除此而外,无论《论语》或其他记载孔子言行的书籍,再也找不出什么涉嫌冒犯妇女的坏话。

至于男女分工之说,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如果今天孔子在上海或曼哈顿兴学,会拒收女学生吗?夫子想必莞尔开颜道:“方今之世,多多益善也!”

那周敬王天下纷乱之际,孔子兴办私学,设帐授徒,急当务之急,并非全科性质。孔子倾力培养的目标为政务官人才,以图辅佐君主,开展政治改革,贯彻儒家济世救民理想。要造就的不仅是品德高尚的学者,而且是精通六艺,“君子不器”(不器:不局限於特定专业领域)的杰出通才,“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治世能人。

孔子开办的学校,其实相当于“政治学院”,按诸当时历史背景,倘若招收主内、为从的女生,非但无所助益,反横生争议,自误大计,诚非其时也。

孔子主张妇女应有“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就是说应该在品德、言语、容仪、能力等四个方面进行修养。其中妇功,在那个时代主要指育儿、纺织、缝纫、刺绣、喂鸡、养蚕、烹调等适合於女性特点的工作。如果孔子奔走呼号累累然如丧家犬之余,尚有精力兴办“家政”、“美容”或“四德”全科学堂,自然无任欢迎女徒来归,“有教无类”,岂欺人欤?

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昏话,是明代文人陈继儒所说。东汉班昭在《女诫》中说:“妇德,不必明才绝异也。”也有这个意思。孔子则从没有讲过,而且也不可能讲。

今日世界,科技进步,妇女传统弱势发生转化。进入电子讯息基因纳米时代,生产、管理、服务、创造财富,智力越来越比体力和身高重要,生育计划控制手段方便有效,家务劳动也不复繁杂费时,为妇女提供了时间和精力上的空前自由度。一个男外女也可以外,男主女也可以主,或者说女内男也可以内,女从男也可以从的时代正在来临,於是妇女解放势在必然,沛然不可御也。女学者、女专家、女主管、女部长、女总理、女总统甚至女将军、女国防部长已经处处涌现。据统计,从1950年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1960年代斯里兰卡(原锡兰)产生第一位女总理、1970年代阿根廷选出第一位女总统和1980年代加拿大产生第一位女总督以来,至今约50年间,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产生了女首脑50多位,平均每年一位。美国克林顿政府破天荒出了个女国务卿,小布什政府又有黑人莱斯女士出任国务卿;如今女总统已然呼之欲出,大家不觉其突兀。基督教教堂圣坛上,不是有巾帼女子登台主持讲道了吗?当然,政治民主化、普及教育以及妇女解放运动都是相辅相成的重要促进因素。

按诸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见妇女地位者,必定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社会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一切试图强行改变的善愿,只能做做表面文章而已。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肯定并赞扬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行用意至善至美的男女平等政策,提出了脍炙人口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固然见效一时,但是只要中国不超越农业社会和前期工业社会的水平,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谈何容易。事实上时下中国,贩卖妇女和杀害女婴事件(主要发生在落后农村)层出不穷,卖淫“事业”兴旺发达,妇女地位低下实情大暴露。据报导重男轻女的结果,中国大陆男女两性比例可能将由早年的105:100变化为120:100(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新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高达119·92:100),存在严重阴阳失调的危险。真性改善只能期望在全面进入后期工业社会以至讯息化社会的时期实现。

现在发达国家和加快现代化步伐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经跨入一个男女关系大调整的时代。主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引起了传统家庭结构大改组。

2003年5月初的一期美国《新闻周刊》报导,美国拿到大学学位和企管硕士学位的女性已超过男性。美国女性平均薪资虽然仍然只有男性的 78%,可是许多妇女已进入待遇比较优厚的专业工作。1983年美国高薪主管只有34% 是女性,现已达到将近一半。马里兰大学人口统计专家苏珊· 比安契研究2001年资料发现,有11%夫妇,妻子赚的钱比丈夫多;2001年美国的双薪家庭中有30·7%妻子的收入超过丈夫。她们有心发展事业,不甘心只做家庭主妇。经济衰退时期,因为医疗保健和教育等传统女性行业受到的冲击,不像制造业等传统男性行业那么严重,她们比男性更经得起考验。

该报道称,这些家庭里,有些丈夫志愿减少工作或放弃事业,以照顾孩子。这种转变在一些家庭运作得非常好;在一些家庭却造成紧张,如丈夫遭到裁员被迫留在家里,更易引起摩擦。但无论如何,这已经成为未来的趋势。就像接力赛一样,许多二十一世纪夫妻将随著个人事业起伏,轮流担负家计。

《新闻周刊》的民调显示,54%美国人说,他们认识的朋友中就有一对夫妻是妻子养家。不过,41% 美国人仍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对大家都比较好,25% 无法接受由妻子负担家计。但是,34% 男性表示,如果妻子收入较高,他们会考虑减少工作时间或辞职。

2007年4月9日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统计,美国目前有15·9万名父亲全职在家照看孩子,与1996年的4·9万人相比,增加了两倍多。但因人口普查局的数字没有包括从事兼职或在家工作的父亲们,研究人员估计,美国“家庭主夫”的实际数量已经接近200万,与此相应,美国出现了许多“奶爸”支持机构,如各种“奶爸”协会,“奶爸”运动俱乐部,甚至还有专门迎合他们需要设计的商品,如一款男士夹克外套,有着能装得下尿片的大口袋。还有“家庭主夫”年度大会,供“奶爸”们交流育儿经验,帮助他们克服刚起步时对育儿工作的隔膜感以及孤独感。

专家认为,所以有这么多男人甘愿在家照看孩子,是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增强。而且,如今的人们不再像以前那么歧视在家看孩子的男人。

再举些反面例证吧:历来家庭暴力犯罪属于男性“专利”,《纽约时报》1999年12月22日报导意外发现,美国某些地区,因家庭暴力犯罪被捕者中竟有四分之一或是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是妇女(在新罕布夏州康科特市,将近百分之三十为妇女)。又见中国通讯社电,中国大陆近几年离婚案件中,女方向男方提出离婚即所谓“女休男”的比率呈上升趋势,2001年北京市离婚案件的四分之三由女方提出;敢於向男人挑战的妇女,大城市多於小城市,城镇多於农村。此际若闻“唯男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般大男子主义者不堪入耳的牢骚话,固毋庸拍案惊奇矣。

中国二千多年来,妇女饱受礼教之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精神枷锁牢牢套住不算,还要缠小脚,好比终身残刑;进而兴悖论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程颐),宁置之死地而后快。人皆有母女姐妹,何苦惨酷荒诞若此,难道与孔子儒家学说无关?

君得闻旷古绝今天字第一号冤案乎?伪儒程朱(宋明理学)不破,何谈孔道?妇女问题不过一端而已。

诸如妇女“从一而终”之类清规戒律,其实和孔子这个“至圣先师”根本没有干系。

须知《诗经》 有照顾寡妇的诗句,《尚书》中有照顾寡妇的政论,《周礼》中有允许寡妇改嫁的条文。

举个铁证吧:《礼记》记载,孔子的儿媳妇与孙媳妇都是再嫁的。孔子独生子伯鱼(孔鲤)半百早逝(夫子时年七十),媳妇随后转嫁于卫之庶氏,死於庶氏之家,孙子思(孔汲)曾往哭临,事载《礼记.檀弓》。可见孔门阙里,本同“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套反人性悖论风马牛不相及。殊不知后朝无数读书人何以见不及此,岂非应著毛泽东愤世嫉俗的“越读越蠢”之讥?

孔子周游列国14年,家中有妻,在外无妾,亦无绯闻;他归国前两年妻子去世,也未续弦。孔子处理自身两性关系,体现了对妇女的尊重,在当时可谓难能可贵。

有人以孔子为禁欲主义道学先生鼻祖、封建社会男女关系清规戒律的始作俑者,其实大谬不然。在男女爱情方面,孔子持开放观念。作为《诗经》总编辑,他在《诗经》中,将《郑风》中的《关睢》列於三百篇之首,说“洋洋乎盈耳哉”,赞赏其中少男从苦苦相思开始追求意中人到终於结合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真挚热烈的爱情。《郑风》的大部分反映爱情,孔子不以为淫诗(批评郑声淫,不意味郑诗淫),在《国风》中选进了二十一首,是最多的。无论贵族或庶民,都有享受对等的爱情的权利,这符合儒家“性即理也”和“仁者人也”的根本观念。

非仅妇女问题而已,西汉武帝以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头开始就是借儒家之名,反儒学之实,精心设计的帝王术。儒学成了任凭打扮的小姑娘,被帝王家及其御用文人肆意窜改,堕落为“政教合一”型伪儒,专制政权“永世其昌”的愚民政治工具。

董仲舒从儒家死对头法家经典《韩非子》中引申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还请来了儒家一贯期期以为不可的神权,于是形成了牢牢束缚神州众生的四大套枷锁。

无论如何,紧接暴秦之後,西汉刚刚开始的假儒学,一下子不能走得太远,还比较宽松,留有余地。平心而论,汉唐经学尚未尽失人性。那时不用说民间,就是帝王家或门第显赫的仕宦大户,都不禁忌儿女再婚。以汉朝为例,寡妇再嫁,是自然而合理的事,比较著名的有薄姬初嫁魏豹,再嫁刘邦;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敬武公主初嫁张临,再嫁薛宣;汉元帝冯昭仪母初嫁昭仪父,再嫁郑翁;汉桓帝邓后之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曾五度守寡。(《史记.陈丞相世家》)

从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史实中,可见当时风习如此:寡妇的尊长,不但不劝寡妇守节,还努力替她物色佳婿;嫁过多次的女子,男子照样喜欢要娶,嫁了五次的女子,也不厌再嫁;女子也不因再嫁而降低择婚标准。

汉以后,《三国志》的后妃列传中,可见魏、蜀、吴的开国皇帝,都娶过再嫁的寡妇。唐时公主再嫁者二十三,三嫁者四。大儒韩愈的女儿嫁给门人李汉,离婚后改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亦然。直至北宋,妇女尚不忌讳再嫁。范仲淹不但不反对再嫁,还以银钱优遇接济之;他的母亲是再嫁者,寡媳嫁给其门生王陶作续弦。王安石也不重妇女守节,曾劝其媳妇改嫁,还引用孔子媳妇故事,驳斥改嫁不合礼之说。那时候前夫与后夫相遇,也不必要回避。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离婚后,游园巧遇前妻及其后夫赵士程,唐、赵还送酒菜给陆游,感动得陆游当场在墙上抒写一首传世之作《钗头凤》。(事载《癸辛杂识》)

宋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为避免陈桥兵变再演,置削弱国力于不顾,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空前严密的政治控制,於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之类充斥虚妄非人道愚民悖论的所谓“理学”,假借儒学道统名义应运而兴。程颐(1033-1107)是首位力倡妇女守节的理学大师。进入南宋,在程朱理学影响和政府大力推行下,妇女逐渐被迫奉行守节之道了。女子嫁了丈夫,无论这丈夫是死是活都得守着,害苦多少贞节烈妇一辈子,酿成了无数悲剧!

宋初的改嫁妇女并不比前代少,此时所谓节烈女子十分罕见。宋后期闽南妇女守节与殉烈风俗大增,其中以曾受朱熹教化的同安、龙溪两县尤甚。到明清时期,妇女改嫁为礼教所不容,因此守节、牌坊成风。有人依据《古今图书集成》中的《闺节列传》统计,五代之前节烈妇女的人数只在个位或十位数字而已,到宋代已增至百位,而元明清三代更是大幅增加。明代有节妇两万七千多人,烈妇八千多人,为历代之冠。

南唐李后主发明金莲缠足,宋神宗后就成为妇女人人不可逃的终身酷刑了。

道家极端为己,标榜清静无为,却追求匪夷所思的极乐仙境。在男性主导下形成的道家典籍,倡“房中术”,讲“御女术”,公然把女性当作采补导引养生的工具和玩物,视妇女尊严和地位如无物,伪儒道学家们不以为荒唐也。

到了明代,那冒称后儒的理学,又有阳明派“心学”大兴,为了维护封建专制超稳定特权统治地位千秋万代不容挑战,不惜欺世盗名,窒息灵性,伤天害理,愈演愈烈,可谓登峰造极,直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地步。可叹现时还大有人称颂宋明理学为儒学的“成熟形态”或“最高水平”呢?”

可见真假儒学之分,不在道里远近,实为正反黑白,天道和反天道,人性和反人性之分。

孔子究竟“歧视妇女”还是“尊重妇女”,只要从仁学的价值观出发,据以确凿的历史事实,结论一清二楚。中国和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姐妹们,应该识透并抛弃伪儒造就的不实之词,和你们的兄弟们一起来了解孔子,借重孔子的大智慧,贯彻“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循正道不断增进自身的能力和福祉。

孔子是全人类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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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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