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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回归本位

——读邓曦泽《文化复兴论》

喻包庆

——载《博览群书》2010年第2

 

近代中国蒙侮不断,而国人对外侮的感觉和认识不断变化。鸦战之后一段时期,虽然国人认为科技不如西方,但仍然保持了典章制度(即政治、文化)的自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李鸿章语),但这种自信在甲午败北后迅速崩溃,疑古反古风潮遂起,于是,国家衰败的责任继续追究于政治(甲午战后到新文化运动前),再追究于文化(新文化运动时期)。

当国家衰败之责被最终归咎于文化,历史文化(或曰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就被视作国家前进、民族复兴的累赘,甚至障碍,进而打倒之。由于当时中国现实之窘迫,国人无能为历史文化的价值提供好的证明,于是,历史文化的花果飘零,让以之为精神魂魄者丧魂落魄,痛不欲生,如王静安便自沉于昆明湖。但同时,并非所有人都听任历史文化之崩塌,也有不少志士仁人挺身捍卫斯文,首当其冲者乃梁漱溟,而后继者络绎不绝,代表者是现代新儒家一系。

对于历史文化,反古者认为它不具备什么功能,即它没有用,不能支持民族复兴,故应打倒。卫道者与之相反,认为历史文化具有某些功能,能支持民族复兴。但是,无论反古者与卫道者观点上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他们的基本思路都是一样的,即都是从功能角度考察历史文化的。由此引发一个根本性问题:历史文化究竟具有什么功能?或者这样发问:历史文化究竟有什么用?

国人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使命,而民族复兴又不仅是世界视野的,也是历史视野的,这双重视野意味着中华民族需要以自己的思想来为民族复兴提供支持,所以,就必须考察历史文化究竟能为民族复兴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而国人纷纷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且答案不断翻新(如中体西用、内圣开新、中西会通、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认为历史文化具有这种那种功能与价值。

在纷纭的主张中,邓曦泽的《文化复兴论》所提出的方案独树一帜。邓曦泽认为,关键不是要向历史文化追加它本来没有表现出的功能,而是应该发挥其本有功能。如何论证历史文化的本有功能呢?《文化复兴论》给出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方法论:“问题+方法+效用”,其基本含义是: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寻找方法以解决问题,实现目的,而做事情,关键是要考察方法的有效性。这一方法论用到“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一问题上,则是:人生活着,总要寻找方法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生活问题与方法古今变迁很大,而有些问题则是古今都需要面对的,有些方法也是古今都需要运用的,历史文化包含了许多共同的老问题与通用的老方法,所以,它有不可超越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就具有不可超越的重要价值,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与公共交往平台的重要构成。

如何理解历史文化乃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与交往平台呢?邓曦泽举的例子饶有趣味,他以筷子和《论语》这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为例,阐释了历史文化的本有功能。大多数中国人吃饭都用筷子,对筷子提供的交往功能及其蕴含的文化积累习焉不察,不过试想一下: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各个成员习惯使用的饮食工具不同,甲要用叉子,乙要用刀子,丙要用汤勺,丁要用筷子……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这个家庭就会为组织饮食、为成员提供不同的餐具而增加许多成本,交往起来就会困难很多。如果各自长期坚持使用自己的工具,那么,甲就喜欢把食物做成块状的薄片,乙就喜欢做成厚片,丙就喜欢做成羹状……如果满足了甲,则为乙、丙增加了麻烦,如此等等,则交往成本剧增。这种交往成本不仅表现在同代人的交往之中,也表现在代际交往之中。如果上代人与下代人使用不同的餐具,代际交往成本会增加。很容易想象,如果父亲用筷子,却教子女使用叉子,子女以后也使用叉子,不但首先会因为父亲需要学习叉子而增加父亲的生活成本,并且,以后父辈与子辈的交往也会更麻烦。如果代代沿用并常用筷子,筷子就成为人们的公共交往平台,不但同代交往肯定更方便,代际交往也更方便。如果理解了筷子解决生活问题、促进公共交往的方式,就很容易理解《论语》这样的经典乃至历史文化发挥促进公共交往的方式。可以这样譬喻,历史文化就是由各种各样的“餐具”组成,通常是不同“餐具”针对不同对象(即不同方法针对不同问题),也可能多个“餐具”针对同一个对象(即多个方法针对同一问题),一个“餐具”针对多个对象(即一个方法针对多个问题)。所有这些“餐具”促进公共交往的方式都与筷子一样。当人们在公共交往中面对某些问题(不是全部问题)时,这些“餐具”就成为这些问题的公共交往平台,减少人们的分歧,降低交往成本,促进公共交往(p190193)。

从“筷子”这一譬喻还可知,稳定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稳定的经典,不仅促进交往有效,而且有助于文化积累与传统形成;同时,文化积累、传统形成也有助于交往,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稳定的经典使人们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对后代进行教育,使人们在基本问题上都掌握相同(或相近)的基本方法,从而使交往更有效;另一方面,因为经典的稳定,因为交往更有效,使经典中蕴含的基本问题与基本方法更能在各种公共交往中以活生生的生活形式表现出来,使人们在日用人伦中就能够理解经典的某些含义(这种理解主要是日常的理解),那么,文化积累以及传统形成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了,从而促进了公共交往(p193197)。

那么,历史文化促进公共交往的这种功能是否重要呢?——当然重要。我们说社会秩序的建设、对和谐社会的追求,都是在公共交往角度思考的。如果不进入公共交往,个体如何思想和行为并不重要,而一旦进入公共交往,个体如何思想和行为就非常重要。

邓曦泽从生存结构出发,从个体生活到公共交往,以严格的方式论证出历史文化促进公共交往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后人追加给历史文化的,而是其本有的,是其几千年来一直发生着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发挥历史文化的本有功能与价值,让它继续解决我们仍须面对的老问题,而不是苛求它去解决西方挑战所提出的新问题,“历史文化以前干什么,现今和将来还是尽可能让它干什么”(p39)。邓曦泽将其解决“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一问题的方案概称为公共儒学进路,强调以儒学为主的历史文化的公共性。公共儒学进路没有向历史文化追加功能,而是揭示其本有功能,故可以说,它让历史回归了本位——这才是真正的本位,而内圣开新这样的思路根本不可能回归本位。并且,运用这一进路,邓曦泽重新解释了秦汉大一统与近代中国文化困局,对历史多有发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根本上讲,乃是为中华民族建设一个广泛认可的、基本的、稳定的、有效的思想共源,为中华民族建设一个相应的公共价值系统与公共交往平台,并促进中华民族公共精神的形成。而近代以降,历代政治家试图破解文化困局,也是要为中华民族建设一个基本的公共交往平台,避免“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的生活困境(孙中山语)。不过,对于如何利用历史文化的具体思想应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文化复兴论》主要给出了基本思路和一些操作方法,如“文化复兴任务表”(p383),并给出了一些范例,但未作全面讨论。当然,一本书只能完成有限的任务,对这些应用研究,尚需继续。

邓曦泽说:“其实,对于‘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本书的解答不过是重新肯定、展露了历史文化的本有功能,本是最无创新可言的,但由于甲午战争以降各种歧出思路的纷扰,尤其是内圣开新思路的弥漫与遮蔽,它反而成了最具创新的解答。因此,本书的解答可谓最无创新之创新”(p405)。然而,由于近人思想的误区,致使国人漠视或遗忘了历史文化的本有功能与价值,却试图向之追加其他功能,进而导致如此后果:一方面,国人不重视历史文化本有功能的利用与建设,使其本有功能萎缩,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与公共交往平台日渐狭小、精神家园日渐荒芜,也就是使历史文化的公共性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在内圣开新思路下,历史文化根本没有表现出可以开出现代性的功能p405。时下,文化复兴已为官方与民间主流广泛认可,十七大报告指出历史文化乃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认识切中了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远比现代古典学提出的各种主张高明,可谓拨乱而始反正。

的确,是斯文回家的时候了!

[邓曦泽《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人民出版社200912月出版,价格:56元。]

[作者:喻包庆,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法学博士]

 

1  《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1期的新书推荐

 

    近代以降,中国历史文化遭遇严峻困局。对待历史文化,恶之者力恶之,善之者力善之,死人成为活人的靶子或旗帜,历史文化成为现实分歧的战场,以致于历史文化沦为玩偶。如何才能走出历史文化的玩偶化?关键是要正确考察、评价历史文化的功能与价值,换言之,就是要追问“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而邓曦泽的《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人民出版社200912月出版,47.5万字)就是通过解答这一问题来探讨文化复兴的专著。

    该书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语。导论主要考察“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一问题在时事变局与思想变迁的交错中如何被提出,进而在稽考中体西用、内圣开新等既有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公共儒学进路,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篇是基础理论,考察文化复兴的一般性生存基础,也就是对公共儒学进路展开详细论证。上篇认为,历史文化要得以复兴,必须要能参与建构生活。作者先以“问题+方法+效用”的生存结构以及此结构的“询问-应答-行动”的发生形式为前提,论证了历史文化是个体生活的重要思想源(第一章)。在此基础上,作者继而给出公共交往的四个预设,从公共交往角度论证了历史文化的价值。历史文化蕴含古今共通的许多生活问题与方法,所以它能够作为现今人们生活重要的思想共源,促进人们形成公共价值,形成公共交往平台,发挥判定功能,促进公共交往,并间接提升公共道德、公共精神与公共信念。当历史文化参与生活建构时,其公共性就得以显现,文化传承与文化复兴也得以实现(第二章)。下篇运用上篇的理论,解释历史事件,应对近代中国文化困局。首先,作者重估了秦汉大一统,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为中华民族建设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思想共源、公共价值系统与公共交往平台,并促进了中华民族公共精神的形成(第三章)。接下来,作者讨论了近代以降,秦汉大一统被瓦解,中国再次陷入礼坏乐崩、交往平台破裂的文化困局,而几代政治家皆努力破解此困局,重建中华大一统。虽然此困局尚未彻底破解,但已开始突出重围(第四章)。最后,作者探讨了实现文化复兴所需要筹谋的一些问题,如文化复兴的可行性、文化复兴需要制度支持、文化复兴的基本任务与基本策略等(第五章)。结语对全书论证的有效性进行了回顾。

    《文化复兴论》的突出特点有二:其一,从公共交往角度讨论了历史文化的价值,从而为文化复兴建构了坚实的生存基础;其二,运用了严格而系统的分析方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229日第10版的新书推荐

 

近代以降,历史文化的价值遭到全面怀疑,导致严峻的文化困局。本书直面“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文化复兴方案——公共儒学进路。上篇为理论,运用“问题+方法+效用”的基本方法论,展露了文化复兴的生存基础,即以儒学为主的历史文化之重要价值乃是作为古今一贯的思想共源与公共交往平台,促进公共交往。下篇为应用,重估秦汉大一统,剖析近现代政治家破解文化困局的努力,并探索了文化复兴的实现问题。本书将理论建构、历史钩沉与现实分析相结合,不仅完成了中体西用、内圣开新等方案所未完成的任务,更可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理论论证和策略支持。

 

3  汪丁丁在《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财新荐书·新经典阅读”栏目中对《文化复兴论》的推荐

 

这本著作的格调是直率。作者邓曦泽现任教于四川大学,其研究纲领是:应当用中国学术及思想解释西方学术及思想。以往的“体用之争”,错在以西方学术及思想解释中国学术及思想,于是将原本不同于西方的表达与思维错误地导入西方独有的表达与思维之中。

自柏拉图以来,我们知道,西方语言有“AB”这样的句式。以这一句式表达的A,其实遮蔽了性质B之外A可能具有的其余性质。所以,以西学诠释国学,遮蔽了西学之外国学可能具有的其余性质。为纠正以往的错误,今天,我们有必要以国学诠释西学,写文章务求符合“西学的A其实是国学的B”这样的句式。

但是,国学对于西学范围之内的许多事物,似乎毫无表达,因为我们并未创设这些事物,犹如我们创设的许多事物,西学亦毫无表达。所以,归根结底,相互的表达,要求中西对话;然后,如怀特海所言,只有表达了的,才可能被理解。在邓曦泽的话语系统里,这一环节的理解,称为“公共儒学”,或儒学的公共性。邓曦泽努力鼓吹的,是“公共儒学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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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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