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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精神”与“大学之道”

黄玉顺

 

西方传入的现代大学模式作为一种学制,丧失了某种“大学精神”。这种大学精神就是:居仁由义。这种大学精神乃蕴涵在“大学之道”之中。这种大学之道就是:立德爱人。这种大学之道最初表述在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文本里。诚然,当我们用一个中国古有的词语“大学”去翻译西方的词语“university”、并获得普遍认可的时候,这已经表明了两者之间尽管没有等同性,却毕竟存在着某种对应性;[①] 但这种对应性其实只是外在的,仅仅意味着,不论古今,所谓“大学”所指的都是教育体制当中在学龄上的最高阶段而已。换句话说,这种对应性并没有涉及大学的某种内在精神——大学精神。

一、大学之道的纲领

儒家经典《礼记·大学》精炼地表述了“大学之道”的纲目:

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八条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②]

所谓“三纲领”并不是并列的三条。其中“止于至善”乃是统领性质的:不论“明德”还是“亲民”都要“止于至善”,如王阳明所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大学问[③])因此,“大学之道”其实就是两个方面:明德→亲民。这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④],亦即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或“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⑤])。修己就是修身以明德,安人就是爱人而亲民。

(一)明德:立德

    原文中的“明明德”,后面的“明德”是名词性的偏正词组,所指的就是“德”,“明德”是说人的德性原本就是明朗的,亦即《中庸》所说的“自诚明(由诚而明),谓之性”;前面的“明”是动词,是说原本明朗、因遮蔽而晦暗了的德性,乃通过教化而重新明朗起来,亦即《中庸》所说的“自明诚(由明而诚),谓之教”。所以,“明明德”可以简称为“明德”(动词+名词)。

说到“德性”或“人性”,有两种不同的、却同样偏颇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孔孟以后的儒家形而上学的先验论,将人性设定为某种先天本性、绝对本体。另一种观点则是当代的某种经验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彻底否认任何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观念。然而儒家传统中还有一种更为恰当“折中”的观点,一方面承认人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则认为人性并非什么先验的东西,而是在生活情境中“日生日成”的。例如《古文尚书·太甲上》说:“习与性成。”[⑥] 王船山解释说:“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 今言‘习与性成’,可以得所折中矣。”“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 举凡口得之成味、目得之成色、耳得之成声、心得之成理者皆是也,是人之自幼讫老,无一日而非此以生者也,而可不谓之性哉!”(《尚书引义·太甲二[⑦]

这种观点符合孔孟的思想。例如孟子就深刻阐述过这个问题:一方面,德性作为“大体”(性体)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大体”是在生活情境中“立”起来的。故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⑧])那么,这个大者、大体是怎么立起来的呢?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这段著名论述,所讲的正是德性是怎样立起来的问题:在某种生活情境中,作为仁爱情感的恻隐之心显现出来,但这并非“四德”(先验的德性),而是“四端”即德性之确立的发端,犹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需要“扩而充之”以后,才能成为德性本体。因此,大学之道的“明德”,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做“立德”[⑨]

在生活情境中促发仁爱情感、并进而将其确立为德性本体,此事有时侯是自然而然的“(由)诚(而)明”,有时侯是人为设计的“(由)明(而)诚”。后者就是“教”的问题,也就是《中庸》所说的“修道之谓教”、《大学》所说的修身立德的问题。

所以,大学之道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修身立德。可惜的是,现代大学的第一宗旨却不是立德,而是求知(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这种状况,孟子谓之“无本”: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

这种“无本”(没有德性本体),乃因“无源”(没有生活情境之中的仁爱情感的源泉)。

(二)亲民:爱人

大学之道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要爱人亲民。如果说修身立德是针对自身而言,那么爱人亲民则是针对他人而言。所谓“亲民”意思就是孔子所说的“爱人”(《论语·颜渊》)、乃至孟子所说的“亲亲→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如王阳明所说:

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 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 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大学问》)

对于“亲民”的理解,传统学术中存在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区别。朱熹认为“亲民”的意思应为“新民”,他说:“‘亲’当作‘新’。…… 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大学集注[⑩])王阳明则以为不然,认为“亲”就是亲爱之义,“亲民”也就是爱人:“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大学问》)其实,这两种观点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果推己及人的起点是“己”,那么,在确立、明朗自己的德性时,爱己、爱人必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其结果自然是自己既去旧而立新、他人也去旧而立新。自新缘乎自爱,新民缘乎爱民。

可惜的是,现代大学用以教育学生的,往往不是爱人亲民,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并且煞似有理地美其名曰“生存竞争”,殊不知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本质上只是一种动物哲学、禽兽伦理学,是将人与动物混为一谈,而忘记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

综上所述,大学之道就是两个方面:立德→爱人。这就是说,在生活情境的仁爱显现中确立自己的德性良心;并且推己及人、乃至推人及物地亲爱人与物、革新人与物。现代大学如果不以此为自己的根本的大道,那就不是真正的大学。

二、大学之道的条目

那么,究竟如何具体地立德、爱人呢?《大学》提出了八个条目,与立德、爱人相对应,分为两个方面:格物致知而诚意正心(修身立德);齐家治国而平和天下(致用亲民)。

(一)修身立德

    八条目原文中的“修身”,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步骤,而是对于前面“格致诚正”的概括、收摄;换句话说,修身立德是通过具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实现的。

格物 → 致知 → 诚意 → 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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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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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

外王

三纲八目对应关系

1、修身:格物致知

所谓“格物”和“致知”其实并不是两件事情,而是同一回事的两个方面:在实践中获得真知。故朱熹说:“盖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别有致处也。”(《朱子语类[11]卷十八

但这里所说的“在实践中获得真知”并非现今通常所说的“实践出真知”。这种“实践”首先并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而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甚至是更为本源的生活情境意义上的仁爱情感的存在显现。我们毕竟总是首先在这样的生活实践——生活情境中存在。而这种“真知”也不止是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首先是道德伦理意义上的,甚至是更为一般的形上的德性意义上的问题,正如朱熹所说:一方面是由博知而尽心知性,“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一方面是由众理而归于一理(天理),“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或如阳明所说:‘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大学问》)良知作为这种“真知”不是形下的东西,既不是形下的知识,也不是形下的道德规范,而是两者的形上根据;良知甚至首先不是形上的终极根据,而是更为先行的对于本真仁爱情感显现的一种领悟。如果说本真的仁爱情感是“良能”,对于这种良能的直觉领悟是“良知”(《孟子·尽心上》),那么,在这种领悟中通过扩充之思而确立起来的德性本体就是“良心”(《孟子·告子上》)。现代大学教育所欠缺的,恰恰是这种意义的格物致知、实践真知:通过唤醒对于良能的良知,而确立起良心。

当然,“格物致知”可以包含、涵盖科学、技术、知识、博物的意味,唯其如此,后来人们称自然科学技术为“格致之学”。例如,早在明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翻译德国《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明代胡文焕编《格致丛书》一百七十八种,实为考证古今名物知识的博物之书。清代康熙年间陈元龙编的博物类书,叫做《格致镜原》。傅兰雅于1876年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期刊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中文名叫《格致汇编》。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特辟有“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一章。可见有识之士皆知:中国亟需这样的形下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大学倒是做得不错。但是,无论如何,《大学》的“格物致知”首先、根本上乃是修身以立德,而非寻求科学技术知识。现代大学最紧缺的,不是这些形下的知识,甚至也不是形下的道德;大学之道,“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传习录下》)。

2、立德:诚意正心

所谓“诚意正心”与“格物致知”同样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回事的两个方面:做到了“格物致知”,自然也就“诚意正心”了。正如王阳明《大学古本序》所说:“正心,复其体也。…… 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简而言之,诚意正心就是确立自己的良心本体,就是立德。

其结果是“内圣”。所谓“圣”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圣可学乎?’曰:‘可。’”(《通书·圣学章[12])这是因为“圣”就是“仁且智”两个方面(《孟子·公孙丑上》):一方面是仁爱之心,这原是“不学而能”的良能;一方面是感悟之智,这原是“不虑而知”的良知。(《孟子·尽心上》)。故孟子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也肯定“塗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13])。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大学生究竟应该学什么?其最高目标,其实应该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口号:“学做圣人。”

(二)致用亲民

按照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如果说修身立德是“明体”,那么,亲民就是“达用”、或者叫做“致用”。这种“用”具体来说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文本虽产生于“家国天下同构”的宗法王权时代的观念背景,但其“修齐治平”的观念却是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更为普世的意义的。这取决于由不同的生活方式所生成的不同的社会主体。现代大学所培育的主体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而不是科学家什么的。

1、齐家

所谓“齐家”,王权时代主要是指的天子宗族的协和、齐谐,故“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从而“是正四国”(《大学》);皇权时代主要是指的皇帝家族的协和、齐谐,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从而“一人定国”(《大学》);当今民权时代则应是指的核心家庭的协和、齐谐,能够“宜兄宜弟”、“宜其家人”(《大学》)。其共同点在于:家庭的和谐。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呢?就是爱人——爱其家人。这也应是现代大学教育所谓“学以致用”的首要目标。

2、治国

    所谓“治国”的社会主体,王权时代主要是指的天子,皇权时代主要是指的皇帝,而民权时代则应指任何一个公民。可能有人会问:公民也有“治国”的责任吗?回答是肯定的:对于“主权在民”的民权时代来说,每一个公民都有治国的责任、权力、义务,这是理所当然的。惟有每个、或者绝大多数公民都担负起了治国的责任,这个国家才能达到社会和谐。为此,《大学》提出了“絜矩之道”,就是在制度规范(礼法)建构的基础上,公正待人、公平利人,例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何才能做到絜矩之道呢?还是爱人——爱其国家人民。这同样应该是现代大学教育所谓“学以致用”的基本目标。

3、平和天下

所谓“平天下”,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去做天子、统治天下。“平天下”之“平”是具有丰富含义的,其核心是通过建构一种天下秩序来达到“协和万邦”,也就是通过建构一种正义的国际秩序来达到世界和平。王权时代,那主要是天子的事情;皇权时代,那主要是皇帝的事情。然而,现代社会的公民,对于世界事务都应负有自己的责任,那就是顾炎武提出的极富现代意义的著名口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4] 所以,现代大学的莘莘学子,应如明代东林书院的那副著名对联所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如何才能做到呢?仍然还是爱人——爱天下人。唯其如此,才能天下和谐、世界和平。因此,这同样应当是现代大学教育所谓“学以致用”的重要目标。

其结果是“外王”。这里所谓“王”并不一定指王权时代的天子,而是意味着主权(Sovereignty)。当今时代,主权在民:在主权问题上,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王”。一个公民如果很好地履行了自己对于家、国、天下的责任,他就实现了自己的“外王”。

三、大学精神的实质

通过以上对于“大学之道”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对于“大学精神”的正确理解。

汉语“大学”原指古代的一种学制。朱熹《大学章句序》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术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现代学制则区分得更细一些,分为小学、中学、大学,所学的具体内容也是颇为不同的。但是,古今的大学之间难道没有、或者不应该有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大学精神呢?

按照儒家的理解,所谓“大学”乃是“大人之学”。钱德洪曾问王阳明:“《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阳明回答:“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大学问》)

所谓“大人”是与“小人”相对而言的。何谓大人?孟子曾说: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

这就是说,所谓“大人”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丧失自己的天然本真的仁爱之心,并且扩充培育这颗仁爱之心,确立这颗仁爱之心作为本体,遵从这颗仁爱之心。这其实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立德”、“成圣”之人。

进一步说,所谓“大人之学”,所学的乃是“大人之事”。那么,何谓“大人之事”?孟子指出:

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

孟子所说的“居仁由义”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仁爱之心为根据、为精神家园;一方面以正义原则为大路、为人间正道。孔子曾感慨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故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

    那么,上文谈到的大学之道“立德爱人”与这里所谈的大学精神“居仁由义”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简而言之:两者一以贯之,而前者是后者的先行条件。具体来说,一方面,“修身立德”是“居仁”的前提:要以“仁”为“德”(心性本体),此“德”先须被“立”起来,然后可以“居”之;而另一方面,“致用亲民”是“由义”的前提:要由“仁”而“义”(正义原则),此“义”方为“正路”,然后可以“由”之。所以,大学之道“立德爱人”落实到、归结到大学精神“居仁由义”。对此,孟子还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这就是说,对于大学、包括现代大学来说,全部“学问”的根本、核心所在,就是“求其放心”而已——找回那一颗被放失了、茅塞了、物蔽了的仁爱之心。这倒不是说仁爱之心即是全部的“学问”,而是说仁爱之心乃是所有“学问”的本源所在。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根本观念:仁爱乃是所有一切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

所以,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一个懂得立德爱人的大学之道、具有居仁由义的大学精神的青年人,应该是这样一个人,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 原载《中和学刊》第二辑,韩星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09月版。

[]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一讲第一节:“等同与对应:定名与虚位”,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礼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庄子》:王先谦《庄子集解》本,《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

[]《论语》:《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尚书》:《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⑦] 王夫之:《尚书引义》,中华书局1976年版。

[]《孟子》:《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 这里所说的“立德”并非《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论“三不朽”中的“立德”。《左传》:《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朱子语类》:黎靖德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 周敦颐:《通书》,《周敦颐全书》,周文英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3]《荀子》:王先谦《荀子集解》本,《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7年版。

[14] 此语出自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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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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