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在中国
 ——读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

刘自立



    这里说的保守主义,是指上个世纪初叶,一班文章报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指那些在封建制度的夹缝里办出所谓自由主义报纸的知识分子所信仰之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二者的结盟,在中外历史上不少见)。其中举办《时务报》的汪康年,就是突出的一位。由廖梅先生撰写的关于汪氏的专著,为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位报人及其时代,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时务报》的出现恰逢清朝的改革开放时期,也就是所谓新政推行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如何办报,报纸文字的宽容余地有多大,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课题。简单而言,在所谓的“大气候”——清廷施行新政——还是朝向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一份锐意进取的报纸,是不可以过于急进和过于反体制的。这是汪康年办报的基本主张和原则。汪及其同仁的言论框架,大约是在那些主张改革的官员和自由知识分子之间建构的,互相达成一种共识,以求实现官民共处,求同存异之局面。这样的办报方针贯穿在他的用文尺度和用人标准上。汪本人的文风,人格表率于兹,做到了进退自如,自律有方。因为非如此,不足以维持言论之自由(当然是有限的自由);非如此,不足以在体制内外左右逢源,上下周旋,以求平稳运行。尽管如此,报纸还是不断收到来自上面的指责。当然,这种指责或许还是有善可陈的,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以至于发展的。如,他刊出梁启超的文章“知耻学会叙”后,张之洞就呵护有加地批评道,这类文字,“……若经言官指责,恐有不测”!

    因为张和汪都不想一言遭报纸之禁。

    但是报纸言论所及,中国社会之问题所及,当然不可能完全局限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也会涉及到官方语言之外的层面。因为这样的言论,本来就是要反映中国社会不可以回避的问题。因此,和官方的检查制度发生冲突,也是无可避免之事。于是,报纸的做法只能是不断调整自己于体制之内外。担任《时务报》主编梁启超口无遮拦,大胆放言,但是汪本人的文章老成持重,谨慎雷池。按照廖先生的说法,是汪的文章更重实际,而梁的文章更重感情(包括在理论上的建树,也是汪不如梁。)在那个时代那个时期,有限的改良或者说改革,还是在一种相对稳定和相对宽容的局面下进行的。这也是《时务报》可以生存出版的前提。固然,那时候的改革正在和革命并驾齐驱。在汪康年的眼睛里,孙中山的革命简直就是“土匪”做乱,一无所是。有一个巧合是,汪是在1911年的革命暴动前夜撒手人寰的。这件事,象征性地宣告了革命对于改革的保守主义主张乃至行为的取缔。固然,在思想上,革命必要性与否这样的争辩,几乎持续了一百年,还是没有结论。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以后的报纸中,革命的和改革的争论虽然一直不断,但是牵涉到办报这件具体事务上,过激的行为,还是不大可能在几代统治者手上被认可的。几乎就是在《时务报》遭到张之洞等人批评还是小事。以后发生的著名的《苏报》案(1903年),就有了人祸文难。吴稚晖,这样一个当时言论如此激烈者,也无法和当局处死邹容的悲剧划清界限,虽然他并无出卖之嫌(唐振常先生一直坚持这点)。以后《民报》之被封查(1908年;只是若干期),又说明官民之间的龃龉和冲撞。到了《大公报》时期,张季鸾虽然和蒋介石有过笔战,但是他和蒋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而王芸生和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论战,虽然显赫一时,但是,完全的反对派的角色,却不是他的选择,他是所谓的“中道而行者”。其实,就是在国民党的官报《中央日报》里,不是也发生了殷海光因为撰写反对国民党严重贪污腐化之文章而受到蒋的指摘之事吗?亦官乎?亦民乎?实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的报纸和报人的尴尬之处境。在办报上做到绝对化的自由主义,几乎就是几代报人之梦臆了!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官方是在潮流上跟进时代的,如清朝之新政;国民党之抗战;以至后来的《人民日报》的主张改革,放开群众言路于后四人帮时代,那么,即便是来自官方的有限度的言论尺度,仍然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知识分子和官方的结合是不应该一概肯定,也不应该一概否定之的。这里要看他们是于时俱进,还是于时俱退。当然,这个正面方向可以持续多久,往往就难答其案了。无论是汪康年时代清政府的改革,还是在后汪时代,孙中山的革命,训政,来自官方的和来自知识分子主张,究竟有多少吻合,多少分歧,一直以来是纷争不断,未见终局的。如,中国的帝制之存废问题;如,孙中山的训政期究竟有多长的问题,何时还政于民,都是含糊其词的(一本张君劢的宪草,反反复复,是到了台湾才见出分晓)。

    所谓保守主义的前途究竟如何,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因为凡是发生过的所谓的保守主义,不是半途而废,就是被革命取代。改革是否能够完成其未竟之业,成为中国历史上说不尽的故事!还有,是改革失败,再行进行革命——而革命是否会导致新一轮的专制和历史的毫无进步可言的无限往复循环,——还是不让其失败,所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些老问题都有新挑战之性质。

    是的,廖梅先生是看到了这一点的。

    她不失时机地援引了英国保守主义学者柏克的观念。在光荣革命和断头台前,柏克选择的是前者——因为他是一个保守的英国人——而英国人之所以首肯保守,来源于他们保守主义文化中的积极因子。他们的传统来自于他们的大宪章,来自巴力门(议会),来自责任内阁制……等等。一种光荣的,和平的,甚至理性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在英国成为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此政治文化传统。那么,如何设想中国人传统中的积极因子呢?中国人能否祈望施行一种背弃革命的英国式选择呢!看来可能性是不大的。中国人的近代史是在承袭一种俄国式的革命。这样的革命,终结在对于法治和议会的死亡中。而法治和议会之复兴,在另一方面,是要进行法国式的革命。但是法国式的革命——在后革命时代重现确立宪法——在今天的意义究竟如何,答案也并不明确。汪氏的人生处境,责令他既要面对即将出现,后来居然真的出现了的“革命”,又要他面对现实,面对传统。而用传统来取代革命,好像成为那一代人的最后的选择。廖梅举出了许多这样的人物,如张太炎,严复等。

    今天的人们重读汪康年,也是在重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在体制内办报,宣传体制内的主张,能否达到民主自由之终极目标。深而言之,实行克己复礼的守旧主义文化复兴,继而主张新儒家精神的发扬光大,是否可以探求出来一条今日中国的政治改革之路;中国人有无必要,有无可能像英国人施行光荣革命一样,避开革命和暴力而走上一条法治,理性之路;抑或只有通过暴力,来达到类似法国革命式的后革命结局,继而确立宪政。再抑或,像眼下的学者所说,只有根本反对和取消中国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传统因子,才能实现政治的和舆论的现代化。看来汪康年没有给出这个答案。故此,细阅此书的有关章节,重温那时候文人报国,文章报国之精神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可能性,实有必要。这是因为,我们可以从汪氏的逻辑,或者说他的未完成的逻辑中,继续推断报纸舆论和国家法治和国人命运的大前提和大结论。昨日之报纸,不是今天之报纸;但是换一个角度说,昨日之报纸,就是今日之报纸。因为所有过去的因子,还是活跃其中。汪氏的过时性,看来是要等过去因子在真正的新时代中死去,才会来临。

转自:思想格式化

 

2003/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