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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神坛的圣人
——蒙培元先生心目中的孔子

李峻岭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世界华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如何普及传统文化知识,如何让大众客观公正地看待东西方文化交流现象,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北京大学出版社曾推出以“让大师走近大众,让大众了解大师”为宗旨的丛书,其主要目的是让人们能够从学术角度之外的视野来了解东西方的哲学大师,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走近大师,了解大师。蒙培元先生便撰写了此丛书的第一册——《蒙培元讲孔子》[1]。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作为传统文化代表和核心人物的孔子早已被历朝历代帝王神圣化,高高居于神坛之上,失却了原本的真实。现在我们回归传统文化,寻求文化根基,在新的视野下重新解读孔子,审视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意义非比寻常。蒙培元先生的大作虽然出版已经很多年了,但作为普及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现在读来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我曾有幸见过先生一面,蒙先生德高望重,却没有丝毫的矜持,给人淳朴的感觉。捧读《蒙培元讲孔子》之后,对先生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态度又有了更深的了解。先生在书中将一些复杂的、甚至有学术争议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将他对传统文化的体验、对孔子的理解娓娓道来,极其朴实与直白,一如他本人给人的感受。
全书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孔子其人,二是其思想。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历史上经过无数人为的神化,使孔子的形象模糊而复杂,因此,如何给孔子一个正确的定位,向读者描述一个真实的孔子,是件困难的事情。蒙先生首先肯定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圣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平常人。抛却了圣人的光环,把孔子作为一个普通人,来探寻他的成长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孔子之所以创立儒家文化,被后人尊为圣人,与他一生勤奋学习是分不开的。正像孔子晚年对自己一生修养过程所作的总结:“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
把孔子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就可以理解孔子会自嘲说自己“累累若丧家之狗”[3]。与弟子相处的时候,孔子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严师,而是像对待朋友一样,亲近又随意。有一次,孔子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因为南子名声不好,子路便很不高兴,为解除子路对自己的误会,孔子便发誓,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老天惩罚我,老天惩罚我。[4]?这生动反映了孔子同弟子之间朋友般平等相处的情形。经过这样的一番叙述,一位有血有肉、极富人性化的孔子跨越了时空,真实地站在读者面前,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仙,而是一位博学而又历尽沧桑的老人。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这也是贯穿中国文化始终的问题。儒家的主流派别是讲“天人合一”,但儒家的“天”究竟代表什么,学术界尚有争议。蒙先生对此解释为“天”就是“自然界”,这个“自然界”不同于西方哲学认为的那个作为人类认识对象而存在、等待人类开发和改造的“自然界”,而是其本身具有不断生命创造的存在。因此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天虽然不说话,却以它的生命创造为言说,人不仅要倾听它,而且还要实现它。自然界潜存在着某种价值,这个价值的实现是由人来完成的。这就是“天人之际”的一个根本问题。
孔子曾说“五十而知天命”[6],儒家的“天命”所指是什么,也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问题。蒙先生在书中提出,“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当两者不能够统一的时候,我们就要倾听天命,在这个前提下,完成自我人格,实现自我价值。《论语》中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7]?的说法,这是命定论思想,但在命定的有限范围之内,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实现一种价值,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实现这一价值的前提是倾听天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在有限的生命之内如何去实现自我价值却是个人的事情,因此孔子说“死而后已”[8]。死的意义全在你生的时候如何去做。这就是儒家生死观的内容,与“天人合一”是相一致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无节制地对自然界进行开发,同时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生态严重失衡,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各种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以更高的频率和更致命的危险时刻危及整个人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重新理解孔子的“倾听天命,敬畏自然”的精神更有其重大意义。以“天人合一”为出发点,蒙先生在书中对孔子的“仁、德、礼”以及文艺、教育方面的思想都有独到的见解。
关于“仁”,蒙先生认为,仁是人的本己的存在,是最真实的情感,这些情感必须而且只能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实现,当仁被实现出来的时候,已经在社会交往之中了。因此,在天人关系之中,天“道”下贯到人便是“仁”了,而仁则是在作为生命的个体的人的社会实践,也就是社会生活之中才得以实现的。蒙先生将这种社会实践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扩充到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达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9]?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
“仁”与“礼”是孔子人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不能分离。在蒙先生看来,孔子的“仁”与“礼”的关系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内在德性与外在形式的关系。孔子对于“周礼”的坚守,并不是反对社会进步,他所维护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周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秩序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作为一名思想家,孔子所强调的始终是文化价值,而不是政治体制。因此,孔子所说的“礼”从根本上说是以文化为其核心要素的,这是孔子人文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社会群体性的特点,同时又具有深刻的宗教精神。孔子对于祭祀仪式的坚持,是因为他认为其中所体现的人文化的宗教精神,特别是人的终极关怀。祭礼不仅关系到“养生送死”之事,而且关系到人的精神追求和寄托。
孔子强调以“德”治国,但蒙先生认为,孔子并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有关“德治”的建构学说,只是提出了有些社会政治的理想原则而已。这些原则包括:“修己以安百姓”[10];主张“富民”,反对“聚敛”;主张“德化”反对“刑罚”。蒙先生以现代法制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孔子的“德性”与“德治”的关系,认为这是理想主义的,是儒家“外圣内王”之学的雏形。他指出,“德性”是政治行为的重要前提,却不能保证政治活动的成功,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套政治理论和设施,这正是孔子和儒家所缺乏的。孔子既没有提出政治运作的架构理论,更没有提出对于权力的限制,只靠在重要时刻可以“犯君”“不可则止”,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现代法治建设应与孔子的“德治”学说相结合,使二者相辅而行,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价值指导,这无疑有助于建设现代的文明社会。
孔子的“艺”指的是“六艺”,是广义上的意义。这是孔子教授学生的重要内容,也是孔子从事艺术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孔子看来,艺术不仅对于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对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是必不可少的。孔子以“六艺”教授学生,但他的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仁”,放到实际层面上便是通过教育,使各种人才都成为有修养、有境界的“君子”,也就是人文素养很高的杰出人才,从而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也就是培养儒者的问题。蒙先生认为,所谓的“儒者”,是指从事文化事业、体现儒家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士。因此,钻研学问,修养德性,便成为了孔子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他教育学生的目的。
在一种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之下,在开放视野下对孔子重新审视,是蒙先生的一个出发点。每个人心中所理解的孔子是不同的,蒙先生的宗旨便是“回到原点”,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去理解孔子。同时,又参照西方文化,从东西方文化对比中凸现孔子及儒家文化的精神。如在“仁的学说”一章讲解“仁”的时候,蒙先生不仅引用冯友兰、李泽厚两位大师的见解,还介绍了韩国学者丁若镛、西方汉学家葛瑞汉、美国学者芬格莱特的观点。蒙先生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将这些观点一一列出,并给予适当的评价,体现了其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宽广的胸襟。因此,重读先生大作,能从另一个高度,一个全新的视野,一个东西方文化共同的大背景下来重新解读孔子,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参考文献】

[1]?蒙培元:《蒙培元讲孔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论语·为政》。
[3]《史记·孔子世家》。
[4]《论语·雍也》。原文:“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5]《论语·阳货》。
[6]《论语·为政》。
[7]《论语·颜渊》。
[8]《论语·泰伯》。
[9]《论语·雍也》。
[10]《论语·宪问》。

(原载于《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先生80寿辰学术研讨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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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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