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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评蒙培元先生对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揭示

郭沂

中国哲学有无主体思想?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但皆以西方哲学的主体论作为标准的。蒙培元先生在一系列论文和《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一书中,不但明确肯定中国哲学有主体思想,而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哲学的主体思想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西方的主体思想。这是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中国哲学始于忧患,从一开始就关注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主体性问题。
主体性的丧失和异化现象的出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很久以前就发生了,并且很久以前就被人们注意到了,《礼记·礼运篇》所述从“大同”至“小康”演变的过程就是异化的过程或者说主体性丧失的过程。这个过程发展到春秋时期,情况就更糟了,以至“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因此,克服异化现象、维护主体性,也就成了当时理论界的主要问题。事实上,孔子和老子的哲学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的,为此,他们分别提出了其核心价值仁和自然。仁学和自然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蒙先生认为:“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提出仁学思想的同时,也就确立并肯定了主体思维的基本原则。仁被归结为人的内在德性,要认识和实现仁德,完全是主体自身的事情”[1];而老子“实际上是从‘天人合一’出发,最后仍然落实到人的主体性问题上。它用‘自然’来说明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主体思维。”[2]?可以说,正是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才使中国有了完整的、成熟的哲学体系,才使孔子和老子成为中国哲学的真正建立者。自此以后,主体性问题也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根本问题。

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研究主体问题?这要首先回答主体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所说的主体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存在和人生意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是由心、由思维方式来体验或把握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抽掉思维方式,主体问题便不复存在了。蒙培元先生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研究主体问题,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思维方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研究,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亦可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当然,蒙先生所提出的“主体思维”这个概念是以哲学为出发点的。按照他的意见,围绕着人的存在和人生意义这些主体问题而展开并由此形成的稳定思维模式,就是主体思维。
蒙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具有主体意向性、内向性、体验型、实践型和自我超越型等基本特征。就其主体意向性而言,中国哲学是从主体内在的需要、评价和态度出发,通过主体意识的意向活动,获得世界和人生的意义。因此,它不同于以外部事物及其客观性质为对象的科学思维或理论思维。就其内向性而言,由于中国哲学“不是主客体对立意义上的主体思维,而是主客体统一、人与自然合一意义上的主体思维,因此,它不是把人作为纯粹的客观对象去认识,而是作为思维和实践着的主体去认识,也就是思维的自思维。作为思维主体的人,是知、情、意的统一,缺一不可;作为思维客体的人,则是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整体存在,不可分析。一句话,它不是对象论、认识论的,而是主体论、价值论的。这种思维,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模式中,不可能形成外向型理智型思维,而是内向型的自反思维,即通过自我反思、自我体验、自我直觉和自我证悟,实现主体意识同自然法则的合一。”[3]?就其体验型特征而言,中国哲学没有把知、情、意严格区分开来,也不重视知性的发展,却很重视情感体验以及情感需要的满足。不论从人开始的儒家,还是从自然开始的道家,都是主体体验的天人合一论者。他们都把人和自然界融为一体而不可分离,并且在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有机统一中求得内心的平衡与安宁,从而得到情感上的某种满足。就其实践型特征而言,中国人的思维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和经验特征,重视个人的实践和经验,属于实践理性思维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道教还是佛教,都把重心放在实践或修行上而不是理论思辨上,他们的根本宗旨是如何作人而不是建立什么理论体系。就其自我超越型特征而言,中国哲学家虽然并不关心一般的形而上学原理,但他们提出形而上的天道哲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的形而上学存在。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观念论或原理型形上学的人学形上学。

在以上论证的基础上,蒙先生进一步将主体思维分为四个逻辑层面,指出:“就其基本指向而言,它是自我反思型的内向思维,即收回到主体自身,通过自我反思获得人生和世界的意义;就其基本定势而言,它是情感体验型意向思维,即从内在的情感需要出发,通过意向活动,确立主体的存在原则;就其基本程式而言,它是主体实践型经验思维,即以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主体实践为根本途径;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它又是自我超越型形上思维,即超越感性自我,实现主客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些不同的层面是互相联系的,不是自己独立的。”[4]?这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一大贡献,而且是对思维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在学术史上发前人之未发。
主体思维及四个层面是否是中国哲学各主要流派的共同特征呢?蒙先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就自我反思型内向思维而言,儒家学者都主张“反求诸已”,“穷理尽性”,道家主张“反朴还纯”,新道家玄学主张“察己以知”,佛学主张“明心见性”;就情感体验型意向思维而言,儒家讲“四端”“七情”“未发”“已发”“心中之乐”“以体会为心”等等,道家讲“体道”“体自然”,佛教讲“无思之思”;就主体实践型经验思维而言,“中国的哲学家们几乎无不强调‘躬行践履’,以‘躬行践履’为根本宗旨”[5]。儒道两家讲的“真知”皆为个人在实践中进行体验所得,他们讲的“为己”与“自为”亦为自我实现的实践哲学,而禅宗主张的“担柴运米,无非妙道”已经将宗教实践完全世俗化、现世化了;就自我超越型形上思维而言,儒家强调“天道性命”“实现真我”,道家强调“复归于极”,而佛学则强调“超佛越祖”。这就是说,主体思维及其四个层面虽然各派是共同的,但具体言之,各派又有自己的特色或者说自己的方式。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蒙先生条分缕析,创获颇多。

那么,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主体思维是否一开始就是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呢?蒙先生认为,是经过历史的选择才形成主体思维这种传统思维方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把儒墨两家并称“显学”,但这两家“显学”却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儒家哲学表现在思维方式上为主体思维,已如前所述;而墨家哲学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却是一种明显的理智型思维。墨家并不象儒、道、佛那样将主客合一、天人合一,而是把它们分为两截,将人看作认识的主体,将客观事物看作认识的对象。墨子很重视经验知识,反对在经验中涂上主观情感和评价的色彩,主张把认识建立在客观经验的基础上,由经验事实来检验,他的“三表法”就是明证。不仅如此,墨家还进一步由经验观察到分析、归纳、走向逻辑推理。沿着这条思路发展下去,便出现了后期墨家的科学思维,他们对物理学、数学、几何学、光学、力学等科学概念的提出和规定,已经从经验常识上升到经验科学。另外,到了后期墨家,还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自觉地运用了逻辑思维,并提出了“达”“类”“私”“故”“理”等一系列逻辑概念。这说明,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条件下,体验型意向思维与认知型逻辑思维同时并存,但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哲学及其情感体验型思维占据支配地位,墨家所代表的逻辑思维趋于消亡。这些分析,为我们完整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类型及其演变提供了方便。
沿着蒙先生的思路,我们还可以对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类型做进一步探索。窃以为,先秦时期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理智型思维,它不但没有消亡,而且也成为中国哲学的一种传统思维,并同情感体验型思维这个传统势均力敌。
我们知道,思维的施发者是心(这个“心”是中国哲学的“心”),在我们看来,心有两个基本层面。第一个层面或称为生命之心,它是心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的那一部分(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heart),具有情欲、意志等特征。自这个角度看,无人心,生命存在的意义不得而知。但另一方面,所谓生命,即对人心的体现;无生命,人心无所附着。梁漱溟所谓“心与生命同义”[6],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因而,生命之心的功能就是它自身的体验和感悟。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之心一身兼二任,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但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心的第二个层面或称为认知之心(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brain),它是心对事物的认识的那一部分,具有理智的特征。当然,其功能是对世界的认识。认知之心是和整个世界相互依赖的。在把握对象上,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有大的差异。生命之心只能体验自身;而认知之心所认识的对象有三类,一是它自身,二是生命之心,三是其他客观事物。质言之,认知之心对生命之心的把握,就是将主体性作为其客体。我们这里的生命之心大约相当于蒙先生的情感体验型思维,认知之心大约相当于蒙先生的理智型思维。下面不妨使用蒙先生的概念。我们认为,墨子的理智型思维,是一种主要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理智型思维;在这里我们所要谈的就是以主体性为对象的理智型思维。
以主体性为对象的理智型思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命运如何呢?我们看一下儒家的情形。仁学和礼学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主要学说。在我们看来,孔子的仁学所体现的是情感体验型思维,“仁者爱人”的“爱”字最能说明问题;其礼学所体现的就是以主体性为对象的理智型思维,“不学礼无以立”的“学”字最能说明问题。在整个儒学史上,从孔子的仁学出发,中经孟子而至陆王心学,构成了情感体验型思维传统;从孔子的礼学出发,中经荀子而至程朱理学,构成了理智型思维传统。两者势均力敌。至于何以这种理智型思维没有开发出发达的科学理论,我们认为它以人(具体言之是人的主体性)为对象而不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是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强调的是,蒙先生在研究中不时地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以显现出中国哲学的特质。
我们知道,“主体”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来的。中西方的主体思维有什么差异呢?蒙先生在《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绪论》中就指出,两者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中国的主体思维是以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相统一为基本前提的;而西方的主体思维是以主客体相分离、相对立为特征的,是以改造和征服自然为前提的。就理论性质而言,“中国的哲学理论大都是关于实践的理论,而不是概念论或逻辑论等形式理论,‘为知识而知识’‘为理论而理论’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也是不能存在的。这是中国哲学思维同西方的又一个重要区别。”[7]?就形上学性质而言,“中国哲学思维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人的本体存在的形上思维。这就决定了它是内在的自我超越,不是外在的彼岸超越”,因而它“同西方哲学与宗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8]?就“善”而言,中国哲学强调进行内心体验和直观透视,作整体把握;而“西方人重视概念的明确性,强调在概念上把握什么是善”[9]。就人的精神活动或心理活动而言,“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爱智’的,即属于理智型思维,并且形成一种传统。中国哲学则不然,它没有把知、情、意严格区分开来,并不重视知性的发展,都很重视情感体验以及情感需要的满足。……其结果是,既没有形成重智主义的理智型思维,也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意志论以及宗教哲学”[10]。
当然,中西哲学并非没有相通之处的。比如:海德格尔哲学在许多方面是与老子哲学相合的。[11]?这些意见,都给人以清新的启迪。
总而言之,蒙培元先生对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揭示,深切把握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和底蕴,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启迪。

【参考文献】

[1]?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2]?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3]?蒙培元:《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
[4]?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5]?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2页。
[6]?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7]?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8]?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9]?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10]?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11]?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原载于《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先生80寿辰学术研讨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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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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