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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对自然的敬畏与亲近

张利民

【编者按】作者简介:张利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此文载于黄玉顺主编《“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谢谢主持人!各位师长、各位同仁,今天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样一个聚会,祝贺蒙先生八十寿辰,同时进行学术的探讨。首先向蒙先生和郭老师表示我真诚的祝福,祝他们健康长寿!

我是80年代末到哲学所的,那时候蒙先生还是中年人,或者说是年轻人。我1995年到中国哲学室,那时蒙先生担任室主任,一直干到退休。1997年秋天到2004年,蒙先生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副会长,并主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刊《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工作。我当时也参加了学会的工作。所以,蒙先生对于我有多层的领导关系。蒙先生退休以后,他还住在研究生院的宿舍里,我们有的时候还打电话、见面;这几年因为蒙先生身体的原因,又因为蒙先生搬家,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我接到这个会议通知以后,有些往事浮上心头,历历在目,其中有很多难忘的、生动的回忆。我记得有一年的春节,蒙先生邀请我们研究室的几位年轻同志到他家聚会,是在北大附近的那个房子,不大的,郭老师、蒙先生准备了丰盛的饭菜,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给人以温暖。一天下午在研究室,同事都下班回家了,蒙先生和我谈起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情况,冯先生指导他要注意打基础,不要急匆匆写文章,打基础就是要认真读书,冯先生给他开列书目,一本一本认真读,等等。蒙先生富于正义感,对社会、学界的不正之风,表达过愤慨和忧虑,十五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征引过他慷慨激昂的话语,“也是在餐桌旁,一位前辈列举文化学术界的种种现象后,断然地说:照这样搞下去,又要毁掉一批人。我忝列这一行,心想,这愤激之语很有道理的。”(“无味的产品”)文中的前辈,乃蒙先生也。蒙先生非常地爱才,鼓励年轻人积极地去探索。比如编这个杂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可能引起争议的文章,我觉得有价值,就推荐给蒙先生,蒙先生大胆地拍板,说:“这种文章,我们还是要发,要鼓励年轻人探索!”这些背景,大家可能不知道。

蒙先生的治学,上午大家讲了很多了,多是从宏观上就他的论著来谈的。我呢,就从一个比较小的角度,结合我的经历,介绍蒙先生的一篇文章,是一篇随笔;然后我自己再做一点发挥,表示我自己的一点看法。

2003年的初冬,在单位,蒙先生交给我一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请你推荐给报刊,看看能不能用。”我看了一下,觉得写得很好,就推荐给《中国青年报》,文章很快就刊发了。我当时寄的时候,怕丢失,就复印了一份。这几年我经过几次搬家,整理东西的过程中,有时又看到这篇文章的复印件,我就想:这篇文章得好好地保存,有机会转交给蒙先生或者玉顺兄,他们手头都不一定有。下面我就把这篇文章介绍一下,然后我做一点评议或者说发挥。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敬畏之心——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讲蒙先生少年时代的一个故事。那么,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文章的开头,介绍了他家乡的情况。大家知道,蒙先生的老家是天水。蒙先生自己说,是在六盘山下,有原、有河,又有山。蒙先生在文章里讲到,他家境比较贫穷,燃料、烧柴的东西比较缺,所以要到原上去打草,去砍草。因为砍草的人比较多,所以就不容易砍到草。但是,那个山上有很多小树。然后蒙先生就有一个疑惑了:大家为什么不去山上打柴啊?这一段,我给大家念一念:
 
有一次,我跟随一位堂兄到原上去割草,走到离山不远的地方,眼看就要到灌木丛了,我心想,如果进了灌木丛,一会儿就能割上一大捆,满载而归,岂不甚好。但是,再看看堂兄,他却头也不回,毫无上山的意思,只是继续在原上寻找。我忍不住便问:“漫山遍野都是小树和草,能去砍吗?”堂兄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我好奇地问:“山上有狼吗?”堂兄说:“没有。”其实家乡是有狼的。但是,大白天谁也没有见过狼,何况山下的原上,到处都有人在地里干活,我们即便是上山,也只是到山、原接壤的边缘地带,狼是决不会出来的。我相信堂兄的话是真的。于是我又问:“那为何不去?”堂兄只说了一句:“这山不能去!”表情是严肃的。我继续问,他就再也不回答了。
 
蒙先生一直在思考:这山为什么不能去?这个问题,他思考了很多年:
 
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宁可受穷,也不到山上砍下一根枝条呢?我总想找到其中的答案,但是很长时间未能找到,后来也就不去想它了。
 
这是蒙先生少年时候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困惑,他一直在思考。

文章讲到,少年时代他的家乡是美丽的,后来经过“大跃进”啊、“文革”啊,那个山就破坏了。到80年代,胡耀邦主政的时候,退耕还林,山的生态有所改观。文章从这里就开始升华,蒙先生从他家乡的变化上升到了传统哲学、传统文化。我再念一段:
 
堂兄为什么说“这山不能去”?这分明是当地农民自觉遵守的一道无形的“禁令”。这道“禁令”既不是法律条文,也不是某种契约,而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行为准则。这样的行为准则,显然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传统文化,实质上是“天人之际”的问题,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核心便是孔子的“畏天命”。奇怪的是,当我们谈到传统文化时,总有人说,那是写在书本上的过时了的东西,与人民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与社会进步和变革更是格格不入。上面的真实故事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传统文化绝不仅仅是书本上的词句,也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农民们在一代一代的生命传承和同自然界相处的生活实践之中,深深懂得,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他们未必相信天上真有神,或者山就是神,但是他们却深信,自然界确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威严和神圣性,自然界是不能任意破坏的,如果随心所欲地进行掠夺,就会受到惩罚!因此,他们对自然界有一种亲近感和敬畏感,并且将“不上山砍柴”作为一种“自律”来约束自己。从堂兄的谈话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古人说:“天人之际甚微。”良有以也。
 
后面,蒙先生还有一些发挥,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往下念了。

我有两点感触:

第一,蒙先生这篇文章使我感觉到人对自然的那种亲近感、或者说敬畏感。我们的生态,这几十年可以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对这种问题,我们都不缺乏具体的感受,比如不时笼罩北京的雾霾,比如我们不难看到干枯或污染的大小河流。前几天去世的霍金,已经向人类发出警告,人类在五百年内要赶快移向别的星球。当然,我们不是科学家,怎么样大规模地移民,我们不知道。我想,他的核心意思是警告我们:问题很严重,地球逐渐地不适宜人类的居住。这种生态的破坏,在深层次上,肯定跟我们对自然的敬畏的丧失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今天应当沿着蒙先生的思考方向走。蒙先生最新一本书是《人与自然》[1],他非常关注生态问题。我们应当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前,阐发如何在新的时代确立人对自然的敬畏感,建立人对自然的亲近感。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敬畏感,总是打着“建设”的旗号,一味地靠着科技不断地榨取自然,那么,最后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人类只能大规模地移向别的星球,但是别的星球是不是欢迎人这一动物,我不知道。即使到了别的星球,以这种生产生活方式,能在那个星球上生存多久,也令人怀疑。

第二点感触,我们讲的生态哲学如何更有效地去宣传,我想,蒙先生这篇文章也给了我们启发。这篇文章,从形式上看,只是一篇小文章,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它有真实的经历,而且有从少年时代就有的问题,然后结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哲学的体悟,把它写出来。我相信,人们看到蒙先生这篇文章,会受到感染,引发他们的一些思考,并采取行动。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除了需要时下的学术论著,也需要像蒙先生这样的文章。当然,这样的文章也不可能多产,因为你要有真实的经历,要有情感,并且还要上升到一定的哲学的高度,这种文章写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需要有人去努力。

以上就是我看完这篇文章之后的两点感触。

最后,祝愿蒙先生慢慢地恢复健康,继续以不同的形式给我们以新的指点。

我把这篇文章的复印件交给玉顺兄,就算完成了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参考文献】

[1]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原载于《“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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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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