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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原点”:我对蒙培元先生学思的一些理解

何善蒙

【编者按】本文作者:何善蒙,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此文载于黄玉顺主编《“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来参加纪念蒙先生八十华诞的座谈会,谢谢黄玉顺老师的邀请!感谢蒙老师!

我主要想表达两个方面的想法。第一是对蒙先生的感激,第二个方面,是根据会议的要求,简单地谈一下我对于蒙先生哲学理路的认识。
 
一、热情而又率真:我对蒙培元先生的印象

我是浙江人,读书一直是在复旦大学,工作是在浙江大学,在我博士生毕业之前,其实我很少去北方,因此,我生活的范围,几乎就是在江南,可以说是一个很标准的、纯粹的南方人。如果说,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需要在相见相识之后才可以的话,那么本来,我和蒙先生之间可能没任何的交集。但是,对于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生命除了自然层面的意义之外,更多还有学术和思想层面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蒙先生对于我的成长而言,则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我自入大学开始,所阅读的为数不多的学术作品中,就有蒙培元先生的《心灵超越与境界》以及《情感与理性》。当然,从当时的状态来说,肯定无法说我是能非常清楚理解蒙培元先生在作品中讨论的问题的,但是,对于我自己后来的相关研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说,读蒙先生的书,使我对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有了一个初步的把握,并由此激发了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兴趣,当然,这个是后话。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跟蒙先生没有交往,但是蒙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主要是在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对范畴的研究当中,我觉得我后来选择的研究进路和方法,都可能或多或少受到了蒙先生的影响。

在蒙先生作品的影响下,我开始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凝聚着自己的学术方向。后来,因为一些机缘,也和蒙先生有了非常直接的接触,这对于我的学术之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跟蒙先生为数不多的交往中,我自己感觉到,蒙先生给我的印象,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他非常热情。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大概是2002年、2003年,我的博士论文是想从情感的角度切入去重新讨论魏晋玄学。因为长期以来,对于玄学研究的框式是由汤用彤先生奠定的,今天的相关研究,从总体来说,也没有突破汤先生当年所确定的格局,这当然是由很多的原因决定的。但是,对于学术研究、对于传统的诠释来说,这样的情形是不令人乐观的。当时自己对魏晋玄学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但是,怎样能够在研究中取得突破呢?当然,说突破,只是因为理想比较远大罢了,事实上也就是想要找到一个不同的诠释进路吧。后来,在阅读《情感与理性》以及蒙先生其他一些相关作品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对于情感问题的重视,应该是可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特质来加以重视的,而不仅仅是在儒家的层面,魏晋时代就是一个充满情感表达的时代,应当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尝试重新梳理魏晋人的思想。这是我在阅读蒙先生作品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启发。但是,这样的讨论是不是成立,这样的研究进路是不是可行,我自己当时真的不能确定。因此,我想我应该向蒙先生请教一下,看看蒙先生的想法和建议是怎样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如果能够获得蒙先生的指点或者肯定,那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啊,至少自己的想法可以得到很好的坚持并实现啊!但是,怎么跟蒙先生联系呢?我只知道蒙先生应该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当时没有今天的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这么方便,而我也从来不知道蒙先生的一个确切的地址,说是大海捞针吧,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在当时的我看来,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有着极其明显的不确定性。但是,事在人为,可能就是最为通俗和有效的道理吧。记得当时在初步有了上述的想法之后,我就非常认真地根据自己的理解,尝试从情感的角度来讨论魏晋玄学,并列了非常详细的提纲(现在看起来也是比较粗糙的,但是,从当时的情形来说,也还是认真的),然后,重点地关注了自己想要确认的问题:即从情感的角度切入是否合理,以及应当怎样从情感的角度来讨论魏晋玄学。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都是用手写的,应该有写了三四页纸的样子,然后,我写了两份。当时准备寄给蒙先生和许抗生先生。因为蒙先生是情感儒学的倡导者,对于传统哲学中情感的问题最有发言权。而许先生是魏晋玄学的权威,对于玄学的相关讨论,许先生自然是最清楚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自己对于所想要从事的研究是非常的忐忑的,因为,如果不忐忑,自然也就不会这么冒昧、大胆地向两位前辈求教了。

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下来之后, 就很冒昧地寄信给了蒙先生和许先生。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跟两位先生都没有交往过,所以,都是直接寄到单位的(当时不知道蒙先生刚好从社科院退休了),给蒙先生的信是寄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给许先生的信是寄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说实在的,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有回应。毕竟,素昧平生,然后又是以那么唐突的方式。但是,现在想起来,当时确实也没有太多地去考虑结果,只是在想,这件事情我应当这么去做,然后就去做了,大约也有点“尽人事,听天命”的味道吧!寄完信之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任何的消息,虽然说这样的情形可能也是预料之中的,但是,当时心里还是有些小失落的。不过,生活中总是充满着惊喜的。当我在因为没有收到两位先生的回信,而逐渐觉得迷茫和无助的时候(因为当时自己的学养和能力,无法确定自己选择的方式是否可行),先后收到了蒙先生和许先生的回信!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因为蒙先生退休了,所以他不太去社科院了,因此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在邮件中,他把他家里的邮寄地址告诉我,以方便我和他进行交流。蒙先生对我的这个路径——情感研究,给予了肯定,认为完全可以从情感的角度去讨论魏晋时代,而且情感本来就是魏晋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还列举了冯友兰先生和朱谦之先生的一些说法,对我的启发都是很大的。在这次贸然写信的交往中,我发现蒙先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非常详细地写信回复,并且给了我很多方向性的指导,我想,这对于我来说,是极大的收获和鼓励。当时我在想,像我这样一个学界的晚辈,非常冒昧地去打搅蒙先生,却能够得到他的鼓励和肯定,这也可能是蒙先生他们那一时代学者所具有的人格特点吧。[1]

我对蒙先生的第二个感觉,就是他非常率真。在我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也就到浙江大学工作了。因为论文要出版,所以我就想请蒙先生给我写一个序,因为通过之前的信件交往,蒙先生对于我的想法和整个论文的思路,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这毕竟也是非常麻烦蒙先生的。当我给蒙先生写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的时候,蒙先生非常愉快地答应了。我记得很清楚,他给我回了电话,当时他应该是在武夷山,他说:“这个序,你要得急不急?要是急的话,我随便给你写一下,也是可以的;你要是不急的话,我慢慢给你写,也是可以的。”这个话语,直透出一种热情和率真,我非常地感动。因此,我就和蒙先生说:“不急的,您慢慢写就好!”他后来就写了《情感与自然》[2],就是我的博士论文《魏晋情论》的序。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蒙先生表现出非常的率真。这种率真,让我既觉得感动,也倍感亲近。

这两个特点,是我在跟蒙先生的有限交往当中获得的体会。因此,对于蒙先生,虽然我没有当面请教问学,更没有机会成为蒙先生的“入室弟子”。但是,我心里知道,蒙先生对于我的影响和帮助是极大的。所以,后来蒙先生70岁寿庆的时候,以及这一次80岁寿庆,黄玉顺老师跟我讲,我每次都认真地写文章,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唯一能够做的一点点小事情。

二、“回归原点”:蒙先生哲学思想的基点

第二个方面,我想说的是我自己对蒙先生哲学思想的一些浅近的理解。刚才很多老师都谈了,尤其是景海峰老师和丁为祥老师都谈到了,在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中,蒙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都是在面对他那个时代的问题进行反思。因此,只有放置在历史的维度中,我们可能才能真正明白一个学者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如前所言,蒙培元先生对于我的学术道路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蒙先生的作品,我还是认真地去学习过,也有自己的一点粗浅体会。在《儒学诠释视角的创造性转化——评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学》[3]中,我以《情感与理性》为中心,对蒙培元先生儒学诠释的转化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长期以来,儒学的研究中,心性论的诠释是最为重要的、根本的,而蒙培元先生则一反这种观念,倡导情感儒学,强调以情感作为儒学的核心,认为儒家哲学实际上就是情感哲学,“儒家不仅将情感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两千年来讨论不止,而且提高到了很高的层次,成为整个儒学的核心内容”(《情感与理性·自序》),以情感作为核心的观念重新对儒家哲学进行阐释,蒙先生的工作无疑是具有开拓性的。蒙先生的这一观点,在其《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理性与情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以及《人与自然》(人民出版社2004)等著作中都得到了阐释与贯彻。尤其是在《情感与理性》一书中,蒙先生对情感儒学进行了最为深入的阐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而在《问题意识与接着讲:以冯友兰先生和蒙培元先生对阳明学的不同诠释为中心》[4]中,我主要通过考察蒙先生和冯友兰先生的不同诠释视角,来凸显出蒙先生的学术思想的特点。我认为冯友兰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来说,居功至伟,其代表性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以及《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从哲学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新诠释,以一种近代学科规范的要求来建构中国哲学学科,为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而《贞元六书》则更是以“贞下起元”之意,表达了承续宋明理学之理学一脉,来阐发其自身哲学体系的建构,“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新理学·绪论》),很显然,新理学就是冯先生在现代重建儒学的一种尝试,或者说是冯先生自己哲学立场的表达。蒙培元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弟子,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卓有影响,尤其是其对于儒家情感哲学的揭示和讨论,“以情感与理性关系为主轴,立足于中西哲学的宏观比较,对儒家情感哲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剖析,对儒学何以是人学以及儒家心性之学的本质所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诠释框架”[5]。因此,冯先生和蒙先生都是接着讲。冯先生是接着理学的传统,由西洋的知识论出发建立了新理学的哲学系统,并且从这个哲学立场出发,来重新理解中国思想、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而蒙先生是接着冯先生讲,接的是冯先生的现代问题意识,讲的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本质特征,即对中国传统精神本身价值的重新呈现,由此显示出一种思想史的考察路径,即从思想史的意义上呈现出中国传统价值的特殊性和一贯性。

这就是蒙先生的哲学思考在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方式所具有的最大的启发性何在呢?简要地说,我自己认为,蒙先生的思想以及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可能用他自己在《人与自然》中所讲的四个字来概括比较好,就是“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当然并不是要去复古、要回到古代的生活世界。因为这样的回归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回到原点,实际上就是回到中国思想的本源,从而真正发现中国哲学的特质以及价值,并由此而生发出其独特的现代价值。我后来想,可能有两个层面的意思,或者说,两个层面的回归,即核心问题和根本内容的回归。这两个层面,在蒙先生的代表性作品当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第一个是对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的回归,这主要体现在蒙先生的《中国心性论》这本书。[6]其实,有的老师已经讲到了,蒙先生自己也讲过,这本书还是受牟宗三先生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我想说,对心性问题的这样一个回归,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原初的问题。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特质的哲学形态,有它自己的核心问题。而对于心性内容的关注,即提示我们对于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最为基本的、原初的问题意识的重视。这是在核心问题上的回归。如果我们说蒙先生哲学是情感儒学的话,要对儒学进行情感诠释,首先要回到心性的问题,若是从纯粹知识论的角度出发,是无法进入情感的讨论的。那样,可能也就无法真正回归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从《理学的演变》、《理学的范畴系统》(更多是一种知识论的考察路径)到《中国心性论》的转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一种回归倾向。

第二是对中国哲学的根本内容的回归,这主要体现在蒙先生的另一本书《中国哲学主体思维》。[7] 我觉得应该关注的问题是这本书里面对中西思维的这样一个提炼、这样一个描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在蒙先生的思想理路中,也非常重要。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回归吧,是内容上面的回归,我想可以从三个关键词当中加以理解:第一个是“境界”,蒙先生写的《心灵超越与境界》这本书,就是对中国哲学里面的境界这一个层面的展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讲境界比较多,境界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核心问题。第二个关键词,我觉得就是在座的很多老师刚才都提到的“情感本体”,这主要体现在《情感与理性》这本书里。在这个问题上,我刚才讲了,我自己受蒙先生的影响比较大,包括写《魏晋情论》的时候。我觉得,情感这种东西,在中国哲学的内容当中,它实际上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也是《人是情感的存在》。对情感的回归,可能是对儒学或者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的一个回归。第三个观念,我觉得是“生命”,或者说是“存在”, 这在蒙先生的《人与自然》这本书里边非常集中地体现出来了。这其实跟情感的关联是很密切的,因为情感表现为一种生命存在。

我想,不论是从核心问题,还是从根本内容上来看,蒙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都很好地指引出、或者说很好地勾勒出了一种“回到原点”的理论思考形式。这样的思考形式,对于理解中国哲学本身的方向来说,确实是比较重要的。这是我阅读蒙先生的作品的一些浅显的想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评。

最后,祝愿蒙先生早日康复!祝郭老师和蒙先生健康长寿,祝在座的诸位诸事顺心。

谢谢!

【参考文献】
[1]与蒙先生一样,许先生也非常详细地回答了我的疑问,并且对于如何在魏晋时代探讨情感问题,给了我细致的意见,并将他当时刚刚毕业的博士生聂保平老师推荐于我。因为聂老师是在苏州大学工作,许先生说,这样可以方便你们多多交流。从蒙先生和许先生这里,我感受到的是前辈学人对于后辈的热情,其实不管他们的说法是不是能够对我们起到真正有效的帮助,这样的方式本身就是对后学的一个非常正面的促进,更何况我是确实从两位先生那里获得了非常直接的帮助。
[2]蒙培元:《情感与自然——〈魏晋情论〉序》:见《魏晋情论》,何善蒙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3]黄玉顺、彭华、任文利主编:《情与理:“情感儒学”和“新理学”研究——蒙培元先生70寿辰学术研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黄玉顺、杨永明、任文利主编:《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先生80寿辰学术研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余敦康先生对于蒙培元先生著《情感与理性》的评价。
[6]蒙培元:《中国心性论》,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
[7]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原载于《“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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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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