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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情感转向的意义及其问题

景海峰

【编者按】作者简介:景海峰,深圳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此文载于黄玉顺主编《“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年前接到黄玉顺教授打来的电话,说是有这么一个活动,要庆贺蒙培元先生八十诞辰,我说我一定要来,这可以说是一种情感的召唤吧,因为蒙先生讲“情感儒学”。

郭淑琴老师也在这里,我应该叫“郭老师”,因为我到北大念书,有一门课,我们那个年级哲学系78级的心理学,就是郭老师上的,一转眼已近40年了。蒙先生,我也应该叫“蒙老师”,因为80年代中我们办《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集刊的时候,当时汤一介先生也请蒙老师帮着找一些稿子、看一些稿子,所以那个时候接触得比较多。我记得蒙老师当时好像是住在北大蔚秀园,我到他家里去,很拥挤,就一张很小的书桌,不知道他们俩是怎么来分配的、时间怎么调整。就一张桌子,蒙老师就在那里看稿子啊什么的,我印象特别深。这一晃就是30多年了。

这几年,冯友兰先生在“文革”前带的几个研究生,许抗生老师、牟钟鉴老师、金春峰老师,都已到了八十左右。今天是蒙老师的八十寿辰,我就想到了这几位老师以及他们对冯先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蒙老师提出的话题,就是现在大家所概括的“情感儒学”。这里面有没有联系的线索,我认为他们都是从冯先生创作的路径里面吸取一些营养,围绕着、或者说参照着冯先生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来思考,试图往前推进。我读蒙老师的书,就感觉到他的这个想法是非常强烈的。

现在讲“情感儒学”,我们可以回到80年代初,那个时候中国哲学的研究刚刚恢复元气。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一个最早的、声势比较大的、影响也比较深远的学术思潮,就是对哲学范畴的研究。当时对范畴问题的关注,就是他们这一批学者,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学术主打产品。这是给那个时代发展能留下印记的一个活动,差不多80岁这一辈的学者,当时都投入到范畴研究这一工作里面,也都留下了不少的著作。那么,蒙老师最早出的两本书,尤其是《理学范畴系统》,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结晶,是当时很重要的一部作品。当然,蒙老师自己有一个说法,说他也在研究范畴,但是与当时研究范畴的学者的思路有点不一样,这就是:他不是就范畴来讲范畴,而是想把理学的范畴作为一个系统的构建来探究,想从哲学形态上来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工作。所以,在当时的范畴研究著作里面,《理学范畴系统》这本书应该说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哲学性,它跟那些只是回到中国传统的资料、讲那些概念、进行语文学梳理的不太一样。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也就是说,还是受到现代哲学体系论的影响,重视科学方法,重视思想系统的逻辑构造,其实这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一系范畴体系哲学的余绪。当时关注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主将们,基本上是在这么一个氛围里。

到了90年代以后,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向,慢慢对范畴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有反思和检讨,尽管范畴研究突破了“两个对子”,对中国哲学形态的丰富化理解有帮助,但还是不能摆脱僵固的逻辑理性的束缚,不能很好地反映传统哲学的面貌。所以到90年代之后,中国哲学界的研究思路就发生了转折,不太以范畴研究这么一种方式来做中国哲学。这个转折里面,我们看几位老师,他们都有重新的反思。金春峰老师,他就特别关注信仰问题,后来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了《哲学:理性与信仰》一书,将“理性”和“信仰”对举,通过重新讨论信仰来反思理性缺失的问题。蒙老师呢,就是从情感入手,讲情感和理性的关系,认为“人是情感的存在”,而非“理性”。许抗生老师,讲自然,他是用道家的思想来反思理性,检讨理性主义的困境。牟钟鉴老师,他后来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做民族宗教学研究,更多是从一些宗教方面的问题来反思理性。所以,他们几位很明显的有一个一致的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这辈人对理性主义的检讨和对唯科学–理性–逻辑时代的一种告别。因为80年代,当时科学主义的信仰很强,哲学研究都是按照逻辑理性的框架或者要求来做,思考问题都是在这么一个模式化的范域里面。但后来就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很大,我们的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与中国传统的哲学相结合就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往往装不进去。当时也是受到了港台新儒家的一些启发和影响,像牟宗三、唐君毅的书开始流传进来、流行开来,影响到了研究的风气。所以我觉得,90年代以后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转向,包括蒙老师对情感问题的关注,即“情感儒学”这样一个新的进路的出现,是和这么一个大的转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想法的出现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

会议的邀请函里面说,由“性–情”到“情–性”这样一个架构的转折,是“两千年来儒家哲学之大翻转”,给予的位置很高,觉得这个事情是当代儒学研究里面一个很大的事件。前面几位老师做了一些分析、评论。我想说,这个问题在十多年的中国哲学研究里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对于“情”的研究,过去一般是按照传统的性、情、欲三个层面的架构来探讨。比如说汉代有性情之辩,到魏晋玄学里面对此也谈论得很多;在佛教传入以后,情形就越显复杂;到了理学时代,对性情的研究达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这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整个儒学研究与建构。实际上,性情问题已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情感问题,而是一个哲学本体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所牵涉到的一些理论问题就很复杂。

如果我们推究这个观念,在当代语境下来重新思考,那在某种程度上它就与西方所谓“情感”或“爱”这样一些观念是缠绕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代的理解往往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之下,由此来确定我们现代语境的“情感”观念,这便先需要做一些重新的梳理。我觉得这里面所包含的线索叠加起来是非常复杂的,一般所说的“情感”到底是在何种意义或者脉络之中成立的?从现代语境,我们今天都感觉到情感确实很重要,因为它和“理”这个层面相比,更具有一种当下性和存在感知的活性,跟人的生命机体活动、特别是细微的心理变化联系在一起,是人的精神生活之复杂性内蕴的一个场域和特别的呈现。它与科学理性的思维活动不同,和以往人们所重视的哲学指向的精神性也不太一样,它不太容易验证,也不太容易言说。如果按照传统哲学体系的架构方式来讲“情感”,就存在着很大的挑战,感觉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每个人又都时刻感受到这样一种因素的存在,也都承认它的重要性,那么怎样在当代的哲学理论体系里面给“情感”问题一个地位,并且有恰当的表达,这确实是我们所面临的难题。

我觉得,这里需要做一些剥离,从现代语境的“情感”中跳出来,回到我们自身的传统,因为中国文化中对于“情”的处理,肯定跟西方有很大的差别。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情”的感性根基就十分牢固,那个“爱欲”(Eros)跟中国哲学里面讲的“情”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国文化讲“情”,是和“性”的本源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性情并举,情是由性延伸出来的,无法隔离开,所以它不是一个浅表性的存在。尤其是在理学形态里面,对“情”做了义理化的处理之后,实际上“情”就不是一个感知的东西,而是生命的一种本体意义的存在。那么,这样一个“情”,当然就和抽象的“理”结合在了一起,并且与“义理”、“天理”这些最高意义的存在有了某种融合性,或者说它们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与匹配。

当然,在理学系统里面,可能过分地强调了一种更高的普遍主义的东西,像“天理”之类,这就造成了对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或者情欲的某些限制、甚至是抹杀。所以,后期的理学中就出现了某种反弹,对“情”与“理”的关系来重新配置,或者将情的合理性融入对义理的阐发当中。我们看到了晚明,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文学表达,当时所张扬的就是对自然情感的呼唤,而不是义理束缚之下的情感。实际上它是对理学里面处理情感方式的反思,因为高度的抽象化、义理化之后,情感的抒发就成为问题,就可能会对情与理的关系造成一些错置,甚至在日常的生活经验里边没有办法来处理,造成许多合理而不合情的问题。所以后来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里反思这个问题,讲“理”就是“情之不爽失也”,强调“情”的重要性,反思“理”对于“情”的窒息或者扼杀这样一种危机,甚至后来有“以理杀人”这样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如果情感、七情六欲这种日常的生命状态没有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就可能在“理”这样一个系统里边造成某种强烈的对抗性,甚至是势不两立。情与理之间的紧张,到了明代就成了一个中心问题, 所以才有各种各样对“情”的重新思考和重新表达,包括“遂情达欲”这样一些对“情”的张扬的主张。这在当时的背景下确实有一种意义,现在我们把它称为“个性解放”或者“人性的复归”之类,后来新文化运动兴起,对理学的批判,实际上也是顺着这样一个路向往前发展的。

当然,现代语境下的理解产生了新的内容,和传统论“情”已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所谓的“情”更多接近的是西学的向度,具有浓厚的感觉主义的色彩,失却了本体性的超越意义,以欲望的满足和及时享受人生为前提。在西方观念的刺激之下,肯定人的情感的自由抒发,极易转而为物质主义的低俗追求。我们看这一个世纪以来,它的泛滥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今天的时代,物质主义、官能主义、享乐主义极度膨胀,到处都是情欲的鼓荡,人越来越变成物化的“非人”,情感的厚度变得越来越薄,它的庄重感也几乎丧失殆尽。对“情”的个人主义解读,造成了失范的无根状态,欲望的无限制流淌、冲撞和纠缠,使得社会价值在整体上趋向于低俗化。情感的无拘无束及其浅薄化呈现,将义理、理性这些传统秩序的维系物冲得七零八落,难以为继。在今天的社会,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这种情欲的无度和泛滥已经造成了对文明形态的冲击,成为我们时代的危机,这是今天所面临的很大问题。所以,从中国传统的语境到20世纪西学东渐以后这样一些复杂的线索,逐渐造成了对“情感”理解的缠绕和难度,何为情、何为情感,需要不断地厘清和反思,这些都是时代很重大的话题。也就是说,在中西观念的冲撞和融合当中,怎么样重新解释“情感”的意义,在现实中做到合理而适情,既坚守文明的尺度,又不断满足“情”的肆决,“遂情达欲”到一个什么样的尺度,才是可行的、合理的,才是我们人类文明可以接受的?这些在今天依然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原载于《“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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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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