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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儒学作为哲学或形上学的研究方向

李景林

【编者按】作者简介: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此文载于黄玉顺主编《“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蒙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哲学和学术前辈。原来我是在吉林大学工作,所以和蒙先生接触并不太多。不过,20世纪80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读过蒙先生的书,感到蒙先生的思想很深邃,也很严谨。后来我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来任教,与蒙先生交往逐渐多起来,感到蒙先生不仅思想学术值得尊重,而且人也特别亲切。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南京去开会,他在南京的学生送他两瓶好酒(我忘记是什么酒了,反正是特别贵的酒)。在回程的火车上,蒙先生非要我们大家一起享用这两瓶酒不可,大家把酒言欢,其乐融融。蒙先生和我们这些晚辈学者在一起,无拘无束,毫无架子,使人感到非常亲切。

蒙先生70寿辰在北京大学开的那个研讨会,我也参加了。去年玉顺兄给我打电话,说蒙先生80寿辰,要出一册纪念文集,约我写篇文章。但是,去年我患眼疾,做了手术,很长时间不能读写,遗憾未能成稿。最近要召开“蒙培元先生80寿辰学术座谈会”,玉顺兄再次约我来参加。我想,我虽然没写出论文,但是一定要来参加会议,主要是想来看看蒙先生。

蒙先生的书,我虽然读过,但还缺乏深入研究。这里有很多蒙门弟子,蒙先生思想学术的具体内容,他们可以去阐发。我这里有一点感想,就是觉得蒙先生所坚持的一些学术和思想方向,和我自己有灵犀相通的地方,而且觉得特别重要。其中一点,就是蒙先生特别坚持对儒学的哲学和形上学的研究,并且一直在对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和形上学的特点进行不懈的探索。蒙先生所坚持的这一思想和学术方向值得我们继续坚持并予以发扬。

近年,儒学的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国学热、儒学热的现象,这使得过去以哲学来研究儒学的方式被逐渐淡化,大家对儒学在哲学层面的研究比较放松了。一些学者对用哲学的方式和概念来研究儒学表示一种质疑的态度,强调儒学研究应以经学、经学史的研究为主。我觉得,经学这个角度对儒学的研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的儒学研究,以西方的哲学概念和理论框架来现成地套用儒学,可能有一些偏蔽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哲学或形上的思考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

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对人的存在及其周围世界的形上思考,那么,儒学的核心就是哲学。儒学的目标是求道,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1],又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表明孔子一生都在求道,以道为最高的目标;《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由此看来,儒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形上学和哲学。近年有学者特别强调经学对于儒学研究的核心地位,这是有道理的。也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研究经学,只需要研究经学史,而不需要经学。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其实,所谓经学史,正是由每一个时代的经学所构成的历史;在中国思想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思想总是要经由经典和义理的双重建构而构成这一时代的经学,而这一时代的哲学或形上学,亦蕴含于其中而构成其核心的内容。这是儒学在每一时代形成其哲学的一种基本方式。

哲学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学问。其实,凡是与人的生命存在密切相关的学问或文化部门,都具有个性化的特征,比如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也是这样。哲学从来没有一个为哲学家所共同认可的普遍原理体系,我们过去讲“哲学原理”,并拿它来规范中国以及西方哲学的研究,这是有问题的。每一个思想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学问之道。黄宗羲以“殊途百虑之学”、“一本而万殊”来概括为学之道,认为学者必“穷此心之万殊”,成一家之言,才能展现“理一”和那个同归一致之“道体”,这很好地表现了哲学作为一种个性化学问的存在方式。哲学是以个性化的方式来表现出普遍性理念的,西方的哲学有它自身的特点,中国哲学也有它自身的特点。

由此看来,我们用哲学来研究儒学,是毫无问题的,而且是必须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找到儒学作为哲学或形上学的个性化特质,而非用一种外在的框架来规范它。蒙先生的学术研究特别凸显儒学的哲学形上学层面,并着力探索儒学作为哲学和形上学之自身的特点,这一研究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蒙先生“于我心有戚戚焉”。

刚才陈来老师、李存山老师也讲,蒙先生研究儒学,特别重视情感问题的研究,所以有“情感儒学”这么一个称谓。蒙先生讲儒学的特点,就是特别凸显、强调心性论,最后落到“情”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很对的。我们讲儒学是哲学或形上学,但它和西方哲学不同,我觉得抓住心性、情感这个重点,就比较容易把儒学作为哲学与西方哲学区分开来。儒学讲人性论,西方哲学也讲人性论,中国的人性论和西方的人性论,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西方哲学讲人性的问题,是一种抽象理论分析的讲法,比如康德论人性,是在设定自由意志和道德法则的前提下,去分析善恶在理性中的起源,由此分析出人性里面有一种趋向于善或趋向于恶的癖性。这种人性论只是一种形式的讲法,缺乏人性之实质和内容的揭示,因此在人性与现实的道德之间缺乏一种必然性。儒学的人性论则是落实到心性的论域来动态地展示人性的具体内涵,儒学讲人性的问题一定要落到“心”上来讲。其典型的说法,就是“心统性情”。张载这么讲,朱子也这么讲。“心统性情”,是进一步把“性”落到“情”上来讲。

刚才陈来老师讲到,蒙先生所说的情感是一种“理性的情感”。“理性的情感”这个提法,凸显了儒学“情”论的一个重要特点。西方哲学传统上把情感划归到非理性,当然也有例外,但主流是这样,因为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儒家言“性”,落到“心”上来讲,言“心”则落到“情”上来讲,“情”是“心”的现行和实存内容。因此,儒家所理解的人,“情”是实存的主体,“知”并非一个独立的原则,“知”是在“心”的情感表现活动中的一种心明其义或是自觉作用。所以,这个“知”,便是依情而有的“良知”,它既是存在性的、有力量的,同时又具有一种本然的决断和定向作用。儒家讲人性善,有些人把它理解为人性向善,有些人把它理解为人性本善。我是主张人性本善论的。为什么是人性本善?因为人性之善,不仅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性,而且具有先天的内容。孟子讲“四端”,主体是个“恻隐”,同时内在地具有是非之心。这个是非之心,按照阳明的说法,就是“良知”,它既具有情感的实存内容,又具有内在的灵明智照作用。所以,这个“情”,不是非理性的盲目冲动,它具有本然指向于善的方向性,并具有内在的主宰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性善的涵义,就是人性本善。

正因为如此,儒学就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表现在,它是从这种“理性的情感”出发,来规定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样,人与人、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便被理解为一种价值或存在实现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单纯思维和认知的关系。不是说那个对象在那里现成地存在着,我去认知它,而是说人要在存在实现的前提下达到物我的合一。刚才王钧林老师引《中庸》论“中和”的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很典型地表现了这一思理。儒学从人的情感、人的存在的实现出发,去达成人己内外的一体相通,因此特别体现出一种就事物自身来理解其存在价值、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平等精神。这一点,就与西方哲学的人类中心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了。所以,讲儒学的特点,要落到心性上,落到情感上,才能看清其人性论及其形上学的特点。儒学以人的生命存在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所以才讲从工夫上见本体。我自己把儒学界定为一种“教化的哲学”,也是这个意思。因此,我读蒙先生的书,特别觉得自己能够与他灵犀相通,颇相契合。

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进步。在这样一个政教分离的情势下,教化、教养、人格的养成成为社会和个体内在心灵的事务。传统的心性儒学,关注人的情感生活,注重个体的教化教养。这一点,应该成为当代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先生的“情感儒学”坚持的这个研究方向和学术路径,对于儒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今天在会上见到蒙先生,看到他身体违和,觉得很心疼。不过我觉着,以蒙先生的乐观、豁达,相信他一定能够早日康复。现在80岁不算什么,80岁还是年轻人。蒙先生现在已经进入“80后”,希望到他“90后”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来为他祝寿,向他请教哲学和学术问题。祝愿蒙先生学术青春常驻,思想之树长青!

[1] 《论语·里仁》。
[2] 《论语·述而》。

(原载于《“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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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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