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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儒学复兴的优劣势比较

高宏洲

    摘  要:中西方都具有复兴儒学的优势与劣势。中国复兴儒学的优势在于深厚的儒学文化传统,国家和大众的支持,二十世纪儒学遭遇的厄运。劣势在于易因爱生恨而拒斥西方文明,易在众声喧哗中丧失批判的力量,易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易与西方文化争夺文化霸权。西方复兴儒学的优势在于异质文化背景使其能够客观地衡量儒学的价值,深厚的“爱智”传统使其能够找到与儒学对话的恰当策略,完善的政治制度使儒学研究能够保持“纯学术”姿态。劣势在于强势地位使其难以与儒学展开平等对话,文化语境的差异使其较难理解儒学的精髓,外国文化的他者身份使儒学很难吸引伟大的心智,很难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儒学究竟在何时何地复兴,取决于中西方对各自优劣势的发挥和克服。
    关键词:中国;西方;儒学复兴;优劣势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儒学复兴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当然,本文所谓的儒学复兴主要指复兴儒学的一些基本精神,比如仁爱精神,王道精神,忠恕精神,忧患精神,社群和谐精神,良知主体精神,现世幸福等,而不是指恢复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或世界文化的领导权。在笔者看来,后者无论中外都无复兴的希望,也没有复兴的必要。前者由于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关系,所以才显得复杂而重要。那么,儒学究竟会在何时何地复兴呢?也许有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在它的家乡中国啊。这一回答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深究以后就会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国,却没有在德国付诸实践,而是在苏联和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现象启发我们,理论的诞生地与理论发挥作用的地方有时候并不一致。儒学虽然诞生于中国,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变成天下之公器,世界上的任何民族与国家都可以向其借取智慧,就像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向任何其他民族和国家借取智慧一样。因此,在笔者看来,中西方都具有复兴儒学的优势与劣势,儒学究竟在何时何地复兴取决于中西方对各自优劣势的发挥与克服。

一、中国复兴儒学的优劣势


     作为儒学培育下的中华民族既具有复兴儒学的责任,也具有复兴儒学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儒学在中国有浓厚的文化根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虽然失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显赫地位,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不仅现在公认的新儒家如章太炎、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梁漱溟等坚守儒学的价值,延续了儒学的生命,就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儒学也随处可见,只是一些习惯性的行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自觉罢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意识的觉醒、文化的自觉、身份认同需要的加强等原因,国人对儒学给予了极大的眷顾和青睐。如果暂不评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学热的是非得失,只是国学能够热起来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儒学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
     第二,中国人较易理解儒学。二十世纪的西学东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仍然是与中国传统比较接近,与西方传统比较疏远。这不足为奇。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很难一下子连根拔起。尽管西学东渐为中华民族输入了许多异质的新鲜血液,但是中国向来是以自己的兴趣和前见来接受西学的。民主自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完全西化不仅不可能,而且很难取得成功。四五以来激烈的反传统表面看来彻底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加深了中国人与传统之间的鸿沟和隔膜,但是相较而言,当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远较西方学者为易,也远较西方文化亲切,这一点恐怕读过中国传统文化书籍的人都不会否认。尽管在阅读古籍的时候中国人也经常产生误读,但是整体而言远较西方学者准确。
     第三,二十世纪的历史遭遇使国人能够理性地对待儒学。儒学在未遭遇西方文化之前是伟大的,绵延几千年不曾中断。即使在少数民族蒙古族和满族的统治下,在文化方面也能反败为胜,征服统治者。但是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尤其是遭受了西方列强一系列经济、军事的打击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晕大打折扣,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封建的鸦片、吃人的礼教。二十世纪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沉重的,先是遭受了亡国亡种的危机,后是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百年的艰辛困辱足以惊醒一部分学者痛定思痛,在全世界的文化格局中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当今世界局势的风起云涌也逼迫中国学者认真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儒学使其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现代中国的大多数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已经摆脱了传统儒生夜郎自大的陋习,也摆脱了传统文化“原道——征圣——宗经”的思维模式。钱穆、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韦政通、李泽厚、成中英等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和创造性的转化。
     第四,容易获得政权和大众的支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要完全割断它与现代中国人的联系几乎不可能。即使在历史的特殊时期比如五四,人们可以抛弃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纠缠,但是要人们彻底忘记自己的根、自己的祖先,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学理上都不足取。从感情上来说,任何民族都有寻求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延续性的价值需求,要彻底斩断一个民族的过去是行不通的。况且,特殊时期的断裂不是为了永久的抛弃,而是为了更好的延续。在笔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如此。从学理上来说,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虽然良莠不齐,精华与糟粕共存,但是一个理性的民族不会为了抛弃其中的糟粕和渣滓而连精华和金子一起丢弃,就像不能因为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一样。况且,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发展决不能只关注眼前,它必须学会从历史中理解现在,在历史中瞻望未来。对于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而言,过去的历史尽管在某个特定时期可能会成为束缚它前进的包袱,但是从长远来看,悠久的民族历史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后人可以不断地从中撷取丰富的思想资源滋润当下,使其健康茁壮地成长。所以,彻底割裂传统无论对国家还是人民都是不利的。而且,一个国家如果真正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就不会把传统简单地视为包袱和负担,而是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并且从中获益。如果做到这一点,儒学复兴就不仅不会成为阻碍现代化的障碍,而且能够成为滋润现代化的润滑剂。这样一来,儒学就能获得现实政权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从当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能够看出这一点。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继续向前发展,它对传统文化就不会敬而远之,而是会与传统文化合二为一,共同构筑中华民族的新历史。这样,儒学复兴就能够获得政府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的大力支持,使得儒学复兴能够较快地展开。同时,儒学中蕴藏着许多宝贵智慧,会吸引许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发展。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儒学复兴需要伟大的哲学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发展,而中国最适合提供这一智慧支持。
     以上只是就中国复兴儒学的优点而言的,但是理论上的优势要变成现实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中国也具有一些复兴儒学的劣势。首先,几千年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时时召唤国人恢复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儒学自汉代以后就获得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几次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上的被征服更证明了儒学顽强的生命力。在一些学者看来,历史上的儒学对佛教的吸收和消化也暗示了儒学对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发展态势。这些辉煌的历史时时鼓动一些学者提出儒学必将取代西方文化的论断。其中,蒋庆提出的“重建儒教”的主张值得注意[2]。笔者认为试图通过恢复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来复兴儒学既是迂腐的也是危险的。说其迂腐是因为在今天让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竞争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不仅难以取得预期目的,而且有可能引起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嫌忌,从而激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矛盾,最终两败俱伤。说其危险是因为在今天恢复“原道——征圣——宗经”的思维方式,四书五经的科举考试制度,用儒学来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二十世纪的巨变已经证明传统的儒学难以胜任这一重任。在今天要发挥儒学的巨大作用,必须转变儒学的形态,使其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出来。但是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用百年前历史已经证明失败了的儒学指导百年后的社会发展不仅圆凿方枘,而且必将产生滑稽可笑的结果。遗憾的是,这种声音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学热以来一直没有消停过,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第二,对儒学的价值认同容易使国人丧失对儒学的理性批判。对儒学的认同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增加国人对儒学的兴趣,也有可能导致国人对儒学丧失批判分析能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糟粕视为民族特色而敝帚自珍,从而产生排外心理,拒斥对其他文明精华的吸收。这绝非杞人忧天。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借儒家的贤能政治反对平等自由平等,借 “天人合一”思想反对现代化。一些学者有感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堕落、价值失范、伦理失序而倡导国学,提倡小孩读《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经典,希望恢复传统的礼仪规范。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未必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为把未经筛选和转化的古代童蒙读物直接用来教育新时代的儿童,有可能产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悖谬。这种原始式的儒学复兴方式很有可能引起人们的怀疑,将儒学与现代价值观对立起来,这非常不利于儒学的真正发扬。
     第三,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惨痛经历,使国人有借儒学扬眉吐气的心理诉求。二十世纪对中华民族是惨痛的。有些人能够化悲痛为力量,潜心反思传统文化。也有一些人因恨生爱,将儒学复兴视为中国重返世界文化领导权,重获天下中心的标志,借以慰藉曾经受伤的心灵。儒学复兴在后者看来具有展示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身份认同,提升民族的文化软实力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给这种声音提供了底气,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繁荣似乎也给这种声音提供了历史证据,当下中国文化的“失语”困境也促使他们提出恢复文化话语权的冲动。于是,一些学者不再有五四先驱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情怀,代之以为往圣继绝学舍我其谁的慷慨激情。他们有激于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地位,试图与其一较高下,最终取而代之。这显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思维方式。这样的儒学复兴不是建立儒学的真正优越性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些外在的功利目的上,是非常危险的。
     第四,二十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使中国没有积淀下塑造伟大心智的文化土壤。由于中西文化传统都异常庞大,这就使得儒学复兴需要非常强大的心智,只有非常强大的心智才能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其以新的形态应对现实问题。但是二十世纪动荡的时代环境非常不利于伟大心智的成长。歌德曾说:“如果一个有才能的人想迅速地幸运地发展起来,就需要有一种昌盛的精神文明和健康的教养在他那个民族里得到普及。”[3]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显然不能提供强大的心智健康成长的土壤。五四时期的新旧文化之争整体性地否定了传统文化,文化大革命完全割裂了知识分子和文化之间的脐带,改革开放的商业浪潮侵蚀了一些学者的心灵,再加上过细的学科划分,使得中国当代学人的思想视野十分狭隘,研究西学的不懂中学,研究中学的不懂西学,这样的研究格局非常不利于儒学的真正复兴。

二、西方复兴儒学的优劣势


     对于西方而言,儒学属于外来文化,要外来文化的儒学在西方复兴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有难度并不能否定其复兴儒学的可能性。由于是外来文化,所以我们先谈西方复兴儒学的劣势。首先,近现代以来西方的强势地位易使其睥睨一切,固步自封。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突飞猛进容易使其产生引领时代发展的良好感觉,孳生处处领先的优越感,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屑一顾,对中国的印象始终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就目前的社会发展形态而言,西方模式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是与其他发展模式相比其优越性非常明显。儒学毕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其中虽然蕴藏着许多宝贵的智慧,但是希望西方学者轻易相信儒学的价值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政治、文化、法治、社会等方面的不同步,希望彻底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不良印象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其实,人类对文化的选择是非常实际和功利的。如果当代中国能够提供一个令士人向往的生活乐园,必然会引起许多国家和民族的瞩目。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现状比较糟糕,它再怎么宣称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不仅会听其言,而且会观其行。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中国目前自身形象的不完善会助长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漠视。
     第二,文化语境的差异使得西方学者不容易理解儒学的精髓。西方有非常悠久的文化传统,其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必然使得西方人不易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首先,语言的差异增加了西方学者理解儒学的困难,要理解儒学的价值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学习汉语,这对西方学者是个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因为汉语的难度远甚于英语。其次,儒学的古典形式决定了它不易被西方学者所理解,因为它与现代人的生活相隔较远,部分中国人已有此感更不用说西方人了。而现代生活的整体价值观是被西方现代文化所主导,而非传统文化的儒学。再次,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历史语境对于西方学者而言是非常陌生的,要他们“同情之了解”儒学的价值存在一定的困难。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曾经总结过西方学者理解儒学存在的问题,将其概括为十二道障碍,即不曾挑明的假设,宇宙进化推论,偏好静止与永恒,理性与感官的二元,对表述“变化”“过程”语言弃而不用,对第二问题思维的仰赖,对理性客观模型的仰赖,对“质相”与“自然分类”的仰赖,线寓、原因四重说、心灵三分说,普世主义,四种基本语义环境、五种文化范畴,西方文化感悟方式,庞大体系的简约(还原)性[4]。这些都是制约西方学者了解和复兴儒学的客观因素。
     第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儒学很难获得西方学界一流思想家的钻研,西方国家也很难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予以相应的支持。古典形态的儒学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实现创造性的转化,要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必须有伟大的心智参与进来,儒学在西方的他者身份决定了它在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吸引西方伟大的心智对其加以研究。这就限制了儒学复兴所需要的智力支持。西方学者要对儒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必须有志同道合的师友共同切磋和讨论,儒学的异质性使得西方学者在这方面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其研究成果也很难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广泛普及。
     相对于中国而言,西方学者也具有一些复兴儒学的优势。首先,异质的西方文化背景使西方学者能够敏锐地发现儒学的独特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于缺乏异质文化的参照,中国古人几千年只能在儒学固定的框架内打转,这并不是先贤缺乏智慧和向善的意志,而是没有参照物予以引导和启发。这既增加了儒学唯我独尊的独断品格,也限制了它的更新演变。但是与西方异质文明相对照,儒学的优缺点就显豁起来。安乐哲对中西方哲学思维特征的认识就非常具有说服力[5]。这就得力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也与他对强大的西方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第二,西方深厚的“爱智”传统能够使西方学者找到与“儒学”对话的恰当策略。西方的强势地位虽然是阻碍西方学者向儒学借取智慧的一个不利因素,但是西方文化深厚的“爱智”、“爱真理”传统必将督促伟大的思想家抛弃民族、国家的限制潜心向儒学寻求智慧。“爱智”传统既是西方文化发扬光大的动力,也是他们接受儒学的基础。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一定能够发现儒学的价值。歌德对中国文化的肯定是一个典型[6],卜松山对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的探讨也能证明这一点[7],郝大维和安乐哲对儒学精神的发掘更是成绩卓著。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许多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哲学、文学、绘画、舞蹈等学习的必要性。
     第三,儒学的外来文化身份使得西方学者在研究儒学的时候,能够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客观冷静的反思。西方学者往往带着弥补西方文化固有传统的局限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独特视角使得他们更重视发掘儒学有益于西方文化的地方。法国汉学家于连对中国文化的探究可作为这种研究路向的典型代表[8],美国学者考普曼也明确提到了这一点[9]。这样的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于连所强调的中国文化的迂回策略在我们看来恰恰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从哲学创造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策略有其合理性。儒学在他们那里变成了智慧的启发和思维方式的参照。这种学术性的研究态度能够使西方学者摆脱爱憎情结,不容易发生以信仰代替研究的现象。近代以来,西方几百年的文化积淀养成了西方学者比较强大的文化主体性,虽然有时略显固陋,但是整体而言还是非常强大的,尤其是其理性分析与客观批判精神。而且,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完善也能够使西方学者对儒学中的糟粕如君主专制等思想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些都有利于保持儒学研究的学术性。

三、权衡后的抉择


     权衡不是审判,权衡的目的是为了衡量中西方各自复兴儒学的优劣势。这一点对于中国学界至关重要。它促使中国学界认真反思复兴儒学的复杂性。思想尤其是传统思想一旦公诸于世就是天下之公器,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复兴的权利。儒学复兴已经处在一个全球竞争的历史语境,中国学者要有竞争意识,在充分认识到中国复兴儒学的优劣势的基础上,发挥优势,克服劣势,积极稳步地推进儒学走向复兴。
     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就提出“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10])言外之意是未来的学术必然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产物。相比于西方学者,中国学者过去的优势在于我们既能够虚心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又拥有积累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丰富的宝库,这样的知识结构非常有利于我们对未来哲学的建构。而西方学者则由于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使其忽视向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借取智慧的必要性。但是现在形势却发生了巧妙的变化。许多西方学者已经充分意识到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的必要,而且一些学者已经做了非常好的尝试。这样,中国学者在未来文化创构中的优势就不是非常突出了,因为我们所固有的文化优势即强大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已经变成天下之公器,西方学者与我们拥有共同的开采权;而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到目前为止还无法与西方学者相提并论。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学者复兴儒学的优势就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明显。儒学复兴已经处在一个全球竞争的历史语境中,参与竞争的每一个成员都不享有优先权。我们在为中国传统文化终于赢得世界认可而扬眉吐气的时候也要有一种危机意识。如果西方学者率先吸收了儒学的精华,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这必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如果真有那一天,中国将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因为我们一直自诩的文化优越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世界的竞争中又落后了一大步。这绝非危言耸听。美国比较哲学家安乐哲曾在许多场合公开宣称自己是儒家,我想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因为他有那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做后盾。其他许多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日本和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复兴也不容忽视。
     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学者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持开放的心态,虚心向世界各种文明学习,努力实现他为我用。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客观地衡量中国传统文化,积极撷取其中的精华古为今用。我们要在中西汇流的历史潮流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其以崭新的形态作用于当代中国,发挥其现实意义。

注释: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页。
[2] 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国儒教网:http: / /www. chinarujiao. net/p_info. asp? pid = 3141。
[3] 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29页。
[4] 杨朝明主编,田辰山编选:《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安乐哲卷》[M].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7页。
[5] 安乐哲著,温海明等译:《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225页。
[6] 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2页。
[7] 卜松山著,刘慧儒、张国刚等译:《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
[8] 佛朗索瓦·于连著,杜小真译:《迂回与进入》[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9] 乔尔·J·考普曼著,唐晓峰译:《向亚洲哲学学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0] 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原载于《当代儒学》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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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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