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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建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黄玉顺 常强

    按:他关注当下,有着成熟的哲学化思考;他憧憬未来,展现出浓厚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他关注人类的基本情感,对“爱”做出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阐释;他建构了“生活儒学”的理论框架,看似是把儒学生活化,其实“没那么简单”;他认为现代性与民族性都不可或缺,但要有机相融。他,便是知名儒学家黄玉顺。

    访谈嘉宾:黄玉顺,国际儒联理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问:您提出了“生活儒学”,并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流派。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黄玉顺:确实,我创立了作为当代儒学流派之一的“生活儒学”,目前已出版了多本著作。尽管学界对“生活儒学”颇为关注,但真正理解的人并不多。没有读过我的书的人,通常都会误以为“生活儒学”就是把儒学生活化,也就是将现成既有的儒学加以通俗化而已。其实不然,“生活儒学”并非一种现成既有的儒学,而是儒学的重建,就是建立儒学的一种当代理论形态。

    至于我的“生活儒学”之所以使许多人感觉难懂,主要是因为这种理论建构的思想视域问题。生活儒学包含了三个基本的观念层级:本源观念→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伦理学、知识论)。但是,两千年来,人们对于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思维方式很熟悉,然而对于更为本源的前形而上学、“无”的观念层级,人们已经非常陌生了。我要揭示的这种本源观念,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思想视域,所以不太好懂;同时它本来是最古老的、但已被人们遗忘了的固有观念,所以也不好懂。其实,孔孟老庄的思想就是以这种观念为本源的。我把这种本源表述为“生活”,这使人们感到难以理解,那是非常自然的。但我相信、而且事实也是如此:人们会越来越理解“生活儒学”。

    问:大家都在谈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该是什么样的?

    黄玉顺:说到“家园”,让我想起孟子的说法:“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他的意思是:真正的精神家园,乃是儒家所讲的仁爱。照此理解,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是一个“居仁由义”的问题:不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一切都应以仁爱为立足点、以正义为出发点。当然,这需要对于儒学进行某种现代性的诠释、转换,即进行一种新的儒学理论建构。我做“中国正义论”研究,也是想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在社会正义、公正、公平等等问题上的利益冲突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以“仁义”加以解决。这是我们的文化建设的一个核心课题。

    问:这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我们倡导“和而不同”,倡导包容和对话,但共识容易达成吗?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再需要统一了吗?

    黄玉顺:多元主义的思想观念未必可取!当今社会的许多问题恐怕正出在价值多元上:人们在一些基本的价值、道德、规范上无法达成起码的共识,这个社会能不混乱吗?事实上,但凡在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下,人们必有某种“共识”,从而形成一些特定的共同价值观念,当今世界亦不例外。因此,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成为“多元”之一,而是占据这种共同价值观念的制高点,使人们认识到: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正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这对于既有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显然是需要大量深入的理论研究、思想创新的工作的。

    问:儒家该怎样对社会现实问题作出有创见性的回应?

    黄玉顺:人类今天面临种种问题,需要各种层次的解决方案,但整个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总需要某种最高层次的一般途径。我想起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的说法:“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如果让我来说,我会说:“只有爱能拯救我们。”我是说的儒家的仁爱,是说的儒学。要解决这些问题,儒学不仅能局部地提供“一些资源”,而且惟有儒学才能更为全面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不过,这一切有一个前提:今天的儒学不能是“原教旨主义”儒学,而必须是得到了某种重新阐释的儒学,亦即如您所说的有“创见性”的儒学。“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正是当代儒学应有的特征,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没有民族性表达,那就不再是中国儒学,而是西化的东西;如果没有现代性诉求,那就是“原教旨主义”,是很危险的倾向。

    问:在未来,儒家当如何参与国家的主流文化建构?

    黄玉顺: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何为“主流文化”的理解。目前最主要的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主流文化就是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化,那么,在今日中国,这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正在与西方现代文化、尤其是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发生某种意义的互动。

    另一种理解,就是将来将构成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这是从1923年“科玄论战”开始形成、延续至今的格局,我曾有专著研讨这个问题。但这种格局也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其中除了三派之间的更深刻的互动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很敏锐,曾于2009年组织了一组稿件,我本人应邀撰写了《当代性:中西马对话的共同场域》一文,发表在该刊英文版。我提出了“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概念,意在阐明:未来的中国主流文化源于我们的“当代”或者“当下”的生活情境,必定是在三派互动基础上形成的某种新文化。至于这种新文化的具体面目究竟如何,目前尚难确定。但有一点是可以期望的,那就是:儒家文化重新成为某种“柔性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它未必贴上“儒家”的标签。我本人做的国家项目“中国正义论”研究,也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

(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微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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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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