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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

朱学勤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

  岁末天寒,回顾这一年思想文化事件,可圈可点处不少,能说能论者不多。笔者拟集中论述这一年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

  先说事件和趋势。

  1.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蒋庆本为深圳行政学院教师,2001年提前退休,于贵阳龙场王阳明悟道之处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盛洪、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

  2.“公祭”孔子孔子诞辰2555年,作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内容,祭孔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主导,即所谓“公祭”。9月28日,曲阜市市长颂读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拜祭“万世师表”。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间承办,当地政府介入,则为建国后第一次。此举由新华社报道后,立刻引来舆论不安与尖锐批评。

  3.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目前可见的批评,可能以袁伟时先生最为尖锐。他针对此事撰文指陈: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优秀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

  4.读经论辨另据报道,民间悄然兴起读“经”之风,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系统地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发表文章,激烈批评上述现象,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四篇文章,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反对者众,支持者也并不微弱。

  5.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的学理依据与蒋庆及北京文化峰会不同,并不是来自儒家圣贤,而是来自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法学界也出现一批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同情的理解: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

  蒋庆读经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恐非蒋庆一人能料及。1994年我去深圳开会结识这位朋友,那时他已经开始穿中式大褂。十年来他行装不改,主旨不变,应该得到众人尊重。我以为,民间活动不涉国有资产流失,确实应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态度,无论是《易经》、《圣经》,或是《可兰经》,都可以读。即使那批中青年朋友要从儒家、老子那里寻找传统资源,我也不反对,尽管也有保留。但所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不必要的历史记忆,理应批评,甚至谴责。若以这两条共识衡量,蒋庆关于读经只能背诵不可质疑的说法,确实过火;但他的对外原则却处理得较好,远走贵州龙场,可谓洁身自好;群贤毕至的北京峰会则反而不如这位“文化个体户”,无论是聚会场所,还是发表宣言的地方,取舍之间欠思量,出处辞让乃儒者大节,似不应那么随便。

  就内容而言,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不绕圈子,坦白直露;后者要多说几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那些说法作为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此前五十年的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反省,不能不从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以“比较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民族之自卑,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西文明”高级。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末叶衰落,从此也以“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在这场文化复古主义流变中,比蒋庆值得评论的个案是杨振宁先生,并不是因为后者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是因为他参与此次“文化热”爆出了猛料,以及前后文化立场出现了逻辑矛盾。杨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的,并发起签署了《甲申文化宣言》。谁也没有料到,不出一个月,杨先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题为“《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讲演,直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杨先生初衷,显然是在追索学术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约瑟问题”,却落入五四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此前的西化论者仅仅把民族病弱的责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他走得更远,把这一责任推到更为遥远的《易经》。对这一类思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发表不同看法,平实而中肯,值得转录于下:

  问题不是出在中国人的思维、文化上,而是出在后来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原因。通常看法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而中国人则此前没有产生希腊文化,故而欧洲产生而中国则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席先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近代科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的结果,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形式上按照《几何原理》而写,但在内容上却突破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自己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后来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席先生也反对盲目夸大《易经》作用的观点,更不能赞同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独用《易经》来解释。

  杨振宁先生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易经》,是否也是从反面夸大了《易经》的作用呢?席先生没有说。但是他接下来提出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则比杨氏切近:

  1644年是个转折点,此前7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产生了《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算法统宗》、《农政全书》、《瘟疫论》、《律学新说》等世界水平的著作,但在此之后,中国和英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议会军队打败了王军,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打断了上述进程。此后到康熙时代,国内外环境都不错,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失去了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双方以此为起点,差距开始拉大;到乾隆时代,“复古”运动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统治政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建国初期,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发展提供怎样的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在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社会条件的差异,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所谓“李约瑟问题”,不必到1400年以前的希腊去寻找,也不必追着孔子、孟子。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

  上述谈话发表在最近一期《科技中国》,其历史纵深与文化含量,并不亚于北京文化峰会及其《甲申文化宣言》。只是因为人文学界多半不读非人文杂志,这篇谈话没有得到应有注意。

  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的?而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杨振宁先生的文化立场矛盾,可能来自他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与本土民族主义情绪的冲突?杨先生是个杰出而成功的物理学家,他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人类思维逻辑具有普世性,只要遵循普遍规则,套用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语式: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在思维方式这一最为核心的文化问题上,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否则,无法解释他在西方的成功,也无法解释他为何那样强烈地批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哪怕是寻错了方向,也不给中国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留下可以逃避的余地。对于这一点,我是欣赏的。可惜他的局限在于,他被民族主义情绪拖住了另一条腿,使他思维逻辑的另一面倒向文化相对主义,前后矛盾而不自知:出席北京文化峰会并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满足他民族主义情绪;回过头批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使他回到了一个科学家本来应有的普世主义。

  像杨振宁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此次抨击《易经》,有些说法不无可取之处,如他强烈批评中国士人对技术的轻视,以及逻辑思维欠缺,这些缺陷客观存在,并不是此前没有人这么说,而是因为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到现在还没有摆脱崇拜国际名人的庸俗习性,同样的话只有出自他这样的国际名人之口,方能收振聋发聩之效。

  此外,此次文化复古浪潮在整体上没有跳出五四以来窠臼,但因为杨氏参与,也带来一些新鲜气息。以前的文化讨论总是人文学界在那里自说自话,很少看到科学家参与。在中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斯诺所言“两种文化”的隔阂,还有一层不能说破的因素:包括我在内的大陆中青年人文学者,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过早,一些朋友因数理成绩不理想,才被动转向文科班;进入大学后继续受害于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尚未及时矫正,却已经开口发言,进入了文化热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科学家保持距离,以沉默而自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本文不是专为杨振宁先生发,只是引杨振宁先生偶一失误为戒,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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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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