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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西人文学术研究问题

----在德倡建新型汉学研究所之失败

李幼蒸

 

九十年代初,前德国驻中国大使费舍教授,曾主动联系一些在德中国社会科学访问学者,关心他们在德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们通电话后,相约在杜塞多夫车站咖啡馆见面,晤谈了一个小时。费舍非常关心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则谈到对德国和西方中国学研究方向的意见,彼此增进了了解。我当时刚从基金会拿到有关中国伦理学思想史研究写作计划的长期资助,自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问题越来越关注。基金会还在我的科研项目中纳入一笔考察东西方汉学研究方向的经费,这使我其后两三年中得以对欧美和港台日本进行了几次学术考察,对国际中国学的现状扩大了了解范围,也进一步对其增加了批评意识。

大致来说,学界需要破除中国学研究中的三重“偶像”:以为国际的中国学水准高于中国国内的水准;以为现代中国史学就是大量经验资料的累计:准史料学方向;以及以为中国的儒道释玄学应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结果,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现代研究的国内外主流方向是:历史的,经验的和东方的。因此在国际上,中国学纳入了亚洲学或东亚学领域;在国内,中国学纳入了文史哲“国学”范围。于是在国内外的中国学各门研究,首先都是按照材料的史地经验性特质来定位的。实际上,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首先应是理论层面上的革新,经验性研究不仅是须在“理论性”模式指导下的观察、分析和总结,而且须是最终可导致上升到“理论性”层次的阶梯。如果经验性研究在“上”、“下”两个阶段都止于经验性层次,其“科学性”即受到明显限制。那末亚洲学,东亚学,汉学,国学,就都只能自外于现代科学主流方向麽?如是,人类对东亚文明史的认知将难以相匹于人类对西方文明史的认知,包括因果认知和评价认知。这两种知识判准都是基于现代主流科学发展的,而非内嵌于史地经验材料本身的。现代人类对东亚古代历史和社会的充分认知,是不可能只从史地材料本身抽绎出来的:例如,你不可能单从细读经史子集本身获得对经史子集的充分认知。在此,“认知”不等于记诵和整理史地文本资料。

西方结构主义和年鉴派史学都是文史哲的综合之学,都是按照科际合作和全方位方向组织的新型人文学术实践。其综合性的特质不限于跨学科的地域合作,而且兼及理论性和经验性的多维互动。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经验性和理论性的互动关系长期存在。在非西方学术传统中则普遍欠缺这种互动关系。如果要在东亚文明传统内促进理论性和经验性的互动,必须首先促进东亚学术传统和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互动。但是存在于西方的东亚学和汉学的学术主流和中国国内的国学主流一样,都是经验主义方向的,包括其传统的“玄学”,后者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性研究,而是具理论性外表的另类“诗学”论述。

必须承认,东西学术风格和方向上的这类分歧,首先是东西不同历史轨迹的自然结果。现在则到了应从人类整体角度加以统一思考的时代。至于如何促进东西方间和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有效互动,却涉及到一系列实际的困难。首先是现存教育与科研制度本身的限制。因为科教制度本身也是历史的偶然产物。中国文化学术区有其长达百年的现代和传统的互动史,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性平衡和集体利益基础,似乎极难有突破性更新。西方学术界具有较高现代化实践条件,人们自然也对西方的非西方文明研究的方法论发展抱有更高的期待。八十年代以来我本人也是一度怀抱这种期望的,认为有关中国学的研究应当在条件较优的西方寻求其突破。当时简单的想法是,如果能够“启发”西方学界有识之士在汉学和亚洲学内改弦更张、重视理论,新型的研究条件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期待心理是基于一种不合实际的理想主义:西方学者中不乏以追求真理为职志者;只须晓以大义和论证利害即可。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西方学界的较优物质条件和理论资源来有效开发中国学或汉学的历史资源。具体来说这就是:在西方组建以兼长中国文史和西方理论者为研究主力的新型研究机构。新型研究机构应纳入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两部分,二者地位平等,特别是中国学者应该具有独立科研资格。当时我的一个更加理想化的构想是,此类新型机构应当相当地脱离教学任务,以使高级科研计划不至于被必然“低级”的教学纲领所拖垮。因为西方学生普遍面临的汉语学习障碍,使得教学工作极难与高级科研任务相结合。

等到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上述理想化愿望进一步增强后,我并感到此愿望和构想不仅是一国一科之事,而且是关系到人类学术整体的发展。为此至少应当使此重要构想有被公开讨论的机会。当时的想法当然也是受到个人一时“顺境”所具有的“假象”所鼓励:德国基金会和德国学者似乎会同情我的论点,如果我们都是把中国学当成人类学术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非只是当成中国之事或汉学之事的话。作为现代哲学故乡的德国本来也应当有此宏伟气度。实际上,我本人在德国基金会受到长期支持似乎也证明了他们对汉学理论化方向的关注。记得基金会在讨论我的新科研计划申请时,《野性的思维》译作也曾被拿出来当作我本人具理论思考能力的“物证”之一。基金会曾批准了我的符号学研究计划并补助研究成果出版,也可证明德国人是接受我的理论化的研究方向的。剩下来的主要障碍是人事关系层次上的了。我向不少德国朋友呼吁:德国方面必须认识到,应当区别两种“德国的利益”:个别德国学者的名利得失和由德国所支持的人类知识真理事业所带来的道德荣誉。在实践层面,德国人应该象美国人那样不斤斤计较学者的国际背景,而关注学术计划本身的得失;同时又能克服美国人的种种实用主义倾向。

这样,我就想到应该和一向关心中国学术事业和德国汉学事业的费舍教授谈一下我的想法。三四年来我们时有电话和信函来往,但并无深谈机会。大约1995年底左右,费舍了解了我的想法后,很感兴趣,遂邀我去他波恩家中一谈。不想我们一拍即合,竟然是“英雄所见略同”。他对我对西方和德国汉学界的现状的分析完全理解和赞同,认为德国汉学界必须克服人员构成方面的排外心理,不应以增加汉学界学者的个人利益为德国汉学学术之目标,而应以增加德国的一般汉学水平为学术的终极目标。这就是,必须大度地吸收兼长中西学术的中国和他国学者参加德国汉学机构。他甚至于最后完全理解了我的“谬论”:应当成立相当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类型的纯研究机构。我坚定主张,德国和西方要想真正提高汉学水平,就必须设置脱离教学任务的研究机构。

我从必要性,意义性和可行性多方面证明我的论点后,费舍教授似乎大为所动,当即答应试做两件事:向普朗克研究所提出此构想方案和向与其私交不俗的前总统魏扎克去信,取得支持。后来两封信都复上以我名义提出的构想蓝图,算是由我们两人共同提出的一份新学科建设方案。但是,过了不久普朗克研究所负责人就给费舍礼貌性地回了一信,以经费不足婉拒。魏扎克前总统则向费舍回复了一封积极支持的信函。后来考虑到,要想推进此事还必须取得德国汉学界在位的“开明人士”的支持和参与。费舍本人虽然是中西比较政治学学者,但不属于德国汉学界范畴,甚至于与汉学界有不睦传闻。我于是找到一位长期支持我的、时任哥庭根汉学系主任的汉学家商谈此事。不想这位一向赞赏我的理论观的汉学名教授,在电话中听完我的建议后的第一句话竞是:你们是不是要反对德国汉学?本来我正希望劝说他出山领导此事,却未曾估计到他的“职业维护”意识如此之强。他只希望我能在现存德国汉学体制内参加研究工作,对我的类似于“学术国际主义”的构想并不感兴趣。实际上,自从他进一步明白了我的“意图”后,反而迅速与我拉开了距离。

结果,我在德国最后两年的日子开始一天紧似一天。我甚至于需要从法国友人处取得备用邀请信,以便随时准备在德方拒绝签证后能临时退守法国,以最后完成我的有关中国伦理学思想史的在德写作计划。后来,在德国最后的两年中,一件又一件麻烦事接连袭来。在此期间,朋友和“对手”的身份往往不断改变,原是朋友的迅速变成对手,原是对手的一夕又变成朋友。费舍教授有心无力,最后只是把魏扎克表示坚决支持我们的学术建设构想的官邸公函寄我留存,似乎欲以此表明德国有重要人士人支持我的学术构想。此后我与费舍教授不时电话交谈,在我几次签证“遇难”时刻他都出函力挺。他也是我后来申请美国“杰出人士”绿卡的推荐人之一,对我离开德国,极表惋惜。不幸的是,我来美后不久,费舍教授就因病故去了。

费舍秉持学术理想主义,赞成我的有关汉学结构改革的想法。但这件事的教训让我进一步了解,德国汉学家不可能摆脱个人职业性关切而来构想一个由德国国家支持的“人类共同学术事业理念”。而各国汉学界岂非都是大同小异?职业性利益关切才是今日学界学术实践的根本动机所在。他们或许是有实用上的道理的,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可能佣有人类“学术大同”的全局性眼光,从而内在地限制了自身的学术格局和发展可能。自那以后的下一个十年中,我又陆续有大量类似的观察和经验,当然也远远不限于中国学领域内的问题。今日真理关切和利益关切的普遍对立,已成为人类未来人文学术发展的根本罩门。

 

(忆往叙实  E:并见www.semiotics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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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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