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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符号学与西方符号学的理论互动*

李幼蒸

Chinese Semiotics in Theoretical Interaction with Western Semiotics

Youzheng Li

首发于《文艺理论研究》20096

 

    关键词:符号学,跨学科,跨文化,理论,哲学

    作者按语本文原稿来源于两个部分:作者在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会议上的发言和会议前后所获得的观察与感想。前者的读者对象主要是西方学者,后者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国学者。在欣闻《文艺理论研究》刊物接受此稿后,作者对本文又进行了改写,但仍然未论及符号学和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有鉴于此,遂增附此一按语,以对符号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关系稍作说明。关于“文艺理论”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学术范畴混淆:作为文艺作品的社会“实践总结”和作为文艺现象的“科学认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所谓“文论”(文学批评)往往介于二者之间,文学评论家,其身份介于理论分析、美学鉴赏和社会文化实践指导之间。作为现代人文科学一员的文艺科学研究,则应具有纯学术性格,与朝向创作实践的文艺思想理论不同,其目标和方法相通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六十年代以来(大约“萨特热”之后)的法国文艺符号学运动,十年间将西方文艺理论思维方式提升到科学研究的水平,并迅速将此文艺理论思潮推向整个西方学界。六十年代兴起的当代西方符号学运动的主体,即为各种新文艺理论思维的出现。所谓当代符号学实际上就是“文艺符号学”。这一有关文艺思想理论话语的全面革新,使得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形态与战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例如在有关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关系思考方式上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符号学的“形式主义”,实际上是对作品的静态结构和动态构成进行的科学性分析。文艺符号学代表着历史上文艺学术研究的最新发展阶段,其学术成果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现代化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符号学的形式主义分析已成为文艺作品科学分析的必要组成部分,必然有助于我们对古今中外文艺作品之结构和功能的科学认知。文艺研究的科学性发展首先表现于对研究对象的背景、性质、作用的描述性分析上。传统文艺思想研究侧重于对文艺现象的意识形态“运用”,现代的文艺科学则首先关注对文艺现象的科学认知。为此必需首先准备相关科学的知识工具,后者则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成就。(至于有关文艺思想实践的理论性思维显然属于另一文化范畴。当然,文艺科学和文艺实践之间也存在着认知性和实用性的联系,此一“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本身,今日则属另一文化范畴:有关创作实践的理论问题)文艺理论研究是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具的,而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建设也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与文艺科学相关的一切知识资源中,符号学占据着首要地位。如果说符号学的主体是文化符号学,那么文化符号学的主体就是文艺符号学。由此可见符号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内在”相关性。由于本文原稿构拟的特殊背景,作者不拟在此增附对文艺符号学本身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作者和其他学者有关的著、译作品。

本文主旨

本文指出,一般符号学或理论符号学,并非是某种“元符号学”或“符号学哲学”,它本身可视作在“符号学”之外的诸学科内一般性理论因素和学科专业内容之间的综合物。因此,理论符号学本身的构成也相关于种种常规学科,包括非西方的传统人文学科。在此意义上,现代化了的非西方的或东方的符号学,也可能对未来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做出独立的贡献。符号学的理论不应以传统哲学或准哲学为基础,而只应成为在人文科学跨文化、跨学科框架内加以重新组织的新型认识论-方法论系统。“中国符号学”,作为世界上典型的跨文化、跨学科的人文学术实践,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非西方符号学领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为此须首先调整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整体布局,勇于拓广和深化中国学界对世界人文科学主流理论的批评性研讨。未来“中国人文科学”概念,将意味着在中国地区所进行的新世纪全球人文科学现代化重整事业。对西方人文科学主流理论的深入研究,将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现代化的必要知识论准备条件之一;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发展,亦将反过来有效地促进西方主流理论的改进。所以,中西人文学术在理论层面上的交流,并不仅仅是西方向中国进行片面的理论知识传播、以及中国向西方提供东方历史资料的问题,而是朝向于双方在人类人文科学领域开展高层次理论对话的问题。“中国符号学”作为学科范畴,正是在此“符号学全球化”框架内加以规定的,并将成为中西人文理论对话的主要方法论工具。

1、现代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

我们从现代符号学史中看到,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人文科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革命性贡献,主要表现在它脱离了十九世纪两种西方传统学术思维形态:语史类的(philological)语言学史研究和哲学形上学或本体论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称前者为“材料学中心论”的史学传统,后者为“哲学中心论”的理论传统。结构语言学是跨学科(如在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之间)理论方向的现代新语言学学科,因此其学术思想特点既不符合传统语史学方向,也非根据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形上学逻辑。尽管古典符号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哲学思想史,以结构语言学为基础的现代符号学思维方式之革命性作用,却首先以其和近代德国古典哲学保持了明确距离为其理论思维新形态之标志的。对于现代学者来说,在其企图建立某种统一的“符号学学术思想史”论述体系之时,也须注意符号学史上出现的两大阶段:前现代语言学的(或哲学史类型的)阶段和后现代语言学的(或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的)阶段。现代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实由人文科学各常规学科(包括哲学)内的诸不同理论因素综合组配而成。 因此它 是跨学科性质的,而非哲学中心论方向的。按此学术性格,今日全球化时代的符号学理论,也应视作东西方各种传统学科或常规学科内不同理论之间的综合性互动产物,而不应被简单化地归结于任何西方哲学流派系统之内。符号学理论并不需要哲学性、语言哲学性、或自然哲学性的某种“基础主义”解释。因此, 非西方的跨文化符号学的发展,或许有朝一日也将影响到未来的世界“一般符号学理论”之构成。本文主张,作为主要的非西方符号学的中国符号学,在全球符号学理论研究活动中亦应发挥其理论上独立的、创造性的作用,并以其“跨文化方向的”跨学科符号学实践,积极介入新世纪的全球符号学理论建设事业。因此,由西方符号学和东方符号学共同组成的“全球符号学”,将可在未来扩大的世界符号学学术运动中进一步融合。不过,对此学术前景,西方符号学主流理论至今尚无明确认知。据作者观察,三十年来西方符号学理论在结构主义运动之后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之一,正在于当前不少国际符号学主流理论仍然采取着各种直接、间接的“哲学中心论”的保守思想路线。例如,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北美的实用主义哲学,今日仍然是西方符号学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在我看来,今日符号学的各种哲学基础论思考方向,正反映了西方人文科学整体内的认识论“瓶颈”:传统哲学基础论和现代跨学科(包括跨文化)理论之间存在着逻辑矛盾。[1]

    现代符号学理论的主体,其实来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不同理论成就,例如以下各学科:最具普遍性的语言学和逻辑学,以及具有相对普遍性的心理学、深层心理学、甚至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这些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系统内形成的一般理论性结论,均具有各自的自主性格(就其形成方式和运作方式两方面而言),它们并非导源于某种哲学性知识系统,却均以不同方式为现代符号学提供了各种操作性的“理论基础”,组成了所谓“理论符号学”之内容。因此,理论符号学是诸不同的一般理论和诸不同的部门学科研究之间互动的综合产物。我们于是看到,一种更适切的二分法应当形成于“应用的理论”和“理论的应用”之间。前者有关于那些更具理论性的研究,后者有关于那些较具应用性的研究(例如:在电影理论本身的研究和根据电影理论对影片进行的分析之间的区别;同理,也有“文学研究”范围内的“文学理论”和“作品分析”之别。)。因此,在各种部门学科内,如哲学,历史,文学和各门艺术内,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理论符号学研究。每一部门符号学学术内都包含着偏于理论性的和偏于应用性的部分,可分别称之为“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简言之,所谓“理论符号学”是来源于“符号学本身”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性理论和相关部门学科(包括非西方的学科部门)专业材料之间的某种合成物。

2、“一般符号学”概念的矛盾性

就符号学理论而言,存在着一般层次上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层次上的应用理论研究。于是在符号学时代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新学科:文学符号学,历史符号学和各门艺术符号学等。没有这些具体部门的现代学术实践,是不存在什么“一般符号学”理论的;对于现代极具创意的各种应用符号学成果,与其相关的所谓“一般符号学”理论,实际上仅为若干来自诸部门符号学或学科符号学的理论之合成物。[2] 当然,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符号学运动的扩展,出现过众多的“一般符号学”名目,包括“符号学哲学”,它们都企图对丰富多彩而不免杂乱无章的符号学学术现象进行某种理论统一工作,或为其提供某种统一的“理论基础”。这种倾向根源于西方人文科学传统内的哲学中心论之“简化主义”。有趣的是,正是二十世纪西方人文学术的跨学科实践成果和跨文化的东方符号学的出现,导致符号学思想史上出现了某些逆反于“哲学中心论”的学术理论思考。也须注意,在60年代符号学运动兴起的刺激下,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企图把某些“符号学理论”夸张成什么无所不包的新“哲学大全”,甚至于企图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统一在所谓“一般符号学”的名目下。实际上,符号学及其理论只能是某种“二级理论”,它只不过是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某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成果。不过,此综合性的理论成果却关系到人文社会科学进行未来结构性改造的重大任务。

因此,当中国符号学正在参与全球符号学学术之际,应该注意区分以下这些学科名目之间的区别:符号学理论,一般符号学,以及符号学哲学。在今日西方符号学话语中可不时看到“哲学”一词,似乎“符号学理论”和“符号学哲学”是某种可互通的语词。此一习惯仍然源于上述西方传统人文学术内的哲学中心论倾向。由于语言学在现代符号学运动中的公认特殊作用,于是以某种“语言哲学”作为符号学理论基础的思想,至今流行于西方符号学界。而我认为,这却是当前西方符号学理论和实践较30年前欠缺创造性、生产性的根本原因之一。现代许多西方哲学流派当然都是现代理论符号学的重要资源之一,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把符号学理论简易地建筑在某种哲学流派或语言哲学流派的基础之上。有趣的是注意到,一些积极于为符号学建立哲学理论的符号学家们,本身往往并不是专职哲学家。结果情况反而是,哲学修养欠根基的学者们会倾向于援引某种哲学流派作为自己符号学学术的“理论基础”。这种倾向实际上出现于当前中外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人们倾向于把任何一种易于掌握的“哲学杂谈”(如尼采、海德格尔之类)或“语言哲学”(如维特根施坦、 塞尔之类 )或“准哲学”(如逻辑学、生物哲学、认知科学等)当作自身人文学术研究的现成“理论基础”。实际上,这种理论化思维倾向相当于把符号学学术,以并非适当方式(not pertinently),与任何一种具知名度的哲学理论“挂靠”,以为这就算是具有了某种“深层理论基础”(而其实质不过是在外国文献上找到了“权威性根据”而已,即查出了国际认可的学术记录而已)。实际上,这种廉价的哲学化思维之所以大行其道,也是因为它的确具有学术市场上的高度可行性,后者基于学术商品品牌效应原则(其可行性运作次序是:中国学术市场和国际学术市场挂钩,国际学术市场和学界“明星”〔品牌〕挂钩)。当代学术商品化趋向,遂导致人们从学术的内在价值论原则转向学术的市场价值论原则。而此“挂靠”机制可以通过其国际市场化运作而“落实”在思想史纪录中。例如:国内“康德专家”向国外“康德专家”挂靠,国内康德学者向国内康德专家挂靠,哲学系学生又向康德哲学教师挂靠。“康德”在历史上和学术市场上占据着永恒的价值位阶,各代“挂靠等级系列”均不同距离地向其挂靠,取得各自相应的市场位阶值和历史位阶值。于是,凡是通过相关技术性、制度性运作而可有效地挂靠于此“哲学声名机制”上的学术实践,均可稳妥地取得其相应的位阶值。人们的历代哲学实践就也逐次“挂靠”在、“安置”在(孔曰:查其所安)此“声名机制”上。学者不必再亲身“求真”,而只须间接“求成”(完成取得声名值位阶的程序)即可(康德怎么说,国外康德专家怎么说,国内康德专家怎么说,老师怎么说,等等。博士制度则可保证此“位阶值获取程序”的市场可行性):个人完成康德学,等于履践此康德市场学程序。“康德”成为学术市场的永恒品牌,并相应地引生与之相联的康德学运作机制(由思想史上诸康德学名家及其文本纪录构成)。学人的心态也就从“面对真实”转换到“面对康德学机制”。康德文本遂不再是我们追求真实的工具,而成为我们追求“康德学”机制内社会认可(商标法定)的工具(人们开始追求学术权威的power,而非追求该学术所关注的真理问题本身)。对康德学涉及的学术问题进行科学研究,与在“康德学”权威体制上进行文句复述类的“挂靠”,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3] 

3、符号学的跨学科实践:理论和哲学

    虽然学术的内在性标准和外在性标准之间存在着明显冲突,学者们对此可以“视而不见”或“思虑不及”,其中也牵扯到另一种外在性原因:学界跨学科交流活动的欠缺。例如,在哲学界和符号学界之间交流活动的欠缺,导致双方失去向对方辩难和学习的机会。甚至于在诸传统学科之间欠缺跨学科交流的情况,也同样成为学术理论发展不利的原因之一。此外,不充分、不恰当的跨学科交流,当然也会阻碍学术的正常发展。例如,在文、史、哲、艺四大领域间如欠缺充分有效交流,就会导致某一学科内可能“不够专业地”援引他学科资料作为自身学术建设的“准跨学科”根据。因为,跨学科交流并非指任何不充分、不恰当的“业余水准上的的学术交流”;“业余性层级上的学术援引”可能包含着并非准确的学术认知(在哲学和非哲学学科交流中,此类“业余性交流水准”的缺欠可能出现于双方。哲学家也完全可能“不够专业地”论述符号学理论课题,如当代德国哲学解释学诸哲学名家们(加达默尔,阿贝尔,哈伯马斯等),由于其传统形上学教条主义的限制,几乎都不能准确领悟结构主义派符号学的精神,而他们具有的“哲学高于众学”的落伍性偏见,却遮蔽着他们的认识论视野)。实际上,无论中外学界,到处流行着学科本位的“自说自话”。如果一二十年下来总是几十个“同行”在一起开会,大家的学术背景类似,就会被这样一种虚假的(因其范围的过分窄化)“共识”所蒙蔽,以为自身的学术“天下”就是如此这般。例如,在历史学理论界,不分中外,今日都受到这种学科本位主义的限制。虽然大家都开始“重视理论”,而由于“操作层次”的单学科本位性,其理论性认知遂受到结构性的限制而并不自知。结果,史学理论家们有可能仅以在同仁间通过共同援引某种哲学话语作为史学研究中的理论性装饰为满足(如今日西方史学界广泛援引迦达默尔解释学作为史学理论基础。实际上,一些发自西方“学星”的“玄学话语”只不过在史学理论话语中成为一种理论话语修辞学妆饰。结果,“历史哲学”反而可能成为阻碍现代史学理论建设的伪理论话语)。就历史理论专业而言,我们实际上已经到了须与“历史哲学”告别的时候,而历史符号学的到来则可以看作是此一学术思想变迁的标志之一。(非常遗憾,今日西方史学理论界,特别是美国史学理论界,还难以把握人文学术全球化后发生的这一史学认识论的重大演变。)

以上关于哲学中心论和学科本位主义的评论,绝对不是要贬低哲学知识或部门学科知识本身的重要性。“知识”的实体实际上只存在于部门学科之内,也就是各种“专业”之内。没有专业,也就没有知识。问题不在于专业知识本身,而在于专业知识的“运用方式”。有效的、创造性的知识运用,取决于相关“理论原则”的适当性。符号学实践的本质只在于讲究“如何运用”知识,此类运用的技术又取决于知识技术运用的理论性根据和程序。今日符号学实践的本质正体现着人类知识理论综合性运用的时代性需要。于是,符号学运动的身份也体现出了人类知识世界内的一种新分工意识:专业知识生产和跨学科知识运用在策略上的分工。后者正是当代符号学因运而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按此理解,中国学人对于西方重要学术理论成果,也就存在着创造性把握和运用的机会和必要。人文科学专业知识的形成根植于历史文化背景,其知识生产能力不是其他文化背景出身的学者易于短时间内掌握的。但是对此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则取决于扩大的内外环境条件和认知框架。知识的生产者和知识的利用者,不必定是同一批人。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彼此对专业知识意义和价值的不同判断和利用。非理论原创方对诸专业知识的综合利用结果,也会反过来作用于、有利于知识创始方的学术认知。换言之,中国人文学术对西方人文学术的学习,可能并应该导致中国学术对西方学术的独立、批评的判断和应用,从而通过此“跨学科策略”的运用而促进人类人文科学(包括符号学)整体学术发展方向的改变。具有跨文化背景的东方学术对西方人文学术以及对西方符号学学术的独立性判断,可能并不容易为出身于单文化环境的西方主流学术理论家们所理解。本文讲演的主旨之一在于向国内外符号学同行暗示:中国符号学当然应当虚心学习西方符号学知识,而西方符号学也应当谦虚地、客观地重视东方符号学的理论创造性潜能。

符号学作为有关人类知识理论综合研究的组织者,也就是有关一切既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者,对于诸学科内的学术资源进行着综合的、适切的沟通和组配。我们因此称符号学是一种跨学科的学术实践。前面指出,我们在提出理论符号学观念时必须当心使用哲学性语词,但今日理论符号学话语中的传统性的一般语词也同样并不完善,如“记号”、“符号”等符号学的一级专用词语,也都暗含着某种西方“逻辑一元论”的影子。就符号学和哲学的关系而言,如果我们企图为一般符号学建立某种新的哲学性或语言哲学性的基础,我们将立即陷入一种逻辑上的自我矛盾,因为哲学本身仅只是现代人文科学的学科之一。人类今日知识世界已经远离先前以哲学为万学知识基础的时代了。同样的,今日也不可能寻找作为“哲学代用品”的某种一般学科理论作为符号学世界的“基础”(如本体论的、逻辑论的、语言学的、生物学的统一理论基础)[4]。因为并不存在一种自成一体的、叫做“符号学”的“新学科”。本人二十年来在国际符号学交流中不断企图 纠正西方符号学界的一种错误观念:即把符号学看作某种“新学科”。(参见作者所著《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三版)实际上符号学只是一个构造多元化的学术领域之泛称。以为符号学应该有某种哲学的或语言学的基础的想法,都是因为把符号学看作一种具有单一学科构造统一性的学科之故。这样一种偏颇观念之所以流行,除了西方学术思想史本身的固有倾向外,也同样相关于近二三十年来(特别是“冷战时代”结束以来)西方人文学术全面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结果。因为人文学术只有在按照学科单位组织明确后(“研发程序”、“生产程序”、“销售程序”、“再投资程序”均成为具可操作性之后),才便于市场化运作和取得市场化效果。于是今日世界上就出现了符号学理念和符号学现实的分离性。一种现代符号学的“辩证法现象”表现在:前者为符号学理念的统一性(作为普遍语义学)和学术现象的多元性之共存,后者为符号学现实的人为选择性(体现为某种学术类别的限制性)和学术实践杂多性的共存。简言之,生存于学科分化职场制度内的各种类别“专家”之中,形成了某种便于在学术市场整体框架内进行获利运作的学术内容选择之共识;出于实用需要而确定的选择性学术内容领域,遂为此人为性限定的“符号学学科”确立了固定的学科规范和程序,并以其作为学术市场运作的“游戏规则”。作为“新学科”的符号学也就倾向于成为人类学术大家庭框架内的一种新职场操作领域,此新学科也就被集体地、实用地称作“符号学”。“符号学”遂倾向于成为一种学术市场内“学科品牌”的名称。经此商业化运作,符号学的外在运作效益问题的重要性,遂超过了符号学内在学理价值探讨的重要性。于是这样一种经过市场以实用主义方式编组的符号学学科,也就相对地脱离了现代符号学创新的原始精神,反而有可能仅成为被市场化改造过的一种“学术流行”(academic fashion)现象了。正是这样一种学术市场化机制成为决定着今日西方符号学发展方向的主要力量之一。如确,符号学家们所关注的就将不是符号学世界的学术真理问题,而是“符号学商标”之市场价值问题。[5]

4、非西方符号学的理论潜力

今日对符号学的身份加以重新规定的主张,与对西方人文科学应当加以现代化改造的要求,是相互一致的。从学术运作技术层面考虑,这就是首先强调符号学的跨学科性质,以便从根本上摆脱西方传统的学术逻辑一元论思维模式(最高理性运作的“一贯性”要求和具体学术思想系统的“一元论”要求不是一回事。后者往往即指各科学理中的“逻辑教条主义”)。其次,才是返回人文科学身份本身的调整方面。所谓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只能理解为在操作性意义上某种理论实践程序的合理贯彻,而不应理解为该学术营建某种固定的“元理论”系统。如美国莫里斯符号学那类的知识系统,就是在社会文化领域进行某种“削足适履”运作的典型。[6] 符号学的理论实践,不过是指跨学科、跨文化学术综合性互动实践中的某种临时性理论化操作程序总结,而其理论性资源则来自诸相关学科内部的理论性实践的综合性利用。符号学理论相当于诸不同学科理论资源间的一种操作性“调节器”,因此符号学实践是必然与相关的诸常规学科内容相联系的。在诸常规学科中,语言学和逻辑学的确具有相对的特殊性,它们虽相关于人类知识全体但在其与符号学的联系方式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次:作为人类理性原则贯穿于一切学术话语;作为符号学实践的具体内容,则仍须受制于该学术系统内的符号学规范。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同样批评罗兰·巴尔特和格雷马斯等法国符号学的“唯语言学主义”。符号学内的“语言学本体论”同样并不恰当,虽然在具体运作学层次上的语言学学术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让我们再次重复:我们可以将理论符号学的身份确定为某种部分上导源于其他既定学科理论资源之内的东西;或者准确说,它是种种学科内“一般性理论因素”和不同学科内诸具体研究成果的“化合物”或其多元学术互动之结果。符号学理论家也应当按此符合“符号学本质”的立场来维护这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实践方向。换言之,一方面我们要利用一切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跨学科互动来在不同的(认知的和应用的)层次上调节诸学科知识的内部结构。一般来说,符号学家并不一定擅长于专业知识的“创造”,而是擅长于专业知识的“创造性应用。”符号学家辩证地既存在于既定学科之中,又存在于诸学科之间,又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框架之内。就符号学的理论思维策略而言,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以下三个学术范畴之间的关系:哲学,人文科学,和符号学。显然,坚持“逻辑普遍性”的单一性哲学范畴,与当代人文科学理论多元化的方向不相适合。应该注意一个重要的时代认识论要求:符号学应当站在“当代人文科学”一边,而不是站在某种西方传统的哲学中心论理论体系一边。我们甚至于可以特别说,符号学的本质体现于它与德国古典哲学形上学彻底脱离的特点上。[7]

我们可以推论,东方符号学的理论实践,在我们的符号学全球化时代,有朝一日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成为人类理论符号学的积极组成部分。符号学一般理论的学术身份是在西方文明传统内形成的,但已成为一切文化中的共同主题。原则上,现代符号学是在现代人文科学整体范围内的跨学科活动中形成的。因此,理论符号学的成就并非仅能来源于欧美学术世界。作为相对于西方和非西方学术世界的新兴跨文化符号学,也已成为促进一切学科间理论互动的新学术基地。一方面,跨文化符号学体现为将西方理论应用于东方历史文化材料,而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一般理论符号学的产生来源之一。换言之,理论符号学将成为未来东西方符号学的共同任务,因为现代非西方学科将自然地加入各国学界促进理论符号学发展的共同努力之中。具体来说,不同学科内的种种理论符号学类型,将随着非西方或东方符号学的诸传统学科(文、史、哲、艺)的创造性、批评性的参与,而获得系统的改变或调整。为此目的,我们必须采取两阶段的辩证策略:首先我们应该借助西方理论分析工具来重新表述传统东方学术话语并促使其结构和程序现代化;其次应当借助表述和程序现代化了的东方学术成果,来促进东西方符号学之间的学术互动。这就意味着,本身作为东西方学术互动结果的东方符号学,特别是中国符号学,在两个阶段上介入全球化符号学运动。一个阶段是:在民族学术层次上促使传统学术表述现代化;另一个阶段是:在学术全球化层次上加入人类共同的人文理论探索。后者将对西方和东方符号学理论家在其各自的以及合作的实践中,均产生积极效益。在此意义上,符号学实践,特别是其理论性部分,也必定有助于促进人类人文科学全体的进步。不无遗憾的是,我们的西方符号学专家们对于中国符号学蕴涵的这种思想潜力,目前还远远未能如是体认。我们需要给他们时间来逐步适应符号学全球化的实际变化。学术全球化也必定是一种“去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方向,而后者应当被视作最终同样有利于西方乃至全球人文学术思想发展目标。

实质上,符号学的思维方式首先应该避免一种传统一元论教条主义或逻辑一元论,这是欧洲文化史上在推理和行动方面形成的一种唯逻辑性的“原教旨主义”。这种古典思维形式的典型样例,即为曾经决定着欧洲人两千多年知识形态的哲学和神学的“唯逻辑主义”方向本身。然而自从近代科学、现代社会科学和现代符号学陆续兴起之后,这种哲学中心论的人类古典知识形态已然全面落伍,与时俱进的应对之策首先就是重视古今中外各部门科学各自的理论实践成果及其相互作用。不言而喻,今日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内的理論建設中,都需要区分传统的哲学基础论和其他学科及其互动关系中的基础理论形态,不能够再用现成的哲学学科语言来廉价性地代替诸学科内部形成的活生生理论语言。例如应该明确区分: 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 文学哲学和文学理论, 电影哲学和电影理论, 以及 儒教哲学和儒学的理论研究, 如此等等。与具体学科相关的理论语言当然包含着符号学部分;也就是说,现代符号学语言是可以与诸学科专业相适合的(相匹配的),而传统哲学语言今日则难以和哲学外的学科相匹配了(西方哲学界之所以认识不到这种变化,同样因为“哲学职场”的可行性制度代替了某种学术内在的价值标准;结果他们以市场上的“成功”作为自身学术实践正当性的根据了)。因为所谓符号学语言,其主要目的在于协助清理和调整学科话语本身及其与相关学科间的理论联系。对此而言,一切中西比较研究中的理论性部分更须注意区别符号学理论应用和西方哲学理论应用,前者不致于破损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的原初语义结构和逻辑结构,而后者则可能用西方传统自身特有的理论形态强加于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之上,从而造成了解释学上的不必要“歪曲”,其结果至多只是为中国学术话语增添了某种“理论性装饰”而已。[8] 例如,对于中西比较史学理论研究来说,某种史学符号学的应用只是致力于整理和改述中国传统史学话语本身,经此改述后,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话语得以积极参与现代一般史学理论讨论,并对后者做出独立的贡献。而将某种西方“历史哲学”(如黑格尔或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或“准历史哲学”从外部强加于中国传统史学话语,不仅无助于对中国传统思想史的认知,而且会以某种肤表的中西比较哲学性话语的“文本空间并置”,充当中西史学理论沟通的证明。

5、仁学伦理学和国际符号学的理论方向

的确,全球化的符号学也朝向着今日人类面临的人文科学全面现代化的共同任务。和西方宗教末世论所宣扬的正相反,人本主义的中国仁学精神主张:人类文明刚刚开始趋于成熟。自然科学完成了三百年的现代化历程,社会科学刚刚完成其一百五十年历程,人文科学则刚刚经历其百年左右的现代化过程。三十年来中国人文科学开始进入世界学界,从而正式开启了中西人文科学交流的新阶段。西方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为其人文科学的现代化阶段,这也正好成为其现代符号学形成的阶段;中国新时期的三十年为其人文科学第二个现代化的起始阶段,同时也正好是中国符号学的起始阶段。因此,中西的符号学建设和中西的人文科学现代化建设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现代文化史现象表明了符号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整体的、结构的相关性。人类各个文明传统内的人文科学都面临着各自现代化的任务,而与此同时,各地商业化大潮却也开始有力地阻碍着人文科学的健康发展。为什么人文科学特别需要一个现代化阶段?因为和自然科学(数理化)与社会科学(政经法)不同,人文科学内容古今混杂,虽然号称“科学”,而“文史哲话语”实际上尚难被称作“科学话语”。况且,西方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商业化时代思潮,公然企图抵制和瓦解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建设。在“人文学”(the humanities)的“自由学艺”(liberal arts)帽子下,艺术性、历史性、功利性的模糊话语,各行其事,它们均依赖于市场化可行性的商业规则而能通行无碍。作为西方人文科学一部分的今日符号学,也就可被区分为两大潮流:理性派和反理性派。更为复杂的是,在理性派之内还须区分三大方向,不妨将其简称为:“泛哲学派”,“泛自然科学派”和“多元、整体、结构论的理论方向”。虽然都是理性派方向,而彼此的主张非常不同。本文在此不做详述,只是提醒读者注意,对符号学研究方向是否合宜的判断,应该充分考虑到它们与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总方向的关系。如果与此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占用一个“符号学”的名称,其学理价值就有限了。不过,由于今日学术市场化机制的存在,当然任何一种操作上行之有效的学术方式,都会继续延存。所以不应该根据学术思潮的实际“影响力”来对其进行学术价值评估,而应从其学理本身在人文科学整体内的地位来对其进行估价。在50年来的当代符号学史上,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真伪不一。学术机会主义与学术创新力量共同存在,高低深浅,外界极难辨别。对于发展中国符号学来说,我们的两大任务是:全面深入研究西方符号学理论;将引进的方法论有效施用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话语的现代化研究中。至于符号学对于古今中外不同价值与信仰系统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其功效尤其明显。如果“符号学”无关于当前人文科学面临的众多重大理论问题,符号学的价值也就十分可疑了。而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等符号学流派对此基本不加关注,二者长期寄存于国际符号学界,从事着简单化的理论性活动,彼此均不涉及前述人文科学话语间的复杂语义学沟通的任务。至于符号学运动内的反理性流派或艺术类流派,它们的作用更与清理传统人文话语语义学问题的符号学精神截然相反。我们则强调,符号学是一种科学,但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机械论的科学。未来符号学理论的发展,绝对相关于一种学术伦理学的存在。前面已述,学者没有仁学伦理学之念,也就不会有符号学求真的动机。此外,符号学也是强调集体性、合作性意识的新兴学术,不仅要求跨学科的学术合作,而且希望引生集体性的科学真理追求热情。研究者除了个人具体的符号学学术实践外,也分享着共同科学实践目标的集体性热忱。人类集体的“符号学事业”和个别符号学家的关系,相当于体育爱好者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关系;个人对集体文化实践的关注和献身情感,不一定相关于个人活动与集体活动的具体利益关联。如果认识到符号学是朝向两三千年人类人文学术现代化、科学化的宏伟目标的话,学者个人也不会再把个人在符号学整体内占据的具体参与“份额”,当作个人关注符号学整体事业理由之判准了。只有那些采取功利主义态度的学者,才会按照个人从符号学实践中获得的“具体好处”来决定对其参与和支持的程度。按照仁学伦理学,“朝闻道”的“道”(真理)一定是集体性的;真理的爱好一定是集体性的。所以“真正的”符号学家应当是认识到符号学伦理精神的学者(相当于古代哲学家对哲学真理本身的纯洁献身态度),符号学也就成为相关于个人伦理学志向的一种理想主义学术。此处所谈的符号学理想主义,显然也是今日遵循功利主义原则的大多数西方符号学学者们所难以体悟的。不难理解,为什么今日的中国符号学,在全球人文学界还可能独一无二地涵蕴着某种内在的伦理学目标;符号学既然通向伦理学,符号学者也就可能自然地强化其伦理学意识。采取“尽其在我”和“见贤思齐”原则的仁学式符号学家,必以“学为己”、“朝闻道”为人生观,也就不会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名利得失,反而能够以个人不断的自我知识提升作为真实的学术实践准绳。达到如此体悟境界的符号学家,就不会以某种个人易于掌握的简单化的或虚假的“速成符号学”为满足,而会对与符号学相关的知识和精神之宏伟的目标本身感到振奋。因为仁学者必以获得真知真相为满足,而不以获得虚假的知识幻相和个人声名为满足。本人提出仁学和符号学的“历史交迂”这样的命题,目的正在于强调符号学健康发展和一种伦理学精神间的必然联系。[9]

6、“符号学理论”作为跨学科学术实践的工具

本文从认识论着眼 讨论中西符号学理论对话的意义。顺便指出,在符号学界当然存在着专属于“符号学”的知识范围。作为相对独立的符号学学术活动的存在,首先是指各常规学科领域内的符号学实践;其次是指不同领域间共同的“符号学分析工具”知识的集合。但是,这样集拢的符号学知识只能是相关知识来源整体的一份“工作程序概要”,而非相当于逻辑学或语言学一类的“知识体系”或“逻辑基础”。也就是说,读者不会仅仅根据这样的符号学概要就可以现成地进行专业符号学研究,而是应当据此“纲要”的提示来进一步研习一般性符号学理论资源和专业符号学经验。“符号学家”主要是指专业领域内采取符号学分析法的具体学术实践者(所以今日国外也是以部门符号学为符号学领域之主体);而所谓“一般符号学”或“理论符号学”只应当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整体范围内那些偏重符号学分析的理论实践部分。“符号学理论家”应当是关注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理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的学者。这样的符号学理论兴趣,在规模和气度上,相当于传统哲学家的兴趣,却在工作范围和方向上又与其大不相同。在理论的层次上,传统哲学,人文科学认识论和“一般符号学”,在工作性质和任务性格上是近似的,应当加强相互交流。特别是,哲学家和符号学理论家之间应当开展国内外至今仍然极其欠缺的积极对话。所谓独立的“符号学教程”,应当是针对具体学科理论的研究需要而临时聚拢的某种有针对性的暂行符号学实践“手册”。至于符号学理论知识汇聚的原则,则相关于不同的学科重点、课题方向、分析层次和教育基础,因此可灵活地加以选择和规定。符号学理论知识的存在,代表着研究者对于相关领域内一般理论分析意识的加强和理论分析层次的提高,而非表示找到了一种可现成应用于研究课题的“理论与方法的推导基础”,否则就会使符号学变成一种新的“理论万金油”,而研究者实际上并未在知识理论上获得真实提升。所以,符号学是激发学者深化学术实践的方法论启迪;是朝向高级人文学术理论研究的实践门径,而非某种简便易行的科学“密码”。

    反之,如果采取功利主义或商业化的学术观,学术选择仅仅相当于学术市场运作的工具,此工具当然以其简便易行、影响广大为标准。从现实出发,从实用出发,选择一套“符号学知识”,称其为符号学正统,将其挂靠于某位西方“学术大师”,以期分沾大师之“馀光”,却根本不关心学术的真实价值和问题所在。这样的“符号学时髦”行为,不应该是中国符号学追求的方向。正如一些人把尼采、海德格、黑格尔、康德等“大师”的片言只字或现成理论系统当作自身学术功利主义运作的“话语工具”或个人“归属商标”(自诩为康德派、现象学派等),个人因此工具的“原始主人”之高知名度而分享其荣耀和资格,却根本不对相关课题进行独立深入研讨。这样的话,中国的西学研究以及中国的人文科学将永远无从提高。符号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中国符号学”的学科理念则提出了某种更高的学术要求和伦理学要求,它企图当此全球商业化时代在中国学人内心呼唤传统的“真理良知”,号召学人朝向人类共同的学理追求目标。因此,符号学也应当是与学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息息相通的一种具有为理想而献身的学术实践。

7、中国符号学的方向和使命

    这样,与新时期三十年同“年岁”的“中国符号学”,不仅应当是理性的,科学的,还应该是整体论的,结构论的,以及多元辩证论的。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理性和科学诸基本范畴都是多元的和辩证的,既非哲学形上学的,也非拟自然科学的。中国符号学将主张一种多元论的符号学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后者强调着中国符号学的伦理学内涵和朝向人类生存意义与真理的探讨方向;中国符号学,本其跨文化理论智慧的历史资源,将给失去坚实认识论目标的今日国际符号学理论,提供一个新世纪的新型理性主义方向。那么为什么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符号学能够有此可能性呢?有着漫长历史根源的民族性伦理学智慧传统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深度理解、把握以及创造性地利用符号学的各种技术性知识。符号学,特别是部门符号学,其大量知识积累都是完成于西方的,我们正要虚心吸收其知识遗产(这是我们要和西方符号学展开交流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我们要按照自己总结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立场来综合地、辩证地利用这些知识。知识的生产者和知识的利用者不必等同。这一点和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的情况完全一样。这种态度和策略选择并非基于国际上通行的功利主义和商业主义立场,而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本身产生的仁学伦理学立场。后者使我们有可能在哲学教条主义和非理性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为世界符号学和人类人文科学开辟新的方向;为失去认识论方向的西方符号学运动指出其更新发展之道。新世纪符号学因此应当是跨文化方向的,我们要说服西方符号学专家们认识到中西符号学交流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帮助中国符号学加强对西方符号学知识的吸收,也在于为西方符号学提供可资借鉴的异他文化中有用的思想资源。当然,目前他们还很难从此认识论高度把握中西符号学交流的意义。他们普遍陷入的学科本位主义不仅妨碍着他们在西方学术框架内坚守跨学科研究方向,更使他们难以参与自己了解极少的东方文化学术传统的跨文化研究(他们往往天真地以为自己的“西方理论”可以像一顶帽子一样随意地安置在东方历史材料的各种课题头上)。这样,国际符号学交流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说服他们愿意走上中西学术在理论上进行交流的第一步:参与中西人文学术对话。我们要在两个层次上说服西方学术界朋友:在第一个层次上让他们愿意向中国符号学家传授自己的专业知识;在第二个层次上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学术理论本身尚存在着构成上的缺欠,必须和不同文明传统中的学者共同合作来探讨解决之策。对于中国符号学界来说,当然交流任务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要认真学习西方符号学知识理论;另一方面要在批评性研究的基础上朝向人类符号学学术继续发展和改造之路。

    为了促使西方学者积极参与中西符号学交流,也须首先促使他们调整对今日中国学界的过时偏见。他们一些人今日仍然会以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其实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东西方文化已经广泛地“融会贯通”了。本文作者经常提醒西方同行注意一个会令他们“惊竦”的事实:许多中国人文学者对西方主流理论的把握并不比他们少多少,而反过来他们对东方学术传统则一无所知;是大量中国人在西方研习他们的主流理论,而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在研究中国的非理论性的“汉学”;是中国学人在普遍地学习英文和使用英文,他们则对中文学术话语无能力读解。表面上的“西强中弱”印象包含其重要的“反面”:正是中国新时期的当代学者有可能同时掌握中西两种理论语言:西方理论语言和理论化了的中国历史语言。和唯知功利主义的西方学者不同,我们并非要“炫耀”自己的学术实力,而是要他们承认我们是合格的对话伙伴或合作伙伴,因此能够公平地重视和尊重中国符号学的潜力。这一点,西方人文学术主流学者至今还做的远远不够。当然这一事实也须令中国符号学界深入思考未来活动的范围、方式和目标问题。显然,在高级中西理论对话层次,西方的汉学界难以参与理论性交流活动,而西方的主流人文学界又难以在中西比较史学层次上参与人文学术对话。面对此一国际学术交流中的挑战,中国符号学真可以说是任重道远了。实际上,今日“东方”和“西方”只是一个地理位置性概念,而居于任何地理位置的人都可以在同样的规模上从事古今中外的任何学术研究。三十年来我们一直研究西方理论,而同一时期他们的主流学界对于自己的“对手方”的学术状况并不了解多少。西方主要语言的世界流通性也对他们产生了“掩盖”事情真相的误导作用,让他们以为外语表达不如他们的东方学者,其西方学术的理解也与之相差甚远。这种“误解”有利于他们最初乐于与你交流;而当这种“误解”被排除后,又可能引生他们另一种“疑虑”:还有必要和东方学者进行“交流”么?当东方人深入理解西方学术而西方人不能同样深入地理解东方学术之时?今日产生于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相当充分地被中国学界所掌握(注意一个事实:中国正规中学的数学程度普遍超过了美国中学的数学程度),产生于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有朝一日也自然会被中国学界全面深入地掌握。符号学界的情况,也不会例外。这也是本文原稿在宣读时未曾充分阐释的一个“潜台词”:中国符号学可能并应该参与国际符号学理论探讨工作,因此要求“骨子里傲慢的”西方专家们应该“改善”他们和中国学者对话和合作的方式。要促使他们明智地认识到:不要把一个强化了的中国符号学只看作他们的“竞争对手”,也要视之为他们的“合作伙伴”;看作是建立符号学世界大家庭的平等一员。由于中国符号学的积极参与而可能获得显著改善的国际符号学学术条件,对于一切参与者都将是正面的效果。所以,惯于“与人竞争”和“指导东方”的西方学人,应该慢慢习惯于其东方“对手方”的学术能力之提升(不是“猜忌”,而是“尊重”;我们要启发他们体会仁学的“见贤思齐”原则)。本来,对于仁学者而言,这些都是“以文会友”的当然之义,但却决不是今日广受学术市场化熏陶和制约的西方学术职场人所可能轻易理解和接受的。我们要给他们时间。百年来的中西人文学术交流历史中的长期不平等关系,当然也助长了西方学人高人一等的意识。我想对那些也习惯于如此高视西方学人的中国学者说:中国学者的平等意识不是为了和西方人“争强斗胜”或“光宗耀祖”,而是为了履践我们的仁学求真精神。“当仁不让”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放弃了对人类文化学术共同目标做出积极贡献的机会和责任。今日“日趋窄小”的地球要求人类增强集体生存和工作意识。符号学界也完全如是;符号学家之间需要平等合作,各尽所长。在学术合作中,人人都既是先生也是学生。在此交流中,我们的西方合作者还没有“做学生”的意识。本文也是在间接地暗示他们:在某些方面向中国学者学习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这样他们来中国的“好处”就加倍了,而不是减少了:在向中国学者传授自己学术时获得成果(成为授业专家),并在此交流活动中增加了自身的知识积累(学习了相关的中国学术经验)。当然,他们之中还极少有人能够认识到,中国学界对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做出贡献的时代也已经“悄悄”来临。原因正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符号学精神还领会得不够彻底:符号学就是跨学科,跨学科也就是跨文化,跨学科和跨文化都会影响到今日人类人文科学的结构和功能的现代化革新前景。今日一些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危机”,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脱离了人文科学整体情境而把符号学当成了在职场上参与竞争的某种新学科工具。由于这种学术实践运作方式上的脱离性,人们没有关注到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的内在联系的根由: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一百多年的专业化发展之后正面临着横向综合贯通的学术史上的时代性需要。而符号学就是这样的学术横向贯通之工具:它涉及到语义学的贯通和交流学的贯通这两大方面。不过,这种学术内在的认识论需要和学术的职业功利性需要,在全球商业化时代,是可以长期分离的!只有仁学这样的主体伦理学精神才能对此物化了的社会环境从精神上加以破解。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正是今日新仁学实践之主要场地。

    最后,本文作者在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闭幕式上的简短发言中,除了提醒国际学者注意中西符号学交流的丰富意涵外,还特别提醒中国与会者注意会议具有的另外一种象征性的历史意义。新时期三十年的人文学术发展激发了一个重大的时代性、民族性的学术目标,这就是:作为几千年人文大国的中国,其今日的学术抱负绝不应仅限于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常识和文物古迹,而应勇于参与世界人文科学主流的理论创发。新世纪的中国人文科学将全方位地介入世界主流理论思想;而中国符号学的学术发展,是与此人文科学建设目标完全一致的。中华文明传统本来就是一个人文传统(而非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传统),参与推动人类人文科学事业,正是中华文明现代化过程中的固有之意。符号学则比任何来自西方的其他人文理论形态更有助于中华文明积极参与新世纪世界人文科学的重建事业。

作者简介:李幼蒸,于1936年11月生于北平,1959年起独立研习中西人文理论近20年,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作者现为旅美独立学人,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中心特约研究员。


* 本文根据作者在“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200811)上的大会发言稿为基础扩大编写而成。

[1] 这也将是在今秋以“向艾柯致敬”为标榜的西班牙第10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作者提交的论文题目。

[2] 现代西方以符号或象征等为研究课题的哲学和人类学研究,如卡西勒的象征哲学理论,并不属于现代符号学思潮。

[3] 而中国的独立于儒教封建主义的“仁学”思想,则可成为一种与其“对治”的历史存在;成为一面克制“求利人性”的识真之镜。

[4] 当代许多西方符号学理论家进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建构,都反映着西方哲学逻辑一元论传统的影响:为丰富多彩的符号学实践提出某种“统一的”理论性解释(如意大利艾柯的语言哲学解释)。结果,此统一性往往表现为对某种先前哲学思想的依归。

[5] 中国符号学未来的发展与此符号学学界倾向直接相关。如果采取上述追求符号学“知名品牌”的方式,就会满足于简单化地挂靠于国外“名牌”,并在品牌竟争中肤浅地参与有关符号学“正牌”为何的无谓争论。须知,符号学要求学者深广地介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强化自己的知识结构调整,而非简单地挂靠国外时髦理论。而西方“一般符号学”或“符号学哲学”由于其理论构造单纯,反而适合于学术“追星族”的操作。

[6] 战后东西德符号学界都曾共同追随莫里斯符号学理论模式,反映了战后西德人文科学思想界的创造力之蜕化。所以当代德国符号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和实践贡献不能相比于其他主要西方符号学大国。

[7] 顺便指出,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如法国德里达和美国罗蒂)不时表现出一种自我矛盾倾向:一方面他们倡言反对传统哲学形上学,另一方面,在反对当代人文科学多元化发展时又暗中依靠着传统哲学学科的权威性。结果,逻辑主义的哲学反而不时成为他们反对人文科学科学化发展的武器。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是反理性主义。

[8]  60年来海外新儒家哲学运动与现代人文科学发展几乎没有关系,其技术性失误的主因即为采取中西哲学形上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简单化学术思想实践方向。而其在学术界的可行性又是因采取了制度上依赖于非具理论性的西方汉学学科之故。

[9] 参见作者近文“仁学和符号学的历史交迂----论东方智慧和西方理论的辩证互动”,载于《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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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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